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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徐贲
 
徐贲,爱思想网学术委员。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等。


公共说理如何避免“越说越僵”
逆境忧患与抑郁现实主义
苏联儿童:我们最幸福
平反、道歉和现代道德政治
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
“我们”是谁?——论文化批评中的共同体身份认同问题
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
毛主席赠芒果的一种解读
普遍人权的四个价值支柱
话说“政协”
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马基雅维里的启示
宽容、权利和法制
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
当今中国文化讨论需要关注的伦理话语
文化讨论和公民意识
从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到知识公民政治
什么是中国的“后新时期”和“后现代”?
影视观众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
阿伦特论“平庸的邪恶”
大国崛起和“中国认同”的普遍价值问题
秩序和道义:哈贝玛斯的国际人权观
公共话语的逻辑与说理:《中国不高兴》的教训
公民教育·民主政治·爱国主义
战后德国宪政与民主政治文化——哈贝马斯的宪政观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写作
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东欧学习?
群众和“人民文革”
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公民服从”:思想者的政治技艺
指点改革迷津的智者:列奥·施特劳斯的《论暴政》
“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
媒介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字和图象
红潮往事: 告别“党人革命”
“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
见证极权统治下的日常生活
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
奉命干脏活的人们
诗性人类学的群众理论:兼及卡内提和阿多诺关于群众问题的对谈
扮装技艺、表演政治和“敢曝(camp)美学”
毛主席赠芒果的一种解读:重建中国社会的礼物关系
阿伦特公民观述评
以民族解放的名义:反殖民的法农和暴力的法农
马克思会怎么说?暴力革命中的隐秘群众理论
公共生活和“说故事”:文学的阿伦特
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
抗恶的防线:极权专制下的个人“思想”和“判断”
和谐、记忆和现代人际伦理
文革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革命知识分子和“正义”暴力
“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公共视野中的“革命”和“政治自由”
“需要”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理论困境
中国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和“主权者决断” :“施米特热”和国家主义
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米特
施米特现象和右翼批判理论
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 解读三种文革记忆
娱乐文化消费和公共政治 ——“超级女声”的公众意义
后现代价值观和文化相对论
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
“公民新闻”和新闻的公共政治意义
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哈贝玛斯的宪政观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公共生活和群体认同
公共真实中的社会和谐: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
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和福楼拜研究
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
学术规范的社会理想:从“新国学”的价值观谈起
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阿伦特的公民观
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治
晚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存在主义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当今中国的信任匮缺和转化
重提“政治文化”
能动观众和大众文化公众空间
当今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
大众传媒时代的闲言八卦:从杨振宁和翁帆婚恋看当今“新闻”
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民主社群和公民教育:五十年后说杜威
教育场域和民主学堂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社会正义在中国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
正义和社会之善
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从公共生活看全球化和公民群体认同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自由市场和公民政治: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
民族主义、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弱者的抵抗
平反、道歉和国家非正义
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
战争伦理和群体认同分歧
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
从宪法的形式性看中国宪政问题
后极权和东欧知识分子政治
国人之过和公民责任:也谈文革忏悔
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哈贝玛斯的现代性理论
“密友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当今中国的贫困和暴力
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
平庸的邪恶和个人在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

数码时代的大学知识
中国社会为何普遍粗鄙化?
情绪联网时代的犬儒主义
为什么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悔罪上差异这么大?
日本为什么不悔罪
脏话有悖个人荣誉
毕福剑和他的玩笑:假面社会里的犬儒主义
当今中国社会的颓废与犬儒
说理要避免“动机指责”
官员腐败与饕餮之罪
涉“色”腐败为何令人恶心
你的“幽默”违背常识
陈光标是在高调消费不是做慈善
慰安妇塑像的法律与人道之争
“整容”的政治与伦理
当“你懂的”成为公共语言
扎进日常语言的带钩渔叉
雾霾里的乐观和犬儒
宋彬彬的“错”和“罪”
“讹人大妈”与“辱华洋人”
法治需要"敬畏"法律吗?
言论的理由
公共说理如何避免“越说越僵”
钱袋上的对抗——美国“政府关闭”的历史剧
政府关门和党争之害
什么是“心魔”
“谣言”有那么可怕吗
“红卫兵”道歉是一种怎样的良心行为
勿轻信,勿偏执
中国气功的“人群效应”
当今中国情非得已的“在商言商”
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
告别文学研究的“室内游戏”
管管闲事多多嘴
“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差别
公共话语危机中的“公知” 背运
选民对政客的“审慎信任”
宪政法治中的“人民领袖”
“道德正确”的胡说八道
不管改革有多难,都心怀期待
政治改革仅有梦想是不够的
说真话的前提是,先让人能说话
宪政的根本作用是防止暴政
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改良不是清除八股官话的根本出路
“改良八股官腔”必然会失败
宪政需要怎样的制度守护
美国的竞选与金钱
“选民访谈”与“幸福调查”
人微言轻的选票是民主的最强力量
金钱不是美国选民的唯一“自我利益”
让公民交谈代替群众呐喊
中国“共识”需要怎样的理性话语
美国人的选举投票和“入党”
NBA使汉语“不纯洁”了吗?
选民不信任政客是美国政治的常态
民众对政府的“行政保密”拥有怎样的知情权
中国人会“说话”但不会说“理”
屁话比谎话危害更大!
中国人对色情太敏感
中国人拜偶像的心灵危机
什么是《知青》“激情岁月”的激情?
社会需要自由、理性的文科
文科的厄运与责任
电视剧《知青》带来什么样的记忆?
作家集体抄书是耻辱,不是荣誉
大学之门不应对失足青年关闭
有利可图的“有机知识分子”
精英如何介入大众文化
慎谈美德也许正是一种美德
把人民当傻子的“开明君主”和“伟大领袖”
政体改革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
优秀的政体必须追求优秀的价值
“充分公民”是衡量政体优劣的标准
政体是制度与公民文化的结合
公共话语中的“纳粹法则”
“好人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
美国的“理性集会”
“政治好人”雷锋
外来价值有那么可怕吗?
如何对世界说“这就是中国”
美国大选中的“公正”价值
美国大选中有“两条路线斗争”吗
软实力和价值观
软实力不是一个新问题
没有信仰的政治人物令人害怕
2011年“抗议”中的“人多势众”
网络说理要变温和
再谈“微博”与“说理”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微博是好的说理形式吗?
少女援交与中国人的幸福
“谴责”和“声讨”不是说理
公共言论中的“骂”
市检察长之争与司法民主
“成人化”让儿童失去羞耻感
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在自发的民众运动中表达诉求
任何人都不该因贫困而受“羞辱”
美国五六年级小学生写自己的“看法”
美国的政府有权改变人民的决议吗
9.11十周年之际的“美国问题”
骆家辉的操守与美国的制度设计
官场腐败是一种怎样的传染病?
从不相信到犬儒社会
警句格言的引述问题
新闻发言人不是辩护律师
不要让“网骂”变成“破口大骂”
对美国“党性”政治的不信任与降级
追思逝者是一种公民教养
国家不是公司,政府不是老板
美国最高法院如何看待“言论自由”
法律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假如药家鑫案发生在美国
尚未成为过去的美国内战
对公民,我们缺少“不公开”的意识
“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喜和忧
没有“市民权利”就没有城市
暴力征收与拦路打劫是同等恶行
民众的知情权到底有多大
干部赴美国“挂职”能学什么
从不伤害动物到尊重生命
美国独立选民的政治力量
维基解密与民意调查
他们为何怕“中期选举”
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道德
美国是怎样反“低俗”的
治理城市非得“严打”吗
过度运用口号和标语,妨碍公共理性
唐骏“学历门”和美国的“野鸡大学”
公共话语的伦理和价值观
学会讲道理:向美国基础教育学什么
教科书里的“文化政治”
人亡而政未息的人道正义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暴力伤害和社会非正义
不要把说理当成了诡辩
美国人看不懂韩寒
美国“欺骗自己人”的政党宣传
党内包庇是党派政治的胎里病
医改法案和公民不服从
美国的党内包庇和两党对立
民主政治常用体育术语
为什么德国忏悔,日本和中国不忏悔?
极权统治下国民的四种“罪过”
个人忏悔不等于公民责任
马尔代夫给哥本哈根峰会带来的启示
什么是“和谐”?
吵架越成功 说理越失败
奥巴马政府为媒体“定性”的难题
美国的“上纲上线”宣传
奥巴马开学演说引发的争论
美国民众拒绝洗脑
在法律与民意之间的惩罚性正义
美国老师怎样“批评”学生
是什么力量在美国遏制腐败?
哈佛大学黑人教授被歧视对待了吗?
美国军人的荣誉观
如何与美国公务员打交道
60席不等于60票
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美国抗议税收游行发出什么信息
谁来主管美国的高等教育
反贪腐促成美国公务员的政治中立
G20峰会点燃民粹之火
“不高兴”先生要学会说理
军人宣誓和民主宪政的“武德”
总统和党主席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夫人
美国总统宣誓的真正约束来自什么
人的“公理”与“公设”
奥巴马就任总统宣的是什么誓
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谁折腾和折腾谁
经济危机会引起美国动乱吗
吏治之弊 问责机制 社会信任
高等教育因何“高等”
美国大选中的公民社会
当今中国的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美国经验:公正的征税必须透明
善待底层民情
范美忠在美国会被开除吗?教师职责和公民权利
灾难和后灾难人性
替罪羊拯救不了我们的道德灵魂:谈范美忠事件
日常生活中的防震意识
敬畏自然 敬畏死亡
消费报道中的社会价值观
“群体性事件”和暴力问题
如何才能对日本理直气壮?慰安妇雷桂英的见证
给陌生人的礼物
圣诞节的礼物
韩剧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道德习俗

道歉: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
关注“小真相”的知识分子
徐贲 :大学人文教育中的“科学”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雾霾里的乐观和犬儒
选举政治的“负面倾向”
西方政治人物的“诚信”
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
无所作为的美国教育部
“火大”的社会
如果朋友信任你
责任心VS同情心,哪个更重要?
公共语言中的“任性”
知识分子和政治犬儒主义
“你懂的”是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
犬儒的生活智慧
该如何讨论“人治”
从势从利的犬儒式“势利”
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
电子短讯和邮件的“非礼”
美国的“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
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
奥兹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
“用脚后跟想”的犬儒主义
《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
“慈善”并非都是善事
父亲的“劳改日记”
自由言论塑造优秀的公民人格
德国纳粹体制下的人格分裂
我40年前的一位知青亡友
沾光和沾霉气
学做“精明的公民”
怀疑的时代需要自由的信仰
中国人的良心问题——不做“吃米饭的机器人”
刻印在人心上的律法
人文与言论
比“坏种”更恶劣的是“伪善”
两种不同的美国议员
共和法治的缔造者和初始时刻
无度时代的“贪婪”
异化比妖魔化更可怕!
群众激情宣泄的“羊咬兔子”
为弱者讲述的人权历史
公民说理,使真理获胜
提防“说得通”的胡说八道
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利维坦”式的怪兽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我们也曾经是迷惘的一代
穿上学位服的时刻
大众文化中的价值观
品格和美德教育必须去除恐惧
无权威无信仰时如何说理?
国民教育不能只用来培养顺民
他们为什么自杀
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权利
美国的“政治大嘴巴”
创伤与怀旧并存的极权“后记忆”
“复活”的斯大林
“文革”的隐患在哪里
集体记忆的伦理和往事纪念的权利
奥巴马和鱼翅汤
波士顿学院的口述史事件
警惕“非人化”语言的敌意
虐待敌军尸体是什么样的战争罪行
统计数字的谎言
哈维尔的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
为什么我们会对谎言深信不疑
美国“富二代”的价值观
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歪理为什么不觉得“歪”
解释宪法是法官的事,也是民众的事
“制衡政治”和命运多舛的美国高铁
阅读和“精明的公民”
“德意志问候”的趣闻
美国平等民权的重要一步
美国学生为什么不热衷坐办公室
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末日预言
死刑监察官为何反对死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死刑和司法正义
让孩子慢慢长大
苏联人对斯大林的矛盾心理
中国的“身份低下者”们
“人道”是一种社会价值
奥威尔:左翼的尽头在哪里
宪法和儿童抚养费
“红歌”的三个主题和爱国主义
公共生活和公共议论
百年前的政府承诺该不该兑现
2010年岁末的死者追怀
《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序
罪、耻、惧与当今中国的道德困境(五之一)
崔卫平: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
隐瞒比犯错更不光彩
美国的不投票选民
美国选举中的劳工力量
我看美国“官二代”
美国初中课本里的核心价值
美国的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
公共生活中的“原罪”
纳税人的钱给政府用到哪里去了?
没有荣誉的民主政治并不优秀
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
制度和民情
人需要高尚价值的想象
美国司法审判中的常识判断
纳粹屠杀中的幸存者:为死者哀,为生者舞
美国的慈善和公民社会
教育工会反对美国教育大跃进
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
美国人不信任精英——人文教育的美国家园和外乡人列奥·施特劳斯
伤及无辜的“文化比较”
美国价值和美国身份政治
美国人为何关心大法官的任命
“内部发行”和“墙”
“需要”和“好生活”
修复公众形象的策略
普世价值和全球正义
“数人头”的美国人口普查
画在希特勒书页上的人类抵抗
“茶党”抗议和民粹政治
无神论者在美国担任公职的难处
东德的“党宣传”为何不能成功?
越是事实,越是诽谤?
有所不为的美国教育部
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林肯
《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前言
美国学童说真话
美国青少年的政治读物
神不正义,人怎么办?
人为什么有利他行为
普世主义的价值和世界公民的人格: 二战后的雅斯贝尔斯
顺从的“觉悟者”: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
在美国教伦理写作
拯救一棵树和保释一个人
大学荣誉的“守门人”在哪里?
“死亡中有生的秘密”:读余虹
你还相信礼物吗? ——礼物六题
战后欧洲的文化使者:萨特、波芙娃和加缪在美国
正派社会和不羞辱
冷漠和不参与

遂生重死:谈《复归的素人》
解剖宣传——读雅克·埃吕的《宣传:塑造人的看法》
萨伊德、《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前言
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维赛尔和他的《夜》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马各利特的《记忆的伦理》
卡兹纳与艾希曼:往事和争议
讲述权力和群众的故事

宽容的困惑

犬儒主义是弱者的抵抗 知识分子失败是全社会的不幸
当今中国犬儒社会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用公共说理取代语言暴力
让对话明亮起来
制度造就的“坏人”
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价值共识和公民启蒙
徐贲 刘苏里:公共知识分子:记忆有目的与言说有立场
中国知识分子可以从德国政治文化学习什么?
杨-维尔纳米勒 中国知识分子可以从德国政治文化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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