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政治学评论》2025年第2辑，第49—62页。
内容摘要：近世中西方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政治大分流”，其演进逻辑起点一致，均启自分封制，并以建立强大国家与实现国家—社会整合为共同目标。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形成“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王权受议会制约，财政能力增强，社会实现上下贯通；而中国自秦至宋逐步确立绝对君主制，却因幅员辽阔、治理技术有限及商业阶层未充分发育，未能完成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整合，形成断裂社会。这一分流的后果体现为中国长期处于低税基、弱社会认同的状态，制约了现代国家能力的早期形成。通过历史比较与博弈论分析，可揭示制度演进路径差异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也可为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提供历史视角。
一、引言
政治学重视国家治理问题，经济学界也非常重视国家治理问题。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特别是前两位非常关注国家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他们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在中国影响力非常大。之后，他们又写过一本书《狭窄的通道：国家、社会与自由的未来》（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认为一个好的国家治理模式应该是“强政府+强社会”模式。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模式，条件非常苛刻。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攫取型制度”和“包容型制度”，他们的理论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偏差。目前，共和国史在史学界、经济学界已经成为一门学问。做共和国史的研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中国革命的意义问题。个人认为把中国革命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去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建构，特别是国家和社会的整合。因此，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家建设举措，就需要将历史时期往前推，看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国家建构是一个什么态势？
这里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独特的？我们往往把中国和西方完全割裂开来，就好像西方有一条路、中国有一条路，这两条路的原理、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研究中国不用看西方、研究西方不用看中国。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基本的人性是相通的，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相通的。我们做一些中西方的比较，有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构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截至目前，学界对西方的研究已经非常多，成果汗牛充栋，对西方国家建构的进程也有了深入认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理解西方至少是英国国家建构的有用范式。那么，我们如何描述中国的国家建构呢？应该把这个问题推到明代，那时我们已经基本上确立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国家体制，而要理解这种体制，就必须再往前上溯到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转折期，即唐宋时期。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实际上面临的是从明代就定型的一种国家体制，需要思考如何在这种体制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建构。如此，才能对中国历史有更加清晰的理解，打通中国和西方的比较路径。
二、中西方之间的 “政治大分流”
我们的逻辑起点是，中西方国家建构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有从这个起点出发，才可以做中西方的比较。中西方的国家建构都启自分封制，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完成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中西方的差别在于起始点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中国比西方国家提前许多年，而且在强大国家最终形成的时候，历史条件也不一样。西方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已经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现在说的经济和技术的现代时期已经开始。而中国的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是唐宋。宋代的经济和技术都达到一个高峰，但毕竟还是封闭的农业社会，和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后的状态有天壤之别。
众所周知，中西方国家之间发生过“经济大分流”。李伯重老师和加州学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经济大分流”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而中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学界对“经济大分流”的解释非常多，其中一个重要的，也是被广泛接受的基础解释是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这套制度既限制了王权，也让王权获得更大的财政能力，从而导致金融和价格革命，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和商业基础。从国家建构角度来看，“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形成了“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不仅国家能力上升，而且国家与社会完成了整合，形成上下联动的有机体。
经济学界对“光荣革命”的一个经典研究是诺斯和温加斯特的研究。他们把宏观经济学里的“可信承诺”理论移植到对“光荣革命”的研究上，认为“光荣革命”为约束王权提供了“可信承诺”。在革命之前，国王在征税和借款方面非常随意，而且，国王借款之后往往赖账。这是导致英国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革命之后，《权利法案》大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提高了议会的权力。国王可以提出预算，但预算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才可以实施。另外，国王的星法庭被取消，普通法法庭取得独立地位，并享有更大的权威。在这种分权体制下，国王权力受到限制，但他的财政能力却大大提高。诺斯和温加斯特的研究表明，“光荣革命”之后，国王向议会借款的数量大大增加，由此导致英国债券市场和民间借贷的大发展。诺斯和温加斯特认为，这是因为以《权利法案》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为限制王权做出了“可信承诺”，一方面，王权不再拥有恣意妄为的权力；另一方面，这样的限制又让议会放心，愿意向国王放贷，增强了国王的财政能力，从而让国王从心底里不再寻求绝对权力。
英国革命之前，英国的封建贵族已经式微，王权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期间达到顶峰。英国国家建构的第一个环节，即强大的国家，趋于完成。但在此之后，王权迎来了一个新的对手，即新兴的商业阶层。“地理大发现”引发大西洋贸易，一个富裕的商业阶层在英国兴起。它的成员进入议会，成为英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即后来的辉格党人。他们饱受查理一世恣意借款的痛苦，加之他们的新教信仰与国王领导的英国国教相冲突，最终他们发动革命，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此后，英国经历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和查理二世的复辟，到詹姆斯二世时，查理一世时期国王和议会的矛盾又重新上演一遍。“光荣革命”可以看作王权和商业阶层的一个妥协。自此，王权在封建贵族消亡之后重新与社会联结起来，完成了国家建构中的第二个环节，即国家与社会的整合。
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和英国的国家建构过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国家建构也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这个过程从秦始皇设郡县开始，到唐宋达到高峰。唐代取消了士族的权力、削弱了藩镇势力，北宋彻底清除了藩镇，不再分封宗族，科举成为进入统治阶层的唯一途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强大国家不是一个英国式的共和政体，而是绝对君主制。二是中国没有完成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因而国家也没有具备强大的财政能力。王安石变法可以被看作国家直达社会基层的一个尝试，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层是皇权加上官僚系统，即统治阶层；下层是普通民众加上地方精英构成的基层社会。宋代以前，精英（分封贵族、士族、藩镇）参与中央事务，并通过联姻等活动巩固权力，实现世袭。从宋代开始，科举打破世袭，成为联通上下两层的唯一通道。没有取得功名的儒家学者、地方富裕人家和退休之后的官员构成地方精英的主体。然后就有了所谓的“皇权不下县”，老百姓也尽量避免打官司，基本上所有问题都在乡里通过地方精英来解决。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政治大分流”观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完成了国家建构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强大的共和制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整合，而中国只完成了一个方面，即强大的绝对君主国家，但没有成为共和体制，也没有完成国家和社会的整合，而是形成断裂社会。进入现代，这种格局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一个强大的皇权阻止任何削弱其权力的变革。英国的王权自玫瑰战争之后不断加强，伊丽莎白一世期间达到巅峰。接下来的詹姆斯一世试图把自己打造成绝对君主，但新兴的商业阶层开始反抗，代表商业阶层的议会最终战胜王权，英国最终开启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情景却不同。两宋大大加强了中央权力，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同时确立了绝对君主制度。明朝后期绝对君主制度开始松动，但在清朝再次恢复，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现代化而言，绝对君主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王权过于强大，可以抵制任何可能危及其自身地位的变革。清末的现代化进程如此艰难，最大的原因莫过于此。
另一方面，基层社会对国家没有认同，形成广大的、冷漠的大众，也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很大羁绊。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就像一袋马铃薯一样，好像是在一起，但实际上谁跟谁都没有关系。这是他接受苏联顾问指导，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他希望通过把国民党改造成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让国民党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共产党更是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为中国寻找“整体解决方案”的产物，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领导中国革命设定为自身的主要任务。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感觉到，民众对政府没多少要求，而他们也认为政府不应该对民众有多少要求。历史上，中国的税率一直都很低，最高的北宋也就9.3%，明清（除明朝初期）一直降低，到1880年已经低至3.2%。低税率延续到现代（计划经济时代较高，和国家控制生产和消费有关）。改革开放之后，税收占GDP的比例一直较低，目前只有14%，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低的水平。但民众的感受不一样，总觉得税负高，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轻徭薄赋，形成一种低税负的长期观念。
三、断裂社会形成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断裂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呢？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脉络。周朝是中国的分封时期。那个时候和西方的封建社会一样，国君只不过是贵族阶层的一员。贵族参与国家治理，各诸侯国盖莫如此。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然而，秦朝的统治很短暂，汉代又开始部分地恢复分封。魏晋时期士族兴起，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到了唐代，士族仍然存在，还有藩镇割据。所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包括士族（贵族）之间的拉锯，王权并没有巩固。
唐朝是一个转折点。武则天称帝，士族明里暗里反对。为打击士族势力，武则天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更多地利用科举取士，给平民上升的通道。有研究表明，这是导致唐代士族最终式微的重要原因。唐朝疆域太大，朝廷财力有限，只好设立节度使，让他们自己创收，最终导致安史之乱。柳宗元有感于藩镇割据带来的危害，撰写《封建论》论证郡县制的好处。
宋朝是另一个转折期。安史之乱之后，藩镇仍然存在，一直延续到北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剥夺了开国大将的兵权，接着用文官替代藩镇上的武官，最终完成中央集权。从秦始皇设郡县到赵匡胤完成中央集权，中国用了1200年才完成绝对王权的巩固。福山曾经认为，秦始皇的一大贡献是完成了政治秩序三大要素之一，即强大的国家。事实是，秦始皇只是启动了中国的国家建构，直到赵匡胤才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王权）。
但是，国家建构的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却没有完成。北宋的集权国家在试图下探到基层社会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笔者的理解是，最后的一次尝试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希望绕过中间层（商人），中央政府直面普通百姓，既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又提高百姓的福利。但他最终失败了。原因当然有很多方面，包括他的制度设计太理想化，把国家想象得太强大，把官员想象得太廉洁，等等。比如说青苗法。从它的设计来看，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既给老百姓减轻高利贷的负担，同时也给中央增加收入。但是，他没有想到官员并不那么廉洁，国家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强大。
王安石变法失败还有一个原因，是旧党用儒家思想对抗王安石。尽管王安石自己也是一个儒家，但是在旧党眼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跟儒家唱反调。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为理学的兴起提供了契机。相比于王安石居庙堂之高，二程就是处江湖之远。他们利用理学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对抗中央的表现。
南宋总结靖康之耻的原因，最终把失败归咎于王安石变法。朱熹理学成为正统儒学，儒家失去了事功，成为专注于自我修行的“为己之学”。自此，“中国转向内在”，儒家从两方面下沉到基层社会。
一方面，科举制度成为打通断裂社会上下两层的唯一通道。科举考试考儒家经典，普通人家的子弟因此开始学习儒家的学问。儒家开始向中国基层社会渗透。南宋时期，书院兴起，平民子弟通过书院接受儒家教育。书院最终演变为官学体系，中国成为第一个由国家为平民提供教育的古代社会。
另一方面，平民宗室兴起。和士族不同，平民宗室不寻求干预政府事务，而是专注于宗室内部的治理和互助。一些理学家也开始对自己的家族重视起来，比如朱熹就为自己的家族撰写了家规。精英不再关注国家事务，而是下沉到基层，专注于家族的事务。到了元明，地方宗族体系开始形成，地方精英成为地方事务的主导力量，朝廷也放弃了对于县以下社会的日常管理，形成“皇权不下县”的状况。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清朝通过“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使税赋降到历史时期的最低点。到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中央政府因为没钱，不得不任由乡绅自己办团练抵抗太平天国，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中国走上了和西方不同的路呢？经济学家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之一是寻找因果关系，即观察到一个现象，经济学家就要去找一个因，然后再造一个理论，来给这个现象一个解释。笔者个人认为，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使中国和英国走了不同的道路。
第一个方面，中国的皇权到了北宋时期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前面讲过，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兴起比西方要早得多，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开始了。尽管在从秦到宋这1200年间里曾经有过多次拉锯，但最终皇权占据了上风，形成绝对君主制度。英国不一样。英国国王也要强化王权，但在玫瑰战争之前一直没有搞定。玫瑰战争中，理查三世成为英国战死在战场上的最后一位国王。自此以后，国王的权力一直在增加。但是，王权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巩固，英国就爆发了革命，国王被代表新兴商业阶层的议会所打败，最终不得不接受《权利法案》的约束。中国能够形成强大的皇权，得益于中国文明的早熟，皇权有相当长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英国的王权没有变成绝对君主，不是因为英国国王不想这么做（更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大宪章》约束了国王），而是他的运气不好，在王权快要达到顶峰的时候遇上了商业阶层的强大抵制。
然而，宋代的皇权还没有强大到能够直接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的地步。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实行分封制，中国的周朝、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无不是这样。原因是那时候的交通不方便，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一个大国非常困难；另外，生产力水平很低，无法支撑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秦实行郡县制，实际上背离了上述基本逻辑，秦始皇做了大量工作来降低疆域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统治不便，所以有了“车同轨、书同文”。但这也埋下了后面1200年分封和郡县之间拉锯的种子。北宋时期，郡县制最终胜出、皇权巩固，但中央政府仍然无法直达基层，断裂社会由此形成。
第二方面，中国和英国的不同还在于，中国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一个强大且可以在财政上支持王权的新兴商业阶层。尽管北宋的税收很大一部分依靠工商税收和关税，但整体而言，北宋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还需要从农民那里得到税收的原因。许多人倾向于认为，中国没有出现强大的商业阶层，是因为皇权的压制。然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英国也不存在强大的商业阶层，英国的商人并不比中国的商人更加脱离王权的控制。“地理大发现”之后形成的大西洋贸易，才是让英国（以及前面的荷兰）形成强大的商业阶层的原因。这再次展示了中国因为文明早熟而遭遇的不幸。或者，如果没有满人的入侵，明朝在16世纪第一轮全球化的冲击下，或许也能够走向某种形式的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在博弈论的框架内，我们可以想象用一个国王和精英之间的博弈模型来解释中西之间的“政治大分流”。国王要决定是否接受精英参与政府运作，和他们分享权力以及对他们征收多少税；精英决定是不是加入政府，是不是接受国王提出来的税收。这样就有可能产生两个均衡：一个均衡是“英国均衡”，即精英参与政府运作，同时同意国王提出的税收，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共和国，并形成了一个上下联通的社会。另一个均衡是“中国均衡”，即皇帝独揽权力，把精英排除在外，精英不缴税，或者少缴税，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皇权和断裂的社会。两种均衡的条件差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英国，国王和精英之间的权力差距还没有达到国王能一统天下的地步，所以国王不得不接受精英分享权力；而在中国，皇权已经强大到可以一枝独大的地步，可以把精英排除到中央权力之外。另一方面，英国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商业阶层，可以为国王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用税收和国王交换权力；而中国没有产生这样的商业阶层，国王只好放弃高税收，满足于维持较小的政府规模。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中西方制度演进的逻辑是一样的，中西方的差异来自制度演进的条件不同。就国家建构而言，中西方的起点是一致的，即地方性的分封制度，而中西方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即建立强大的国家并打通国家和社会。以英国为代表，当西方的王权将要变成绝对君主的时候，它遇到了大航海时代催生的新兴商业阶层的挑战，最终形成一个共和体制的强国家以及一个上下贯通的民间社会。中国因为条件的不同而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过早地开启了强大国家的建设，到北宋形成绝对君主制度，明清进一步加强。然而，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绝对君主无法直达基层，完成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中国最终形成一种断裂社会。历史学界的共识是，中国在宋以后形成了强大的国家。然而，这仅仅是就绝对君主制而言的。中国的“强国家”缺少现代意义上“强国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共和政府；一个是强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前者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后者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起步的。然而，两者都仍然在完善之中，定型尚待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