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我的多卷本专著《关系中的国家》能够获奖。非常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和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尽管这部著作是我个人撰写的，但它建立在我们团队长期田野调查上，是将多个指头捏成一个拳头的产物。奖证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我只是代表而已！
实践是理论之源，调查是理论之基。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张厚安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从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切入，从书本走向田野，进入农村调查，由点到面，由浅到深，坚持40多年，从中获得理论来源，有了提出中国理论、重构知识版图的底气。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三农”问题突出，成为学术研究热点，但缺乏自主知识。当时流行一句话：“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美国学者利用日本对中国农村的调查撰写学术著作，中国人读美国学者的书研究中国农村。我们在知识体系上处于被动的“他主”地位，在学术认知方面存在着被格式化的“卡脑子”问题。我所在的机构力图改变这一被动状态，形成了“三步走”的方略。
第一步，进行翻译，知己知彼。我们将日本对中国农村调查中价值最高的部分翻译成中文，出版1千多万字，如拆卸机器一样加以研读，发现其中的长短。其长在精细，短在范围有限。
第二步，深入中国，深度调查。我们从中国正在由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实际出发，在原有调查基础上，于2015年开启“深度中国调查”的大型调查工程。该调查将全国分为七大区域，如地质勘探取样一般对中国农村社会形态进行定点深度调查，参与者达数百人，深入到十分偏远的地带，包括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现任院长陈军亚教授一马当先，在前探路，从西藏一直到东北。最近才知道，调查者去年在墨脱时差点掉入悬崖之下的雅鲁藏布江。在会场发言时，脑海里不断浮现的是我们的众多师生穿行于崇山峻岭、平原河谷的场景，并为特别的经历而激动。调查历时十年，收集第一手资料达数亿字，出版调查报告近一百卷、1亿字，绘制出一幅农村社会形态的“千里江山图”。已出版的《中国农村调查》成为世界知名的“馆配图书”。从调查规模看，远远超过日本。
第三步，理论开发，产出自主知识。原有的知识版图建立在对既定社会认识的基础上，有相当局限性。我们亲身经历着伟大的中国实践，通过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理论开发，有助于改变过往认知，重构知识版图。
一是打破日本学者的话语垄断。日本学者在其有限调查基础上提出中国农村“村落共同体”的观点，暗含着“中国社会停滞论”。我们用全国性的调查事实说明，中国核心地区很早就走出与“东方社会停滞”相关的村社共同体，实行家户制，社会有内在活力而不是停滞的，由此确立历史自信。
二是改变美国学者在国家理论上一统天下的格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斯科特提出国家推动大型社会改造项目均以失败告终。我们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善治能力”的观点，论证中国脱贫攻坚这一巨型社会工程何以成功的机理。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实地调查，提出“高地社会”如何“逃避国家的统治”。我们运用在西藏、贵州、云南、四川大小凉山高地的农村调查，论证了新中国通过有效途径不仅实现“国家上山”，而且形成民众对国家的“积极拥抱”，充分展示中国的制度自信。
三是构建中国自主的国家学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对这一结论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学理解答。我在长期的深耕田野的过程中，对这一结论有深刻的体会，从田野调查中提炼出“关系、关系扩展与关系叠加”的基本观点，以此解答中国的国家内生性演化的机制问题。《关系中的国家》一书以国家为对象，但对国家内生性演化内在机理的解释框架是从中国大地上汲取理论资源并进行加工形成的，是从田野的角度对国家问题的回答。该书翻译成外文在世界知名出版社出版，初步彰显出中国学人的理论自信。
四是在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努力取得领先地位。人类以什么方式生活的社会形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皇冠。已有研究除了宏观的社会形态构建以外，微观构建主要是部落制、庄园制、村社制等。微观制度调查形成了“18世纪看英国，19世纪看俄国，20世纪看日本”的格局。我们从中国田野调查中提取第四种微观制度，这就是“家户制”，现正在从传统到现代，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世界，在微观制度调查与构建方面努力向“21世纪看中国”的目标迈进，向世界展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和中国知识生产的文化自信。
因为四十年的深耕田野，我们的田野政治学方法被遴选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性方法之一；
因为四十年的深耕田野，我们的调查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入中央一号文件，进入全国党代会报告；
因为四十年的深耕田野，我们以田野和校园双课堂、农民与老师双导师、知识与能力双培养为特色，形成了一条自主知识教学与产出路径，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
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知识生产需要团队的力量，需要代际接力。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来说）比外国落后了。”40多年来，我们坚持田野调查和理论开发，取得了一点进步，有了与外国学者对话的底气，但是还要看到不足。如与日本学者的“长期主义”和“精细化”治学、美国学者的理论建构能力相比，我们还有差距。就是在国内，我们的学术位置也不高。能有今天的收获，得益于伟大的时代，也得益于长期坚持，更得益于团队共同努力。就单个个体而言，我们的水平和能力实在一般。但我们将单个的指头握成一个拳头，聚焦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形成特色，便可以实现力量倍增，在某一个方面获得比较优势。
当下的学术生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我们正在经历伟大的实践。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现代化，既有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版图基本为“国家失败论”所主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改变这一格局，为我们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样本。另一方面，知识生产机制还不适应这一变化，特别是考核机制不利于团队发展。但如果不是握紧拳头，靠单个人的力量，实在难以产出重大成果。这是学界面临的新难题，相信会有新的思路和办法。
（本文是作者2026年6月30日在教育部颁发第十届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时的发言基础上加工形成的，经作者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