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26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考察了伊本·沙特在1902年至1932年间突破阿拉伯半岛部落政治困境的制度创新路径。面对部落的“二元忠诚”结构困境，伊本·沙特主导构建了“宗教权威—经济基础—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通过伊赫万运动将瓦哈比教义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借助希吉拉定居点推动游牧人口定居化；广泛推行政治联姻，形成以王室为核心的“超级部落联盟”部落武装力量，进而将其整合为国家军队，使之成为沙特阿拉伯统一的关键力量。萨勒曼国王执政后延续并革新此模式，推行双轨策略：对内重构历史叙事、削减传统恩惠、推动武装力量“去部落化”，压缩部落自主空间；对外利用跨境部落网络，在也门、卡塔尔等国将其转化为军事行动与舆论动员工具。伊本·沙特突破部落政治困境的历史实践，为理解当代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改革中忠诚传统与现代治理的深层矛盾提供了历史视角与理论参照，对后发国家处理部落、宗教与央地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沙特阿拉伯；现代国家构建；忠诚困境；部落整合；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刘东宁，博士，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金忠杰，博士，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部落社会作为阿拉伯文明延续千年的核心社会组织形态，其独特的政治忠诚机制始终塑造着地区政治演进轨迹。阿拉伯部落忠诚具有二元性特征，即对内绝对效忠与对外条件性依附的辩证统一，这一特征是理解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这种看似矛盾的忠诚形态并非简单的对立结构，而是在部落与自然环境、国家政权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机制，其内在张力既可能阻碍现代国家建构，也可能通过制度创新转化为治理资源。
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国家建构历程为探究这一内在张力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样本。伊本·沙特的成功在于其创造性地实现了三重转化：首先，通过伊赫万运动将宗教认同与部落忠诚相融合，构建超越部落的意识形态纽带；其次，运用政治联姻策略将血缘网络改造为国家治理架构；最后，在保持部落社会基本结构的同时，完成现代国家的制度化初构。这一过程生动展现了传统社会组织与现代国家建构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制度调适实现的有机统一。
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既有研究中割裂部落忠诚二元性的倾向进行批判性反思。现有文献或片面强调部落成员对部落组织的绝对忠诚 ，或单方面突出部落政治的机会主义特征 ，而普遍忽视部落作为复杂社会关系形态的辩证特性。本文旨在通过系统解构沙特国家建构中的忠诚政治，揭示部落忠诚二元性对现代国家建构形成的结构性困境，探索传统社会组织在现代治理转型中的创造性转化路径，为理解当代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并对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提供启示。
一、阿拉伯部落忠诚的二元性
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特征：对部落内部，部落成员表现出一种近乎绝对的、无条件的高度忠诚；而对部落之外在世界（Outside World），这种忠诚则转变为相对的、有条件的依附关系，即便面对部落联盟亦是如此。这种对外忠诚往往随环境变迁而出现波动，具有显著的不稳定性，由此构成现当代阿拉伯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
（一）部落对内忠诚的绝对性
部落忠诚是将部落凝聚成单一单位并形成强大社会联盟的内在机制。 它不仅是部落社会内在凝聚力的根源，更是其团结互助精神得以延续的核心基础与关键要素。从本质上讲，部落忠诚并非一种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一种植根于物质利益互惠机制中的功能性制度。正如政治学家希沙姆·沙拉比所指出的，部落通过持续满足成员对物质财富与安全保障的基本需求，来维系其功能性服务与结构性完整。 这种高度务实的资源纽带，使得忠诚逐渐演化为一种自我维持、自我强化的循环系统：部落依赖成员的忠诚组织军事行动、发动对外战争并获取战利品，同时又以战利品的合理分配作为对忠诚行为的回报，从而不断巩固部落认同与内部凝聚力。
在这一机制中，战利品的经济价值与资源回报直接决定了部落的团结程度与社会活力。一个无法通过集体行动获取实际物质回报的部落，将难以维持成员的长久认同，其社会组织也将逐渐松散，最终退化为“一个理论概念和一套空洞的模板” ，失去实际的社会影响力与政治话语权。
部落对内忠诚展现出一种双重绝对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个体成员对部落整体的无条件归属与效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部落酋长或首领权威的绝对服从。这种忠诚并非建立在自愿选择或契约协议之上，而是源于不可更改的血缘纽带与世系身份，其稳定性几乎不受个人意志或外部社会环境变迁的干扰。贝都因部落谚语“支持你的兄弟，无论他是受害者还是侵略者” 揭示出这种忠诚的绝对性与非条件性：部落成员被期待在任何情境下坚定维护本部落的利益，无论其在道德或法律层面是否正当。
正是凭借这种近乎偏执的忠诚机制，部落得以将分散的成员数量有效转化为统一的社会行动力与政治影响力，这在20世纪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时期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时期，伊拉克各部落依靠严密的血缘网络与忠诚文化，不仅能够迅速动员武装力量、组织集体军事行动，还在国家议会政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它们通过内部的高度协调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在选举、立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以集体身份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合作或对抗，最终发展成为足以左右伊拉克政局的重要行为体。
因此，部落对内忠诚既是维系内部团结认同的文化心理契约，也是支撑对外扩张与实力博弈的制度性资源，其绝对性、血缘性与功能性结合的特征，是部落社会区别于国家、政党等现代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在缺乏强大中央权威和正式法律的历史环境中，这一忠诚机制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完成了资源分配，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可持续的动员基础。但将其置于现代国家建构与法治治理框架下，却易引发结构性张力：一方面，部落的绝对忠诚会削弱民众对国家认同的优先性，挑战法治的普遍适用性，甚至助长部落的地方主义与分裂倾向；另一方面，其依托血缘与亲缘关系的资源分配方式，也会与现代国家的科层制、司法正义和公共服务原则发生冲突。
（二）部落对外忠诚的相对性
虽然部落成员对内部的忠诚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并以持续的功能性义务为前提，但部落的对外忠诚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和可变的。部落的对外忠诚以部落利益的最大化为基础，以外在势力向部落提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而动态调整。当部落的安全、资源分配等核心利益持续受损时，部落成员对外忠诚关系通常面临重新抉择。这种对外忠诚的相对性植根于部落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动态调整联盟关系来实现本部落利益的最大化。
从历史维度考察，阿拉伯部落在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长期博弈中，往往基于安全考量与资源获取等现实因素不断调整其效忠对象，这一动态甚至推动了18世纪至19世纪伊拉克南部大批部落的什叶派化进程。这种策略性忠诚在现代伊拉克政治中依然清晰可见：1991年什叶派起义期间，纳西里耶市附近的哈法贾部落的成员大多支持萨达姆政权，因为出身于该部落的阿齐兹·萨利赫·努曼（Aziz Salih al-Numan）在复兴党高层担任要职。库法市附近的巴奴·哈桑部落（Banu Hasan）也支持政府，因为部落酋长哈提姆·哈桑（Hatim al-Hasan）长期支持伊拉克政府，并从政府获得大量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但随着萨达姆政府对部落起义的镇压，大多数什叶派部落意识到起义注定失败，于是迅速改变忠诚，加入亲政府的部落行列。
这种忠诚的相对性深深植根于游牧社会的生存逻辑之中，是其应对严酷自然环境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理性策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官所观察到的阿拉伯部落中频繁出现的“劫掠盟友”现象 ，实则并非道德缺失的体现，而是沙漠环境中资源极端稀缺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如沙特外交官哈菲兹·瓦哈柏（حافظ وهبة）曾指出的那样，贝都因部落往往根据战局动向迅速调整立场，伊本·沙特在统一阿拉伯半岛的过程中就多次遭遇部落的叛离——胜利时众人归附，逆境时部众四散 ，部落“忠诚度就像流沙一样变化无常” 。然而，这类描述往往仅停留在表象，未能深入忠诚机制的内在结构：部落对外策略上的易变与投机反映出其内部血缘亲缘共同体的凝聚力。在争夺战利品的利益驱动下，掠夺行为本身即是一种经济生存手段，亦或言之“平衡畜产的机制” 。一旦中央权威显露出弱势或控制力下降，部落倾向于将自身生存置于盟约忠诚之上，甚至对曾经的保护者实施掠夺——这并非背信弃义，而是其在结构性资源压力之下作出的现实抉择。
可以说，阿拉伯部落社会的忠诚机制具有鲜明二元性：对内是高度稳定、近乎绝对的血缘效忠，对外则是依现实利益而定的灵活结盟，这一结构源于其独特的生态政治环境。沙漠地域资源匮乏、生存条件严酷，部落需靠紧密血缘纽带维系内部凝聚与生存安全，对内忠诚带有强制性和延续性；同时，为应对复杂地缘政治与资源竞争，又必须在外交上保持弹性，通过利益联盟争取生存空间。部落对外忠诚的权变或投机性并非道德缺陷，而是基于现实生存压力的理性抉择与情境适应。部落忠诚的对内绝对性与对外工具性共同构成双重适应机制，任何仅从内部凝聚或外部行为单一维度出发的理解，都难以避免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误读。
二、现代沙特阿拉伯国家建构前的部落忠诚困境
现代沙特阿拉伯建国前，部落忠诚的二元性使伊本·沙特得以借助沙特家族的传统影响力，在短期内迅速集结一支庞大的跨部落武装，但在域内外势力的影响下，也随时面对这一武装分崩离析的风险。部落忠诚形成的困境，始终是伊本·沙特在治理国家时难以摆脱的难题。
（一）沙特建国前部落的基本情况
沙特阿拉伯以其深厚的部落传统与文化而著称，全国分布着约100个部落 ，其中规模较大、影响力突出的有十几个，如闪玛尔、阿奈宰、达瓦希尔、穆泰尔等部落。这些部落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在国家历史与文化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谱系起源来看，沙特的部落主要分为两类：阿德南部落与盖哈坦部落。阿德南部落属于“归化的阿拉伯人”即北方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沙特北部和中部地区；盖哈坦部落则属于“原住阿拉伯人”即南方阿拉伯人，主要聚居在沙特南部和西部。就地理分布而言，北部地区以阿奈宰（عنزة）和闪玛尔（شمر）部落著称，东部地区则以巴奴·哈立德（بنو خالد）部落闻名；中部地区是欧泰柏（عتيبة）、巴奴·泰米姆（بنو تميم）与穆泰尔（مطير）等部落的聚居区；南部地区主要包括盖哈坦（قحطان）、阿勒穆拉（آل مرة）和阿西尔（عسير）等部落；西部地区则以哈尔卜（حرب）部落为主要代表 。这些部落以血缘亲缘忠诚为基础，构建了普理查德式的“裂变分支”社会结构 。该结构呈现为部落或部落联盟分裂为若干支系，支系再裂变为次支系，次支系继续逐级裂变，直至家庭这一基本单位，由此构成一系列彼此独立且相互关联的裂变系统。在此基础之上，它们逐渐发展出若干“微型国家” ，甚至进一步演变为部落酋长国，最终成为塑造地区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在处理外部关系时，阿拉伯部落普遍遵循“平衡对立”（balanced opposition）原则 ，构建起一种去中心化、以世系为基础的防御体系 。这一原则不仅帮助部落适应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冲突频发的政治环境，也塑造了其去集权化、追求权力平等与独立的政治倾向。更为重要的是，部落忠诚的二元性使其成员对内部集体的忠诚远高于对外部权威的认同，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的独立倾向。因此，在部落的认知中，自身常与中央政府处于平等地位，屈从于其领导往往被视为一种耻辱。这种心态致使部落叛乱持续发生，构成了沙特阿拉伯建国前阿拉伯半岛在部落治理与国家整合过程中的核心困境。正如希提所言：“游牧的阿拉比亚人，不大屈服于外来的束缚。”
闪玛尔部落集中体现了沙特部落的典型性与对外忠诚的复杂性。该部落为盖哈坦部落谱系的重要分支，人口逾150万。 18世纪至19世纪，受政治军事格局变动影响，部分闪玛尔人北迁两河流域，逐步形成三大支系：叙利亚西部支系、伊拉克东部支系，以及留居半岛南部的支系。其中，南闪玛尔曾长期效忠第二沙特王国 ；第二沙特王国衰落之后，该部落转而效忠奥斯曼帝国，并推翻了第二沙特王国。现代沙特王国建立后，闪玛尔部落（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之母即出身该部落）通过政治联姻 重新效忠沙特王室，成为部落势力与现代国家互动的典型范例。
（二）利雅得光复时期的部落机会主义与忠诚困境
在伊本·沙特光复利雅得的进程中，阿拉伯部落基于现实利益的政治机会主义，其效忠对象在沙特家族与拉希德家族 之间频繁摇摆。这种普遍而脆弱的忠诚，构成了伊本·沙特所面临的核心困境，其复国努力始终受制于这种动态忠诚。
第一，“超级部落联盟”的建立及其内在脆弱性。1901年，伊本·沙特率40名核心追随者自科威特秘密返回纳季德。凭借卓越的政治谋略，伊本·沙特迅速整合阿治曼、阿勒穆拉等部落，构建起一个规模达数千人 、以沙特家族为核心的“超级部落联盟”。该联盟的崛起直接挑战了拉希德家族对利雅得的统治。然而，这一联盟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各部落酋长的效忠对象首先是本部族，对更高政治实体的服从完全取决于即时利益。联盟缺乏制度性约束，因为传统“阿萨比亚” 精神与血亲复仇机制仅适用于部落内部，无法保障跨部落联盟的稳定。这预示了其内在的脆弱性：一旦利益失衡或风险计算发生变化，联盟便会瓦解。
第二，奥斯曼帝国干预下部落忠诚的溃散。随着沙特势力扩张，拉希德家族埃米尔阿卜杜·阿齐兹·本·米塔卜（以下简称“伊本·米塔卜”）寻求奥斯曼帝国支持。奥斯曼帝国的介入，立刻改变了纳季德地区的风险格局。绝大多数贝都因部落因惧怕其军事报复，迅速撤回对伊本·沙特的支持 ，使其军事力量骤减回最初的40人核心圈。 这场溃散深刻揭示了部落忠诚的实用主义底色：政治联盟是一种短期契约，随风险与收益比实时调整。忠诚困境在此刻达到顶峰，甚至动摇了沙特家族内部的抵抗意志，伊本·沙特的父亲阿卜杜·拉赫曼曾多次劝其放弃行动、返回科威特。
第三，利雅得光复后的部落忠诚重塑。1902年1月，伊本·沙特率小队夜袭利雅得，成功击杀守将阿季兰，光复故都。 这场军事胜利成为扭转忠诚困境的关键。首先，它证明了军事胜利是换取部落忠诚最有效的动力，迅速止住了部落的叛离趋势。其次，胜利凸显了伊本·沙特个人非凡的政治魄力与军事才能，为其奠定了韦伯所定义的“魅力型权威” ，使其个人感召力成为超越传统部落契约的凝聚核心最后，伊本·沙特成功激活了沙特家族在纳季德地区积累的宗教与政治资本，为部落效忠提供了超越短期利益的意识形态纽带。
（三）利雅得政权巩固时期部落忠诚困境
成功光复利雅得后，伊本·沙特虽取得关键胜利，却随即陷入一个更为复杂的长期困境，即部落忠诚的相对性与投机性。如学者普罗申所指出的：游牧民今日可与伊本·沙特并肩攻打拉希德家族，明日便可为同样的金钱与武器转投对方阵营，甚至转而效忠希贾兹的谢里夫。 这种脆弱的忠诚基础，使其统治始终伴随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政治博弈，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利雅得保卫战中的部落机会主义及其管控。 1902年，闪玛尔联军在伊本·米塔卜率领下兵临城下，伊本·沙特所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压力，更是政权合法性的严峻考验。此役折射出部落联盟的结构性弱点：进攻方因首领间利益博弈而集结迟滞，因战利品分配争议而士气低落，指挥体系涣散。伊本·沙特的应对则体现其对部落政治逻辑的精准把握：一面留其父以传统“谢赫权威”镇守城池，防范内部倒戈；一面亲率精锐外线出击 。此部署既是军事上的风险分散，更是对部落忠诚投机风险的有效管理。最终，闪玛尔联军因内部分裂、士兵牵挂后方家产、瘟疫蔓延及潜在的倒戈倾向而北撤。事实上，多数贝都因部落并非真心效忠某一政治势力，即便已立约归附者，其忠诚亦随时可能因利益计算而动摇。
二是，战略相持阶段的部落忠诚转移。 利雅得战役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争夺的核心逐渐从战场转向部落的效忠。这一时期，在奥斯曼帝国与哈伊勒酋长国的持续煽动下，纳季德地区与伊本·沙特结盟的部落叛乱频发 ，尤以穆泰尔部落为甚。该部落在1907年经历了剧烈的忠诚振荡：5月，穆泰尔部落酋长费萨尔·达尔维什（فيصل الدرويش）叛乱被镇压后被迫重新效忠沙特家族；仅相隔数月，8月至9月间，该部落再次反叛 ；直至12月，叛乱才被最终平息 ，穆泰尔部落再次效忠沙特家族。这种部落忠诚的反复也为之后的伊赫万叛乱埋下了伏笔。1906年，伊本·米塔卜在布莱代战役兵败被杀 ，本质是闪玛尔部落忠诚体系失效的结果。随后的分治协议，不过是部落力量重新站队后形成的半岛政治力量的新均势。尽管纳季德部落的忠诚促成伊本·沙特取得关键性胜利，但也意味着该政权基础建立在同样可能叛离的流动性忠诚之上。
三是，领土扩张中的部落离心倾向。即便在军事上不断推进，伊本·沙特的统治权威也远未稳固，始终面临着来自内部离心力与外部干预的双重挑战，这使其领土扩张的过程伴随着频繁的部落叛乱与效忠关系的反复。首先，忠诚危机源自统治集团内部及其核心联盟。1907年，沙特家族的远亲——哈里克地区的阿奈宰部落哈赞家族率先反叛；随后在1910年，伊本·沙特的伯父沙特·本·费萨尔（سعود بن فيصل）的支系家族与哈赞家族联合起事。 这两次叛乱不仅暴露出沙特家族支系及其核心联盟内部对中央权力的觊觎，更揭示了基于血缘与亲缘的政治联盟在面临利益分配时的脆弱性。其次，地方统治精英的分离倾向凸显了深层的央地矛盾。被沙特家族任命为布莱代统治者的萨利赫·本·哈桑·穆汉纳（صالح بن حسن المهنا），曾试图在沙特与拉希德家族的冲突中保持骑墙，伺机谋求独立。其政治立场反映出传统的部落自治逻辑与新兴国家的中央集权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最后，外部势力持续将部落忠诚的流动性作为政治博弈的杠杆。 奥斯曼帝国频繁煽动反沙特部落叛乱，除上述1907年哈赞家族及1910年穆泰尔部落的叛乱外，还策动伊拉克南部的蒙泰菲克部落背弃盟约、袭击沙特商队，从侧翼施加压力。 而西部的麦加谢里夫侯赛因（الشريف الحسين بن على），则通过财政收买与征收赋税等方式，直接渗透纳季德地区，争夺部落的效忠，最终引发1919～1920年的大规模纳季德部落争端 。
三、现代沙特阿拉伯建国初期对部落忠诚困境的突破
面对时常波动的部落忠诚问题，伊本·沙特通过三种措施创新性地应对了这一挑战：其一，推动伊赫万运动，融合瓦哈比主义思想与部落传统，成功将部落民众的效忠对象从传统部落转向现代国家；其二，建立“希吉拉”定居点，加速游牧部落的定居化，为国家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兵源与财政基础；其三，借助制度化的血缘政治，尤其是精心构建的政治联姻体系，在维持部落社会基本结构的同时，将部落忠诚有效纳入国家体系之中。尽管这些战略未能彻底突破部落血缘政治的根本局限，但其与伊赫万运动的宗教改革相结合，产生了显著的协同作用，有效增强了中央政府的集权能力。最终，伊本·沙特成功推动了部落民的忠诚对象从部落到国家的关键转变。
（一）通过伊赫万运动实现对部落社会的宗教整合
伊本·沙特在执政初期并未特别倚重瓦哈比主义来整合部落社会，但随着伊赫万运动 在纳季德地区的兴起，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该运动基于传统伊斯兰教义，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宗教社会理念：除严格遵行基本教义外，特别强调成员间的兄弟情谊、对埃米尔与伊玛目的绝对服从、互助精神，以及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影响的排斥。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伊赫万运动的形成，源于伊本·沙特为应对持续不断的战争需求以及部分结盟部落的不可靠性，而决定组建一支更持久、更可靠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旨在确保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并以纪律严明的方式在阿拉伯半岛传播瓦哈比主义。 从思想渊源看，伊赫万运动代表了瓦哈比主义与部落传统的深度交融。这种融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以宗教教义对部落社会进行创造性转化：它在保留部落集体精神、互助习俗与组织形态的基础上，注入瓦哈比派严格的认主独一思想 ，从而将分散的部落忠诚改造成统一的宗教认同，使其凝聚为具有更高组织性与动员能力的社会政治力量。
作为早期沙特国家构建的关键载体，伊赫万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显著特征：传统的军事威力、狂热的宗教热情和不受制于政府立场。一方面，伊赫万继承了阿拉伯部落社会的军事传统。这支由游牧民转型而来的武装，不仅娴熟于骑术与游击战术，更通过定居与宗教教育，形成了更强的军事纪律性与协同作战能力，成为伊本·沙特统一战争中的利器。另一方面，其宗教狂热与不受政府约束的自主性冲击着国家权威的边界。伊赫万往往以更严格的宗教标准自行其是，甚至越过中央政府的约束，对外发动“吉哈德”（jihad）或对内推行宗教净化，如1927年沙特与伊拉克的边境冲突。
与此同时，伊赫万运动的实践与其理想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尽管制度上要求成员放弃传统部落生活方式，但在实践中，希吉拉定居点 仍以部落为单位组织，甚至成为各大部落首领巩固势力的新据点。例如，穆泰尔部落的费萨尔·达尔维什、欧泰柏部落的苏尔坦·本·比贾德（سلطان بن بجاد）等酋长，均在希吉拉内保持主导地位。此外，穆泰尔、盖哈坦、欧泰柏和阿治曼等部落并未完全定居，而是继续保留了劫掠习性与部落游牧模式。 这一现实反映出伊本·沙特推行的宗教改革在真正削弱传统部落结构方面仍存在局限性，宗教整合并未完全替代部落认同，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与之并存和互嵌。
（二）通过定居点建设改造部落生产方式
伊本·沙特以伊赫万运动为依托，推动希吉拉定居点建设，系统引导游牧部落向定居农耕转变。该运动自塔维亚定居点起步，规模持续扩大：1918年有7个定居点，1920年增至52个，1923年达到72个，至1929年已超过200个，容纳约15万部落民。 这些定居点按部落分布，阿奈宰、闪玛尔、哈尔卜、穆泰尔等主要部落均设有自身“希吉拉”（hijrah）定居点。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运动高峰时期，也仅有约10%～20%的游牧民转为定居， 显示其渐进性与选择性。
希吉拉的选址和建设体现了实用主义考量。它们通常建在水源充足、适宜农耕的地区，这不仅解决了游牧民的经济困境，而且限制了其向奥斯曼帝国控制区的迁移。伊本·沙特为支持这一进程，向部落民提供了资金、种子、农具等物资，并资助其建造清真寺、学校等基础设施。 他还建立了完善的补贴制度：希吉拉的埃米尔每年可获得补贴，应征士兵则登记在册，定期领取津贴。
希吉拉的建立不仅有效缓解了沙特王室面临的财政困境，更通过建立农业定居点实现了多重战略目标：其一，将游牧部落转为定居农民，既保障了稳定的粮食生产，又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可靠的后勤支持；其二，通过宗教教育将这些部落成员转化为狂热的瓦哈比派战士，为沙特统一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其三，形成了以宗教为纽带的军垦复合体，这种创新性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支撑了沙特家族的军事扩张，更为日后现代沙特王国的国家建构奠定了基础。
（三）通过政治联姻将部落忠诚融入国家建构进程
伊本·沙特的部落改革不仅倚仗宗教整合与定居点建设政策，更通过系统化的政治联姻战略，将部落忠诚有机融入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并最终超越其传统局限。该战略的实施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实现政治联盟与血缘关系的制度性融合。伊本·沙特深谙部落社会的运行逻辑，通过规模化的联姻，将政治联盟嵌入血缘网络。他本人先后与各重要部落联姻300余次 ，高频、广覆盖的婚姻既即时换取部落效忠，也为王室血脉的扩散奠定基础。该体系还具有显著的代际延展性：通过50多名儿子、百余孙辈及五百余曾孙辈与部落持续联姻，形成呈几何级数扩张的亲属政治网络 ，使沙特家族的血缘影响力渗透至半岛各个角落。
第二，为建立政治忠诚超越传统联姻尺度。菲尔比（Harry St John Bridger Philby）、里哈尼（Ameen Rihani）等学者的研究均提到伊本·沙特结婚次数惊人，菲尔比更在1952年记录中提到国王自称迎娶过200多位女性。即便在一夫多妻制的部落酋长阶层看来，伊本·沙特的婚姻实践也显得过度。 这种过度联姻实质上是高度政治化的选择：一方面与衰弱部落象征性联姻以维持表面联盟；另一方面重点与强势部落结亲，吸纳其政治与军事资源，从而在动态中平衡各部落间的影响力。
第三，重构部落与国家关系。通过与关键部落进行联姻，伊本·沙特构建了广泛的政治联盟网络 ，重塑了半岛内部的地缘政治结构，如通过与阿奈宰部落联姻获取重要军事支持，通过与闪玛尔部落联姻巩固对北部控制，通过与穆泰尔部落联姻确保东部稳定。伊本·沙特通过姻亲纽带将部落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捆绑，最终形成一个以沙特家族为核心、跨越传统部落界限的“超级部落联盟”。作为该联盟的核心领袖，伊本·沙特藉此确保了各部落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为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国家整合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伊本·沙特的改革举措对国家统一战争的效果评估
伊本·沙特的部落与国家改革，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部落忠诚的二元困境，为沙特家族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决定性基础。这一政策成效表现为既克服了哈伊勒酋长国的跨部落动员局限性的问题，又避免了哈希姆谢里夫国对外依赖过重的短板，最终完成了国家统一。
第一，以宗教意识形态统合并超越跨部落认同的局限性。哈伊勒酋长国的失败，暴露出传统部落酋长国在政治凝聚力上的结构性缺陷。其统治依赖血缘忠诚，虽可短期聚拢力量，却难以克服酋长国内部各部落因利益分配不均、统治家族内斗及跨部落意识形态缺失等问题造成的组织脆弱性。相比之下，沙特家族在伊本·沙特领导下，借助瓦哈比教义构建起超越部落界限的统一政治实体。瓦哈比主义不仅赋予其精神凝聚力，也为军事行动提供了神圣合法性，从而形成跨部落的社会动员能力。早在1915年贾拉布井战役中，沙特军队高呼瓦哈比战斗口号，展现基于宗教认同的团结；而哈伊勒军队仍依赖传统部落口号，由散发骑驼的少女呼喊祖先荣耀，体现了其依赖血亲联结的部落动员逻辑。至1921年，哈伊勒在内忧外患中加速崩溃——1919年起苏班家族与拉希德家族内斗白热化，1920年埃米尔遭暗杀，王位多次更迭，直至沙特军队围城期间王权再度易主。统治核心的频繁替换使其无法形成稳定的领导层，最终在沙特家族兼具军事与意识形态优势的压力下迅速瓦解。由此可见，哈伊勒酋长国的覆灭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凸显出部落主义与传统联盟模式在面对具有统一意识形态与跨部落忠诚的政治实体时的结构性脆弱。
第二，以部落社会内部机制建设解决过度依赖外部资源的短板。相较于谢里夫哈里发国依赖圣裔身份与外部经济补贴维系部落支持，伊本·沙特虽面临纳季德资源匮乏的困境，却通过深入部落机制的政治实践，实现了对部落力量的持久统合，被称作“众酋之长”（شيخ المشائخ）。这一对比在1925年吉达围城战中尤为显著：伊本·沙特的军队达5,000～6,000人，以欧泰柏、穆泰尔等纳季德部落为核心，并吸纳希贾兹本地部落，形成跨地域的联盟体系；反观谢里夫家族，其兵力仅包括500名本地武装人员及数百名来自巴勒斯坦、埃及等地的外援，吉达守军更是由不同来源的零散人员拼凑而成，延布地区也只能动员约300名部落战士。 兵力悬殊背后，是动员逻辑的结构性差异。谢里夫家族虽凭圣裔身份获取政治合法性，却因长期居于伊斯坦布尔而与本地部落缺乏深层联结，甚至对纳季德部落抱有文化轻视——其子曾辱称伊本·沙特为“狗崽子” （ابن الكلب）。其统治依赖奥斯曼与英国的外部资金 ，通过发放补贴换取部落支持，这种经济纽带脆弱且不可持续。相反，伊本·沙特自幼在巴林部落环境中成长，深谙部落谱系与习俗。他通过政治联姻、利用部落间矛盾等传统机制巩固联盟，并借助瓦哈比主义将部落战争升华为宗教战争，从而以较低成本塑造出超越短期物质利益的意识形态认同与战斗意志。可以说，沙特家族的崛起得益于其与半岛各地众多贝都因部落之间极为紧密的关系，而这些部落传统上常被奥斯曼帝国和哈希姆家族等城市化精英所忽视或轻视。 最终，伊本·沙特的改革通过意识形态统合与内部机制创新，有效克服了传统部落对外忠诚的相对性和投机性，不仅赢得了关键战役，更将部落忠诚逐步导向统一的国家认同，并于1932年推动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型。
四、当代特阿拉伯国家治理对伊本·沙特部落政策的承变
自现代沙特阿拉伯建国以来，伊本·沙特通过宗教整合、定居点建设与政治联姻三大战略，成功将分散的部落力量统合进现代沙特国家的框架中，构成了现代沙特阿拉伯国家建构的重要基础。2016年，沙特政府启动以“2030愿景”为核心的国家现代化转型。新一代领导人采取“对内削弱集权，对外工具化利用”的双轨策略，对部落遗产进行重估与重构。
（一）革新历史遗产：削弱内部部落的政治与社会权威
萨勒曼国王执政后，沙特王室试图打破建国以来国家与部落之间的包容性平衡，在维持其效忠王室的前提下，大幅压缩部落作为政治行为体的自主空间，将其彻底转变为执行中央意志的行政单元，甚至文化符号。
第一，重构国家的历史叙事。伊本·沙特统治时期，瓦哈比主义与部落社会共同构成政权合法性的两大支柱。然而，萨勒曼上台后，政府通过系统性地重构国家历史叙事，有意淡化这两者在建国历程中的贡献，转而将叙述焦点集中于沙特家族本身的领导作用。例如，沙特政府高调庆祝建国日，并在利雅得主要广场设立印有历代国王姓名的路标；同时，重建德拉伊耶古城作为国家起源的象征，并成立沙特皇家遗产委员会 ，大力推动前伊斯兰时期遗址（如石谷、利哈亚王国遗迹）的考古发掘。 这些举措旨在构建一段更为久远、超越部落谱系的沙特阿拉伯文明史，从而以统一的民族认同覆盖传统的部落认同。由此，部落凭借历史功绩索取政治特权的话语被切断，其在建国叙事中的角色也从昔日的政治盟友，被重新定位为国家建构过程中需要被整合的对象。
第二，重塑部落的经济恩惠与政治庇护体系。传统上，沙特王室通过发放津贴、赠款及授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 ，构建了一套以经济恩惠换取政治忠诚的庇护体系，并借此维系与部落酋长的关系。然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立为王储后，系统性削减甚至停发部落酋长的年度赠款与直接财政补贴。 此举不仅切断了部落的重要经济来源，更向部落精英传递出明确信号：王室的经济支持并非其固有权利，而是中央可随时收回的特权。与此同时，穆罕默德王储通过以“反腐”为名的政治整肃运动，直接对部落显贵进行震慑与拘押。2017年11月，穆罕默德王储下令将多名纳季德主要部落酋长拘留于利雅得丽思卡尔顿酒店 ；2019年10月，王储下令逮捕欧泰柏部落酋长费萨尔·本·苏尔坦·本·哈米德（فيصل بن سلطان بن حميد），甚至向科威特施压要求引渡闪玛尔部落酋长纳瓦夫·本·塔拉勒·拉希德（نواف بن طلال الرشيد） 。这些行动连同停发赠款的政策，共同动摇了部落精英长期依赖的经济与政治根基，激化了部落与中央之间的矛盾，标志着传统庇护体系正在被一种更为中央集权、强调绝对服从的新模式所取代。
第三，整合并推进部落武装的去私有化。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着力推动国民警卫队从隶属于特定家族转型为国家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国民警卫队长期被视作前国王阿卜杜拉支系的权力基石，具有浓厚的家族化、部族化色彩。为消除这一潜在威胁并巩固中央的绝对军事垄断，穆罕默德王储大力清洗原有领导层，最显著的举动是于2017年11月解除阿卜杜拉国王之子穆泰伊卜·本·阿卜杜拉（متعب بن عبد الله）的国民警卫队总司令职务 ，随后任命宣誓效忠王储的哈利德·本·阿卜杜·阿齐兹·阿勒穆克林（خالد بن عبد العزيز آل مقرن）接任 ，后者虽出身闪玛尔部落并效忠前国王阿卜杜拉，但政治立场已转向王储。人事任免举措旨在系统性剥离国民警卫队的家族与部落属性，将其纳入国家化的军事安全架构，最终，沙特武装力量“部族化”的历史遗留问题得以解决。
（二）历史遗产的继续与对跨境部落的策略性利用
与其国内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沙特在地区事务中展现了对历史遗产的高度继承与创造性转化。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将跨境部落转变为外交与安全领域高度工具化的战略资产。
第一，长期支持也门部落，配合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沙特长期将也门部落视为实现其地区政治与安全目标的关键杠杆，这一传统策略在解决当代冲突中仍具有重要意义。自1963年为对抗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也门的影响而成立“也门事务特别委员会”起，沙特便系统性通过经济与政治支持构建了亲沙部落网络。 该委员会以哈希德部落联盟中极具影响力的艾哈迈尔家族为主导，沙特通过定期提供高额资金，如每月向其拨付80万美元的拨款 ，巩固其作为也门北部亲沙权力中心的地位。在2015年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后，沙特在运用边境围栏、监视技术等现代化安防手段的同时，依然高度依赖传统部落接触方式。 通过加大对亲沙部落势力的资金、武器及后勤支持，沙特旨在借助其熟悉地形、掌握情报的优势，在局部战场施加压力、配合正面军事行动。跨境部落的参与在多方面取得成效：一是在情报收集与游击作战中削弱胡塞武装战斗力；二是在也门境内培植多个亲沙权力支点，巩固沙特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三是在时任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导的军事行动中，成为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辅助力量。
第二，动员卡塔尔部落，削弱卡塔尔王室的统治基础。在2017年至2021年的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沙特有意扮演“部落保护者”角色，通过激活与卡塔尔境内重要部落，如阿勒穆拉部落、巴奴·哈吉尔部落之间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纽带，试图从内部动摇卡塔尔政权的执政基础，并强化以沙特为中心的海湾区域认同。沙特采取公开化的部落动员策略：一是公开支持部落反对派。2017年6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见阿勒穆拉部落酋长塔里卜·本·沙利姆（طالب بن محمد بن شريم）及其成员。该部落代表在会谈中公开指责卡塔尔埃米尔，相关言论被录制并经由媒体传播，直接导致卡塔尔政府剥夺塔里卜及其家人的公民身份。 二是组织部落集会与国际申诉活动。2017年11月，阿勒穆拉部落在沙特东部省举行集会，声援其酋长的公民权利 ；2018年9月，该部落古弗拉氏族成员前往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提交申诉，要求恢复被剥夺的卡塔尔国籍。这些行动旨在将部落议题国际化，借助外部舆论压力推动卡塔尔内部政治变化。三是利用媒体平台煽动部落情绪。沙特通过阿拉比亚电视台播放卡塔尔前外长之子苏尔坦·本·苏海姆（سلطان بن سحيم）等人的煽动性演讲，其中包含呼吁对卡塔尔进行“清洗”等言论 ，试图挑动卡塔尔部落情绪、制造社会分裂。尽管相关言论未在部落中引发广泛响应，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沙特对卡塔尔的整体围堵战略，进而削弱了卡塔尔王室的统治合法性。
总体而言，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时期沙特的部落治理是国家建构新阶段对历史遗产的激进革新，政府延续了将部落作为治理对象与外交工具的认知，但围绕具体治理原则出现分化：对国内部落从吸纳安抚转向压制，对跨境部落则依然保持利用和工具化倾向。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2030愿景”推动的国家现代化和集权化改革，是对部落遗产的重新评估与战略重构，形成了对内削弱部落势力以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利用跨境部落认同拓展国际战略空间的双轨战略。但该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深层张力与风险：对内高压整合易侵蚀传统社会契约、激化央地矛盾，弱化部落的地方治理功能；对外利用跨境部落认同可能面临反噬，部落忠诚的投机性会让国家投入失效，煽动外部部落情绪也可能反向影响国内部落群体，与民族国家建设议程相抵触。
五、结语
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如何将传统部落忠诚成功转化为现代国家认同，是执政者巩固政权的核心挑战。沙特阿拉伯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一套综合性战略突破国家对部落忠诚的依赖，将部落民的集体忠诚转向对国家的忠诚，将部落力量从潜在的政治挑战者转化为国家建设的支持者，从而完成从传统部落联盟向现代君主国的转型。尽管在1979年曾发生朱海曼领导的“新伊赫万”叛乱 ，但此后部落力量已难以对国家政权构成实质性挑战。当前，沙特王室对内推行激进化的部落改革，对外延续将部落作为外交工具的传统。对内，沙特政府的部落政策牺牲了部落酋长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主要部落酋长已无力与中央抗衡，普通部落民众也多持观望态度；对外，沙特政府依靠部落跨境影响力有效拓展了沙特的外部战略空间，增强了沙特的政治影响力。总体而言，沙特阿拉伯有效突破部落忠诚的困境，既为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处理部落问题提供了重要范本。
从政治发展视角审视，沙特对部落忠诚困境的系统性治理模式具有两点启示意义：其一，它揭示出20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地缘政治重构的内在动力，特别是伊赫万运动对传统部落社会整合所产生的超越部落忠诚的巨大动能；其二，沙特突破部落忠诚困境的历史经验为理解当代沙特“2030愿景”改革面临的部落阻力提供了参照，当前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转型仍在重复平衡传统部落势力与现代国家制度的古老命题。通过对沙特突破部落忠诚困境的历史进程及国家治理承变进行审视，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沙特政治传统中部落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核心张力，从而为预判其未来政治发展轨迹提供有益参考。沙特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整合部落的经验，对后发国家平衡部落传统、宗教影响与中央集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