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制度规范，包括以党领导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以及集体主义、党性原则、群众路线、政治忠诚、高度组织动员等。这种“新传统”深刻嵌入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治理逻辑和政治文化之中。通过分析“新传统”的若干层面(制度传统、行为规范、文化象征与治理逻辑)，可以为理解现行政治秩序提供更全面的历史解释，并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系列的概念和工具。

标题注释：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政治学研究基金项目(SCH3601201E)。

关键词：历史政治学/ 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 影响机制

作者简介：贺东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政治学研究(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25年第5期 第13-23页

在中共百年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传统的新型政治文化与制度体系，有学者认为，可以将之视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进行表述。①本文认为，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中华大地上逐步积淀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制度规范。它师承苏俄列宁主义，以政党为组织中枢开创了“党领导一切”的治理结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传统”。作为一种内嵌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历史遗产，它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塑造了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政党治理逻辑、政治文化心态以及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下文简称“新传统”)。这一概念提出的目的在于以整体性视角理解中共领导中国革命以来所孕育的独特政治发展逻辑，阐释其内在的制度基因和文化特质。

为此，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对“新传统”的概念进一步阐释，进而构建其分析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结合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国家构建与政党组织化理论加以分析，通过具体的关键词，将“新传统”放在具体革命实践的情境下解读，分析其制度积淀，从时间、内容和作用三个维度构建对“新传统”的研究框架。

一、“新传统”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

“新传统”概念的提出首先源于对中国旧传统——即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超越。中国传统帝制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传统，以君主专制和宗法等级为核心特征，讲求纲常伦理和礼治秩序，皇权至上且权威集中，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天命”和宗族伦理基础上，治理理念强调家国同构与德主刑辅。②“中共的直接思想和政治源头是列宁主义”③，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传统”在权力结构和治理理念上是对中国帝制传统的革命，“新传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了礼教纲常，以人民主权和政党领导合法性取代了君权神授，彻底破除了皇权世袭和家族统治，实现了政治权威来源的根本转换。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政治理念在“新传统”中以党对国家全面领导的形式重新体现，帝制时代旧传统中的教化功能被党的意识形态教育所取代，而官僚科层体系的治理经验则被以去芜取精的方式加以改造。

中国的“新传统”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传统不相同，反映出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西方“现代性传统”通常指源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文明模式，其典型特征是代议民主、法治宪政、多元政党竞争以及个人权利本位等，这被视为“普世性”的“现代”治理模式。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新传统”走出了一条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它没有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师承苏俄列宁主义政党形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并改造社会，在中国建构新国家。这种“新传统”在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基础上有着与西方模式迥异的特征。“新传统”以共产党这一单一执政党为核心，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和高度组织化动员实现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掌控，而西方传统是多党竞争和权力分立；在治理理念上，新传统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主导的发展取向，践行“党领导一切”原则来整合社会资源，而西方现代性传统更强调个人主义价值和政府受限治理；在政治文化上，新传统崇尚革命精神和群众路线，依托意识形态塑造社会共识。概言之，“新传统”体现了一种“自主现代性”：它以中国自身历史文化和革命经验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同于封建旧制又有别于西方路径，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新传统”。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更加清晰地界定“新传统”的内涵边界：它不是帝制旧传统的延续，也不是西方政治模式的翻版。“新传统”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随历史进程逐步演化累积的过程，它诞生于1921年，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并由此沉淀为制度文化遗产。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战争的环境迫使中共在根据地治理中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政治运作方式，如党建训练，强调党性原则，在严酷斗争中形成严格的组织纪律和高度凝聚的党内文化；再如通过土地改革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积累基层治理经验，倡导群众路线以发动和组织民众。这些革命年代形成的新型政治规范和价值观为此后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传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干部任命制度、全员动员机制、统一的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对社会主义平等的高度重视等治理方式和政治文化重塑了中国社会⑤，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新内涵”。这种“新传统”至今仍存在于制度层面、社会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其影响波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⑥总体而言，在1921-1978年的半个多世纪里，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一套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政治传统逐步积淀下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体系的“制度基因”和文化底色。这种积淀体现为内嵌于制度结构和行为规范之中的历史惯性，使得“新传统”作为治理遗产在此后岁月中延续其效力。因此，“新传统”概念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践所产生的制度文化遗产的概括，通过将零散的历史经验升华为抽象的概念范畴，赋予其理论解释力，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革命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层影响。

(二)“新传统”理论基础

“新传统”作为分析中国共产党治理逻辑的概念范畴，背后有着多重理论支撑。本部分两个核心理论入手构建“新传统”的学理基础：历史制度主义及其路径依赖概念揭示了制度演化的时间逻辑和自我强化机制，国家构建与政党组织化理论则阐明了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政党力量的作用，这些理论共同勾勒出理解“新传统”的生成与作用机制。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的一支，强调制度演化过程中的时间脉络和历史连续性，特别关注路径依赖如何塑造政治行为和结果。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一旦在关键时刻(criticaljuncture)被确立，往往会通过自我强化机制(正反馈)固化为特定路径，使后续发展深受其影响而不易偏离。⑦这一理论对于阐释“新传统”的形成和延续具有直接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的革命和建政过程中所做出的诸多制度选择(如建立一党领导体制、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党指挥枪的军政关系、推行群众路线等)，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初始路径。由于这些制度安排在早期革命和国家整合阶段中形成，逐渐累积起“正反馈”效应，培育出利益相关者网络和意识形态认同，从而使既定路径得到巩固，进入路径依赖的轨道，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深受其影响而不易偏离。历史制度主义告诉我们，早期的选择会塑造后来者的机会结构，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所沉淀下来的制度与规范，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已经内生出强大的惯性力量，成为嵌入当前政治体系的“制度遗产”。这种制度遗产对当下的政治行为具有约束和引导作用，当代中国治理模式中的许多特征——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党政融合的组织结构、运动式动员的政策执行风格等——都可以追溯到“新传统”所奠定的历史基因。路径依赖也意味着变革将面临既有惯性的阻力，要偏离或突破“新传统”所确立的治理模式并非易事，因为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参与者在思想观念和利益关系上都深深嵌入于这一传统之中。因此，历史制度主义及路径依赖理论为分析“新传统”提供了时间维度上的逻辑支撑，它强调“新传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路径选择，其会通过自我强化延续其影响力。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为何中共的政治实践在不同时期虽有调整，但总体上延续了某些一以贯之的治理逻辑——这是历史惯性能动下的结果，也是“新传统”作为制度连续体的体现。

现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作为支撑。国家构建理论指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有效整合权力、建立权威性治理机制，是现代国家构建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杨雪冬提出了国家构建的五个基本构件，其中之一为核心能动者。⑧本文将核心能动者定义为“核心领导力量”，涉及个人和政党。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不同时段具有不同的核心领导力量，评估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才能更加理解以“政党”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国家模式出现的原因。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下在1852年后开始出现督抚专权局面(1852-1900)，朝廷扩大督抚的自主权，建立督抚-局所体制，是一种基于传统政治体系的近代化转变。1901年的清末新政，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发生变化，1911年后，传统王朝解体后出现了混乱局面，即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以及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思潮兴起。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出现，开始逐步打破了传统体制，既超越晚清以来的军事政权模式，也超越了中国国民党的建党模式，成为具有强大领导力的列宁主义政党，并形成了以“政党为中心”主导的现代国家建构模式。政党组织化理论认为，现代政党作为动员和整合社会的“组织武器”，在国家构建中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中共执政史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生动例证：中共通过高度组织化的革命政党，成功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整合与再造，开创出以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就以“党-军-民”三位一体的组织网络治理广大的解放区，并在战争中取代旧政权成为新的权威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持续加强党对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的领导，将执政党组织全覆盖到政府、军队、经济单位乃至基层社区中，形成无处不在的垂直领导体系。这种政党对国家的深度介入和全面主导，使中国形成了“党领导国家”体制，即党在组织和制度上“内嵌”于国家之中，成为治理结构的轴心。

从国家构建角度看，“新传统”正是通过党这一载体来塑造现代国家，中共提供了政治整合的主体和骨干，通过意识形态动员和组织控制完成了国家权力的集中，实现了文化上的整合(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代旧礼教)和社会动员机制的现代化(以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取代宗族、行会等传统纽带)。从政党组织化角度看，“新传统”的形成与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密不可分。列宁式政党的纪律性、组织性和意识形态导向，赋予了中共“新传统”区别于其他政治传统的鲜明特征：即高度组织化、纪律严明且目标一致的政治共同体治理国家。这一个革命政党的彻底组织化不仅获得了高度动员的能力，也催生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传统。在这套“新传统”中，党既是治国理政的主体，又是文化价值的塑造者，国家机器也携有强烈的“政党性”烙印，将“党的领导”通过国家组织体系的延伸巩固了这一党政体制。有学者运用“政治势能”概念来描述中国独特的“政党领导国家”的政治现象，分析中国特色的治理特征及其背后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安排——政治治理逻辑(“政治”)和“党的领导”政治制度(“势能”)⑩，物体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能量，位置越高则势能越大，在党的系统和国家系统的关系政治结构中，党的权力所处的位阶高，其所裹挟和释放的能量比政府职能部门强。它揭示了“新传统”的一个核心要素：“党的领导”是“新传统”的核心，它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特发展道路，通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组织体系，党中央意志能够高效地传递贯彻，全国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内动员集聚，“政治势能”这种制度安排使得政权具备了超常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精神动员力量。

二、“新传统”的形成过程、演进逻辑与若干关键词(1921-1978)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新传统”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步孕育和演化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制度与文化遗产。这一“新传统”与中国传统政治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不同，具有鲜明的革命特性、组织纪律性和动员能力，它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治理逻辑的内核与基础。“新传统”根植于中共特有的历史环境与政治实践中，经历了革命、战争和执政三阶段，最终沉淀为具有强大历史惯性的制度与文化体系。

(一)革命年代形成的组织制度和治理文化(1921-1949)

1921年至1949年，中共师承苏俄列宁主义，诞生于深刻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困境之中，在复杂的革命与战争形势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组织制度和治理文化。它既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又在长期的根据地社会治理中，发展出兼具组织力、文化感染力和社会渗透力的行为方式。这种战时型政治文化与制度组织复合体后来直接输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体系，成为新传统的“制度母体”与“精神种子”，见表1。

在1921-1949年的革命与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所形成的制度与治理文化传统呈现出四重根性特征：第一是制度性特征——组织架构去官僚化、运作方式平民化，军政合一与基层建构并举，形成制度设计与群众动员同步推进的格局；第二是政治性特征——从阶级视角出发，斗争逻辑主导全部决策与叙事，理想与信仰保持高度纯粹；第三是社会性特征——党本身成为动员型政党，组织形态深入社会肌理，塑造出“革命即生活”的整体性整合模式；第四是文化性特征——倡导精神牺牲与简约生活，构建出独具革命气质的生活美学。在这些“新传统”中，本文列举密集型传达体制、党性原则观念和群众路线观念来分析它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体系的影响。

1.密集型传达体制。它不仅是信息的告知，更是政治指令与意识形态的再灌输。特点是频率高、层级细、节点多，从中央到支部、班排、乡苏维埃直至群众协会。以《决议》《训令》《指示》加“会议-学习会-检讨会”三联动作为常态程序。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艰苦条件下，由于交通不畅、通信匮乏，中共不得不采取“逐级口头传达配合文件抄送”的方式，将中央决策层层下递，压缩了信息失真空间，保证最末端组织接收到口径完全一致的信息；与此同时，遵循“民主集中制”——即“上级决定、下级服从、会后统一行动”——这一组织法则，党能够把军队和群众组织牢牢纳入同一权威体系，实现对所有战斗与社会动员环节的绝对领导，最终塑造出一套自上而下、频率高、节点密的“密集型传达体制”。密集型传达体制在革命根据地同时承担三重功能：其一是动员——中央发出的统一口号几乎同步传遍各级组织，借由朗读、标语、口头动员激发群体情绪，迅速将人力财力向战时急需的战线聚拢，因而常出现“一夜之间贴满标语、赈济物资、参军募捐瞬时到位”的场景；其二是整合——中央通过设定同一议程与话语模板，使分散的根据地免于碎片化，逐步形成自上而下的“中央-地方”科层结构，确保政治与军事行动步调一致，防止“山头主义”；其三是纪律——逐级责任制与书面回执机制捆绑在一起，任何懈怠、曲解或拖延都可沿着传导链追责到人，从而显著提高了组织刚性和执行力度。作为一种历史延续，它奠定了建国后文件-会议-督查式政策执行链条的基础。其历史延续表明，组织形式一旦与意识形态和胜利经验相结合，就会形成强路径依赖，成为解释当代中国治理风格的重要线索。当代中国的政策执行与意识形态校准路径就是中央文件→各级党委“专题学习”→党组/支部“再学习”→纪检/巡视“督查”。虽然技术已经现代化(通过加密网及视频会替代口头接力)，但“层层传达-分级负责”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与韦伯式的行政科层制相比，虽然两者均强调等级与规范文件，但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模式更重视“情感动员+意识形态灌输”，并把“接受上级权威声音”通过仪式化和制度化固定下来。

2.党性原则观。在革命年代形成的“党性原则”深刻地体现了中共的政治特质与文化特征，是理解中共的政治运作、意识形态建构以及组织力量的关键所在。“党性原则”强调的是共产党员要始终忠诚于党的信仰、党的利益和党的纪律，超越个人利益。在革命年代的特殊环境中，这种党性原则不是抽象的道德宣讲，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到每一名党员的实践中。“党性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与马列主义政党的本质有关，另一方面与革命时期特有的政治斗争环境紧密关联。革命年代环境严酷，中共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处于弱势乃至危险境地，党员的忠诚与否直接关乎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党性原则”的建立实质上是出于生存与胜利的迫切需要。一些在革命年代因这一原则与自己亲人决绝情形尽管在今天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甚至震撼，但在革命年代具有深刻的政治逻辑——即以革命事业和政党的生存为绝对优先，任何亲缘关系、个人情感和伦理道德都必须服从于革命的大目标。一是“党性原则”被内化为一种政治伦理，要求党员在任何情境下都优先考虑党的利益。二是“党性原则”与民主集中制高度融合。党员个体服从党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在极端情境下，这种制度安排甚至涉及纪律处分或革命法庭审判，确保党员无条件地践行党的决议和纪律。三是强调党员干部带头牺牲奉献，激发群众跟随和效仿。“党性原则”的表现形式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存在着显著差异。传统儒家文化高度重视亲情、宗族与家国伦理，而中共的党性原则却强调革命的阶级性、政治性高于亲情伦理。这种革命原则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基础，挑战了旧伦理体系。“党性原则”在建构新的国家与社会秩序过程中，以“革命伦理”取代“亲情伦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的激烈程度与组织深度。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原则强调个人权利至上，与之相对，中共的党性原则强调党员个人身份完全融入集体组织，组织对个人拥有高度约束力和管控力。党员身份和党的事业往往是超越个人意志的最高目标。中共从一个弱小的政治团体成长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政党，“党性原则”起到了关键的历史作用。今天，“党性原则”仍然是中共政治传统的内核，并通过制度传承、政治教育、党内生活延续下来，有着严格的纪律检查制度、党内法规体系等制度安排，这是对革命年代“党性原则”的制度化体现。

3.群众路线观。它是革命年代形成的“新传统”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的群众路线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不同于中国传统精英治理的士大夫传统。“群众路线”将普通民众纳入政治动员主体，并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逻辑，形成基层治理与动员民众的特殊路径，塑造了一种新的治理逻辑，即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实现社会整合与资源动员，这种逻辑在战争条件下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内化为日后中共执政的长期传统，使中共建立了严密的群众组织网络和基层治理体系。就理论来源而言，“群众路线”深受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劳动群众，而非少数精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农村，依靠农民建立了根据地，这一过程奠定了“群众路线”的实践基础。“群众路线”在延安时期得以系统化和制度化。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毛泽东即对八路军发出重要指示，在国内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八路军应执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11)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群众支持，扩大抗日武装。八路军根据这一指示，在华北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地方群众合作，接连在晋察冀、晋绥等地建立根据地，形成了“敌后战场”的广大区域，这与中共的群众路线密不可分。中共将“群众路线”视为法宝，还因为它在巩固政权和推动社会动员方面的独特作用。20世纪40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面临资源匮乏、外部封锁的困境，发动陕甘宁边区的群众自力更生(12)；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念。在大生产运动中，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等都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实现了政策落地(14)。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机制，使中共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迅速整合社会力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诸多任务。因此，“群众路线”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标识，其核心精神始终贯穿中共的发展历程，它是“党的领导”下的执政哲学和工作方法。

(二)“社会主义新传统”(1949-1978)

“社会主义新传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它体现了党对国家治理的绝对领导、集体主义和群众路线等政治伦理，通过具体的组织结构、管理机制和社会动员方式，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正义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与实践路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制度与文化的全面塑造，形成了全新的制度、观念与行为实践，这些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现实基础和历史积淀。具体见表2。

1949-1978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传统”呈现出五大根本特征：一是高度政治性，国家的制度建构与社会组织均以对党的忠诚和政治可靠为核心轴心；二是群众动员能力强，政府通过政治运动不断激活民众参与，强化集体认同；三是体现为伦理化政治，借助宣传、典型引导与思想改造，将政治原则转化为日常生活方式；四是制度化的平等与统一，在制度设计上突出普遍平等、集体生活与权利限制，强调“一切向组织看齐”；五是持续的历史正当性生产，通过政治叙事和仪式化实践不断重申红色传统，为政权合法性源源不断地注入历史能量。

在上述这些“社会主义新传统”中，“集体主义观”和“政治可靠观”是重要的特征，仍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治理体系。

1.集体主义观。作为1949年至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推动下形成的一种新传统。它塑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内乱和外国侵略后，国家面临重建经济、巩固政权和实现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分散的个体力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必须通过集中力量、统一意志来实现国家的快速崛起，“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5)这种背景下，“集体主义”成为动员社会资源和人力的核心理念。就理论来源，“集体主义”植根于列宁主义，列宁提出“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16)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打破了旧的封建地主制，农民获得土地后逐步被组织进互助组和合作社，最终发展为人民公社。这种从个体小农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奠定了集体主义的实践基础。此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系列政治运动，通过宣传和组织，将个人融入集体目标，强化了“集体高于个人”的观念。“集体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第一，个人服从集体。例如，在生产中，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分配的任务；在生活中，个人需求(如家庭事务)常被集体要求(如加班或参加政治学习)所取代。第二，为人民服务。要求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将服务集体、服务人民作为最高目标。(17)第三，讲奉献不讲回报。“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认为追求个人回报是“小我”的表现，而为集体、国家奋斗是“大我”的体现。在工资水平较低、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人们被鼓励以精神激励(如荣誉称号、集体认可)代替物质回报。第四，平等与团结。“集体主义”强调成员在集体中的平等地位，试图消弭阶级差别和社会分化。通过集体劳动和生活(如公社食堂、集体宿舍)，人们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新的社会关系。“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是增强了国家的组织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三线建设、水利工程(如红旗渠)等大规模项目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离不开“集体主义”的推动。(18)二是社会凝聚力。在外部压力(如抗美援朝)和内部困难(如自然灾害)时期，“集体主义”增强了人民的团结和牺牲精神，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三是精神文化的塑造。“集体主义”孕育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品质成为中国现代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从高度集体化的模式转向市场经济，个体价值和个人激励被重新重视。然而，“集体主义”的传统并未完全消退。例如，在国家重大事件(如抗击新冠疫情)中，集体主义精神仍然被广泛动员，体现为全民参与和资源集中。(19)此外，“集体主义”也影响了国人的社会行为模式，如重视群体和谐、倾向于集体决策等。

2.政治可靠观。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项新传统，源于政权巩固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在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伴随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环境，“政治可靠”作为一种新传统逐渐形成。它以“政治忠诚高于一切”为核心，强调在重要和关键岗位上必须由“政治可靠”的人担任，同时要求在“立场、观点、方法”上与党和毛泽东思想保持高度统一。(20)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面临内外挑战，包括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威胁、西方国家的封锁以及内部的阶级斗争。巩固新生政权需要在关键领域部署绝对忠诚的人员，以确保政策执行和国家安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政治审查”和“忠诚考验”筛选干部，这种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制度化并扩展到各领域。在政策与运动的推动下，重要岗位的任用更加依赖政治表现而非专业能力。在干部选拔和人事安排中，“政治可靠”被置于能力之上，出身(如工农成分)、革命经历和对党的忠诚成为关键指标，而在一些特殊岗位口，如公安、军队、教育、宣传等“刀把子”和“笔杆子”领域被视为政权稳定的核心，必须由“政治可靠”的人掌握。

“政治可靠”的内涵在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政治忠诚高于一切。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如公安战线要求“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教育系统把“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放在首位，等等。二是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不能做“两面人”。三是出身与经历的审查。“政治可靠”往往与个人出身挂钩，工农家庭出身者被认为是天然可靠的，革命经历或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政治可靠”的重要依据。四是在公安、军队、宣传、教育等岗位，“政治可靠”是任职前提，在基层，如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等岗位，也需要“政治可靠”者担任。五是“政治可靠”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通过政治学习、自我批评和运动中的表现不断验证。任何“动摇”或“私心”都可能导致被贴上“不可靠”的标签。(21)

“政治可靠”作为一种“新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人事制度和文化氛围，通过在关键岗位部署“政治可靠”的人员，新生政权得以迅速巩固。在政策执行力方面，高度统一的思想和忠诚确保了中央政策的贯彻，如土地改革等大规模运动得以快速推进。在社会动员方面，在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等历次困难中，“政治可靠”的干部和群众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奉献精神。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专业能力逐渐受到重视，更强调“红专结合”。(22)但在某些领域(如国家安全、意识形态部门)，政治忠诚仍被视为重要标准。(23)

由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1921-1978)的形成主要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他通过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为中共的政治路线、组织方式和治理逻辑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和规范。邓小平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4)邓小平这句话表明了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实践中逐渐转化内化为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制度传统和政治文化。归根到底，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中，不能忽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塑造了中共独特的政治传统和治理模式的主要作用，它是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与规范的关键钥匙之一。

三、“新传统”的若干层面或要素

通过对1921-1949年及1949-1978年两个历史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的形成与演进并非仅仅是历史遗产，它已经成为持续影响当代政治治理逻辑的核心要素。我们可将“新传统”的内涵拆解为若干层面或要素，以全面把握其丰富的内容。

第一是制度传统，指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并延续下来的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其核心是党的领导制度，包括党的各级组织架构、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关系、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党管干部、党管军队等基本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传统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诸多具体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管理制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遗产。在“新传统”框架下，制度传统体现为一种内嵌的连续性：无论表面上的政策如何变化，深层的组织原则和权力运行方式保持着与历史相承的特征。

第二是行为规范，即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准则和治理规范。比如，群众路线作为一条基本政治工作方法，要求干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在决策和执行中走群众路线；又如组织纪律，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行动统一；再如政治忠诚与奉献的道德规范，要求党员干部具有牺牲精神和吃苦在先的作风。这些行为规范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行为模式的传统，对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产生约束和引导作用。

第三是文化象征，指“新传统”中蕴含的符号体系和精神象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造了一整套红色文化符号，如党旗党徽、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等)纪念、革命历史叙事和英雄模范人物崇敬，等等。这些象征符号承载着革命历史记忆和政治价值观，起到凝聚共识、增强认同的作用。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的革命话语(如“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传统赋予执政者和公众以共同的价值语言和历史想象，成为政权合法性叙事的一部分。

第四是治理逻辑，即一套贯穿于决策和执行过程的思维方式与操作模式。“新传统”下的治理逻辑具有一些鲜明特色：运动式动员的逻辑，即习惯于通过政治运动、集中力量办大事来推动目标达成；上下贯通的逻辑，即强调自上而下的统一意志和行动，上级制定战略下级迅速落实；政治优先的逻辑，即在价值权衡中往往将政治目标(如政权安全、社会稳定)置于优先地位，经济或个人利益服从服务于政治大局；以及灵活实用的逻辑，即在具体政策上可因时因地变通调整，以达成实际效果。

“新传统”既是历史现象，也是现实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一种内嵌于国家治理结构之中的制度遗产，新传统通过多种机制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过程发挥作用。

其一，塑造政治结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许多基本结构直接来源于“新传统”的遗产，例如党对国家的领导体制、党委-政府的权力配置、党管干部的人事制度、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的模式等，都带有历史传承的烙印。前文引述邓小平的话也揭示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制度遗产和文化基因，持续影响着后来的政治治理逻辑，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了重大调整，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确立的某些基本治理原则——如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制度遗产，仍然深刻嵌入于现行政治体制的深层结构之中。这些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当前治理的权力格局和运作方式，使之有异于没有这种传统的国家，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其二，规范政治行为。“新传统”所蕴含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继续引导着当今政治参与者的行为选择。党内决策依然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保持组织统一，社会治理倾向于运用大规模动员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些行为模式都表明历史养成的惯性在当下延续，而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学会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做到“四下基层”。(25)

其三，影响政治文化。当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许多观念可以追溯到革命传统，例如对中国共产党的尊崇、国家使命感与集体主义情怀、对政治领导核心的高度忠诚以及对社会秩序和统一的偏好等。这些文化心态为当代政治运行奠定了民意和心理基础，执政党也需要以革命历史和先贤精神来规范和正当化其政策和行动。

其四，守正创新的改革特征。“新传统”作为制度遗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既定轨道，任何重大变革都需要考虑与这一传统相兼容，当代中国的改革体现为“守正创新”，即是“新传统”对改革边界的确定作用的一种表现。

“新传统”作为复杂体系所包含的主要方面：有形的制度结构，无形的行为规范，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内在的治理理路。这些方面相互交织，使“新传统”具有高度丰富性和立体性。正如本研究指出的那样，这一百年来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演变，以及其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基因深刻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政党治理逻辑、政治文化及治国理政形态，无不在不同程度上打下了“新传统”的烙印。因此，在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现象时，将“新传统”作为背景变量加以考虑是必要的：它提醒我们当前的很多政策选择和制度特征并非偶然生成，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逻辑延续。“新传统”作为嵌入当前治理结构的历史力量，塑造和约束着中国政治的演进轨迹。通过“以史释今”的研究取径，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新传统”对当代治理的影响机制，从而理解现行政治秩序的连续性与独特性。(26)同时，这套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中持续稳定、可被代际传承和再生产的制度-行为-象征-逻辑的“新传统”，是能够提供自我解释、自我生长并具有学术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理论。

注释：

①应星：《“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第29页。

②甄自恒：《从公权社会到私权社会——法权、法制结构转型的社会哲学探讨》，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③姚中秋：《历史政治学相遇中共党史研究：“党史政治学”刍议》，《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2期，第25页。

④[美]安德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5页。

⑤[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9-394页。

⑥刘小枫等：《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第5-48页。

⑦Orfeo Fioretos,Tulia G.Falleti,and Adam Sheingate,"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Orfreo Dioretos,et 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10-12；杨光斌：《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92-94页。

⑧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⑨参见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页；李细珠：《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页；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⑩贺东航：《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演进与“政治势能”话语的生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第185-194页。

(11)参见《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20页。

(12)张波、王双怀：《中国西部开发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3页。

(13)参见《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1-132页。

(14)田力为：《从“根据地经验”看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第20-2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页。

(16)《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1005页。

(18)史丹、赵剑波：《工业文明视野下三线建设的历史性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1期，第21页。

(19)余芳、程样国：《中国抗疫行动中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再现及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第17页。

(20)林盼：《红与专的张力：1949-1956年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学海》2015年第3期，第173页。

(21)周竞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9页。

(22)于立军：《牢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党建研究》2024年第9期，第17页。

(23)聂福如：《国家安全机关领导干部更要讲政治》，《特区理论与实践》1996年第10期，第18页。

(24)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0页。

(25)王德蓉：《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新湘评论》2024年第4期，第21页。

(26)应星：《“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