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方帝国范式对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支配，与中国秩序内外连通性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这引发我们对帝国范式解释力的反思，同时也在呼唤着解释中国政治新范式的出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老师在《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发表文章《论政治学原理重构的区域维度》，以“中心统合主义”和“治体论”为框架，将区域研究作为理解大一统国家秩序构建的关键维度。本期《政治学通讯》特邀任锋老师回溯理论形成轨迹：从杨慎贬谪等历史案例的考察，到钱穆、费孝通等学者历史地理方法的启发，最终揭示出中国政治秩序中空间要素的共通性与协和关系，这迥异于西方帝国范式的“中心—边缘”支配逻辑。在治体论视域下，“区域”已超越地理学的空间范畴，成为具有历史政治学意义的概念。基于“区域”维度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既为边疆治理、“一国两制”等当代实践提供了学理化阐释，更为政治学原理注入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的中国智慧。本期“精选”系列发布任锋老师的理论手记全文，以飨读者。

2025年年初，几位学者围绕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四川的《天府新论》上组织了一期笔谈。我本人提交了《论政治学原理重构的区域维度》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提出并不是要追逐眼下流行的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出于过去一些年来历史政治学研究自身议程的内在驱动。

一

历史政治学研究把大一统视为一个非常纲领性的研究主题。我是把它放在与西方国家形态如帝国、民族国家的比较视野当中来进行的。民族国家是我们中国学者进行政治学研究时从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学那里继承来的中心性的政治单位范畴。而过去三十年来，帝国研究再度回归，也构成人们思考世界秩序走向的一个热点视角。相比起来，对于大一统国家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放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中加以解释阐发，这样的研究还非常缺少。原有的解释范式，比如把大一统解读为政治与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比如侧重从中央集权的政府关系加以检讨，带有启蒙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不能满足实践问题提出来的挑战。

过去几年，我尝试提出中心统合主义的理论架构对大一统秩序的核心机制提出新的解释。这样的一个解释是我运用治体论的传统理论资源，并结合现代政治社会研究的一些范式（如中心与边缘关系）做出的某种探讨。其中，围绕价值、主体和制度三类要素的系统统合与体系统合，我认为大一统国家由此机制而形成具有统合性的治理模式与力量，最终导向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秩序形态。它在国家演变的特征上体现出如钱穆先生所言的“层层团结，步步扩展”，并与西方国家传统的分散、斗争、文明中心不断转移形成了各异其趣的比照。

这样的一个解释架构着重于在秩序构建的抽象要素与机制逻辑上展开。然而，在具体研究中，需要分解到更多具体的中观层面和微观单元上进一步展开。比如说可以围绕中心价值系统、政治主体的不同群体、多样化的制度模式进行展开，也可关注它们之间的统合转换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逐渐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与历史政治地理联系较为紧密的区域维度。在这方面，有好几个研究关切推动我逐渐把区域维度作为理解和重新解释大一统的一个值得探索的视角。

一个研究关切来自于对实践问题的关注。我们身处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和时代。很多政治学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边疆治理、“一国两制”、区域合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乃至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重大实践议题，背后都涉及到我们怎样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被归置于“中国”名目下的复杂实践。既有的很多政治学理论范畴，面对这些复杂议题，是需要做出积极应对的。我们作为研究重心的大一统论述，面对这些议题应该怎么样做出积极的、有信服力的学术解释呢？这些从大到小、从宏观到中观的议题，其中都贯穿了区域及区域关系这样一个重要维度，需要思考其中治理机制的构建与演变。

而既有的区域研究，包括区域国别学，倾向于把区域视为一个高于国家层面的研究单元。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不应该忽视在不同层次人类群体单元构建之间的连带关系。换言之，对于中国及其世界秩序定位来讲，我们应该注意到传统中国“即国家即天下”这样一种二重性。中国在秩序构建上的内外相通性，也就是说，当中国处理我们今天所谓的世界问题、国际问题的时候，其处理方式和处理国内问题、内部区域问题，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贯通性的，这种贯通性使得其区域构建也有某种连通性。这一点，可能与西方以城邦/民族国家为内、以帝国为外的秩序构造不太一样。因此，对于区域的理解应当不限于超国家这个外向层面。中国在过去几千年当中处理其广袤疆域的内部治理与外部关系的实践经验和智慧理应成为历史政治学意义上区域研究的基本内容。这与我们同时提倡世界政治学的研究也是桴鼓相应的。

另外一个研究关切主要来自于学术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当然也夹杂了很多来自实践的问题意识。既有的政治学，包括政治学理论，以及作为政治学理论基础的中国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制度，在学理化的组织和架构上对于区域的关注度其实是明显不足的。很多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其实需要在区域的丰富维度当中具体落实下来，才能得到印证和检验。比如当我们说大一统是文化和政治专制主义或者是中心统合主义的时候，具体反映到区域的治理实践当中，这样的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阅读明代士人文集的时候关注到杨慎。杨慎这个人物在大礼议之后的贬谪过程中，被流放到云南三十多年，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大半生，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于我们理解作为士大夫，作为思想家的杨慎，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在阅读杨慎文集的时候，关注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游点苍山记》，在传统的文人游记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在这篇文章当中，实际上为我们展示出杨慎作为一个从帝都贬谪而来的士大夫与地方士人代表李元阳之间非常有趣的一种互动共生关系。点苍山作为西南大理地区的一个文化和政治符号，是一个饶有历史意味的大一统区域视角，后来部分地被大理的另外一座后起之秀鸡足山抢走了不少风头。这背后是一个区域中心构建的角力和转移。当我们把视野放到云南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区域构建历史视野中的时候，就会发现杨慎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重要角色。这样一个角色，对于云南的区域构建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意味？

历史上类似于杨慎这样的角色其实还有不少，比如说司马相如对于汉代的西南夷与大一统国家，比如说柳宗元对于唐代今天湖南和广西地区与大一统的关系，以及历代很多由于各种原因广泛活动于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这些士人、士大夫、文化和政治精英、以及各种人物。这实际上牵涉到区域与大一统之间的丰富历史关联。

我在 2024 年借机会到大理、到苍山做了一些实地观察。云雾缭绕的苍山、古道与塔寺梵音的佛国传统对我理解历史文献和一些实践问题形成了有益的帮助。之后我围绕《游点苍山记》在好几个会议做了一些初步探讨，从这个角度切入云南代表的西南区域在大一统国家当中的建设问题。同期我还到新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考察。结合前些年到各个地方的一些阅历，这更丰富了我对于区域维度的一些想法。之前曾经读到钱穆先生的一篇作品，这在我十多年的钱著阅读过程当中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钱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当中有一篇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在这篇文章当中，实际上为我们揭示出政治学理论在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一些基本议题，钱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的解释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区域问题。历史区域与西方的自然区域不大相同，更强调能够超越一定的由于各种特殊原因、因素形成的差异性而形成某种共通性，使得空间要素能够在历史演变过程的政治统合中被转化、被协和。那么杨慎、大理、西南这些的具体观察和钱先生提到的历史区域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也推动我对于区域维度的一种智识好奇心，尝试提出学理化解释。

二

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我主要关注了两个方面的知识传统。一方面是与大一统秩序形成比较的帝国范式。另外一个则是以中国西南区域为代表的知识传统。由于中国的内部区域构成异常丰富，需要大量精力去了解，不可能完全均等地铺开拓展在每一个区域上，所以我选择了西南区域。同时帝国范式实际上也包含了大量的帝国史研究、与这个相关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研究。西南区域与帝国范式这两方面其实又是在某种程度上不断交错、交织在一起的。

首先来看帝国范式。过去十几年，在中国的读书界、知识界，有关帝国主题的书籍大量被引进翻译，政治学界也有一部分前沿学者聚焦到这样一个国家学术传统的重大主题上。这样的一个学术变迁，当然是有其背后深刻的理由。一个宏观背景是，冷战以来世界秩序的重组，特别是美国趋向一个帝国性国家的发展/回归。另外就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世界范围的关注，以及传统上把这种崛起视为帝国竞争的一种深刻成见，需要我们去积极应对。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是关于传统帝国的各种历史性著述被陆续翻译，另外一方面则是关于帝国的一些理论研究也逐渐引进进来。

我对这方面的关注大体上还是侧重于与中国历史、政治相关的交集领域。我注意到，对于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和政治解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帝国范式的支配。这方面其实折射出中国学术、中国学人在进行现代学术实践时的某种后发困境：我们对于自身所处的实践及其架构还无法提出得到世界范围认可的自主言说，仍然不得不依赖从现代西学中引进的解释范式。帝国就是从 17 世纪以来最早由传教士引入的对于中国的一种解释视角。当然，随着西方在过去几百年当中确立全球势力支配而被推广到亚非拉地区，作为一个貌似普遍适用的学术范式。这一状况在我们当代的史学研究当中屡见不鲜，中国历代的政权国家被冠名以某某帝国。这种状况连一流的历史学家都觉得似乎是理所当然，不必大惊小怪。而一些在西方背景下训练成长起来的社会科学学者也对此不愿或不能提出什么异议，把它奉为学术行业操作的基本共识。

二战后研究帝国的非常重要的历史社会学代表著作——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系》，就是把中国列入普遍的帝国范畴，与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等共同作为古典的历史官僚制帝国进行研究，对于中国研究影响可谓深远。在我看来，艾森斯塔德代表的这些学人已经注意到中国政治共同体的某种特质，但是仍然削足适履，把它并入他们所熟识的帝国范畴。我曾经戏称，这好比是把天坛描述成教堂，认为天坛是某种教堂的亚类型。政治学理论应该有最基本的正名意识，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实还是应该相符。如果我们用来描述政治经验和实践的基本概念是错位的，那毫无疑问会带来某种认知上的遮蔽和误导。政治学也好，历史学也好，在研究起始阶段应该具备一定的审慎和自觉。

落实到对于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研究，帝国范式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某种强大的支配力。我在文中陈列了几个重要的解释模式，比如说中心与边缘的帝国范式代表了某种中心主义征服支配逻辑的同质性国家理解，这在多伊尔、明克勒等人的帝国研究中有进一步推进；比如说中间地带作为一种柔和的软化的帝国论版本。另外还有曼陀罗体系、赞米亚高地这些具体模式。我们会发现这些模式在外国、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当中比较流行。这些模式具体运用的结果，趋向于把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解释为由某种中心性群体向外进行征服和支配从而构建起国家的机制过程。想一想，现代国人熟悉的一些论述，汉化论、同化论，似乎都有这类逻辑的幽灵。这个中心可能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原，或者是族群上的汉族，或者是文化价值意味上的儒家，或者是政治身份上的士大夫。于是我们会看到不少论述会把中国的某些边疆区域说成是中心势力进行帝国构建的成果，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很多其他边疆地区都可以被加以帝国构建式的解读。这难道是大一统的实践真实吗？

西方学者之所以运用这样的帝国范式，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实践脉络。无论是否具有某些政治实践意图，这些学术范式的传播和运用于西方以外学者形成了某种魅力和召唤力。我们在加以引用运用的过程当中，对这些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知识上的反思能力。可以看到，围绕这些论述，相当一部分学者——不限于中国学者也不能同意这类帝国式的中国传统解释。问题是，这些不同意往往大多限于依据某一部分历史进行反驳，缺乏能够在一般性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层面上对于帝国的历史政治理论进行对勘、勒制和突围。

另一方面，对于西南区域知识传统的学习也需要我们大大拓宽历史政治学的既有知识储备。这方面，边疆史、社会史、人类学、宗教史、少数民族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地方知识。我在这方面的关注，一方面也是围绕上文提及的对云南、对大理的研究，透过代表性案例可以深入到这个地区的长时段的历史叙述和研究当中。比如大理这个区域的历史文献和现代研究谱系已经相当富饶，它的研究传统包括了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社会史多方面的领域。说到这方面，我想提醒同行者：历史政治学的拓展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松应对的工作。它需要我们一方面极大扩充我们的既有知识存量，不断更新知识储备领域，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我们能够在掌握越来越多知识的基础上有理论的反思能力、提炼能力，有重新概念化和命题化的理论创新能力。这两方面的有益结合，更应当能够联系我们当前的实践经验加以往复比照，实际上非常考验我们的学力和思考功夫。

这方面的阅读也会让人发现，历史叙述受到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影响有多么大。比如说，对于民族身份的构建回溯到区域历史当中，多大程度上会重组我们对于这个区域以及背后的国家格局的理解和解释。举个例子，上文提到的杨慎在大理的亲密朋友李元阳就会被现代人塑造为一个白族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但这一身份塑造实际上在李元阳自身完全是一种后见之明。而在其当时，他提出的一些身份认同方式，实际上是有其自身的大一统的内在脉络的，与我们今天的民族身份识别很不一样。李元阳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有其在明代中期的贡献和区域代表性。但这种区域代表性需要放到明代大一统国家的构成机制当中，而不是诸如民族主义或者是帝国统治的代理人或中间人这样一个框架中。同理，杨慎也绝不是帝国的中心主义范式所投射的那样一种自上而下降临的征服者精英，而是在一种区域共生的意义上对于地方性有充分尊重和转化，能够将地方差异性逐渐融合到大一统共通性机制当中。可以说，在这方面，杨慎对于云南的大一统转化扮演的角色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的，这不是帝国范式所能做到的。云南的族群构成非常丰富，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我们常见的西方历史上的分裂分散与多头并进。统越大，散越远，一不等于对多的否定，反倒可能是多的丰富融合，里面的变动活力也可能十分积极。这个现象本身就需要我们对大一统的辩证关系进行一个超越西方范式的重新理解。

三

当代的学术研究其实为我们反思这样的研究状况，寻找突破线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很多领域，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有一些思考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启发。这方面我特别关注到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这一说法，以及他在这个说法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论述。民族走廊这个说法，实际上启发人们反思过去流行的单一民族和单一政区的叙事结构，而是在一个历史民族区域的空间区域角度来重新观察中华民族的形成。区域包涵了历史族群的变迁，化万民于广土，实际上对我们的区域论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相似的，在考古学当中，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论，童恩正先生的半月形文化带都带来类似的区域维度上的新眼光、新契机。另外王铭铭和汪晖等教授的一些新论述如超社会体系、跨体系社会也都启发人们去反思流行的民族国家和帝国论说，在解释类似于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社会的时候存在不足和局限。

广义的包含了民族史、边疆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历史学领域，对于区域的关注也在增加。但是我们会发现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比如之前提到的中心主义支配的固定逻辑对于传统的大一统解释还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些具有创新意味的思考，更多是在中心与边缘的格局下站位于边缘来反思前一种论述。这样的一种论述总体上没能超越帝国论、中间地带论这些大同小异的帝国论述。因此，费孝通、王铭铭等具有秩序原理修订意味的原创性思考就尤其显得珍贵，弥足珍贵。

民族走廊代表的这些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在更早的现代中国学术谱系中找到源头。我曾经把梁启超晚期与钱穆作为历史政治学的现代渊源。在区域问题上，这一论断看起来也依然有效。上文提到的钱穆先生的历史区域论就蕴涵了历史政治学区域研究的现代缘起。费孝通先生晚年对钱穆先生的论述十分关注，有相当多的共鸣。而顾颉刚先生更是推崇民国时期钱穆的历史地理研究与谭其骧共同成为两个重要代表。因此在钱先生的历史区域论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历史政治学区域研究的一些原初意识。

这种原初意识包括了一种自觉的文明比较意味，不轻易把某种地方性的经验作为普遍的参照系和标准来去衡量不同文明系统的演进发展。另外，注重历史趋势的长期变化与历史趋势背后更深刻的文化精神差异。他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用西欧历史文明的经验作为正确与否的标准，而是要观察到不同文明比如中国是如何处理各个层次的人类实践经验。中国文明长期被污名为静态的、停滞的、单一的、压制而缺乏活力的，其实是区域的历史政治机制具有不同路径，复杂多样如何融汇为共通性实际上更需要得到好的解释。他从历史区域和地理区域的差异，从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不同处理方式，高屋建瓴地反观西方文明当中不断涌现、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与中国文明中相对乐观的生发精神，与区域维度具有深刻关联，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反思，也可从这里获得更长期的深厚文明视野。费孝通先生、王铭铭教授等人的当代研究则是从更为具体的中观层面和更为开放的知识谱系与比较视野为历史区域论增添了新的面向和知识供给。

在上述基础上，我进一步把治体论、中心统合主义与区域维度结合起来，对于后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区域范畴可以理解为经由历史积淀而承载共同秩序特质与战略价值的空间化社会政治形态。与其说区域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范畴或一个地理学的空间概念，不如视其为内在于历史政治学意义上的治体论范畴，注重空间化社会政治形态的历史生成和实践变迁”。这一治体论范畴意义上的区域概念，能否适用于历史政治学的长时段研究，并为新生的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和共同体研究提供支持，是值得期待的。

就我本人的研究而言，近期在几次学术讲座中，我围绕秦汉国家转型针对既有研究围绕区域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对于“战争制造国家”、儒法国家论述、以及更多的西学社科理论对于分裂时期中国诸多截断面的热衷比附和挪用，我希望更多从区域关系的治体统合去重新思考解释的新可能性。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和秦晋、乃至楚越等多轮轴中心的竞合机制可能对大一统国家的转型更具解释力；再如从《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区域论述能够看到大国礼治在区域关系上的表达，对于我们理解循吏等人物、“艺文志”政教模式提供了区域治体论视角的说明，或许可以在要素供给区域、初级统合与体系统合区域的论证中展开；元明之际大理和西夏等区域政权为什么在大一统模式中出走与归来。这方面的不断探索也在丰富我对于合礼性这一理论观点的发展，希望能够在基础原理层面突破合法性的限制，从治体论体系来找回合礼性与合法性的张力。在此不妨重温我在那篇文章末尾所做的展望，“政治学原理重构中的区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覆盖政治思想和制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民族边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历史分析的新知识生成过程，会带来历史政治理论、政治学原理层面的创新生机，带领我们反思分别性困境而获得不断解放和突破”！

本文转载自“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