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议题设置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学术议题设置具有引领、规范和传播功能。议题重新设置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标识和手段。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中国长期以来的学术议题是 “中国何以落后”，并形成了特有的知识版图。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需要重新设置议题。设置 “中国何以崛起”的议题，可以开阔视野，将中国特殊性置于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框架下，发现现代国家建构的积极传统。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都有一个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中央权威的过程。传统中国属于 “官僚政治帝国”，为现代国家构建政治统一性提供了形式要件，有助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构建统一的中央权威。“官僚政治帝国”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家户制。这一制度有助于垂直的国家权威直接渗透于民众的生活领域，建构国家认同。
关键词：议题；现代国家；传统；家户制
议题是引起人们讨论的题目。议题设置具有引领性、规范性和传播性。它规范和构建人们的思维内容与形式乃至话语范围。议题设置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议题设置能力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体现，其提升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迅速推进，正在改变原有的知识版图，也需要重新设置议题，并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随着议题重置和范式转换，过往被认为已“死”的传统被激活，一些传统获得积极价值，包括现代国家构建的传统根基。
一、学术议题设置的功能
功能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作用或产生的效能。从人类活动来看，功能反映了一种行为模式，人们通过这种行为而满足需要，实现一定目的。任何事物都要通过功能加以显现，以实现其本质属性。
学术是以学者为主体的专门而系统的学问活动。人们通过学术活动回答问题，探讨事物发展规律和特点，提供学术产品。要回答问题，首先必须提出问题，并根据所要回答的问题设置议题，以引起人们共同探讨。议题是引起人们讨论的题目，是人为设置的。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议题设置具有重要功能，并能产生重要效能。
其一，引领功能。学术活动的主体是学者，学术活动是高度个体化的创造性活动。但是，现代学术的重要特点是学科化，通过设立专门的学科，实现众多学者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以实现学术研究的功能。议题设置利于吸引更多的学者对同一个议题进行讨论，将个别问题转换为普遍问题，从而产生更大的学术效应。议题设置在本质上是通过出题目，引领更多学者共同关注。
其二，规范功能。议题是众多学者要共同讨论的题目。人们在设置议题时，便有规范学术行为的标准。就如出题目的人一样，在出题目时便已有一定的目的、答题范围和学术边界。否则，人们难以聚焦同一个问题，共同讨论，也难以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当学术研究由个体变为群体活动时，最忌讳的是漫无边际或者不着边际。现代学术之所以学科化，便在于让有共同学术规范的人们在共同标准下进行研究。超出一定范围和一定标准，会被认为“跑题”，会受到学术共同体的某种形式的惩罚。如学术会议发言 “超时”，会被主持人打断一样。
其三，传播功能。议题设置意在引领和规范，将讨论的题目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获得学术成果，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传统学术是高度个人化的行为，其传播手段非常有限。它不需要通过议题设置引起更多人关注，也难以发挥传播功能。现代学术是现代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一方面是高度精细的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是更多人参与的知识生产系统。正如现代社会的产品要变为商品才能实现价值一样，现代社会的知识产品要通过传播才能实现价值，才能产生放大效应。正因如此，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大众传播媒体、政策报告等传播中介大量兴起，社会科学日益具有社会影响力。议题设置是20世纪初由传播学者提出来的概念。其重要功能便是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由于具有以上功能，在学术活动中，议题设置特别重要。要获得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就必须在议题设置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出题人”，而不仅仅是 “答题人”。通过议题设置，人们居于学术制高点上。议题设置引领和规范着人们的学术活动，产生重要的学术效应。
当然，议题设置概念的提出，就意味着议题设置是多个知识主体竞争的产物。传统的知识生产尽管也会有多个主体参与，但缺乏主体之间的横向联系和基于共同规则的竞争。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思想生产知识产品，在客观上展现出 “百家争鸣”的态势。现代学术生产是众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相互竞争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主体能够垄断思想和传播中介。在知识生产者的竞争活动中，议题设置必然成为重要目标。“话筒”只有一个，看谁能够拿到。拿到的重要标准是对议题的重置，将人们吸引到自己设置的议题上来。只有通过议题重置，才能打破原有的议题壁垒和话语垄断，设立新的标准，实现知识和话语更新，从而推动知识增长，改变原有的知识版图。
因此，议题重置是现代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标志和手段。议题设置能力是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体现。谁能重新设置议题，谁就有可能占据学术主导地位。
二、从 “中国何以落后”到 “中国何以崛起”
议题是供人们讨论的题目，是时代问题的凝聚。议题设置是人为的主观活动。时代问题是客观存在，是议题设置的来源。学术议题是时代问题的学术反映。只有紧紧地把握住时代问题，议题设置才有基本依据，才能发挥引领、规范和传播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议题设置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提出一个好问题。
现代社会科学是因应现代化产生的。现代化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轴心。社会科学的重大议题都与现代化相关。
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不同的时空中，现代化呈非均衡状态进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曾经是落后者。一个具有深厚农业文明传统的国家，为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 这成为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并产生相应的研究范式。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中国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大家。他围绕中国何以落后，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中国由于它早已有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就非借鉴外界来实现现代化不可。……近代创新的中心，显然在中国的境外。”他强调，近代以来的中国变革都是由于西方冲击而引起，是为了回应冲击而发生的。该观点与近代以来西方将中国视为“停滞的帝国”的看法是一致的，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内部缺乏社会变革的动力，只能靠外力推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柯文 (Paul A. Cohen)等对 “冲击—回应”模式提出不同看法，其代表作是《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在柯文看来，费正清将中国的变化都归于 “西方冲击”，未能从中国人的立场去发现中国，具有“西方中心论”的特点。这一“内在导向”的研究范式引出大量成果。如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提出了中国的政治 “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的观点。他认为：“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美国学者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的著作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从比较的角度论证了：只是到了1800年之后，西方才具有明显的独到的内生优势。中国的落后是1800年之后的事情。
对于落后，中国人有切肤之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大量探讨。美籍华人黄仁宇撰写出版 《中国大历史》等多种著述，探讨中国何以落后。金观涛、刘青峰的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提出传统中国拥有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难以成长出新的结构性力量。
以上讨论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产生了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它们至今仍然有重要启示。但是，总体上看，以上研究都是围绕 “中国何以落后”这一议题展开的。其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裂和对立。其思维方式是“否定式”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因为传统而落后，因为落后而必须反传统。尽管有学者从“内在导向”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受制于议题设置，深度挖掘还很不够，产出的成果也有限。
近代以来的中国落后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形成了“中国何以落后”的学术议题，并产生了大量成果。但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快速推进，“中国何以崛起”成为重要议题。时代需要也必然要求重新设置议题，以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只是与近代以来上百年的“中国何以落后”的议题相比，“中国何以崛起”的议题尚未引起广泛深入的学理性讨论，由此造成学术研究和话语的被动局面。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从“中国何以落后”到“中国何以崛起”的议题重置是改变这一境地的重要突破口。
三、现代国家构建的积极传统
“中国何以崛起”的议题，必然引发相应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何以突然崛起，并呈跨越式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求改变过往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分离和对立的研究范式和“全盘否定式”的思维方式，将中国的特殊性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中考察，发现中国历史进程中有哪些要素造就了中国的崛起。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多个方面的体系。其中，现代国家是重要标志。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一个现代国家的崛起。而现代国家是在传统国家基础上崛起的。传统国家为现代国家提供起点，也规制了现代国家的进程。美国学者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将传统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分散于地方的“封建国家”，一类是权力集中于中央的“官僚政治帝国”。这两类传统国家对于现代国家的崛起有重要意义。彭慕兰提出了西方中心只是在近代才出现的观点。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现代化之所以率先在英国产生，缘于当时的英国不是“官僚政治帝国”，大量的社会创新因素得以自然生长，形成所谓“自生自发秩序”。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现代化率先产生的国家几乎都不是官僚政治帝国。最为典型的是英国和美国。比较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 Jr.)指出：“在英国民主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拥有土地的乡绅和贵族具有不依赖王权的独立性，这是很重要的。”在迈入现代化国家前，“美国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庞大而又牢固的农业社会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只有在那些控制较弱的地方，新的社会要素才得以生长出来。尽管传统中国的江南在财富上可以与英国相媲美，但“官僚政治帝国”压制了新要素的成长。新的社会结构性要素率先从外部控制比较薄弱的边缘地方产生，可以说是一个普遍性规律。就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一样。
但是，传统的“官僚政治帝国”对于现代化并不是消极的负资产。这缘于这一政体形式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政治统一性的形式要素。而这一点对于现代国家的构建及其崛起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西方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传统中国官僚制的现代意义。早在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就指出：“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特征如下：拥有一种可以通过立法进行变革的行政与法律秩序，行政班子的组织活动——同样受规范的制约——由以该秩序为取向。这个秩序系统不仅要求对国家的成员——公民，即由于出生于此而获得成员资格的绝大多数成员，而且在很大程度也要求对它管辖权所及区域内发生的一切行动行使具有约束力的权威。”这一有约束力的权威要依靠层级官僚体制来实现。他在研究西方现代国家中的非人格的官僚体制时发现，这一体制“自从秦始皇以来至当前的中国”均存在。中国的行政官僚体制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当代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指出：“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黄仁宇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但是，他们赋予官僚体制以现代价值受制于其“中国何以落后”的学术议题，他们未能充分发现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意义。福山在肯定中国行政官僚体系的同时，又强调这种体系“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而后者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中国学者秦晖意识到官僚制的现代价值，但是受“中国何以落后”的议题限制，没有能够充分发现官僚制的积极意义，只是将其归结为“伪现代”。
如果将视野扩展到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国家建构，研究者便可以发现传统官僚制的积极价值。现代化既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次序的发展过程，并产生了所谓的“根本性议程”。在世界上，伴随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普遍性要求。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主权单位，它要求在国内将分散于社会之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独立的政治统一体。如马克思所说：“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政治统一性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也是一个普遍性命题。它的基本假设是：地方性权威愈强，国家一体化程度愈低，现代化进程愈难，因为它要解决个人“对家庭、村落和部族的忠诚扩大至对国家的忠诚”的问题。世界上不同国家获得政治统一性的路径有所不同。上述马克思所讲的主要是权力分散的西欧“封建国家”通过资本的力量推动政治的集中。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原为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社会的所有管理职能——经济的，司法的，行政的，军事的——都同时由相同的个人所行使；同时，国家由小的集合体组成，每一个集合体均拥有自给自足所需的全部机构”。就这些国家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将分散于地方和社会的权力集中起来，建立强大的中央权威，将对地方权威的认同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从而获得政治统一性。但这些国家缺乏西欧通过资本推动集中统一的条件，由于中央集中统一的能力弱，难以获得政治统一性并苦苦挣扎于动荡之中。亨廷顿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正是针对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的失序而撰写的。福山认为强国家、法治和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三大基石，其中，强有力的国家居于首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任务是国家建构，有效的国家建构是完成民主转型的前提。离开了这一前提，民主转型便缺乏根基，并会导致混乱。
中国也是现代化的后起者。但是，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为现代化的政治统一性准备了必要的形式要件。中国不能通过资本的力量推动政治集中统一，而是通过革命的方式。“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是对旧的统治阶级和制度的根本性改变。但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性架构延续下来，而革命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统一性。这就意味着，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政治统一性有两种方式：一是西欧以资本的力量推进，二是中国以革命的方式推进。原为“封建国家”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缺乏资本力量，又难有革命方式，从而陷入现代国家建构特别艰难的状态。传统的权力集中的“官僚政治帝国”为现代化的政治统一性提供历史基础。西欧现代国家是利用资本力量建立新的“大房子”，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力量难以建立起新的“大房子”，中国革命改变了“大房子”主人，赋予“大房子”全新内容。正是历史条件，使得中国不需要像一般发展中国家那样花费极大力量将对地方权威的认同转变为对中央权威的认同，建立政治统一性。中国一旦获得现代化的引导力量，便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前现代的“官僚政治帝国”来说，进入现代化轨道难，而入轨之后便能够迅速崛起。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处于贫困落后状态。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中国迅速摆脱贫困状态，现代化推动中国很快崛起。而这与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基础密切相关。
随着议题的重置和研究范式的转换，人们便可以发现传统并不都是现代化的负资产，其中的相当部分具有积极意义。巴林顿·摩尔注意到前现代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他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作用”。在孔飞力看来，“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因子对现代化的积极价值。这是因为，西方学者还没有看到或意识到非西方道路的现代化崛起，他们的思维和话语还停留在“中国何以落后”这样的框架内，而这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和深入研究。
议题重置和范式转换，可以大大开拓研究视野，并使已“死”的传统被激活，成为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源。
四、传统家户制与现代国家构建
学术研究会受到学术议题的限制。过往对中国的研究，受限于 “中国何以落后”这一议题，未能将传统置于适当位置，也难以对传统进行深度研究，并通过这一研究发现传统对于现代化的价值。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是传统中国的重要政治特征。西方学者将传统中国归于 “官僚政治帝国”，这一认识仅仅限于一般的政体概括，而未能进一步展开，也限制了传统官僚制对于现代国家构建的积极价值的发掘。
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便产生了西方19世纪才产生的官僚制，这已是共同认识。但是，这一官僚制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同样是东方国家，为什么印度不是权力集中的“官僚政治帝国”而是权力分散的“封建国家”？ 这需要加以进一步探讨。
前现代社会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人类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单位和制度。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组织单位有一个由整体到个体的演化过程。生产力水平愈低，人们愈是依赖群体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马克思对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与社会的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统一体凭借对土地的所有获得贡赋，并修建水利和交通设施。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是“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这造成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权力分散的“封建”式的。马克思以印度的村社制为例，引文描述：“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国家只是悬浮在村社制基础之上且与社会无关的政权组织，无法垂直穿透其属民的生活领域。国家难以通过行政官僚组织直接掌控社会，并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变革。这也是印度现代化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巴林顿·摩尔因此感叹：“印度长期以来的情况是，不管一位政治领袖怎样智慧超群、鞠躬尽瘁和冷酷无情，他都无法推行一项革命性的农业政策。”
早期中国与印度的社会结构相类似。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官僚政治帝国”建立的，是家户制的产生。随着生产力发展，家户突破原有宗法公社的束缚，成为独立的生产和生活单位。更重要的是，新兴的国家出于战争需要，实行“分家立户”“编户齐民”“使黔首自实田”，形成一家一户为独立单位的家户制。家户制是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和作为国家基本单位的户的结合，是家制与户制的结合。尽管家户也是自给自足、农工结合的单位，但与村社制不同的是，它与国家建立了直接的制度化联结。这体现为：一是国家通过户籍制将人口编制在国家直接管辖的范围内；二是国家根据户口分配和管理土地；三是国家根据户口和土地直接分配税收和兵役；四是国家根据户口进行治安管理等。官僚制正是适应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将千家万户直接联结的需要而建立的。换言之，没有家户制，官僚制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表面上看，“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实质上，国家通过户籍制、土地制和税役制与各家各户保持着联结，垂直穿透民众的生活领域，直接掌控社会。官僚正是为维持这种制度化联结而存在的。同时，国家将血缘家庭关系基础上的文化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通过官僚制将其传递到全社会，增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
与古代印度的“封建王国”建基于权力分散的村社制不同，古代中国“官僚政治帝国”建立在家户制之上。上层皇权制、中层官僚制与基层家户制是一体和同构的，并使国家获得政治统一性。通过家户制，至高无上的皇权以官僚制为中介，“一竿子插到底”，直接进入亿万家户，将民众牢牢锚定在国家制度体系中，从作为生产单位的家户直接汲取税赋兵役，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提供赋税的“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家户、家天下和家产官僚三位一体，将国家权力植于血缘关系之中，强化了家户对国家的认同。尽管由于农民负担太重造成王朝更迭，但以家户制为基础的“官僚政治帝国”得以重建，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只是过往的研究忽略了“官僚政治帝国”的社会基础，即家户制。
如果从现代国家构建的政治统一性的角度，重新认识官僚制的积极意义，那么，就不能不进一步认识作为官僚制基础的家户制。古罗马帝国这一中央集权帝国与秦汉建立的“官僚政治帝国”有所不同。这就是其未能将制度体系延伸到社会，与社会的联结纽带单一，难以将治下的民众与土地牢牢地锚定于国家制度体系，国家与社会的联结十分脆弱。恩格斯指出：“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罗马帝国最后在蛮族的致命一击下崩溃，不再存续。传统中国作为“官僚政治帝国”的重要特点便是以家户制为支撑，将国家制度体系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这是世界传统帝国所仅见的。费正清因此评价，“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
进入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通过革命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再通过新的政权推进的土地改革，让亿万农民获得土地，迅速建立起国家制度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土地改革不仅重新分配了土地，更重要的是为建构一个权力集中而又有强大渗透能力的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中国土地改革能够很快取得成效，其重要原因是满足了千百年来一家一户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这一改革具有全新的价值。如杜润生所说，“我国土地改革，‘发动群众重建基层’，使民主革命走出了改朝换代的旧模式，展现出 ‘改天换地’的新格局”。土地改革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入现代化的门槛。许多国家的土地改革步履艰难，重要原因是地方势力强大，介于上层与底层之间的“板结力量”厚重，阻隔着国家的渗透。而继人民公社体制之后，中国通过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为现代化的大规模推进创造了基本条件。国家发起和推动的政策能够迅速得到社会响应。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组织基本单位的家户，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尽管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推进，社会构成将趋于个体制，但从人类社会进程看，相较于部落制、村社制、庄园制等基础性制度，家户制是距离现代个体制最近的制度形态，也是最容易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传统制度形态。它的重要特点是有助于国家力量“一竿子插到底”，建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而这一体制对于现代国家构建是至关重要又不可或缺的。放眼许多发展中国家，建设一条高速公路都可以旷日持久地拖延，遑论建设高速铁路，其重要原因是中央权威难以直接掌控社会。
因此，只有重置议题，将“中国何以落后”转换为“中国何以崛起”，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为研究着眼点，才能不断开拓新的视野，发现传统与现代复杂的关联，深刻认识到使中国现代化得以迅速推进的传统根基的重要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研究”(2025JZDZ018)的阶段性成果。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荆楚社科名家。曾经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等。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问题与中国政治、基层与地方治理。
赛尚琪，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 (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