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学术争鸣和学科建设的意义上，历史政治学需要处理与政治史、历史制度主义、历史社会学、全球史等相关研究领域的关系。政治史属于史学范畴，重在厘清历史事件，是历史政治学的基础。历史政治学属于政治学范畴，旨在发现概念和理论，具有“历史本体论—制度变迁—政治理论”的知识论原理。历史制度主义在制度分析中加入了动态性的时间概念，堪称“时间性制度主义”。历史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借鉴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性概念，但更注重历史属性和结构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政治学的重大议程则是大一统和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史研究多以物件为主题，凸显文明交流的维度。历史政治学则以帝国主义为线索，构建旨在揭示不平等世界秩序之起源的世界政治史。历史政治学是专属于政治学的方法论，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历史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知识论；自主知识体系。
导语
历史政治学自诞生以来，得到国内政治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的高度认可，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也并不是没有疑问。我们深切感受到，学术争鸣乃至质疑正是学术发展的动力所在，正是因为争鸣和疑问，才使我们更多地、更深入地思考，从而有助于历史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有的问题并非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张冠李戴，比如把历史政治学与德国的历史主义挂钩。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为“宗教”的文明国度，基于历史的政治学为什么就不能是自己的而非要是外来的?当司马迁确立历史主义传统的时候有德国的影子吗?由此可见，中国学界的非历史性的指鹿为马现象有多么严重。西方政治学过去不能回答中国的问题，今后更不可能有答案。痴迷于西方政治学是没有出路的，陶醉在文本主义里也只能是自欺欺人。
在学术争鸣和学科建设的意义上，对于历史政治学的疑问，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史研究的关系、历史政治学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关系、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关系。在探索性地回答这些问题时，本文还试图探讨历史政治学与全球史的关系。
一、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史研究的关系
简单地说，政治史研究是史学范畴，历史政治学是政治学范畴，二者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但区别又如此显著。政治史研究是历史政治学的基础，没有对政治史的关注和兴趣，就不会有历史政治学。在笔者看来，政治史研究有两类，一是传统的事件史研究，这是典型的史学研究，即根据考古发现或档案文献的发掘而把某个事件弄清楚;二是方向性历史或结果性历史的研究，即学界对某种历史发展的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对这种方向性历史进行理论阐释。哈佛大学政府系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教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就是典型的方向性历史的研究，他根据一千年来南北意大利的政治史而发现当下南北意大利治理的差异，他并没有陷于事件史之中。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政治学是对方向性政治史的研究，只不过旨在发现概念和理论，而不停留在历史那里——无论是事件史还是方向性历史。我们给历史政治学的定义是:探索重大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机制，意图发现概念和理论。从这个定义上就可以看出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史研究的区别。首先，历史政治学关心的是现实问题，只不过从历史的角度论述现实;其次，政治史研究主要是把历史事件弄清楚，而历史政治学则主要在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提炼政治概念和理论体系。比如，梁启超第一次把几千年的民本思想提炼为“民本主义”并和西方的民主思潮对话，钱穆一反对中国历史传统的专制主义定位而提出“士人政府”，这些概念发现就是典型的历史政治学研究。
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历史政治学还有发现概念和理论的分析框架或知识论图式。
首先，历史本体论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历史有社会史和政治史之分，不同属性的历史，其制度变迁方式完全不一样，从而衍生的政治理论也有天壤之别。简单地说，“历史本体论—制度变迁—政治理论”就是发现概念和理论的知识论原理，诸多现存的流行的概念也可以放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甄别。不仅如此，历史本体论的发现还可以直接作为分析工具来进行案例研究或者比较历史分析。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为什么自我“中华化”?历史本体论就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角度。在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层次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属于社会史，正如历史上的周秦之变即从社会史演化为政治史，这些处于社会史阶段的少数民族面对无比发达的由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所构成的辉煌的政治文明，归化为政治史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其次，历史连续性概念。这个概念包括长周期历史、历史节点、时序等分析工具。比如，用在比较历史分析上，中国为什么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为什么近代开始又落后于世界?为什么能再度复兴?笔者认为，周秦之变后中国进入政治史，而欧洲直到中世纪后期才进入更多的政治史阶段，这就是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的“组织”因素。而且，进入政治史的时间越早，历史连续性就越强，这就使因在关键节点上滞后于世界的中国，在抓住关键节点后又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后，时间空间化。历史本体论决定了历史连续性程度，进而使得长周期历史制度化或者空间化，从而使得历史构成了当下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乃至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比如，自由主义民主其实就是欧洲文明的一种政治表达或者政治翻版，民主集中制是几千年大一统传统的现代形式。因为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不仅是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的统一，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和政治与市场关系的统一，根本性地实现了大一统传统的“政民一体”。
由“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时间空间化”所构成的分析框架，可以用作案例分析的理论框架;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知识论图式，即“历史本体论—制度变迁方式—历史政治理论”则有助于把政治史研究成果概念化、理论化，而理论化历史的影响力才会更大、更广。试想，如果西方没有历史社会学对其历史的理论化研究，西方历史、西方思想、西方社会科学该是多么暗淡无光?正是其历史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化工作，才有所谓一度被部分中国人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欧洲文明翻版的思想居然被当作“普世价值”，欧洲史的影响也就呈几何级数地递增了。讲到此，不得不说，笔者不认同那种认为历史社会学没有价值表达的看法。
因为“文革”时期将历史过度政治化，改革开放之后的史学界对历史的理论化工作高度戒备。与此类似，在政治学界，因为阶级分析曾经导致“文革”式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研究几乎完全摒弃了阶级分析方法。其实，历史的理论化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把中国历史界定为与民本主义相反的“王权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不平等，面对不平等的阶级或者阶层，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必然离不开阶级分析。西方社会科学也有类似的经历，统合主义概念在“二战”后一度冷却30年，但最终不得不“找回来”。
说到底，学术研究绕不开重大现实问题，而将历史理论化，就是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如果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将自己非凡的才华安放在博物馆里而对现实有所关注，历史政治学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其实，正如笔者几年来一直强调的，历史政治学正是中国政治学“大传统”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小传统”的一种迭代升级的学科性概念。中国政治学的“大传统”是其政治史类研究特别发达、积累深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的“小传统”是其政治史类研究(如党史、革命史、中国制度史、近当代思想史、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史等)曾在国内独树一帜。没有这样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就不会有历史政治学。也可以说，历史政治学是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既可以用来进行政治史的案例分析，也可以作为一种知识论图式来辨别或发现理论。
二、历史政治学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关系
一个被问及较多的问题就是，有了历史制度主义，为什么还要提出历史政治学?其实，介绍了历史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就大概清楚了历史政治学与历史制度主义的联系与重大区别。
20年前，笔者曾专注于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的研究，发表过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方面的文章。10年前，笔者的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转换到比较历史分析。个中原因是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虽然是流行的理性选择主义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但有其先天的狭隘性和分析功能上的局限性。
“历史制度主义”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概念，“历史+制度”的研究是值得追求的，因为任何“制度”都必然有其历史根源。但是，在既有研究中，依然是以“制度”而非“历史”为中心。历史制度主义如何研究“制度”?把制度纳入时间中，或者说以时间的维度研究制度，这无疑是西方政治学的一次重大革命。西方政治学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制度主义，无论称之为政体论、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甚至理性选择主义，前提条件也是制度主义。制度分析的一个毛病就是其静态性质，大大削弱了其解释能力，比如西方政治学历史上几次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优劣的争论，这完全是静态主义的文字游戏。
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制度分析中加入了动态性的时间概念，历史制度主义可以被称为“时间性制度主义”。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说，历史制度主义这个词非常好，“它是历史的，因为它认识到政治发展必须理解成是沿着时间展开的过程;它是制度主义的，因为它强调这些时间在当下的主要政治含义嵌入在制度中——不管它是在正式规则、政策结构还是规范中”。显然，“历史”是时间概念而非作为存在的历史，是时间而非结构性的历史，但这已经使得制度主义如虎添翼。作为时间概念的历史有两个内涵，一是时间进程上的历史长周期，二是由关键节点、时机、时序、路径依赖、制度层叠、制度漂移等构成的时间性(timing)。这两个要素使得制度分析能更多地找出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而非传统的因果律，科学性大大增强。
“时间性”是当代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特质，这在2016年出版的《牛津历史制度主义手册》的定义中可见一斑，即“关注时间中的进程与事件是如何影响那些统御政治经济关系的制度的缘起和流变”。历史制度主义主要对话的是那些将“历史”抽离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如定量研究、形式模型以及最近兴起的大数据和实验法等。不同于将历史视作可有可无的背景材料，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历史”本身是形塑政治场域的关键因素，研究者应该重点探讨关键时刻的制度选择、不同次序的历史事件抑或是长时段历史演进如何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是在分析工具的层面去理解历史。如果说这一传统在最开始兴起的时候还关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如今则更多地聚焦于以“时间性”为核心的方法论范畴。21世纪之后美国政治学界兴起的“历史转向”浪潮，大致也是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脉络下展开的。
介绍完历史制度主义之“历史”的时间性概念，就应该清楚历史政治学与历史制度主义的联系与重大区别。在方法论上，历史政治学借鉴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性概念，这是二者的联系;但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偏重历史属性之于制度变迁的研究，社会史或政治史演绎的制度变迁逻辑完全不一样，而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历史本体论色彩很淡，因此这是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历史制度主义不问“历史”的性质，即使加入了时间变量，依然不能回答具有相同的时间性的很多国家，比如北美与南美，其民主制度的差异性为什么如此巨大。这显然是由历史属性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方式所决定的。北美的基督教文明与南美的天主教文明、北美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南美的封建世袭制经济结构，才是它们差异性的根本原因。
另外一个区别是，历史制度主义更多地聚焦于历史上公共政策本身(比如福利政策)和关键时期制度变迁本身(比如苏联解体)的解释，重在对事件发生学的“解释”(explain)。这无疑有助于人们理解人类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也是一种智慧增量的学术活动，但似乎并不追求从中发现理论，事实上我们看不出这几十年来历史制度主义的政治理论贡献。相对而言，历史政治学更倾向于对现状性结果(结构)的“理解”(understand)，寻找现行政治(制度与理论)的历史渊源研究，并从中发现概念与理论，关注政治合法性与国家治理问题。显然，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事件发生学的解释具有更多的客观性成分，当然这里的“客观性”也是主观建构的结果;对现状性结构的理解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成分，当然这里的“主观性”也并非没有客观存在的历史基础和历史逻辑。
假以时日，随着历史政治学的推进，历史政治学对历史制度主义的超越将更加显著。
三、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关系
西方学者感兴趣的问题是，有了历史社会学，为什么还要提历史政治学?笔者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有过交流，他认为历史社会学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说法，言外之意，他很难再接受历史政治学之说。国内学术界并不是没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历史社会学的代表学者赵鼎新教授的看法很有意思，他三年前说他还说不清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区别，但直觉告诉他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是一件大事。
我自己的疑问是这样的，中国学者了解历史社会学已经多年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其实就是历史社会学的定义性作品——研究重大现实性问题的社会历史起源。当摩尔1996年出版该书的时候，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那时最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就是民主—非民主之争。问题是，摩尔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一方面很受国内学术界重视，是各大学政治学专业和社会学专业的必读书，但几十年来中国的历史社会学为什么只在社会学界的很小范围内受到重视，政治学界为什么少有人涉足历史社会学?或者说为什么依然停留在译介阶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什么历史政治学一提出来，就成为“现象级”现象?以至于政治学界之外的其他学科也关注历史政治学?
今天我们有了比较简洁明了的答案。中国历史主要是政治史或国家史，从政治史研究中探寻重大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理所当然；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南辕北辙。相反，西方历史的社会史属性很强，重大政治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其实就是社会历史的理论研究。其实，中国也有学者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制度变迁，比如萨孟武先生的四卷本《中国社会政治史》，尽管“社会”置于“政治”之前，但通篇少见社会史，更多的还是政治史。中国人民大学有历史学者曾一度热衷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结果发现此路不通，重回政治史研究，因为中国历史的答案都在“政治”这里。所以，有了大家熟悉的历史社会学后依然提出历史政治学，并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历史本体论所决定的。
历史政治学可以从历史社会学那里学习很多东西，“二战”后早期的历史社会学即我们所说的摩尔学派，尤其值得学习。这是因为，首先，在研究议程上，摩尔学派关注重大现实政治问题，这秉承了政治学的传统——治国理政的大关怀。其次，摩尔学派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历史社会学中的“历史”和“社会”，都是结构分析，这显然是继承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历史社会学大传统。结构主义有些僵化，但制度变迁说到底就是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比较而言，后来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越来越技术化、精致化，比如《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加入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技术化概念而且把这些技术化概念运用到极致，把历史社会学中的“历史”当作时间性概念去分析，事实上把历史社会学视为“时间+结构”的研究。虽然看上去比老一代历史社会学研究更规范化了，但恰恰是这个规范化，大大地限制了历史社会学的想象力和解释力，所以《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这样的作品的生命力就很有限。
历史社会学的技术化、精致化路线导致其自身的衰竭，事实上给我们提出了反思性问题——研究者到底在追求什么?是追求学术的精致化还是思想的进步?二者的境界完全不一样。而且，普遍性的学术精致化路线必然导致思想能力的式微。这种现象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出现，而且在有些学科特别严重。技术化、精致化的学术作品容易发表，其结果是整体性学术能力的下降。比较而言，历史政治学要关注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很多，在这个阶段，需要更多的思想性作品，而非技术化、精致化的学术写作。
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两大主题被赵鼎新教授归纳为“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在我看来，如果说摩尔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及其问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则是研究民族国家的诞生，他们分别开创了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两大传统或者说两大研究议程，为此在西方国家做学术研究的学者不得不与两大传统对话。但是，这是历史社会学的“西方议程”而不是“中国议程”，在中国做历史社会学研究不能与西方学术界对话，因为研究议程完全不一样。“战争制造国家”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完成，接下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都是如何维护大一统问题，因此大一统存续的研究才是中国学术界的真问题，而大一统问题无疑是历史政治学而非历史社会学的议程。因此，不能以西方历史社会学的概念去套中国的研究议程。与此相关联，资本主义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它与西方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有共同之处，比如都要实现工业现代化，都要实现民主、自由等现代性价值，但“中国式现代化”说到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政治。这样，不同于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程，中国历史政治学的鲜活议程则是大一统和中国式现代化。
四、历史政治学与全球史的关系
全球史被称为世界史研究的新史学，自然有其道理。在冷战高峰的20世纪60年代，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等美国历史学家规避政治、国家等“高政治”话题，转而研究以物件为主题的“全球史”，比如棉花、动物、香料等，因此全球史有点“全球文明史”的味道。有人认为这是史学的去西方中心主义，这种定位值得商榷。以物件为主题的全球史研究既安全又有趣，“安全”是因为避开了“政治正确”的话题，“有趣”是因为物件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以国家、政治为主题而撰写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近代史，那简直是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一部血泪史，这样的历史还怎么站在道德高地上与社会主义国家搞意识形态战争?但是，当代世界结构是什么样的、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些困扰人类的“元问题”，显然不是全球史的任务，而只能从政治上去回答，这些才是“我们时代的政治根源”。因此，人类急需一部世界政治史。
世界政治史必然是一部充满血腥的战争掠夺、充斥着极度不平等的“新史学”，这样的历史不可能由施虐者去弘扬，只能由受害者去撰写。这部“新史学”的政治意义不必赘述，在知识体系上，有助于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以及由此而“发明”的国际关系理论。那么，撰写的方法论是什么呢?帝国主义理论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能够回答世界政治史的最本质的问题。然而，为什么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西方民族国家是什么关系?如何认识“二战”后形形色色的掩盖帝国主义本质的政治学理论和国际政治理论?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比如，根据前述的历史政治学知识论图式，西方历史是社会史，社会史的制度变迁方式是“多统”之间的战争，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的概念”必然是竞争性资源分配。这里，作为文明观的政治，根本性地塑造了欧美的民族性。由此，我们不但认识到西方内部政治的性质，也同时理解了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的行为根源。这样的历史逻辑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其历史本体论塑造的作为文明观的政治的概念。
五、结语
自新文化运动引进西学以来，作为支撑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原理的经史之学被终结，西方政治学大举登陆，在方法论上先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制度主义以及20世纪80年代恢复政治学后的理性选择主义。这些方法论是源自西方的历史文化，所论证的史观是代议制政府或代议制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由此，有着西方政治学基因的政治学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甚至冲突状态，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瓶颈所在。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开始有了学术自觉和自信，走上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之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延续几千年而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体，历史必然是发展中国社会学科的富矿。中国政治学的“大传统”是政治史类研究源远流长且积累深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的“小传统”是政治史类研究曾独树一帜，历史政治学无疑是“大传统”与“小传统”基础上的集成式创新。这是专属于政治学的方法论。一个学科只有有了专属性方法论，自主性知识体系才可能建立起来 。
文章来源 ：《中国政治学》2024年第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