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于“历史转向”的学术语境，以“历史政治学”为分析枢纽，将中国共产党治理经验作为坐标重塑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将政党如何夺取、行使与再生产权力及其制度化后果重新置于议题中心。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党史政治学”概念，将中共党史界定为中国政治学理解现代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场域与理论生成空间，强调通过概念化、机制化与类型化等路径，推动党史党建研究的学理升级与中国政治学的在地发展。围绕这一思路，本文通过提出一套研究议程与方法设计，旨在促成历史政治学与党史研究之间的有效对话与互相启发，从而生成一系列可持续展开的命题与解释框架。同时，对“党史政治学”与“传统国史政治学”加以区分与比较，从研究对象、时间结构、核心概念与史料体系等方面提示二者差异，以凸显“党史政治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指向。
关键词：历史政治学；党史政治学；中共党史；对话互鉴；自主知识体系
本文作者：贺东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历史转向”。这一转向，以“历史政治学”的崛起为代表，已不再局限于个别学科的内部革新，而成为各门社会科学普遍共享的认知姿态与学术取向。它既是对经验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与突破，也是对“历史性”这一知识维度的重新发现。正因如此，“历史转向”激发了跨学科的持续讨论，并推动着社会科学整体的再定位。
然而，“历史转向”并非一个可以轻易被操作化的口号。如何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使这种转向真正落地，如何将“历史的方法”转化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这不仅是学者们面临的理论困惑与方法焦虑，也是当前社会科学内部亟须回应的共同学术议题。换言之，“历史转向”要求我们在方法论层面重新思考：当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重新回望自身的“历史性”时，如何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建构新的桥梁？
以政治学为例，当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相遇”时，这种相遇不应仅被理解为学科的交叉，还是一次方法论的碰撞与重组——中国政治学必须在历史维度中重新定义自身的研究对象与分析逻辑，而党史研究也必须超越叙事性描述，回到制度生成与权力机制的理论解释框架中。这正是“历史转向”最具挑战性、最具创造力的学术课题所在。
一、历史政治学与中共党史联手研究议程的兴起与评析
进入21世纪后，党史研究与政治学都出现了微观转向，即社会化与日常生活史化，出现了“政治被碎片化”的学术症候：政治被化约为地方性实践的集合，而革命、建政与国家能力生成的政治学主变量则被边缘化。因此，学界对党史研究的“碎片化”多有反思。例如，有学者借助中国传统文明的“经史”概念，提出重建党史研究的整全性视域，主张在尊重实证细密性的同时，通过“以史解经”恢复政治与文明问题的总体阐释。2023年前后，一批学者以“历史政治学”为枢纽，主动将党史与政治学重新联结，意在把政党如何夺取权力、行使权力和再生产权力及其制度化后果拉回研究轴心。当年开春，由笔者作为栏目主持人，组织了一次“历史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专题笔谈，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姚中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闾小波与赖静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汪仕凯撰文阐述该专题的相关问题。上述学者强调，历史政治学乃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之路径，且以中共党史为根基。在此基础上，参加笔谈的学者也形成了一些共识：
其一，历史政治学应作为党史研究的学理突破口。因为党史研究天然具有政治学属性，研究对象是中共这一现代政党及其治国理政的历史实践。传统党史研究虽然在史料整理上卓有成效，但普遍缺乏理论分析工具与问题意识，学理性不足，如能借助历史政治学的资源与方法，可以推动党史研究走向更为学理化的解释，从而实现史实性研究向规律性研究的跃迁。这是党史研究学术化、政治学中国化的重要契机。同时，应培养“时空素养”。中共百年奋斗的历史虽短，却浓缩了“千年大变局”，因此，研究者应具备时间与空间双重敏感性，而培养“时空素养”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政治复杂发展的动态理解。此外，党史研究应摆脱“单线化”叙事，建立“复线化”逻辑思维。中共百年历程交织着革命逻辑、抵御外侮逻辑与现代化逻辑等多重主线，多重主线在不同时期交替主导，因此，复线思考与叙事既能揭示制度与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又可探析历史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使党史研究更能反映政治实践的多样性与阶段性。把历史政治学作为桥梁可以实现党史的经验厚度与政治学的理论高度的融合——既保留历史真实性，又揭示制度生成逻辑，最终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其二，研究中共建政史不应仅限于传统党史的内部叙事，而应引入“历史政治学”的分析视角，从制度生成、政权演化与政治行为机制的层面，揭示中共建政的内在逻辑。历史政治学兼具政治学的理性分析与历史学的历时叙事，能够突破“胜利史”“经验史”的局限，转向“机制识别”与“规律提炼”，从而实现党史研究的学理化与理论自觉。中共建政史研究应有“三重视野”：一是纵向历史视野，这是指中共建政既非突变，也非断裂，而是中国千年政治传统与近代革命运动的延续，应在历史长程中理解其制度创新与政治继承。二是横向比较视野，要将中共建政史置于全球政党建政的谱系中，比较国家中心主义与政党中心主义两种建政路径；中共建政史属后者，与俄国布尔什维克有相似性，但同时具有中国本土历史的连续性。三是整体与区域结合视野，要突破“中央史观”，重视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差异性与制度实验性，揭示地方经验如何汇入总体建政逻辑。建政史也是党史的一部分，若实现从“革命党”到“建政党”研究的历史政治学转化，则建政史不仅是党史的一部分，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关键节点。以往研究过于依赖“三大法宝”等内部话语，容易陷入“注定论”，如果援借政治学原理（如国家能力、集体行动、权力整合）来解释历史事件，就能使党史研究真正成为理解中国政治运行与国家治理逻辑的核心学科支点。
其三，党史研究与政治学本是相互依存的两个知识体系。政治学要走向历史深处，意味着要在宏观叙事与制度分析之外，重返政治生成的历史现场，从历史进程中揭示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形成逻辑。在此过程中，党史研究提供了最丰富的经验资源与制度样本，政治学则提供了理论化、模型化与比较化的分析工具。如前所述，两者的结合，可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经验回归”与党史研究的“理论跃升”。这也意味着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的政治学化，而是政治学的历史自觉化。研究者要在党史叙事中发现政治逻辑——从组织建设、路线选择、制度创新到权力结构演化，形成具有政治解释力的理论成果，以“中共经验”重构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过去党史与政治学研究中存在过度依赖“结构模型”的倾向（如国家与社会框架、体制与功能模式），这些理论虽有一定的解释力，却无法揭示政治实践的生成机制。政治学研究者应从过程出发，追溯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关注中共政治实践中的能动者——领导核心与地方干部的行为逻辑等，并从不同的情境中出发，揭示制度创新的应变逻辑。
其四，要运用政治学的“路径偶然”和“危机应对”的理论，分析中共如何在历史关键时刻化解危机、把握机遇。政治学的“路径偶然理论”（Path Contingency Theory），强调历史不是必然发展的线性结果，而是制度惯性与历史偶然的互动产物。因此，应研究在中共发展史一些“偶然因素”和“意外因素”是如何触发制度方向的突变，关注这种“偶然转为必然”的机制，揭示政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选择性，以解释中共在意外历史时刻如何将危机转化为制度创新契机。
其五，历史政治学的价值在于推动概念创新。“虽然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核心概念通过概念旅行的方式已经被中国政治学吸纳运用，但立基本土实践不断创造和供给标识性新概念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研究者可借助新的分析范畴来刻画中共治国理政的动力机制。这些新概念能更精确地解释中共政治体系中权力生成、资源配置与组织动员的内在逻辑，构成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表达体系，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富农”“民主集中制”等。同时，在研究中，应区分革命者使用概念的策略性与研究者分析概念的学术性。
总的来说，当前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虽有进展，但仍存在理论工具不足、问题意识偏弱与“官语复述”的问题。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为党史研究补上理论化、比较化与机制化的环节，同时也倒逼政治学回到历时性结构的识别与论证，使之有根有据，方能产出对中国国家合法性、制度来源与治理效能的“整体判断”。
在2023年专题笔谈中，姚中秋提出了一个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概念：“党史政治学”。这是面对中共百年经验在历史与理论之间长期断裂所作出的一种学术回应，尝试在当前党史研究“去政治化”、理论化不足与政治学“脱离历史”、经验空心化的双重困境中寻求出路，重建一种以问题意识为中心、以中共经验为坐标、以历史政治学为桥梁的自主知识生成路径。
姚中秋的发问建立在对学术结构性失衡的观察之上。长期以来，在中共研究这一核心议题上，党史研究与政党学两者各行其是，处于“互不通气”的状态，而政党学往往照搬西方范式，将中共“例外化”处理，逃避其经验的普遍性问题。为此，姚中秋提出以“党史政治学”为连接两者的桥梁，从而在研究对象、方法路径与理论归属上建立一种可供继承与生长的新范式。姚中秋指出，这一研究方向需要有三重转向：第一是政治性回归；第二是世界性置入，应与苏共、社民党、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党等置于比较坐标中，进入类型学意义上的理论生成；第三是历史性深化。
姚中秋提出“党史政治学”的目标，是以中共为基体，运用基于历史比较的类型学，以中国经验对政治学的相关研究领域作出再解释，意图发展出更为普遍的新的政党与国家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姚中秋并未将“党史政治学”塑造成一个封闭的研究路径，而是始终将其置于一种“回应时代问题”的学术姿态中。
回看2023年的讨论，可以说是“历史政治学+中共党史研究”的互鉴，初步形成了“以党史为根、以政治学为法、以治理解释力为效”的共识，逐步形成了从问题设定、方法供给到学科的“三位一体”合拢：在学科层面，提出“党史政治学”的议程化，力图使党史与政治学形成真正的“双向进入”；在方法层面，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式（时空—类型学—概念谱系研究）；并尝试提出以“党史政治学”为知识生产的通道，在“政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坐标中，探索构建中国经验的命题（如以党建国的建构机制），并与俄国进行比较，初步思考形成若干能够进入国际学术对话的中层理论。
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的讨论也与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设立的中共党史党建学有密切相关。作为新设立的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资源基础理论是亟待阐明的基本命题。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战略布局下，中共党史党建学如何立足于学科主体性与特殊性来建构学科体系，发掘学术资源，开启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援借，走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创新之路，也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
综上所述，“党史政治学”的提出，是对如何面对实践复杂性与历史厚度这一命题的回应，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种邀请与追求——重新思考政治学的历史转向、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资源，以及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实现“党史赋能政治学、政治学深化党史”的“1+1>2”的增量格局。
二、党史政治学若干重要主题的初步探讨
前面梳理了近年来“历史政治学+中共党史研究”的兴起及其学术意图，特别介绍“党史政治学”提出的背景，下面我们围绕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主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勾勒出“党史政治学”未来可能展开的研究谱系。
（一）关于“革命主题回归”的问题
在中共历史的整体脉络中，革命是诸主题中具有统摄性的“决定性主题”。它在方法上提供了观察时代的“总变量”，在经验中贯穿并决定着国内外战争、阶级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党军关系与国家构建的路径与力度。换言之，一旦将“革命”置于核心位置，便能在宏观政治工程与中观制度生成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解释桥梁：革命如何生产权威、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塑造行动者、如何留下可被制度化与再生产的“新传统”。从学科关联性看，这一主题天然与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组织理论与权力理论勾连最为紧密，因而成为“党史政治学”重塑研究焦点、重建解释力的逻辑起点。
基于此，党史政治学的“革命研究”并非回到单线叙事或口号化描述，而是要在历史材料与政治分析之间确立一套研究议程。围绕“革命主题的回归”，可以至少展开以下五条互为支撑的方向：
其一，三次革命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分析研究。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演化中，辛亥革命（1911）、国民革命（1924—1927）与共产革命（1921—1949）构成三次性质迥异但互相关联的国家变革尝试。这三次革命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围绕“如何建立一个有效主权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的竞争性实验。辛亥革命虽成功推翻帝制，但未能建立有效中央政权，导致政治合法性碎片化；国民革命尝试借助“党军一体”重建中央权力，但受到派系政治与依赖资源输入（苏联）的双重掣肘；共产革命实现了以政党为核心的“政治整合、军事暴力与群众动员”的统一机制，是前两者的否定性继承。因此，本方向的研究可以分析两个维度的演化：一是党指挥枪，二是阶级与组织动员。这两个维度有助于回答以下问题：中共为何最终会取得胜利？她吸收了布尔什维克的哪些模式？又做了怎样的转化？
其二，中共“诞生地”与革命组织网络研究。“中共诞生地”——上海，是中国革命网络的种子节点。早期中共组织在空间上多选择城市核心，如租界、通商口岸、工厂区、学校和外部交通便利地等地带，这些地区具有资源流动性高、外部观念输入多、群众聚集密度大等特征。这一方向的研究可聚焦以下要点：一是秘密组织的生成机制，例如，如何以共青团、旅欧学生组织、工会、出版机构等为掩护建立党小组；二是“红白区”之间的信息、人力和资源往返机制。这些研究可以加深对早期中共如何超越地域封锁与政权打压，在全国构建起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政治网络的理解。
其三，“夺取并重塑国家权力”的政治工程研究。夺取国家政权不仅是军事胜利，也是组织、治理、资源整合的工程。中共在战争、制度、干部、后勤几个层面，展开了政治工程式设计。因此，这一方向可研究的关键路径包括：一是“党指挥枪”如何组织化？是如何通过制度设置（如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军政一体化）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控制下？二是干部体系的战争锻造。中共的军事干部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政治和组织的“翻译器”和“再造者”，他们如何在前线和后方之间流动，完成党意志的贯彻？三是中共的文件政治、会议政治与决策模式的形式与机制。对这些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战争与政治建设的两种运行状态。
其四，国内革命行动与国际体系互动研究。中共革命既是中国本土社会结构变革的结果，也深深嵌入了20世纪全球“革命链条”与意识形态分裂格局中。可从以下角度开展研究：共产国际体系与苏联战略如何影响中共早期组织方式、意识形态与干部训练？本方向有助于突破“内向史观”，从国际视角来解释中国革命，提升党史研究的视野。
其五，革命后从运动型动员到科层治理的转化。这一方向的研究重点包括：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行政之间的互动？如何通过法定化/组织化过程“驯服革命”？本议题可以研究：一是20世纪50—60年代是如何从革命动员—战时逻辑向科层化—日常治理转化，即革命的目标、工具与正当性如何被“日常化”并内嵌进组织、人事与话语体系？二是为何其中出现过“再运动化”与科层制度的张力，科层规范被重新压倒？
（二）革命与战争各个时期的“地理—政治”演化逻辑
理解中国革命，既要看组织、意识形态与群众路线，也要看中共的政治力量是如何在具体空间中被安放、扩张与复制。换言之，革命不是在均质空间展开，而是在红区和白区并置、缝合带与山地带交错、交通通道可控度各异的具体地理条件中，被装配成一种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工程。地理是重要的构成要件，因为空间不只是场景，也是力量扩张的媒介。沿着时间脉络看，在上海岁月—苏维埃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空链条中，呈现出一条以空间为支点的政治能力增长曲线：从城市潜伏与情报交通的“隐蔽组织术”，到缝合带、中等山带和可控通道的生存扩张策略，最终沉淀为组织—军事—治理的三重体系。
有关地理—政治的互动如何塑造中国革命的进程与路径研究可包括如下议题：“上海岁月”的城市、红色交通线与隐蔽战线研究；苏维埃革命生存与扩张的空间研究；抗战时期北方尺度的跃迁研究；解放战争与全域扩展研究；革命如何在不同空间被复制与可持续研究，如兵源是来自哪里、粮秣如何征集、情报如何传递、武器如何修造，这些均受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建立一套可比较的分析框架，如空间—组织指标、通道—后勤指标、治理—秩序指标，将不同根据地区域群并置比较。
综上，革命与战争各个时期的地理—政治演化逻辑表明，空间是政治的第二语言。换言之，只有把革命放回它真实发生的地理空间里，才能理解它为何能走得下去、扩得起来、稳得住；也才能把“党史政治学”的分析，从口号层面的政治叙述，提升为空间—组织—制度三位一体的系统解释。
（三）关于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缔造与治理研究
把“国家”写清楚，是“党史政治学”不可回避的硬题。之所以说“硬”，不只是因为“国家”意味着暴力、财政、官僚、规制与合法性供给等多重政治学的维度，还因为对中国而言，现代国家的缔造并非在1949年“从零开始”，而是在革命与建政交汇处的长期装配与再装配。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器官”（财政、官僚、军队、治安、规制、合法性供给）并非外部移植，而是由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先行构造，在新政权建立后再法定化与常设化。这条历史路径，可以概括为一种由革命迈向国家的“先党后国”的生成逻辑：先有能动的政党组织网络，后有制度化的国家结构；先在根据地演练“国家原型”，再在全国范围推行“法定国家”。沿着这样的线索，可以把“缔造与治理”的问题，拆解为三个彼此递进、互相嵌套的层面：根据地的国家预装配、建政初期的全国性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下的现代治理再组织。
第一，根据地作为国家原型的“预装配”研究。中共早在根据地就形成并不断打磨出“国家原型”的关键部件。在根据地，中共就形成了党组织与军队、政权的“三位一体”结构，并渗透到群众团体、合作社、学校与乡村自治等社会细胞中。因此，对根据地的“国家原型的预装配”研究，能更清楚地理解中共在1949年后之所以能快速接管城市、恢复秩序的原因，如对南下干部与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
第二，党领导国家的具体制度体系研究。如果说韦伯式官僚制是现代国家执行效率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共所打造的“党—国双科层”是一种“叠加结构”，党在政治纲领、干部任用、组织动员与意识形态供给上构成“上层中枢”，国家官僚体系统筹公共服务与行政执行。两套系统像是两条并联传送带——在重大政治任务、战时状态与社会动员中，党带动国家；在日常行政与公共服务中，国家在党的领导下运行。其中，“党组制”是党的领导制度化的核心机制之一。
第三，改革后现代治理的国家再组织研究。改革开放并未否定“党—国结构”，而是进一步将其完善，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关键支柱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再设计与技术再配置，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和专业化水平。这一层面的研究重点：一是改革是如何推动了法治结构的大幅扩展，二是“一般干部”如何转型为“专业官员”。改革开放后，国家治理需要大量“专业官员”。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去政治化，而是将党性原则与专业能力作为干部评价的“双轨标准”，使行政体系能够在保持政治一致性的同时具备处理复杂公共事务的技术能力。归纳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再组织”让党—国的双科层结构与法治—专业的现代治理要素形成一种嵌合关系，即政治系统提供方向、凝聚与动员；治理系统提供程序、技术与评估，二者共同产出治理效能。
总的来说，在党史政治学的视角下，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缔造与治理不只是史料与经验的描述，而是一套可供比较政治学对话的理论资源：包括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革命与法制的关系、动员与行政的关系等方面。
（四）“新传统”的形成与内涵研究
从1921年建党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中共先是在持续的革命战争中生长出其组织体系、政治纪律、群众路线、军事战略、政策传导等机制和制度，这些制度在经历了苏维埃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阶段之后，已经发展为一种高度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政治能力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传统”。这些“新传统”通过一系列危机、选择、沉淀的历史节点逐步内化为制度规范和政治文化，构成了“新传统”的基础。对此，可以就如下议题展开研究：
第一，“新传统”的结构层次与内在机制。可以将“新传统”划分为四个互为关联的层次：制度层、行为层、文化层、治理层。每一层既是上一层的延续，也是下一层的支撑。一是制度层。这是政党体制的结构性嵌入，体现在如下制度配置：党领导一切、军政合一与党指挥枪、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制度层是稳定性和可复制性的传导机制，是“新传统”能够延续至今的根本保证。二是行为层。这是党员行为逻辑与组织纪律文化，如党性原则的绝对优先性；政治忠诚与自我牺牲文化；政治可靠性评价机制。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共的行为规范是如何通过培训体系、考核机制和组织生活等方式进行再生产，并形成一种具有政治认同与行动指令双重功能的“行为规范传统”。三是文化层。这是意识形态凝聚与共同体精神建构：在1921年至1978年，中共的“新传统”构建了一整套政治文化叙事体系，如红色记忆的制度化叙事、集体主义美学、仪式政治。对这一文化体系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共在凝聚认同感、赋予道德合法性，强化价值共识与制度正当性的努力。四是治理层。这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与逻辑，如政治动员与政策执行；中央与地方的层级式政策制定；情感与动员在治理中的角色等。对中共治理传统的研究，能够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秩序的运行模式与可持续性。
第二，“新传统”的要素结构研究。可以将“新传统”细化为若干核心组成部分，每一个都可作为独立的研究方向，如政治动员传统、密集传达体制传统是如何构建的，如何形成中央至地方的多层信息与指令传导机制来保障组织执行的一致性？这些研究将为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路径提供了重要线索。因为“新传统”不仅属于过去，它会以制度惯性与政治文化的方式在当代政治生活中被不断激活与转译。
第三，以“新传统”为中观概念的知识建构路径。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建构自主术语、概念框架与理论路径，这是中国政治研究从解释走向理论建构的重要起点。
（五）党的领导制度与体系的演化研究
在“党史政治学”的研究图景中，党的领导制度与体系是贯穿革命、建设与改革全过程的“主变量”。无论是战争年代的高度集中指挥，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体制搭建与政策执行，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体系的制度化完善，几乎所有关键节点与重大转折都可在党的领导体制的变迁与定型中找到解释线索。正因如此，研究党的领导制度，既是对中共组织史与制度史的回顾，也是理解中国当代政治运行逻辑、国家能力来源与治理绩效形成机制的关键钥匙。
对此，可以从四个层面展开研究：历史阶段的递进、核心机构与权威结构转折、全覆盖领导的生成、并以“政治势能”的视角将其收束为一套解释框架。一是历史阶段。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历经了从“非常指挥”到“法定化领导”的三重进路。三段进路显示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从非常态的政治统筹，逐步走向法定化的体制建构，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轴心装置。二是核心机构的设置与权威结构转折，包括研究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中央军委、党组制的形成历史。三是“全覆盖领导”的生成与法定化。党组作为党的领导在政府系统中的组织性接口被确立，党组制成为在政治把关、方向引领、干部管理、重大事项把控等关键环节提供政治阈的统筹轴心。此外，还可以研究党—国双科层的嵌入结构及特征。四是领导制度如何产生“政治势能”？如何实现组织配置到治理绩效的转化？可以研究这条“政治势能链”是如何通过组织与制度的转换，最终在治理绩效上显性化的。
总的来说，“党史政治学”将以领导制度为“主变量”的解释框架，研究中共在百年的历史上是如何通过中枢机构与集体领导，形成独特的政党—国家复合体的运行机制。
三、党史政治学与传统国史政治学的区别与联系
在前两部分中，本文以历史政治学为枢纽，重建了以中共经验为坐标的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并提出了“党史政治学”的基本议程，力图从政党—国家关系的演化逻辑中，回溯中国式现代国家生成的制度机制与历史路径。由此引申一个无法回避的追问是：这些现代政党化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政治文化，究竟根植于怎样的更长时段历史传统与文明谱系？因此，第三部分将在制度基因—文明谱系的分析视角中，对“党史政治学”与“传统国史政治学”展开比较研究，探讨两者在合法性资源、组织形态、政治理念与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异同与关联，从而将中国政党国家的制度起源，嵌入到中国数千年政治文明的历史纵深中加以分析与解释。中共革命的成功，一方面来自于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态与动员机制，与俄国革命模式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华大地两千余年来积淀的政治智慧传统密切相关。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历史化的政治文明场域中成功建政，离不开一批具有高度政治远见与制度构想能力的革命领袖，他们在战略布置与组织治理中展现出的政治智慧，正是传统政治理性与现代制度创新结合的产物。
传统国史政治学是以先秦至清末民初的政治实践为对象，采用历史政治学的方法，围绕合法性、权力组织、治理技术、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统治文化等核心议题来构建的命题体系等。而党史政治学是以1921年以来的革命与建设为历史现场，研究以中共政党治理为中枢的政治文化与制度体系，包括民主集中制与组织路线、干部制度、群众路线、意识形态教育、国家主导发展及其制度化与再动员机制，等等。下面我们展开具体的讨论。
（一）党史政治与传统国史政治的区别
党史政治与传统国史政治的不同之处，可以从五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是合法性结构。党史政治是以人民主权与政党领导的历史绩效为基座，借助革命叙事与意识形态教育构造公共记忆与价值同构；而传统国史政治的合法性是由天命、德治、礼制、功业等复合结构支撑，宗法伦理嵌入日常秩序（家国同构）。二是权力组织。党史政治是以列宁主义政党为组织母体，以干部制度替代科举，以中共的组织纪律与问责体系形成的制衡；传统国史政治是以皇权为中枢，士绅通过科举进入科层，形成文化性制衡；以监察御史或都察院等构成监督网络。三是治理技术。党史政治是以政党治理为整合工具，构建党—群团—协商的治理网络；传统国史政治是礼治与德治互构，士绅、宗族或行会作为治理中介。四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中共体制下，中共能够做到对社会“一竿子插到底”，将其组织网络深度嵌入社会，从中央到地方，再到社区、乡村、企业、学校等基层单元，构建了一张无远弗届的组织网络：让中共的主张能够直接传递到社会最末梢。这种组织网络的价值，在于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脱节”的难题；而传统社会是国家通过士绅实现间接统治，地方社会具有较强自治能力（社仓、义学、里甲、保甲）。五是政治文化与教化。在党史政治中，强调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以意识形态教育、组织生活与典型叙事形成信仰及对组织的忠诚；而在传统国史政治中，强调的是以经学正统与礼制教化维持公共伦理。具体见表1、表2。
表1 政权合法性：从“天命”到“人民主权”
表2 组织结构：从皇权官僚到政党国家
此外，党史政治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现代革命特征，如崇尚斗争与牺牲精神；强调“党性”高于“人情”；以信仰为基础的“制度忠诚”，重建党—国共同体意识以取代家族宗法网络。而传统国史政治以“礼”治人与以“孝”治家，政治服从嵌套在伦理关系之中。
（二）党史政治学与传统国史政治学的区别
党史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时段是1921年以来中共领导的革命、建国与国家治理实践；以党的领导为中枢的制度安排、组织逻辑与政治文化。时间范围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并可延伸到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延续与演化。“党史政治学”主要关注点是政党—国家关系、组织化动员、干部制度、群众路线、协商结构、意识形态与合法性。
传统国史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时段是先秦至清末民初的帝制中国政治实践与制度文明（包括皇权、宗法、官僚、边疆、财政与军事）；时间范围是长时段王朝政治的生成、运行、崩解与更替；关注点是合法性（天命/德治/功业）、科层化与科举、礼法互构与大一统整合术、士绅中介、财政汲取、区域治理、朝贡与边疆制度。
在研究内容上，党史政治学主要研究现代政党国家的组织、动员与治理机制，而传统国史政治学主要研究帝制政治的礼法、官僚与整合机制；党史政治学着重政党化现代国家的形成与治理绩效，传统国史政治学着重长时段帝国的整合术与文明结构。
在问题意识上，党史政治学需要解决的“三问”是：从何而来（即革命经验如何制度化）？如何运行（即党的领导如何嵌入国家与社会）？何以持续（即在环境变动中靠什么维持合法性与能力，如路径依赖、守正创新等）？传统国史政治学需要解决的“三问”是：如何建构合法性（即天命—礼治—德政—功业如何复合运作等）？如何有效汲取与治理（即官僚—科举—礼法—士绅中介如何降低治理成本）？以及王朝何以循环（外患与内卷、财政军事与边疆、精英循环与社会结构如何相互作用）？
就理论基座与关键概念而言，党史政治学的现代政治科学取向更强。它的关键概念包括党的领导、党性原则、集体主义、民主集中制、组织路线、干部制度、群众路线等等。它的理论基础包括列宁主义先锋队学说、动员政治、组织社会学、现代国家、合法性与绩效耦合、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等等。而传统国史政治学更多属于研究文明的范式。它的关键概念包括大一统、天命、德治、礼制、礼法互构、皇权、相权、科举、士绅、郡县、漕运、财政汲取、朝贡与羁縻等等。它的理论来源可以包含文明谱系、礼法秩序与行政理性、精英循环等等。
就文献编纂与史料体系来说，党史政治学的史料证据包含党史档案、干部人事资料、政策文书、基层工作报告、统计年鉴、口述史、报刊与宣传文本等。传统国史政治学的史料证据包括：二十四史、会要/通典、律令/诏令、登科录、地方志、赋役簿册、实录、清代档案、碑刻、朝贡档案材料等。
两者在概念上可形成若干组对比研究：如士/科举（传统国史政治）与干部/选拔与党校（党史政治）；礼教/教化（传统国史政治）与意识形态/组织生活（党史政治）。在机制对接方面，大一统整合术（传统国史政治）与全国一盘棋/组织化动员（党史政治）。
通过对制度基因与文明谱系的梳理，党史政治学和传统国史政治学都在不同程度为解释当代中国政治从何而来、如何运行、何以持续提供了一套自主知识体系，特别通过前者的研究路径，揭示了现代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
结 语
综上所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历史学的叙事厚度与政治学的解释力度未能有效汇合：党史研究在文献资料与叙事层面成就斐然，却在理论化路径上尚显不足；政治学在范式移植中积累丰富，却往往悬置于中共经验的历史深处之外。“党史政治学”为这一学术断裂面上搭建了起新的知识桥梁，其核心旨趣在于让中共历史中的问题意识重新成为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也使政治学重新获得理解中国政治运行逻辑所必需的历史向度。政治学回归本土经验而党史走向政治科学，能够实现党史与政治学的“双向奔赴”与“相互赋能”。从更深层次的文明发展史视野看，“党史政治学”的意义还在于推动中国政治研究重新整合两条原本分离的知识谱系：一条是以革命、政党、国家构建为核心的现代政治谱系；另一条是以大一统、礼法秩序、官僚治理为核心的传统文明谱系。前者提供现代制度与组织动员能力，后者提供治理智慧与整合传统。在这一意义上，“党史政治学”是理解中国政治现代性如何在文明长链条中生成的重要钥匙。只有如此，中共从局部执政、全国执政到长期执政的内在逻辑才能科学揭示。因此，“党史政治学”的提出可能创建了一条以中国经验反哺政治学理论、以历史解释制度逻辑的研究路径，这或许构成了当代中国学科整合与范式对话的有效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