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校政治学科奠基人高原先生去世40周年。去年参与筹备学科史馆，今年初重读《高原论著选》，回望学科发展历程，我再次感受到先生作为学科奠基人，站得高，看得远，为政治学及相关学科打了良好的基础，后人受益无穷。
1920年出生的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的老资格。1948年参与创建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的中原大学。195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并担任主讲教师，同年任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一直到1984年担任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先生作为学科奠基人，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政治意识强，站位高。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年代。在转折前夕，大多数人还处于混沌状态。但就在这一年初，在政治系主任高原先生的倡导下，我校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设立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据前辈老师说，当时得知有中央领导人讲，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遭遇曲折，重要原因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弄清楚，因此要将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研究。在先生的领导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的李会滨老师等就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进行了探讨，使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学科立起来。之后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作为教育部文科通用教材，最早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硕士点，1984年获得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点，受教育部委托举办“科社专业教师进修班”。科学社会主义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并带动我校政治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先生作为学科奠基人，高屋建瓴，对政治学及相关学科发展进行了卓有远见的规划和布局。
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先生闻风而动，积极推动政治学的建设。一身兼两任，既是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又是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后既是全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又是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先生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基础上，积极推动政治学专业发展，在于对这两个学科专业的一体发展有很强的自觉意识。1980年，先生在“关于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几个问题”的说明中，专门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的关系，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同政治学都属于政治科学，它们的关系十分紧密，内容确有交叉，但又有区别。从纵的方面来看，政治学不是研究某一个社会，而是研究自有阶级以来的人类社会，显然，它研究的‘政治’，比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政治’的历史时期要长；从横的方面来看，政治学要研究世界上各种政治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只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因此，政治学研究的‘政治’也比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政治’的面要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仅要研究‘政治方面’，而且涉及经济、精神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又比政治学研究的范围要广。”先生的论述非常精当。至2023年，在国家制定的学位目录中，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理论同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
由于从学科边界上将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视为两个联系特别紧密的学科，在实际行动上这两个学科得到了共同发展，并融为一体。先生主编《科学社会主义》教材之后，又主持编写了《通俗政治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之后，张厚安老师主编了《政治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获得政治学专业硕士点。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就有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两个专业，从而为2000年获得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点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以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为基础，还带动了相关专业的发展。我校的社会学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发育起来的。社会学开创人艾玮生教授恢复工作后的单位是科社研究所。为支持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专门给艾先生配备了青年老师助手刘祖云，刘还担任科社所最早的年轻副所长。我校的公共管理也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为依托发展起来。最早的创建者来自于科社所。这两个学科现在都已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单位。
先生作为学科奠基人，有宽广的胸怀和气度，海纳百川，集聚了一大批人才。
学科建设的关键是人的建设。为了推动学科建设，在先生的布局和领导下，科社所集聚了一大批人才。其中不仅有杨宏禹、张厚安、胡原、李会滨、徐育苗等老政治系人作为中坚力量，还接纳和引进了一批因政治运动而中断专业的学者。如艾玮生先生早在新中国建立前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的华中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执教，与杨开道、李达、马哲民齐名，但也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社会学恢复重建，到科社所工作。刘丰铭老师1946年考取武汉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农场改造21年，1978年恢复工作后来到科社所，后来成为国际法研究大家。孙盛廉老师也遭受过不公正待遇，重新工作后到科社所，参与了由徐大同老师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的编写。除此之外，还着眼于专业发展布局，培养各类专业后备人员。如将俄语系和英语系的毕业生留在科社所，以将政治学建设成为一门开放性很强的学科。
在先生的倡导下，科社所成为一个集聚人才的开放性平台。不同的人都可以到这个平台上施展才能，有进有出，动态发展。刘丰铭老师后因专业发展，转去武汉大学。这种人才平台的特点一直保留下来。流动才有活力。流动中保持核心人才才有定力。
先生作为学科奠基人，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引领学术发展。
先生自1952年担任政治系主任，之后历任学校党委宣传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副院长，直到党委书记，行政工作负担沉重。但先生始终将自己作为学者，既领导学科发展，又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引领学术发展。担任全校党委书记后，工作更忙了，且又患癌症，但还是关注学术前沿，撰写理论文章。我当时在所里担任一些辅助工作，亲身感受到先生顽强的学术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1982年邓小平提出的重要命题，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飞跃。其中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前沿课题。先生和所里其他老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先生觉得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那时事情太多，又身患重病，就让我做一些辅助工作。我在1985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今下午到导师高原家，汇报为他撰写《再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的构思。高老师在去年夏新任党委书记，很快就病倒在床，如今快一年，瘦骨嶙峋。他说从未住过医院，这是第一次住院，竟折腾得如此厉害。……我们这位老师病情稍有好转，就想干一些事，这样的精神值得钦佩。”
先生作为学科奠基人，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
先生是南下干部，可以说一辈子为“官”，而且到晚年成为全校最大的“官”，从外表形象看也有“官”的气度，但是先生没有丝毫的“官味”，更没有“官”架子。先生始终将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平等待人，平易近人，营造并形成宽松平和的氛围。我留科社所工作后，从没有听到有老师叫先生的“官”职。前辈老师称先生为“高原同志”，我们称先生为“高老师”。在所内称“老师”成为一种风气和习惯。先生去世后，由李会滨老师接任所长，徐育苗老师担任副所长。但我们从来都是叫“李老师”“徐老师”。我接任所长后，仍然保留着这一习惯，在所内一律称老师。就是党支部书记，也是称老师而不是书记。
先生去世前居住在非常简易的一座低层楼房的一层，阴暗潮湿。如今，这栋楼已拆去，在此基础上修建了16层楼的高大气派的政治学学科楼。大楼由大师而来。先生的精神丰碑永远屹立在华师政治学人心间！
（2026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