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科的重要创建人、我的研究生导师李会滨教授去世20周年。去年参与学科馆的资料收集整理，最近重新阅读李老师的著作并整理我的日记，再次深刻感受到李老师严谨治学和宽厚待人的人格，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的定海神针的关键作用。

我校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起步很早。李老师有很强的学术敏锐性，是学科起步的早行者。早在1978年5月，李老师还只是一名讲师，便发表了《用科学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一文，对于正确理解科学的社会主义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之后又发表《“穷社会主义”批判》一文，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与普遍贫穷是根本不相容的。这为将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李老师执笔、署名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及其有关问题》一文，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等学科基本问题，为奠定学科基础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李老师因此成为高原先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重要编写者。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科由此起步。

老师将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研究，治学特别严谨。世纪之交，老师着力于《社会主义：20世纪的回顾与前瞻》一书的撰写。书稿完成后已送出版社准备印制，老师对其中的一处文字缺乏足够的把握，思考再三。晚上围着三号楼转圈，心事重重。我见后请教得知此事，觉得即使进了出版社，如果不合适还是可以修订的。因为老师的严谨，该书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

老师不仅治学严谨，更是待人宽厚。作为政治学科奠基人的高原先生的行政工作繁重，大量学科建设工作由李老师具体负责。1986年，高原先生去世之后，由李老师担任所长带领学科发展。老师从工作大局出发，从学科发展出发，从团结凝聚队伍出发，从扶持爱护青年学生和老师出发，待人宽厚，极具人格魅力和道德权威。在老师任上，学科建设成就非凡，人际关系和谐轻松，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科历史上最难以忘怀的“黄金岁月”。

1998年，64岁的老师从所长职务上卸任，由43岁的我出任所长。当时，正值我国学科处于大发展的关键时刻。既要抓住机遇，又要协调关系，对我这个刚上任的所长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好在有老师的权威人格的加持，使我们能够抓住机遇，将学科建设带到一个新的平台上。

1998年，教育部提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加快繁荣社会科学，决定在全国设立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基地要求很高，申报者是高校的优势学科，并要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我校的近代史和语言学的优势明显。我所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早在1984年便独立建制，是学校的重点研究机构。但所里包括两个学科，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一是政治学，以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专业为主。自1980年代后期，政治学以农村问题为主要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学校决定以政治学的农村问题研究为基础申报基地。一是近代史和语言学都属于基础学科，农村问题属于应用领域。二是当时的农村农民问题严重，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三是政治学的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得到中央决策部门重视，符合设立基地的目的。

学校这一决定尽管有道理，但是要具体落实还需要做工作。基地以所的力量为基础申报，要取得所的认可。我当时是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又是科社所所长，不适合作出决定。况且我担任所长前，校领导谈话时希望我“两学科之间一碗水端平”。从学科力量看，科社学科领域更强一些。究竟申报哪个学科领域成为一道难题。在这为难之际，李老师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999年5月24日研究所召开小型会议商讨基地申报事宜，学校分管领导李宇明、文科管理负责人石挺、李会滨老师及所党政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李老师积极支持学校的决定。我当天的日记记载，李老师表示：“申报基地，校内横向联系，以中心名义申报，以原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申报。”李宇明最后强调：“基地申报关键在内部协调，肖老师、李老师多做一些工作。”27日，全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农村中心申报基地事宜。李老师再次表态支持。我当天的日记记载，李老师说：“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农村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变化很大，研究滞后，比较少见。社科发展需要。作为基地上报。作为固定方向对评选重点学科增加砝码。努力报好，很好地组织申报。”随着李老师的表态，杨宏禹、徐育苗等老先生都表示同意由农村中心申报基地。

正是因为有李老师的支持，我们这所师范大学的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才有可能申报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随着重点基地的申报，是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的申报。这也是具有首创性的一项工作，是学科发展的难得机遇。按照当时的说法，申报一级学科至少有两到三个二级学科作为支撑。而我校的政治学科长期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一个博士点。90年代华中师范大学与武汉大学联合申报并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但具体博士点单位为武汉大学。与此同时，我校当时不仅不是“985大学”，连“211大学”也没有进入。学校的地位较弱。但是，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学位点的申报，要求全力以赴。

在学校支持下，我当时具体组织申报，多次召开申报会议，李老师给予了重要指导。在通讯评审后，还得到北京进行答辩。当时我和李老师一同参加答辩。参加一级学科答辩的还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答辩如赶考一般，我的心情很紧张。其他三所大学是国内政治学最强的大学。我们最初申报时只有一个博士点，底气不足。好在进入答辩会场时，答辩专家见到李会滨老师很热情，我的心才一下子放了下来。毕竟，李老师在学界多年，且因为为人宽厚在学界的口碑甚好。这种口碑是长期积累而成的。

经过答辩，我校的政治学与上述三所大学成为全国首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单位。一所非211大学与国家三所顶级大学同时获得一级博士硕士授权点，这是没有想到的。这是高原先生、李会滨老师等前辈老师打下的基础，也有李老师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定海神针作用！

教育部重点基地和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获得，是时代所赐，也意味着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之后，我们又获得首批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外政治制度先后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我所因此被学校丁烈云书记称之为“五星级单位”。这个“五星级单位”来之不易，学校领导经常说“要跳起来摘桃子”，指我们学校的地位不高，需要用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才能获得与别人一样的地位。而要保持这一地位更不容易，毕竟面临的环境和要求已有不同。但是，在困难时刻，老师总是发挥着定海神针的关键作用。这种作用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人的幸运和财富！

（202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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