摘要：历史政治学是近年来在中国兴起并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的学科领域，准确认识历史政治学在中国的地位与价值，首先需要回答历史对于中国政治的地位与价值。通过环境—需要—功能的方法，可以发现历史对于中国文明体而言，是其内在的基本需要。以历史为基点的历史政治学的兴起，在于历史对于中国政治的特有功能。物质生产方式和人口生产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国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在中国，作为人口生产依托的血缘家庭关系长期延续下来。四季有序的农业生产和生命延续的“家庭精神”铸就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并产生特有的政治功能。历史为传统社会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合理性与稳定性提供来源和依据。进入现代世界，历史在中国具有获得国家主体性、规制政治选择以及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的政治功能。由于历史对社会发挥的作用效果不同，功能可以区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只有正确对待和运用历史，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变动性和当代性，才能发挥历史的政治正功能。
历史政治学作为近年来一个新崛起的学科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具有现象级的学术动向。作为推动者之一的杨光斌教授等学者发表了《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一文，阐释了历史政治学的两大功能。后又发表了《历史本体论与政治的弹性：政治作用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一文，在对欧美国家的比较中，认为中国史是“政治史”，论述了历史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围绕历史政治学，学界既有较多讨论，也有不同意见。比较有代表性是孙晓春教授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角》一文，其中对历史本体论进行了批评，涉及现代理性与历史的关系。香港学者陈峰教授发表的《历史政治学刍议——本体理论还是研究路径或方法？》一文引用了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说明历史政治学只是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这些讨论都非常重要，但主要是围绕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定位的研究。其中，还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讨论，即为什么中国人和主政者特别重视历史，为什么历史在中国政治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以历史为基点的历史政治学突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并引起争论？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进一步理解历史政治学在中国的兴起及其特殊意义。本文试图从功能的视角回答这一问题，认为农业生产与“家庭精神”决定了历史在中国的基础性和普遍性价值，并产生特有的政治功能，为传统社会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合理性与稳定性提供来源和依据。即使是进入现代世界，历史在中国也具有获得国家主体性、规制政治选择以及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的政治功能。当历史具备政治功能时，人们也要正确对待和运用历史，从而发挥历史对于政治的正功能。
一、中国何以重视历史：功能的视角
“中国是个特别喜欢‘强调’历史之重要性的社会。”自古以来，中国的主政者都十分重视历史。在中国，历史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定论，但中国人是天生就重视历史，还是在客观条件下特别重视历史，这依旧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重大问题。
中国人喜欢说“自古以来”，但不甚关注“自古何来”？在黑格尔看来：在中国，“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钱穆曾指出，“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也可说中国民族擅长政治”。杨光斌在论证历史政治学时，沿着钱穆的思路，认为“中西方国家的历史属性与生俱来的天壤之别，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大相径庭”。中国的确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但这种历史由何而来，为什么这种历史能够使得中国民族擅长政治？这仅用“擅长”或“与生俱来”来论证还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历史的内在基础。
人类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时间产生历史，空间产生地理。从时间来看，人类文明的趋势具有共同性；从空间来看，人类文明的道路具有多样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时间连续性。19世纪，处于西方文明崛起之时的黑格尔对东方文明持藐视态度，但作为学者，通过对世界各大文明体的比较，他也不得不承认：“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在他看来，“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这种历史感使得中国人将自己与历史紧密联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对于黑格尔来说，当他认为中国人只是记录历史而并不对“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时，他也尚未回答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历史如其他文明体对于宗教一样执着的问题。不过，黑格尔充分肯定了历史在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历史’又是一种主要的工具，可以用来发展和决定‘宪法’——这就是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状况；因为‘历史’是产生‘普遍性的东西’的经验的方法，因为它给各种观念成立了一个永久的东西。”在这里，黑格尔提供了一种认识工具，这就是历史的政治功能。
功能是事物所具有的能够发挥作用的特性及能力。19世纪社会科学兴起后，功能便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后被称为功能主义。斯宾塞等学者将人类社会比喻为人的生命有机体。与人的生命有机体需要依靠呼吸、消化等功能加以维持一样，社会有机体也具备各种功能，只有各种功能正常，社会有机体才能持续运转。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在评述功能方法时指出，“所谓机体的生命，就是其结构发生了功能”。一种事物“若失了功能，即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功能基于有机体的内在需要，是有机体不可缺失的。功能主义的方法后来为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运用，并不断完善。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早年师从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他在学习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文化新论》时，对马林诺夫斯基关于“需要”的观点作出了精辟的概括：“需要是指引起文化反应的生理状态和社会情况。需要方面又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基本需要’，就是‘生理需要’；第二级是‘派生需要’又称‘迫力’，就是社会情况或是由分工合作来谋取基本需要的满足时所发生必须做到的社会条件；第三级是‘综合迫力’，也就是社会和个人之间必须加以配合、调剂的需要。”这一观点表明，功能来自需要，需要又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需要产生不同类型的功能。需要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定环境的产物。人依赖于环境而存在，由环境产生需要，因为满足需要而产生功能，通过功能适应环境。环境—需要—功能是一个相互衔接的动态系统，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方法。
功能的视角为我们理解中国人何以重视历史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中国人为什么重视历史？是中国文明体之必需，还是一时的兴趣？是基本需要，还是“派生需要”？如果是前者，意味着不满足这一需要，会出现问题，会痛苦，甚至会死亡，如人渴了要喝水一样；如果是后者，可以戒掉，尽管一时不适，甚至痛苦，但无伤大雅，更不会伤筋动骨，甚至死亡，如戒烟戒酒。显然，历史对于中国文明体的延续是基本需要而非一时兴趣。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视历史？
历史是先后次序的时间序列，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进程。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的生存发展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物质生产，另一个是生命生产。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决定性因素意味着因果机制，没有A，就没有B，这种因果机制内含于历史之中。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指出：“对每一个国家都起作用的一些总体原因，使罗马兴起、维持或坠入深渊，所有偶发事件都受制于这些总体原因。倘若一场偶发的战争即一个特殊原因把一个国家毁掉了，肯定有一个总体原因促使这个国家因一次战败而消亡。总而言之，所有个别偶发事件都是总趋势带动的结果。”因此，历史还意味着因果链条。
人的生存发展首先需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任何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空间发生的，并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
环境是产生需要的前提。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愈是早期文明，人类愈是依赖自然，并在特定自然环境中寻找生产方式，产生相应的文明。由地理环境决定的生产方式在文明体的生存和延续进程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并产生相应的需要及其历史意识。黑格尔将地理环境分为三类：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相连；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高地和海岸区域的共同特点是“不确定性”。高地“绝对没有什么固有的生存原则”。大海“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变做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而在被长江大河所灌溉的流域，“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因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帮助，农业也就按着四季进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大江大河流动的地方适宜于发展农业，而农业提供着四季有序运行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来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过去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规律。春种秋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它体现了一种由过去决定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序列的历史意识，也反映了没有春种就没有秋收的因果链条。人们要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得支配当下和未来的行为依据。中国正是被长江大河所灌溉的流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体。四季有序的农业文明为中国的国家产生奠定了基础，也孕育出强烈的历史意识。
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需要不断地将自己再生产出来，生产的依托是血缘家庭。血缘家庭关系是最初的唯一的社会关系。中国与早期其他农业文明古国一样，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国家，但与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的血缘关系一直延续下来，并成为具有支配性的基本法则。在费孝通看来，“中国文化的注重历史性，要从亲属制度说起。中国是一个有祖宗和有子孙的社会，个人是上下、前后联系的一环”。中国历史不是简单的时间延续，而是人的生命延续的血脉传承。黑格尔“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年月日”，“探索那终古无变的宪法的‘精神’。……这种原则就是‘家庭的精神’”。“这种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家庭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血缘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延续性和确定性。没有父母，就没有子女；没有确定的父母，就没有确定的子女。作为年月日，不只是时间的流逝，而是生命的延续。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组织便是作为生命载体的家庭，家庭是因果链条相接的历史性存在。在韦伯看来，“中国的氏族与家族组织，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氏族发展……相对照之下，……其中的氏族血缘纽带（或拟血缘性的凝聚关系），历数千年，直至近代，恒为一切关系中极具支配性的一道锁链”。在费孝通看来，“过去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需要宗教。他们用祖宗和子孙的世代相传、香火不断的那种独特的人生观为信仰，代替了宗教”。“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正在于这种将个人纳入到祖先与后代的历史连续体之中的做法。”中国的姓氏意味着血缘的传递，血缘关系的本质是由过去决定现代和未来的历史链条，蕴含着没有父母就没有子女的生命起源的因果关系。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有意识的活动者，人的行为受其意识支配。人在变化的环境中活动，需要在“不确定性”中获得一种“确定性”，在混乱中获得秩序，在支流中获得本源，在瞬间中获得永恒，在有限中获得终极。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同的需要和方式，包括哲学、宗教和历史等都具有本源性和终极性价值。对绝大多数文明体而言，宗教具有本源性和终极性，不理解其宗教就不理解其文明体。雅斯贝尔斯强调：“对西方的意识来讲，基督是历史的轴心。”“西方基督教的方式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政治上对欧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中国，具有延续性和确定性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精神”赋予了作为过去的历史、当下和未来人们行为的基本来源，是产生“‘普遍性的东西’的经验的方法”，并由此铸成中国人特有的历史意识。不理解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国。历史在中国具有决定事物存续的本源性特征，是人们行为合法性的基本依据，是中国作为文明体得以长期延续的内在的基本需要，由这一基本需要内生出历史的政治功能。
二、传统社会中历史的政治功能
根据功能主义理论，人类社会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具有维持这一有机体正常运转的各种功能，其中包括政治功能，政治功能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功能。人类社会有两个基本前提或基本需要，一是生而有群，二是群而有序。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荀子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
人要结合为群体，就会产生利害得失的利益关系。为了调节利益关系，获得能够让人群存续的秩序，需要超越当事人的支配性力量，即权力。“从本质来看，政治就是权力，是通过一切手段获取想要的结果的能力。”从功能的角度来看，政治是人们通过权力获得有序的群体生活的社会活动。人类社会有机体通过政治功能满足群而有序的基本需要，因此，政治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是围绕权力展开的活动。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活动的内容有所不同。
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会产生政治功能，这一功能是通过公共权力得以实现的。公共权力犹如人体一定的器官。人体只有通过一定器官才能获得一定功能，如呼吸功能需要由各种呼吸器官构成的呼吸系统发挥作用。公共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系统力量，它包括权力主体、权力运用、权力稳定等。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功能的发挥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如人体的呼吸系统产生的呼吸功能必须在有空气可以呼吸时才能产生效应，否则呼吸系统无法运转，也无法发挥呼吸功能。费孝通在介绍功能的概念时说，功能的第二个含义“是在数学里的函数。如果说甲是乙的函数，甲变，乙也要变”。因此，任何政治功能的正常运转都需要借助必要条件。在传统中国，历史是政治功能的基础性条件，存在因果关系。如黑格尔所说，“‘历史’又是一种主要的工具，可以用来发展和决定‘宪法’——这就是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状况”。传统中国在通过政治活动维持有序整体的过程中，历史发挥着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功能，也相应地催生出合理的政治状况。
其一，历史具有为传统中国的公共权力主体及其合法性提供基础的政治功能。公共权力是一种能够构建秩序的特殊力量。这种力量由谁掌握，是公共权力得以运行及政治功能得以发挥的首要问题。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以“原始群”的方式存在，是一种“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在这种群和共同体中，权力自然生长出来。人们对这种自然生长的权力自然地认可和服从，就如刚出生的子女会自然认可父母的权威一样。自然权力的主体既无须证明，也不可选择。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除血缘关系外还形成了地域关系和利益关系，产生了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凌驾或超越个人之上的特殊权力，具有强制性。人们通过公共权力取得一定地位，以此获取和分配资源，满足一定利益要求。
权力体现着社会关系。与其他资源条件不同，权力具有排他性和不均衡性，拥有权力并凭借权力做出决定的人只能是一个人或者经由授权的一个人或少数人。公共权力是随着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和利益关系转变而产生的。随着公共权力的产生便出现了竞争性问题，即权力由谁掌握的问题。政治首先成为围绕权力获取而展开的活动，这种活动具有竞争性，甚至对抗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施米特认为，“政治的实质包含在特定的敌对状态中”，“一切政治的概念、观念和术语都包含敌对性，它们具有特定的对立面，与特定局面联系在一起”。政治是人们利益的集中体现，因为权力而形成的利益关系会造成不同人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甚至是敌对关系。
政治是通过权力构建秩序的活动。当权力成为竞争对象时，便需要通过政治活动确定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形成一定的政治秩序。合法性来自权力对象的同意和认可，这种被权力对象同意和认可的权力通常被称为权威，它强调权力的来源、依据和基础。在传统中国，历史的首要政治功能便是通过历史确定权力主体的合法性。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很早便存在作为公共权力载体的国家。国家本来是与血缘氏族组织不同的地域单位，但在中国，血缘关系一直延续下来，并渗透到了国家统治中。侯外庐通过比较提出：“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所以，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是革命的路线，而后者却是新旧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路线，用中国古文献的话说，即是前者是人惟求新，器惟求新，后者则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中国自从有了国家，便属于由一个血缘家族居于统治地位的王朝国家，被称为“家天下”，即一家一姓的“天下”。虽然王朝存在更替，但其历史之长，并一直延续下来，为世界所罕见。王朝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便是历史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王权来自父权，具有不可选择性和不可替代性。父权作为权力客体，虽然距离王权遥远，但可以从近在眼前的父权认识和接受王权。父权是历史自然赋予的且不容置疑的，是一种先赋的“历史权利”。传统中国的皇帝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地域国家的统治者，二是“天下一家”的“大家长”。黑格尔因此指出，“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作为家庭的儿女，服从和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作为国家的儿女，服从和忠诚皇帝同样是天经地义的。家庭意味着时间顺序和血缘传统的历史，家庭精神具有提供权力合法性的政治功能。由“血统”产生“正统”；由“正统”产生“政统”。正因为家国一体，所以中国具有较强的历史感。“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家有家史，族有族谱，国有国史，其共同特点都是通过历史记载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比如《史记》就记录了统治家族的高贵祖先来源。
“一切政权都用历史叙述使其已经夺取并掌握的权力正当化。”从王朝统治权的合法性来看，不同文明体都将父权作为王权的来源。洛克的《政府论》上篇专门对此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但在西方，封建王朝时间不长，统治权威具有多样性，特别是宗教具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神圣地位，更强调“君权神授”。“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君权最常见的正当化方式就是君权神授说。”在神面前，父亲和儿子都属于上帝的子民，神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不属于世俗人类历史的链条。宗教极力淡化血缘家庭关系，以强化神的至上地位，发挥政治合法性的功能。黑格尔对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东方国家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由于宗教神话在印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印度缺乏历史感。印度十分关注科学和文学领域的发展，但“关于历史一门却完全忽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历史”。这在于统治者无须以历史证明自己的权力合法性，民众也不必通过历史获得对统治者的认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西方政治革命的重要起点和成果便是“政教分离”，政权不是来自神权，当然更不是来自父权。取代宗教终极价值的是人的理性，是哲学，由此便有了自由主义等各种政治哲学。
其二，历史具有为传统中国的权力运用及其合理性提供基础的政治功能。公共权力是基于人类群而有序的需要产生的，需要在运用中发挥实际效用。这种作用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不是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成效的，甚至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是因为公共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且具有强制性的特殊力量。权力主体有可能，甚至容易滥用权力，从而成为社会有序的破坏者，如人体的呼吸功能只吸气却不呼气一样，公共权力的作用是公共权力得以存续的基础。公共权力如果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满足社会需要、履行社会职能，其自我存在也会受到影响。在恩格斯看来，“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由此便产生了对公共权力作用的合理性需要。公共权力的作用只有符合一定目的，取得为人们认可的成效，才具有合理性。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政治功能在于满足公共权力运行的合理性需要。
国家是超越家庭、受公共权力支配的地域共同体。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路径是积家为国，国是家的放大，只有通过公共权力机构，才能将无数个小家联结为整体国家。公共权力机构运行的“宪法”精神则是“家庭精神”，其内涵是祖宗赋予人的身份、地位、资格和机会，要通过自己的活动延续和光大祖宗传承的家业，即光宗耀祖。这种精神在赋予“大家长”全部权力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当家作主、治国理政的全部责任。公共权力机构负责全国“大家”的生存、延续和光大，必须发挥公共权力的积极作用，形成“责任政治”。“因为全国臣民的公正、福利和安宁，都依靠这种责任政治的锁链上的第一环的牢固坚强。”但是，家长并不能天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公共权力机构拥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更不可能自然履行对社会的重大责任。如何保障公共权力贯彻“家庭精神”，履行“政治责任”，历史在其中担负着重要功能。
黑格尔在比较中国和印度时谈到，“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中国的历史著作不胜枚举，政府设有地位较高的史官一职，这种职位是获得历史功能的器官。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不仅本朝代会记录自己的历史，代替旧王朝的新王朝也会为旧王朝书写历史，从而产生了浩大的“二十四史”和《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伟大史学著作。传统中国为什么高度重视历史，并产生出重要的历史著作，就在于历史为统治者提供借鉴，担负着为公共权力提供合理性的政治功能。
中国的历史著作不仅是对历史的记载，而且也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导向，所谓“文以载道”。“道”是治国安邦之道，治国安邦要安民并造福于民。《史记》记录大禹治水，并将其作为国家产生的标志，这一记载并非偶然，虽然中国的大江大河为农业带来了便利，但也会发生不可控的自然灾害。化害为利的水利工程不是一家一户能够承担的，需要国家组织，而且只有国家承担治水功能，国家才能延续。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时发现了这一秘密，将政府作用与农业收成好坏相关联。恩格斯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的著名论断。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有造福于民之举，都会在史书上记上一笔，家史、族谱、地方志和国史，无不如此。
治国安邦要求不得滥用权力，祸国殃民。传统中国的公共权力至高无上，具有专断性。中国人通过各种历史记载，告诉统治者治乱兴衰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新王朝为旧王朝写史的重要目的，是新王朝要汲取旧王朝覆亡的教训，加以更正。如清朝汲取明朝税赋沉重引起民反的教训，提出“永不加赋”的政策，这表明历史对于统治者具有规训与惩罚的功能。
不同文明体都存在公共权力运行的功效问题，但是，人们在对公共权力功效的体认方面却存在差别。在宗教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天”具有神圣性，公共权力只能臣服于天，且只有臣服于天才能获得合理性。中世纪西方的社会进步从宗教改革开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功效进行了论证。同样是东方农业国家，印度的公共权力在兴建水利工程方面却无所作为。马克思曾经描述了印度农业收成好坏完全是一种运气的情景。“因为印度人没有纪事的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事实的历史，那就是说，他们没有发展到真实的政治状况。”没有“历史”，自然难以产生历史的政治功能，印度政府缺乏治水的内在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三，历史具有为传统中国的权力秩序及其稳定性提供基础的政治功能。在恩格斯看来，作为公共权力载体的国家是因为冲突而产生的，国家的目的便是将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秩序是指人们和事物的一种有序和稳定状态。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获得有序性和稳定性，但政治活动是围绕公共权力的活动。在韦伯看来，“‘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贯彻自己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是什么”。权力的特性会促使权力主体采用各种手段和举措实现自己的意志，不可避免地产生权力的随意性，这不仅难以形成公共权力自我运行的有序性和稳定性，而且难以为社会提供有序性和稳定性。权力的有序运用并为社会提供秩序，成为政治功能得以正常发挥作用的保障条件。它相当于人体的器官运行要有节律的运动一样，没有节律，就有可能发生功能性紊乱，导致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只是这种功能不是自我所具备的，需要借助于外在条件。在传统中国，历史在满足权力有序运行和提供稳定性需要方面发挥着保障功能。
韦伯将传统和法理型权威视为两种稳定性权威，在于它们有稳定的制度体系对权力加以保障。传统意味着历史和过去，传统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通过历史和过去提供有序性的国家。一则在于四季有序、春种秋收的“农业意识”。春夏秋冬不仅指四个季节，更在于不可改变的时序。春意味着万物复苏，一元开始。传统中国的历法将春节作为一年的开端，有春才有夏、有夏才有秋、有秋才有冬，这种对历史顺序的体认来自人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方式，没有春种，就不可能有秋收，四季有序、春种秋收是源与流的关系。二则在于长幼有序的“家庭精神”。从人的生命起源与活动来看，有父母才有子女，先有哥哥后有弟弟。这种先后次序就如一年四季一样，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秩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是本与末的关系。源与流、本与末都是由过去到现在，以过去为重的历史关系。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家国一体，历史关系成为秩序与稳定的基本来源。从公共权力本身来看，以传统为基础构成权力运行的规则。“祖宗之法”成为统治者行使公共权力的基本规则，也是公共权力的稳定器。统治者以儒家治国，在于儒家思想来自血缘社会，是对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家庭精神”的概括。在家尽孝，在国尽忠，成为人们行为的基本法则。“孝道与祖先崇拜，是家产制政权下，被认为不可或缺的基础。”上下尊卑、长幼有序提供了一种稳定性，人们生活在一种先在的或“命里注定”的关系之中，各自居于一定地位，按地位赋予的角色要求行为，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状态，这也是中国文明体能够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韦伯将现代法理型权威之前的权威统称为传统权威，但在以宗教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国家，历史传统的地位没有像在中国这样重要，其政治功能也有限。宗教的时间顺序是以神的诞辰为起点的，对于宗教信徒来说，只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神的世界，另一个是人的世界。前者是神圣的，后者是世俗的，两个世界构成人们的空间秩序而非时间秩序。宗教为人间社会提供基本秩序，比如印度人的法典来自宗教，根据宗教教义安排人间社会的等级，包括各自的政治地位和行为规范。人们生活在一种先在的或“命里注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宗教关系而非历史关系。
三、现代社会中历史的政治功能
韦伯将权威分为传统和法理两种稳定的类型。传统主要指前现代社会，法理主要指现代社会。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要告别传统，是根据人的理性构造，并以未来为指向的社会。历史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似乎不再重要，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在现代社会，历史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承担着特有的政治功能。
功能是由环境和需要决定的。前现代社会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自我成长的社会，在没有不同文明体相比较、相竞争的环境下，人们只能通过向后看才能向前看。这种社会从质的规定性来看，是静止的，甚至是停滞的。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黑格尔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大体上预见了中国和印度的基本走向，但是他没有预见中国和印度都是以被迫的方式卷入以现代化为导向的“世界历史”之中的，在获得了历史进步因素的同时，也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性灾难。经过了上百年的革命和斗争，中国才作为一个崭新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革命是对旧的历史传统和制度的否定，但是一个步入现代化的新中国为何还要重视历史呢？这是因为在现代世界，历史承担着特有的政治功能。
其一，历史具有赋予国家主体性的功能。世界历史是一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交往的整体历史，是人类面临的全新环境。在现代世界，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是基本单位，这种主权国家是由民族和国家相结合而成的，即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国家是政治的和领土的，民族则是历史和文化的。在主权国家范围内生活的民族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具有自己文化特性的共同体。只是这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在“世界历史”到来之前未能获得自觉。而现代“世界历史”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生存与发展的进程，也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进程。在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中，有的民族和国家有可能遭遇“亡国亡种”的威胁。为了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构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确立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性，但这种主体性和独立性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需要相应的条件。在现代世界的中国，历史承担的重要政治功能在于为主权国家赋予主体性和自主性。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这种历史主要是农业文明史。面对现代工业，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正是在危险面前，中华民族获得了民族自觉，即通过自己的奋斗，在世界之林中获得自立和自强。这种力量不是他人能给予的，只能依靠自己，其深厚的力量源泉便是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目的是“救国救民”，为了实现“救国救民”，首先要认识自己是一个与其他种族一样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自身能够自立自强的力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撰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首先回顾了中国漫长而自豪的历史，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一历史为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力量源泉。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存在差异。中国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一方面要对外开放，向人类先进文明学习；另一方面要在世界竞争体系中确立和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来源于长期历史以来的中国独特性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性。历史承担着在现代世界之林中确立中国主体的政治功能。没有对自己历史的尊重，没有对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历史遭遇的体认，就无法深刻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的意义，历史政治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杨光斌等学者提出，“历史政治学的产生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其深刻背景在于当今中国政治发展远远超出既有的政治学的全部想象和知识体系，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它不是简单的因人而起，而是这个时代的需要”。任何学术的兴起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简单对比西方政治学的相关认识来考察历史政治学在中国的兴起，缺乏可比性。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是先行者，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历史确立国家的主体性，历史在这些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功能。因此，历史政治学也只是众多研究方法之一，它的产生是学术发展的自然产物。
其二，历史具有确定政治选择的功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历史的权利”和“人的权利”。前者具有历史决定论或先在规定性，后者从人的独立性出发，具有主动性和选择性。在前现代社会，人的地位和权利以群体为本位，是历史的先在规定，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进入现代社会，人的地位和权利以独立的个体作为出发点，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自我选择的结果。但人是历史的产物，人的选择不能脱离历史提供的条件，任何人和政治都无法摆脱历史，自己揪着头发离开地球。马克思将唯物主义定位为历史唯物主义，其重要原因是历史为人的选择提供了条件，任何理性选择都不可能脱离历史提供的条件。法国是近代西方理性学说和大革命的发源地，但法国大革命后所历经的王朝复辟和动乱正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深刻认识，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作为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具有确定人们政治选择的功能。
中国和印度都是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进入现代世界的，但两个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一种是革命，另一种是改良。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历史是生命活动的载体，是不断适应环境生生不息的过程。用革命的方式进入现代世界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在中国，公共权力只有发挥积极作用才具有合理性，否则可以对公共权力主体加以更换。王朝结构是固定不变的，王朝则是可以更替的。中国很早便有“革命”的理念，比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在印度，“王侯将相为种命定”，人们在宿命论和种姓制的支配下只能被动地接受不可逃避的命运。
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革命，中国步入了现代化轨道。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是后起者，依旧面临着道路选择。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的形式、任务和内容。”经过探索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的重要依据是中国的国情，而国情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历史发挥着道路选择的政治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政治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复杂过程。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发挥了引领人类前进的积极作用，但是超越历史事实之上的理性主义也有其内在缺陷，即容易简单化，甚至绝对化。它力图让人类社会服从某种先在理性，而忽视人类社会因为历史造成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而言，一方面要发挥理性的作用，为社会前进提供方向；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历史传统造成的复杂性，采用必要的方法防范历史的简单再现。“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总结中国政治经验教训，指出：“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急先锋，但又存在长期历史传承的家长制基因，一旦执掌权力，便容易将家长制带入党内。历史政治学的兴起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发挥历史积极的政治功能。
其三，历史具有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的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治国理政成为重要任务之一。尽管现代化的治国理政具备全新的环境和要求，但是历史为现代化的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资源。这在于尽管现代和传统在质的规定性方面存在根本区别，但从时间序列来看，它们又是一体的。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在不同时空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从政治层面来看，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必然产生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公共权力运用的合理性和公共权力保障的稳定性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如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距离传统的自然权力和历史权利愈远，人的自主权利意识愈强，政治的竞争性、冲突性和不稳定性愈突出，对治国理政要求更高。人是历史的产物，人的观念是历史形成的，并会转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人们会在这种文化模式下看待政治。治国理政需要面对这一状况，充分挖掘历史提供的治理资源，提出能够将过去和现在相贯通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和话语，实现有效治理。比如我国在治国理政中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的规律，形成人民至上的理念，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所向”“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在长期历史中被反复证明的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规律。在历史的长周期中，中国人民特别重视权力运用的合理性。“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由此形成积极的行政理念。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国一方面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政府的积极有为性。公共权力必当造福于民，是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基本政治理念。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结构根本性变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因结构性变革造成的政治不稳定期。中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如何在变动社会中获得政治稳定和秩序，是一项重大考验，而历史则提供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我国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能动作用，有助于节约治理成本。运用较低的成本治理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正是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的特点和优势。费正清曾对比美国，对历史中国的这种治理模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一丰富的传统治理资源有待发掘，并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在这一方面，历史发挥着特有的政治功能。
四、如何发挥历史之于政治的正功能？
功能是事物具有的能力与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即正功能和负功能。早期的功能主义者主要是从静态社会的角度使用功能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变迁，美国学者默顿在前人基础上，将功能区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凡是社会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对于社会调整与社会适应发挥促进作用的是正功能，而导致社会结构及其关系破裂的则是负功能，这种区分注重功能实际发生作用的外部性效果。默顿的观点从动态社会的角度深化了对功能的认识。
我们提出历史具有政治功能时，主要是从历史能够在政治结构和过程中发挥正功能的角度论述的，但是以公共权力为载体的政治是一定主体的活动。政治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受政治主体的影响。“一切政权都用历史叙述使其已经夺取并掌握的权力正当化。”政治是能动的，历史作为过去的事实，是相对静止的。历史的政治功能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还取决于政治主体的意志和选择，就如人体的功能一样，它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人体系统。政治主体对待和运用历史的态度不同，则会产生不同的功能，如果人体的呼吸功能吸收的是有害气体，便会损害人作为有机体的健康。如果政治主体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历史所产生的政治功能就是负功能，这种负功能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损害人类社会有机体。
在中国，历史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但它对政治主体对待和运用历史也有较高的要求。如果政治主体能够认真对待和运用历史，便可以产生强大的正功能；如果不能认真对待和运用历史，则可能产生强大的负功能。一些具有较强的现代性意识的学者对待历史政治学持审慎态度，只是没有从学理层面加以说明。要使历史发挥正向的政治功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历史的真实性。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实，历史由人创造，也是人书写并进行解释的。“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人们有可能从不同目的和角度书写历史，进行历史的自我叙述和构建。特别是政治主体出于政治需要，会运用巨大的公共权力书写和构建历史，这种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本身有可能产生距离，甚至与历史事实相背离，而真实才是历史的生命，只有真实的历史才会产生正向的政治功能。正如人体的呼吸功能，只有在接受新鲜空气时才能产生维持机体运行的正功能一样，如果接受的是有害气体，则会产生负功能。
在中国，历史发挥着强大的政治正功能，其重要原因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中国人对历史记录和书写的首要要求是“实录”，有什么写什么。黑格尔颇为客观地认为：“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秉笔直书是对历史记录和书写的基本要求，君主也不能随意干预。“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尽管官府的史官吃的是“皇粮”，但也要忠于自己真实记录事实的职守。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当代人不写当代史成为一种惯例。
当然，政治主体是多样的。在中国，历史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政治主体在利用历史的过程中歪曲历史。政治竞争愈激烈，历史愈是容易为人所歪曲，脱离历史的本体。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影射史学”。这种背离真实性的历史，产生的只能是政治的负功能。政治活动本身是为了获得社会的有序性，背离历史真实的政治活动只会引起更多的混乱和冲突，产生的只是政治的负功能。权力自身的力量和吸引力有可能让历史臣服于权力，但玩弄历史必然为历史所玩弄。这在于权力可以更迭，历史不可改变，历史最终会校正权力。
随着世界竞争中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人们会重写或改写历史，但一定以真实性为基础。因为牵强附会的历史经不起历史考验，不仅难以增强国家的主体性，反而会使国家的主体性蒙羞。近些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历史，其中又特别重视考古，其实质是将历史建立在扎实的事实依据基础上。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发挥政治的正功能。
其二，历史的变化性。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流动的、变化的。只有变动的历史才能发挥政治的正功能，这是因为任何事物的功能都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功能是由事物产生的，事物的存续必须适应外部环境，如果固守历史的某种限定性，就难以产生政治的正功能。
黑格尔曾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这一认识具有历史的偏见，与他所说的中国人的“家庭精神”是矛盾的。家庭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依托，家庭精神特别重视生命的传承，注重上下先后秩序，有保守的一面。但是，中国人的家庭精神不是简单的家族生命传递，而要通过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活动光宗耀祖，因此又有变动的一面。这种保守与变动的精神深深浸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基础。中国人强调公共权力的积极效用无不与此相关，这是传统社会中历史得以发挥正向的政治功能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传统农业文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家庭精神”保守性的一面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时，中国人弘扬“家庭精神”变动的一面，以巨大的历史主动性改变旧制度，成立新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自强于世界之林。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积极进取、自立自强，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获得秩序，从而产生政治的正功能。
其三，历史的当代性。人们重视历史不是为了回到过去，也不可能回去，而是为了当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书写历史，在于历史可以为当代人所用。历史的政治功能只有以今天和未来为坐标，才是有用的历史，这种历史是能够发挥功能的“活”历史而不是失去了功能的“死”历史。只有有生命力的“活”历史才能产生政治的正功能，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只有在“活”历史中获得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发挥其正功能。正如人体的呼吸功能要不断地吐故纳新，呼吸新鲜空气，吐出二氧化碳一样。
中国重视历史记录，但这种记录不是简单地记事，而是在记事的过程中体现出如何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史记》的志向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强调：“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记录历史事实的目的是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为后人的政治活动提供选择依据，从而更好地前进。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梁启超看来：“历史者，乃研究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这正是历史在中国能够产生政治的正功能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传统决裂，走向现代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历史对于当下，传统对于现代的重要性。毛泽东特别强调“古为今用”，其重要方法是“吐故纳新”。这就是摒除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吸收新鲜的有活力的东西；从历史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现代中国不仅要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底气，还要以历史为参照，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是开放的、包容的、充满活力的政治。
近代以来，我国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时期，尚未及认真总结历史，发现历史中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随着一个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传统的认识，以更为积极的视野看待历史，并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政治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这也是历史政治学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只是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