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效地解释当代中国国家与政治需要本土的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就是一种本土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在问题意识上诉诸中国关怀，集中关注中国文明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致力于建构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历史政治学在核心概念上主张从中国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经验中提炼本土的核心概念。历史政治学的基本取向是在解释逻辑上将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结构要素作为形成因果关系的起点，必须把绵延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结构抽象出来，并且从结构出发形成分析框架。历史政治学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关于中国国家和政治的因果解释，只有在因果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造，作为历史政治学集大成者的中国政治学才能形成。
作者：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5期。
一、走向历史深处的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内涵
如果说西方列强的入侵是中国数千年未曾遇到过的大变局，那么中国在21世纪的强势复兴则同样是欧美国家近百年未曾遇到的大变局。中国的强势复兴有着世界历史层面的意义，这就是延续着独特文明、实现了政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兴世界大国走进了世界舞台中心。从西方舶来的社会科学理论，在解释中国强势复兴上有效性不足，也很难客观理解中国复兴的重大意义。作为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科学分支的政治学，同样面临着有效解释中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实现复兴的困难。毫无疑问，当主流政治学解释中国乏力时，就需要正视并摆脱主流政治学暗含的西方逻辑，回到中国历史本身探索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本土化的政治学。
本土化的政治学必须将其根基深深扎在中国历史之中，以当代中国为基点回溯中国历史，走向中国历史的深处，深刻把握中国历史所展示出来的政治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分析中国政治的研究路径，借助这种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形成解释中国的因果逻辑。立足中国历史的本土化的政治学就是历史政治学，而历史政治学则是走向中国历史深处的本土政治学研究路径。政治学要想在解释中国政治的基础问题上提升有效性，就必须回到中国经验本身、回到中国政治传统本身，而回到中国经验和中国政治传统则需要以回到中国历史为前提。只有回到中国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政治传统，其根本的理由就在于，中国是数千年的中国，当代中国是数千年文明古国的继承者。当然，走向历史深处只是对历史政治学基本特征的集中表达，回到中国历史只是历史政治学的基础，并不能自动形成本土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必须以中国历史为经验基础，以中国政治传统为观察视角，提炼出问题意识、核心概念、分析框架、解释逻辑，进而实现理论创造。
本文强调历史政治学作为本土政治学研究路径的特性，其用意并不在于刻意突出历史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之间的差异、不可通约性，而在于说明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解释中国政治的基础问题。例如国家体制的结构性特质、国家形态的类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底层逻辑、政治体制的正当性等基础问题，如何解释它们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本土政治学研究的迫切需要和核心挑战。历史政治学正是已经形成本土问题意识自觉的学者对此挑战和需要的积极回应，它立足中国历史和经验尝试提出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路径，当然，不可否认，这种路径浸染在中国历史和经验之中，又不得不带着鲜明的中国“本土”气息。
作为一种本土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遵循以下策略：第一，在问题意识上诉诸中国关怀，集中关注中国文明的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国家命运，致力于建构中国政治的正当性。第二，在核心概念上主张从中国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经验中提炼本土化的核心概念，当然并不排斥从西方政治学中传播来的概念，但是外来的概念必须接受中国经验和中国历史的检验，也就是说外来概念必须切合中国实际。第三，将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结构性要素作为解释中国政治的逻辑起点，因此，必须把绵延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结构抽象出来，并且从结构出发形成分析框架，这是历史政治学的基本取向。第四，寻找中国政治的因果逻辑是历史政治学的基本目标，只有在因果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造，本土化的政治学才能成立。第五，历史政治学充分吸收西方政治学中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事实上当代中国本来就是在充分吸收现代化进程所创造的普遍性知识的基础上延续中国传统的，因此历史政治学所创造的中国政治学理论同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而能够对世界提供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知识。
历史政治学有着两个方面的关键之处，一个方面是问题意识，另一个方面是从结构出发。问题意识是历史政治学作为本土政治学研究路径得以成立的前提，只有在扎根中国的基础上提炼出以中国关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才可能有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并且，由于西方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是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这就构成它解释中国政治的障碍，比较突出的方面是，西方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以及由其引导下形成的问题偏好，多与中国政治实际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道路存在不相配的“症状”，所以中国政治学者需要开创本土政治学研究路径。结构是历史政治学形成分析框架和因果逻辑的关键所在，这就意味着历史政治学必须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政治传统中发现具有解释力的深层结构，对结构在政治变迁和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影响进行清楚的界定。概而论之，从政治史中发现结构，继而从结构出发解释政治史，是历史政治学的要义所在。
二、复兴的中国：历史政治学的理由
中国政治学者开创本土政治学研究路径，是同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在21世纪实现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政治学发展的一般经验表明，大凡世界大国都需要创造自己的政治学说，欧美国家如此，中国也不会例外。作为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复兴大国，中国既具有开创本土化政治学的迫切需要，又具备开创本土化政治学的客观基础。归结起来看包括三个方面，即主流政治学无法解释中国政治、中国复兴需要政治学知识的智力支撑、中国是不同于西方的仍在延续并且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文明。
流行于当今中国政治学界的学术体系主要是欧美国家创造的西方现代政治学，其中美国政治学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这种局面本身也证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开创自己的政治学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美国政治学流行于世界各国，主要的概念、分析框架、因果解释都被世界各国的大部分政治学者奉为圭臬。不可否认，美国政治学包含着一般性知识，但是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美国政治学包含着特殊性知识，如果以美国政治学分析中国政治，那么其结果都难以逃出“病理分析”的范畴。所谓“病理分析”就是指在美国政治学看来，中国政治就是一种不符合欧美国家政治经验的“异种”或者说“变态”，所以中国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具有正当性，中国政治的“宿命”只能是回归欧美国家政治所代表的“常态”。
进而论之，美国政治学有其特殊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是同美国政治的基本经验以及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密不可分的。姚中秋对此有过总结：由于美国长期未受到结构性冲击的有效挑战，“美国例外论”使很多人相信美国政治体制已经臻于完善的“幻象”，因而使美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主要由“日益碎片化的权利政治学、推动历史终结的转型政治学、量化主宰的实证主义政治学”构成，并且这种知识体系以及背后的问题意识开始反噬美国政治本身，美国当下的困境就是集中的体现。同样重要的是，这种问题意识以及根源于它的知识体系是扎根于基督教文明及其历史进程的，故而这种问题意识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是扭曲的，不可能客观对待中国政治，自然难以设置能够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的核心概念、分析框架以及研究议题。
当西方政治学难以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甚至否定中国政治时，中国政治却在支撑中国实现强势复兴。因此，对中国政治提供有效理论解释的任务是非常迫切的，而且这个理论任务是中国政治学者必须承担和妥善解决的。中国在21世纪的强势复兴，不仅是经济、科技等物质方面势力的增加，而且是政治、文化、理论等上层建筑方面实力的增强，所以中国政治学者开创本土化政治学应是中国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复兴需要本土化社会科学理论提供智力支持，很难想象，在缺乏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支援下，中国在作为世界大国复兴的过程中能够妥善处理遇到的挑战。在所有挑战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中国政治不同于欧美政治，中国政治外延出来的世界秩序也将不同于欧美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本土化政治学要在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政治的正当性，进而为由于中国复兴带来的世界秩序转型和新世界秩序的出现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最终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客观认识中国政治、理性接纳中国复兴。
中国不仅有着开创本土化政治学的迫切需要，而且具备开创本土化政治学的客观基础。众所周知，中国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文字记录不断地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政治上的成功是支持中国文明延续数千年的关键所在。近代中国所遭遇到的重大失败，本质上是政治上的失败，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不能继续以传统政治有效克服危机，是近代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古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具有修史的习惯，其实修史对于古代中国而言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过程，修史的目的绝非在于简单记录，而在于不断总结中国政治的基本经验，进而为后续国家治理提供借鉴。陈明明指出，由于中国史主要是政治史，故而政治史其实就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学”。从这个角度讲，古代中国历朝历代修史，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进行再造过程的重要环节和重要途径，进而也是对不断再造中国政治成功的基本经验的学术呈现。只不过，这种学术呈现“未能系统地被表达为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而已”。数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国成为今天的中国，同时也构成中国与西方之间差别的根本，因此它是实现政治学本土化的资源宝库。
古代中国政治在数千年历史中所创造的最大成功就是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由中央集权制、官僚制、选官制、儒家观念等耦合而成的，政治集权的制度体系。政治大一统发轫于西周，定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集大成于元明清。政治大一统是古代中国政治适应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以及地域差异性大等客观现实而创造性地发展起来的，它同多民族共同体相互塑造，构成古代中国国家的深层结构，也是数千年中国文明所形成的最重要的政治传统。尽管在近代，政治大一统由于古代国家崩溃而遭受重大危机，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重建了政治大一统，当然得到重建的政治大一统是同现代国家相结合的现代政治大一统，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大一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使数千年中国文明所形成的最重要的政治传统得到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政治的有效解释必须从中国政治最重要的传统出发，否则难以获得关于中国政治的真理性认识。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需要站在中国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开创本土化政治学即历史政治学。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人民民主体制。人民民主体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继承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和汲取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的现代政治制度形态。人民民主体制与中国现代政治之间形成相互滋养的关系，一方面人民民主体制开启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政治不断地为人民民主体制提供发展动力。虽然人民民主体制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基本要素已经生根发芽，其形态也越来越清晰，具体而言，人民主权、共和国家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参与、广泛协商等基本要素已经汇聚成流，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和彼此融洽程度，在制度设计和实践过程中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人民民主体制的不断成熟以及中国现代政治的不断发展，从根本上为中国政治学者开创本土化政治学准备了经验基础。
中国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是本土化政治学另一个关键的经验基础。历史悠久的大一统国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民主体制下同样积累了重要且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有着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首先，中国的治国理政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中进行的，有着由于超大规模而内在具有的艰巨挑战，这就是说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都是围绕着有效解决重大政治问题而形成的；其次，中国的治国理政是一个不断延续和积累的过程，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曾经遭遇到严峻挑战，但是总体上保持了不断提升的趋势，这就说明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有着巨大的合理性与积极性；最后，中国的治国理政是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进行的，并且是以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为支撑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包含着欧美国家所不具有的新颖性。中国治国理政的显著特点说明，由于欧美国家创造的现代政治学并没有以中国治国理政经验为基础，所以在解释中国政治上有着明显的局限。但是，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却是产生新的核心概念、分析框架、理论解释的沃土，故而为中国政治学者开创本土化政治学提供了关键的经验基础。
三、历史的中国：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的灵魂，在中国政治学者立足中国治国理政经验，诉诸中国政治传统开创本土政治学的时候，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无论是本土化政治学还是欧美国家的政治学，其问题意识都是扎根于自身文明史并且积极回应政治现实的，这就决定历史政治学与欧美国家的政治学各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从而也导致由问题意识滋生的知识体系在能够解释自己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即难以充分解释与己不同的文明。无须讳言，历史政治学作为本土化政治学，有着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的独特问题意识，这种差异正是历史政治学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的关键所在。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构成，在研究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问题意识“设定了我们想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想问和没有问的问题。它把我们的探照灯照向某一个方向，由此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找到什么”。围绕研究对象提炼出切合研究对象实际的问题意识，往往意味着这项研究工作已经成功一半，因为这项研究至少能够识别出有价值的真问题；但是，如果问题意识出现偏差，则会导致识别的问题同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实质性关系，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局面。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学术研究，也就不可能实现从现象归纳到本质理解、从经验发现到理论发现的“飞跃”。
所谓问题意识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技术层次的，具体是指，在从事研究时政治学知识体系能够提供一种发现学术问题的视角，因此政治学者头脑中生长出理论与经验难以弥合的意识，这种意识牵引政治学者去寻找理论与经验之间的错位，去追问出现错位的缘由，去弥合自己所发现的错位；另一层面则是深层次的，具体是指，研究者在运用政治学知识体系时为什么针对经验提出这样的问题而非那样的问题，因此政治学者头脑中形成关于“问题之问题”的意识，这种意识引导政治学者去追问为何要提出如是问题，也就是说，必须解释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论之，问题意识意味着在提出一个问题的同时必须解释这个问题的真实性、重要性以及独特价值。问题意识内在地要求解释一个问题对于研究对象来说的正当性。
当然，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都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文明、历史传统和政治共同体中，同样的问题往往具有不同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正如汤因比所言，由文明滋养的并从历史因袭下来的制度，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反映在对我们想象力的控制上”。所以某一类问题对于中国与欧美来说可能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类问题对于欧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没那么重要，还有一类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但是对欧美国家而言则不那么重要。不过，决定欧美国家与中国之间差异的关键因素，自然不会是对于中国以及欧美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的问题，而是那些对于中国和欧美国家而言各有其至关重要性的问题。解释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欧美之所以是欧美的根本，正在于那些对于各自具有至关重要性的问题以及背后的答案。中国与欧美国家都是现代国家，因此现代国家构建如何发生以及怎样进行是共同的问题，但是欧美国家是现代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现代大一统国家，中国如何从古代国家转向现代国家的同时延续政治大一统，则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欧美国家根据自身现代政治成长的经验创造的政治学，受制于问题意识的差异，在解释中国政治时具有的局限性，已经被在欧美国家中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部分学者深切感受到。柯文在批评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时就指出其共同的弱点，“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史华慈在从事中国历史以及政治问题研究时就指出，问题意识是由关切、议题与预设相互关联而成的，议题是为学者讨论的最明显的内容，所以议题是浮在水面的，但是水面之下的暗含在议题之中的则是关切和预设，凡是参与共同议题的争论，都分享着共同的至少是相近的关切和预设。预设不同、关切各异，那么在学术议程上设置议题时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史华慈对于问题意识的解释同本文对问题意识的解释是相同的，史华慈强调的关切、预设属于问题意识的深层次内容即关于“问题之问题”范畴，而史华慈界定的议题则属于问题意识的技术层次。
无独有偶。柯文则主张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采取“中国中心观”。柯文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柯文主张的中国中心观特别强调了一种从中国历史研究中国问题的取向和意识，它实际上和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是相近的。历史政治学必须以中国历史为根基，历史政治学所研究的问题也必须从中国历史出发，由中国历史内在的趋势和结构来决定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而不能由西方历史中衍生的标准来决定。因为从西方历史中衍生出来的概念、价值和理论，尽管“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是历史主义的；但是，对于中国和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非历史性的，甚至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巨大张力乃至冲突性关系”。进而论之，历史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需要提出对于中国而言极端重要的问题并形成理论解释。
以史华慈和柯文为代表的史学家对西方的中国研究提出批评，然而他们的批评并没有推动中国问题研究发生重大转变，特别是未能对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研究上秉持的问题意识产生有力的影响从而推动其转变。当然，西方史学家对问题意识基本内涵的理解，以及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真知灼见，都可以被历史政治学吸收，从而为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提供一种知识来源。但是，史华慈等人的见解与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历史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差异是一种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差异。原因在于，一方面历史政治学和史华慈等人诚然在对问题意识基本内涵的理解上是相近的，这并不等于说两者在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上是一致的。黄宗智就指出，西方史学界的“中国中心观”并未对“现代西方的普适性”进行过真正质疑，这派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可以创造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因此他们同持“西方中心论色彩”的学者的差异“只不过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程度的拒绝”。另一方面历史政治学是以由结构出发的分析论证逻辑为基本特征、以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的理论为基本内容的知识体系。要言之，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知识构成使其区别于历史学（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和西方现代政治学。
本文认为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可以浓缩为这样一句话——历史的中国。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历史的中国”所包含的基本内涵：首先，历史政治学的核心关怀是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的命运、中国大一统国家在现代世界的命运以及中国人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其次，基于上述关怀，历史政治学必须关注和解释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在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创造性变革从而延续政治大一统和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的？中国现代大一统国家以及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在现代大一统国家以及中国政治体制之中的中国人能够实现怎么样的自由和发展？最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开创的现代化以及现代政治积淀着何种现代性，进而对当代中国会产生何种深远影响？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进行整合，那么可以将历史的中国概括为，当代中国国家和中国现代政治的文明根基、内在结构和实践逻辑，都具有扎根于中国历史的独特内容，故而能够自成有别于西方的体系。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是历史政治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政治学的基本预设就是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是历史的产物，虽然历史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是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寻找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原理，但是要想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只能从中国历史脉络中寻求答案。当我们能够在中国历史脉络中比较好地解释当代中国国家与政治时，就能够以获得的关于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原理，去进一步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传统，从而重新解释中国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过程。
毋须讳言，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扎根于中国历史但指向当代中国，核心任务就是要发现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原理，从而确立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因此，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学的分支，也不是一种政治史研究，历史政治学是依托中国历史而形成的政治学。同样历史政治学也不是传统的政治学，它是在吸收西方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部分知识的基础上立足当代中国国家与政治而形成的现代政治学。概而论之，历史政治学是本土政治学。
四、结构的中国：历史政治学的取向
问题意识是本土政治学与欧美政治学之间的根本差异，在明确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历史政治学与欧美政治学可以共享分析工具，而且历史政治学必须在分析工具上批判性吸收和转化欧美政治学的资源，只有如此历史政治学才能获得快速发展。吸收和转化欧美政治学的资源，需要服从于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这些资源要与中国历史、政治传统以及国家形态具有亲和性，故而能够有效地回应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从这个原则出发，本文认为结构是历史政治学最为重要的分析工具，至少在历史政治学开创的阶段，结构在分析论证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因为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变迁的深层动因，所以从结构出发解释当代中国国家与政治是历史政治学的基本取向。
结构是历史政治学寻求因果解释的起点，只有在发现结构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回应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从而建立能够有效解释政治问题的理论。朱云汉认为：“科学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对实存世界的构成、这些结构的基本属性和可能产生的作用作精确而彻底的理解，有效的解释都是结构性解释，也就是回溯到现象后面的结构前提或它的产生机制，而不是用表面上可以看到的经验规律去解释特定实践的发生。”在政治学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制度主义，同样将结构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它“认为政治领域是社会活动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政治活动的规模有着不同于社会活动其他领域的特征，有着某种相对的自主性。这是因为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的高密集，这就决定了政治生活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围绕着某种制度而展开的生活”。但是，同历史制度主义的认知不同，历史政治学所说的结构不是一般的制度，制度只是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结构则是在制度背后决定制度为何如此的内容。也就是说，结构是存在于围绕着制度而进行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制度以及由它产生的政治现象是发现结构的线索，只有利用这些线索透过制度现象才能发现结构。
马克思是从结构出发解释政治现象的先驱。在集中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在这里，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现重要结构并将其抽象出来，同时从一般原理的角度，解释结构变迁的因果关系。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更为具体地分析结构在导致重大政治变迁中的作用。他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里所提到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结构，而结构则又成为人们推动历史进程和政治变迁的资源，并且结构同样在历史中被塑造和改变。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结构的影响的，他写道：“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从马克思的陈述可以发现，结构能够发挥决定性影响，但是这种决定性影响并非是单个结构直接发挥出来的，事实上在历史进程和政治变迁中的决定性影响是多个结构的交叉或者叠加的产物。并且，多个交叉和叠加的结构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相互作用、融合，也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更加能够发挥决定作用的结构。
诚然，历史政治学将结构置于因果关系的决定性地位，强调结构的决定性影响，但是结构是以怎样的方式发挥其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历史政治学必须说明的。马克思指出探寻答案的基本方向是人们创造历史的具体活动。人们创造历史的具体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结构中进行的，这就是说人们正是借助结构来创造历史的，此时结构就成为人们活动的一种中介。与此同时，结构也借助人的行动来发挥决定作用，人的具体行动使结构具有“使动性”，从而“活化了结构”，于是人以及人的活动就成为结构发挥作用的中介。要言之，结构主要是通过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激励或者对人们的行动施加限制从而发挥自己的影响。
安东尼·吉登斯将结构发挥作用的机制称为结构二重性，“结构并不‘外在于’个人：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不应将结构等同于约束。相反，结构是同时具有约束性与使动性”。吉登斯进一步认为，在人或者说行动者成为结构发挥作用的中介时，结构“总是通过行动者的动机和理由发挥作用的，它们（经常以迂回分散的方式）确定了一些条件和后果，从影响了他人所获得的选择机会，也影响了他们从这些选择机会中想要得到的东西”。吉登斯对于结构发挥决定性的机制的讨论是细致和深入的，但是历史政治学对于结构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的认知要比吉登斯的分析更为严格。
结构的决定性作用的确是通过人们创造历史的具体活动发挥出来的，但是这里的具体活动只能是人们的集体行动，而且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即使不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至少必须具有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所能具有的重大影响。同样，这里的人们不是普通的个人，而是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的大众，或者是掌握着重要资源的支配权故而能够发挥战略作用的精英。而且，这里的人们既可能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集合，也可能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正式组织，其中政党是最为重要的组织。政党尤其是大众动员型政党的出现，为集体行动提供一种新的至关重要的组织技术和价值观念，从而使集体行动的内聚力得到提高、集体行动的效果获得改善，进而使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更大发挥，甚至一些政党已经成为结构的一部分。当然，如果集体行动汇聚的力量足够大，以致能够突破结构的限制时，集体行动就会推动结构变迁或者创造新结构。其实，这才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本真含义。一般情况下，人的行动推动结构变迁的过程是缓慢的，并且最终多以剧烈的冲突来实现。
在历史政治学看来，行动在结构中展开，结构限制着行动，行动能够推动结构变迁，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就是过程，这种过程在时间中展开就是历史，所以历史政治学内在地要求从历史中寻找结构。历史是结构的藏身之所，长时间段和重大事件有助于我们发现结构。熊彼特在讨论结构的创造性破坏时就说：“由于我们是在研究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要素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揭示其真正特色和最终效果，因而在估价那个过程的成就中就没有理由以某一瞬间视界所及为根据；我们必须从一段长时间来判断它的成就，根据它经过几十年几百年展示出来的实际情况来下判断。”布罗代尔持同样的主张，他认为结构“是在一段长时间里由时间任意支配并连续传递的现实”，进而论之，“一个结构不仅是集合成一体的事物，而且还意味着持续性，有时会持续若干世纪之久（时间也是一种结构）。这种宏大的结构跨越广阔的时间却毫无变化”。结构本就是长时间段中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结果，而且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集体行动导致的重大事件包含着结构的丰富信息，或者说重大事件是打破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风暴”，当然这个“风暴”也必须置于历史长河中理解。
虽然结构存在于历史之中，但是结构往往或隐或现地存在，它很少能够通过现象直接加以把握。历史政治学将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识别出结构呢？要想识别出结构，只能依靠抽象力，或者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指出：“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由于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得更为庞杂，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的数目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就要能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间的联系。要想做到这样，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是历史的产物，藏身于纷繁复杂的历史之中，所以识别出结构一定需要想象力或者说抽象力，只不过不同的学科是由不同的问题意识牵引着去发现结构的，社会学当然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历史政治学自然需要政治学的想象力。
能够用来解释历史进程和政治变迁的结构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而是在长时段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结晶，因此在运用政治学的想象力识别结构时，结构需要符合三个基本特性，一个特性是“历史的”，另一个特性是“政治的”，还有一个特性是“客观的”。首先，所谓“历史的”特性就是指结构是在历史中产生的，本身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的具体活动的产物，因此长久地而非短暂地存在于人们创造历史的具体活动中，并且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次，所谓“政治的”就是指这个结构对于政治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就意味着结构或者是政治的构成要素（例如郡县制），或者是同政治紧密相连故而能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例如经济基础）。最后，所谓“客观的”特性就是指结构是社会存在，尽管不可能全部是物质形态，但是至少部分内容具有物质形态，故而能够通过物质形态来发现其整体面貌，例如国家体制主要是制度体系，但是仍然附属着物质形态的设施。只有具备“历史的”“政治的”“客观的”特性的结构，才是历史政治学建立因果关系所需要的结构。
中国历史以及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过程是中国政治学者开创历史政治学的基础，历史政治学所需要的结构需要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现代政治成长的过程中发现。柯文就指出：“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立足当代中国国家与政治的现实，由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引导，我们能够发现至少有三个结构很明显地在政治变迁中发挥着决定影响，故而能够被用于构建因果关系，它们是政治大一统、中国共产党领导、家国一体。
毫无疑问，政治大一统是中国最为根本的政治传统。政治大一统塑造古代国家以及古代国家在几千年时间里的更替，同时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塑造多民族共同体。近代以后，政治大一统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政权等同虚设，国家处在政权分裂、主权沦丧的衰败状态，然而政治大一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却没有中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创造性地将古代政治大一统转化为现代政治大一统，从而实现政治大一统的赓续。政治大一统始终是中国国家的深层结构，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的政治发展、现代国家建构和政治体制设计。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现代政治大一统的核心要素。现代政治大一统正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心、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资源的，于是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中国政治的最高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就是现代政治大一统的制度形态，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自然进一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结构。进而论之，中国共产党领导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必然要在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中发挥决定性影响，所以在解释当代中国国家与政治时，如果没有将中国共产党领导考虑在内，就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家国一体同样是在中国历史中影响广泛的传统。家国一体实际上集中体现为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原则，中国古代国家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皇权的延续始终是古代国家的命脉所在，在皇权扩张有限的乡村社会中，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差序格局，构成基层治理的内在支配结构，上下分治的双轨政治结构也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国一体意味着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的血缘社会。徐勇认为：“原初的血缘关系、国家产生后的地缘关系与物质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三位一体是中国文明的底色，也是血缘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基础。”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血缘关系已经不再是国家体制的组织原则，但是血缘关系仍然对于社会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血缘伦理还在支配普通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血缘关系不断侵蚀着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由此可见，家国一体仍然是分析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重要工具。
五、理论的中国：历史政治学的目标
有效解释中国是历史政治学的目标，而有效解释中国就是要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并且这种解释之所以是有效和合理的，乃是由于这种解释是以因果关系为内容的。以因果关系为内容的解释是理论的初始形态，所谓理论就是指以概念形式陈述的因果关系。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本土政治学，不仅要提供扎根中国的问题意识、形成立足中国经验的概念、讨论关切中国的议题，而且要发展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如果不能够发展出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学将难以成为能够同欧美政治学具有同样地位从而同其进行解释力竞争的本土政治学。
结构是历史政治学解释中国的分析工具，本文讨论结构在历史政治学中的地位时，就已经指出结构是在历史进程和政治变迁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的要素，这就是说，结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自变量，而是在导致因变量变化的多个自变量中占据首要地位的自变量。如果没有结构发挥的作用，就不可能导致需要历史政治学解释的重要变化，所以结构在分析研究对象时具备的有效性，就体现在它能够建立因果关系上面。斯考切波指出，在研究以国家为单位的事物以及围绕着国家而形成的关系时，“需要从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结构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有效性，集中体现在它“压倒一切的目的是：建立、检验和提炼有关民族国家一类的事件或结构整体的宏观单位的因果解释假设”。
在历史进程和政治变迁中发挥决定性影响，只是对于结构的一般性认识，历史政治学在使用结构工具分析研究对象时，就承认结构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它们挡在历史的路上，阻碍历史的流逝，并以此规定历史”。但是，对于具体结构而言，结构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是可以改变的，当一种结构在解释一种变化时，由于处于自变量的位置，故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而当同一种结构需要被解释时，则因为它处于因变量的位置，故而失去决定性影响。经济基础在解释上层建筑时，就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结构，但是经济基础同样是被决定的事物，它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在结构发挥决定性影响时，这种决定性影响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单个要素产生的，也可能是由多个要素产生的，如果是由多个要素共同发挥出决定性影响，进而引起因变量变化并导致特定后果，这些要素实际上就组成一种复杂结构。复杂结构不是多个要素的拼凑，而是按照主从顺序融合在一起的整体。因此，“结构分析不是锚定单一起因，而是关注现象背后系统化、组织化变量的推动。只有那些汇入了历史大势的、具有关键影响作用的、与公共及群体关联的共性因素，才被结构分析重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政治大一统，就是由核心要素与一般要素融合而成的复杂结构，古代政治大一统是以皇权为核心，融合郡县制、选官制、儒家意识形态等要素而形成的，现代政治大一统则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融合民主集中制以及古代政治大一统的遗产而形成的。其实，决定着历史进程和政治变迁的，往往是这种复杂的结构，因此历史政治学赖以为基础建立因果关系的多是这种作为历史沉淀结晶的复杂结构。
在分析结构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时，往往会产生结构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因而同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印象。在结构引发的因果联系中，结构对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严格地限制着行动者的选择以及过程的具体展开，并不是类似于“紧身衣”塑造形体一般。结构的决定性作用是划定范围的可能性，在这个范围内有着多种选择，只要行动者在结构划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行动者以及过程就不会明显地展现出结构的决定性作用，然而一旦行动者超出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就会同结构发生强烈的碰撞。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结构的强制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行动者以及过程回到结构允许的范围之内，也可能是行动者以及过程突破结构的强制性，从而创造新结构进而实现结构的变迁。
政治大一统及其创造性转化很好地说明结构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当政治精英和普罗大众身在政治大一统之中时，不会对政治大一统的强制有强烈的感受，但是当政治大一统不复存在时，古代国家的正当性就成为问题，只有重建政治大一统，古代国家才得到了“天命”和“民心”共同支持。古代国家在近代崩溃后要走向现代国家，就必须在古代政治大一统基础上，根据时代条件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否则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就不可能完成。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从历史政治学的路径分析，原因就在于政治大一统发挥着强制作用，也就是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未能重建政治大一统，因而不可能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以自身为领导核心，使用现代政治创造的资源，通过社会革命创造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心的现代政治大一统，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任务。
历史政治学从结构出发建立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是否有效，则取决于结构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进程。只有当结构作为一种想象力的产物，不只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是在抽象中展现具体即再现历史进程时，结构才是有解释力的。马克思认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因果关系的最根本准则，只有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础上，因果关系才是对客观规律的体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集中体现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这里的具体在马克思看来是“抽象具体”。马克思认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抽象具体是对历史的再现，从根本上受制于历史进程，这就意味着并不能总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只有当历史的东西得到高度发展时，才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实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政治学诉诸的结构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具体”，历史政治学对中国的解释则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因果关系。
为中国提供理论解释是历史政治学的目标，而解释中国在历史政治学上的集大成者，就是形成中国的政治学理论。由于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植根于中国历史，并且用以建构因果关系的结构也必须从中国历史中发现，所以历史政治学必然确立中国在理论中的主体性，历史政治学创造的理论将是“原始创新的”、以“内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之中”的标准进行验证的本土理论。历史政治学的理论创造必须有效解释中国，业师陈明明教授在论述本土理论满足有效性标准的基本条件时指出，即理论所要解释的中华国家乃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而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政治学应该是这个道理的最有力的政治阐释”，进而论之，中国政治学是超大规模之国家的政治学、悠久历史之国家的政治学、尊重权威之国家的政治学、世俗文化之国家的政治学、变法图强之国家的政治学、治理优先之国家的政治学。
毫无疑问，历史政治学创造的政治学理论就是关于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基本原理的知识体系。其主要的内容应该包括现代大一统国家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原理、政治代表原理、人民民主原理、依法治国原理、集中统一原理、多党合作原理、党政分工原理、国家治理原理等。只有当中国学者运用历史政治学提供的分析路径能够发现上述原理，并且通过原创性学术概念将原理进行理论表达时，历史政治学就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历史政治学从一种本土政治学研究路径，围绕着解释中国国家和政治这一目标，不断创造和逐渐积累成体系的政治学知识，最终就会走向中国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其实就是历史政治学的成熟形态。
六、世界的中国：历史政治学的未来
历史政治学以解释当代中国国家与政治为目标，形成的理论成果将以中国政治学的形式呈现。但是，中国政治学并不会局限于解释当代中国国家与政治，中国政治学同样能够解释世界，因此从一种由中国创造的政治知识体系走向世界、对解释现代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虽然，解释中国是中国政治学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然而中国毕竟是世界的中国，至少从中国迈入近代以来，中国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当代中国是历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共同塑造而成的，一方面中国从现代世界汲取普遍性资源，从而具有现代性的基本要件、体现出现代世界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中国用普遍性资源来发展自己的特殊性，也用自己的特殊性去拓展普遍性。在具有普遍性和历史特殊性的中国的基础上创造的中国政治学自然包含着普遍性知识，这是中国政治学能够对现代世界具有解释力的前提。
其实，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产物，在世界各国政治学研究中有着主导性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同样如是。罗斯在研究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时就直言不讳地写道：“美国社会科学因其民族性起源而具有鲜明特色。就像实用主义、新教原教旨主义或抽象表现主义那样，社会科学是现代美国文化的特有产物……对于美国社会科学而言，它的显著特点在于借鉴自然科学而非历史科学建立，并嵌入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尽管美国政治学蕴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美国特殊经验基础上，但是美国政治学却能大行其道，束缚着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学者，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政治学提供的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美国的强大和霸权在实践上证明和支持着这种普遍性，并且支持着这种普遍性遮蔽特殊性。政治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它的普遍性以及世界对其接受的程度，同创造这种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国家的硬实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政治学要想从一种立足本土经验的知识体系走向世界，从而解释现代世界并被现代世界接纳，不仅取决于中国政治学提供的知识体系的普遍性，而且取决于中国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趋势，将会推动中国政治学走向现代世界、解释现代世界。杨光斌指出：“政治学的中国叙事时代应该到来了，这不仅是因为世界秩序正在深刻变革之中，历经百年发展的中国政治学有了学科自觉，而且世界级大国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政治实践经验需要概念化表述。”伴随着历史政治学提供的分析工具的成熟以及其对中国研究的深入，将有更多植根于中国并且具有世界意义的议题去改变政治学研究议程的设置，由此形成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也将改造现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进而使中国政治学获得世界地位。
当中国政治学发展成熟并且走向世界时，并不意味着要全面取代欧美政治学，它只是要在充分展现自己面貌的同时还原欧美政治学的本来面貌，即中国政治学和欧美政治学都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正如景跃进指出的，“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建构一个并列的、能够展示和提炼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与此同时发生的过程则是，对欧美政治学主张的普遍性理论进行分解，“其中一部分降低为地方性。另一部分则具有普遍性，可转化为重构普遍性的要素”。同地方性分离开来的普遍性，当然是构成当代中国的基本要素，也是现代世界得以成为一个世界的理由所在，因而必然成为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构成要素。
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是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它在伴随着中国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将获得解释现代世界的资格和效力，但是，必须承认中国政治学内在地具有解释力受限的特性。一种特殊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解释世界时，总是会遇到超出自身有效解释力范围的问题，中国政治学如果不能对此抱有清醒的认知，将难免遭遇从解释因果关系的真理退化为捍卫教条的意识形态的尴尬。有鉴于此，历史政治学需要一种深谋远虑，在建构历史政治学时，中国政治学者需要更加注意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包容性因子，更加注重提炼中国经验中的普遍性要素，更加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普遍原理，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基因。
发展历史政治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强化，这是中国政治学者不可推却的学术责任。就推动历史政治学发展的具体工作来说，中国政治学者既需要突破性思维，又需要持之以恒的研究积累。突破性思维是学者经过训练而获得的学术能力，持之以恒则是学者经过风气熏陶而养成的学术精神。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突破性思维不足以摆脱各种知识桎梏的限制，也不可能将历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地基”和“四梁八柱”浇筑起来。与此同时，没有持之以恒的研究积累，历史政治学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知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