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统政治学的国家研究受制度主义与功能主义范式影响，重制度轻文化，重结构轻观念，对国家的文化本质缺乏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其文化的设计，文化是一种为国家提供正当性支持的“内在制度”，能够为组织化的政治社会提供认同资源，是集体身份建构和共同体叙事的动力。国家内在的文化-政治关系本质上是单一性政治与多样性文化的关系。在现代国家中，地域、语言和族群的多样性是国家建构和维持单一性政治的考验，现代国家追求政治统治和文化整合的双重目标。前者强调秩序，后者追求共识；政治统摄文化，文化为政治提供条件。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整合能力受到削弱，复兴的族群民族主义带来了“有害的多样性”，国家因而陷入文化与政治对冲的困境。西方国家的内在困境表明，国家不能简单地选择消除或鼓励文化多样性，而是应该将多样性留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并认可其合理性，同时警惕和防止其侵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破坏性影响。
关键词：国家建构、政治统治、文化整合、单一性、多样性
引言
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一直以来，人们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学术关怀出发，利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资源，对强大而无处不在的国家展开漫长的学术探索之旅，试图发掘国家建构、国家治理及国家发展的内在奥秘。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完成对国家的探索与研究，反而迷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实践之中，国家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题”，甚至“国家本身就是影响我们认识政治活动本质的障碍”。即便如此，由于国家对于人类认识自身、追求进步与文明有着决定性意义，人们对国家本身及其实践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
国家建构研究是国家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国家起源、演进的历史追溯，而是一种进行时状态的、对国家地位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的解读，对于国家建构的研究能够为当下的国家治理与未来的国家发展提供历史性的依据、资源与路径。“国家建构的中心事实是全国范围内公共权力的有序运作”，这种有序运作取决于民众认同自身对于公共利益和公共决策的从属性。因此，国家建构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以最佳方式把存在于不同地方或不同族群的离散性的多元认同统合到国家的单一政治空间，形成对国家的统一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在其诞生之初就需要考虑如何将多元文化与一元政治整合起来，以成为涵盖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在内的命运共同体。
国家的建构、治理到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反复抉择和艰难平衡的过程，需要面对文化多元的客观现实，需要致力于政治统一的终极目标，因此，从文化与政治的双重面向思考国家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看，国家的文化－政治双重属性更为清晰，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相交、相融，是一种极其复杂、漫长而宏大的人类实践。在当今时代，现实政治中常常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比如一些国家沿着族群、地区、宗教或者语言的文化分界线出现诸多问题，甚至陷入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危境，而一些国家虽然有广袤的领土，多样化的人口、宗教和语言，但仍然是一个有向心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解释这种差异，需要探讨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种探讨有助于理解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文化本质，认识族群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复兴的实质，发现特定国家内部因文化失调而导致政治失序的根源。
文化塑造国家：国家建构的文化相关性
政治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是现代国家要处理的核心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着其文化的设计”。虽然国家是一个法律和政治概念，即在一个确定的疆域内实行统治并有强制权力的公共机构，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在建构单一性的政治过程中处理文化多样性、社会多元性等问题。皮尔逊认为文化多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社会塑造国家，其中，多元主义强调社会力量与文化资源都是以分散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决定国家的形式和本质，国家是“来源于社会，但又高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因为它必须运用权力阻止一个分化的社会极端化到发生国民冲突，防止多样性文化对国家的分解。尽管从规范性上看，文化是一个缺乏确定性内容的模糊概念，几乎可以囊括一切非物质的认知实践与观念活动，但是，其对政治即国家实践的意义是确定的。一个存在着多样性文化的社会如何“塑造”国家并接受国家的“塑造”，本质上就是文化与政治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文化对于政治的关键性意义可通过以下方面来理解。
首先，文化是一种提供正当性支持的“内在制度”。它是国家建构价值观体系的资源，也是国家实施统治和治理的手段。布尔迪厄认为文化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社会正义论，让统治者感觉到自己的统治有据可循，无论是在民族社会范围内，还是在世界社会范围内，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代表着一种普遍性实践。对于国家来说，政治法律无法与文化割裂开来，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显见的“外在制度”，后者则是一种隐伏的“内在制度”，为前者提供适宜的运行土壤，“外在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内在演变出来的制度互补”。政治法律与社会文化高度契合的国家会得到最宝贵的统治资源——国家认同，其既包括对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赞同性认同”，也包括对领土、主权、人口、历史等的“归属性认同”。
其次，文化在集体身份建构和共同体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多数社会中，通常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和一系列少数群体文化，多元文化的自然存在要求国家为不同文化创造空间。因此，国家在协调主流文化和少数群体文化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文化－政治工具，建构集体身份意识和完成政治共同体叙事，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奥利维尔·罗伊将文化看作集合共同身份意识的、用于定义某个共同体（语言、宗教、家庭关系等）的共有模式。在族群关系的视角下，坚守族群文化就是坚守族群身份和族群叙事，族群文化表达是一种族群身份意识的建构过程。但是，这些衍生族群身份和文化共同体的族群文化，只有进入国家共同体的政治过程才能获得其集体权利和政治身份。
再次，文化为组织化的政治社会配备相应的文化生态。历史、信仰和语言不仅形成了文化，而且形成了关系，或者说是形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即一种文化生态。比如各种族群文化是共存还是互斥，谁主导谁依附，首先反映了特定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生态，因此，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态，就有什么样的组织化的政治社会。梅因从文化与政治关联的角度，区分了前现代和现代两种政治社会：虽然较古老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从村社或城镇的习俗中得到生活规则，但是也会默默地服从对他们征税的某个绝对统治者的命令；在现代的组织化政治社会中，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积极的立法，地方习俗和观念越来越快地衰败了。文化生态的政治意义在于准备了一个内在关联的、结构化的社会场域，帮助打造国家所需要的那种习惯被遵守（observed）、法律被服从（obeyed）的政治社会。
传统政治学的国家研究受制度主义与功能主义范式的影响，重制度轻文化，重结构轻观念，简化或忽略了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和多面向。耶尔·塔米尔指出，国家的文化本质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官方语言以及象征领域、典礼仪式、民族英雄的选择等方面凸显出来；对政治制度的态度、对社会目标的心理引导、对社会行为的政治规范，以及统治集团所倡导的历史解释，这些政治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国家建构必然要形成国家认同、国家民族，因此需要社会成员超越他们对某个族群或地方共同体、某种语言和宗教的依恋，将自己视为国家共同体成员并对这个共同体怀有忠诚。然而，国家将多元的文化认同与单一的政治认同对接，进而使得自身认同整合并超越族群认同，注定是一个艰难的历程。纵观人类历史，这一文化-政治整合工程的失败案例远多于成功案例。其原因在于共同体成员共享的认同和个人认同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属于一个国家的人并不仅仅是一个组织的成员，他们形成的政治生活方式建立在对各种认同的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在民族国家中，拥有相同法律身份的公民之间构成一种“国家统治社会的抽象成员关系”，当民族国家衰落时，差异性认同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居于‘原始忠诚’的、种族的、宗教的、地方共同体的、语言和其他的具体文化形式”。即使民族国家还在巅峰时期，国家成员的认同也是在时空转换的不确定性中形成的，并不是稳定地或唯一地归属于国家。历史经验表明，以下的多样性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削弱、疏离单一性政治认同的作用。
其一，地域多样性。在地认同和原乡情怀散布于国家的领土之内，领土认同和在地认同在结构上是一种总体与部分的涵盖关系，但对于个体成员来说，前者是一种抽象关联，后者是一种与生养之地的具体关联。人们怀恋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一种“源自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的亲切感，也是“基于以特定方式理解特定地方的认同”，其文化意义指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此处的感觉”。地域性认同在政治上来自集权性国家出现之前的“间接统治”，像采邑（manors）、米利特(millets)这样的地方治理单元在采取地方性集体行动的同时，塑造了文化上独特的地域性认同，“引导本地居民建构起他们自认为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和家园”。从国家的需要来看，国家希望地方性认同能够扩展为整个国土范围内的共同体认同，对本土乡亲的爱能够扩散为对祖国同胞的爱。然而，即使国家有足够的强制力建立同质的政治文化，地域性文化认同也始终具有离散性、独立性。如果地域性认同越过文化的界限而具有政治性，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则会滋生一种危险的分离主义。
其二，语言多样性。不管是地方性语言还是国家通用语言，都是文化的最直接表现，是特定地域或特定族群建构共同历史、确认存在意义的基本手段。语言作为一种国家边界，不像地域性边界那样直接粗暴，也不像种族边界那样具有排他性，“语言，特别是发展完成的语言，才是民族自我认知以及建立一个看不见的民族边界的基本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是自主性认同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反抗方式。加拿大魁北克人关于现代化、融入北美社会的所有焦虑都集中在对语言的保护上，他们担心象征文化独特性的语言的生存。在比利时，讲弗拉芒语的弗拉芒区与说法语的瓦隆区之间有着长久的冲突历史，而“斯洛伐克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的产生则是基于语言”。语言并不必然是国家之间区分的指标，如英语国家之间并不存在语言民族主义，但是当强势的全球化力量使得全世界臣服于一种英语文化的同质性时，语言便会成为非英语国家的文化抗拒工具，右翼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经常用本土语言动员大众。在一国之内，如果存在着几个使用不同语言的集团，国家建构的工作将异常复杂，这是因为建立统一语言和统一文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其三，族群多样性。地域和语言是族群必备的基本特征，奠定了族群多样性的基础，而族群本身的血统特征更具排他性和差异性，因此，族群构成了民族国家最显著也最棘手的文化多样性。族群(ethnic groups)具有先于民族存在的原生性血统元素，族群民族主义把族群看成一个拥有统一谱系，拥有本土语言文化、历史和人口的流动性的共同体。由血缘纽带凝聚的族群认同是与生俱来的印记，“人类从历史的曙光时期就具有民族意识，那是一群人因为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特质，彼此间产生的一种同类感情，并因而与其他族群有所区隔”。学者们普遍强调族群作为文化共同体的语言、历史和血统特征，如卡斯特将族群定义为“借由共同的历史及政治目标，以人民的心智和集体记忆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族群作为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化共同体，受到一系列文化信念的支配，这些信念把一群有相同血统特征的人与特定地理位置、特定语言系统联结在一起，因此，族群认同的多样性同时受到血缘、地缘和语言等元素的培育。族群既可能是民族国家的构成实体，也可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分离势力。如何在文化上整合多元族群，在政治上建构国家民族，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使命。
文化多样性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它对于国家建构公民身份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支持力量还是破坏力量，取决于文化与政治在国家中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公民身份“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一般来说，文化民族的归属感是国家建构所需要的重要资源，这种资源能否牢固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取决于国家的文化整合能力和政治法律秩序对社会文化秩序的渗透能力。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渗透始终受地域、语言、种族及信仰等差异性文化影响。
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进程：政治统治与文化整合
国家是一种时间上持续和空间上固定的政治单元，它依赖于一整套用以维持其运转的永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国家的居民承认其作出最终裁决的权威，遵守这套制度并对国家表达基本的忠诚。对于以民族国家形式出现的现代国家来说，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联系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耦合，也是政治与文化的人为组合，因此，政治统治与文化整合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目标。休·沃森指出，国家是一个“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拥有要求公民对其顺从与忠诚的权力”，而民族则是一个“某类人群的共同体，其成员依靠团结观念、共同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结在一起”。国家既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实施政治统治，也需要强大的凝聚机制来实现文化整合，从而获得国家成长所需的政治与文化动力。因此，现代国家唯有同时达成政治统治和文化整合的双重目标，才能建构和保全自身。“国家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现实”，现代国家的发展被描述为向更高级的普遍性（去地方化、去特殊化）的迈进，同时，在同一进程中，国家将走向垄断化和权力的集中化，逐步创造中央统治的政治与文化条件。政治统治和文化整合对国家具有同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不同的是，政治统治追求秩序，文化整合追求共识；政治统摄文化，文化为政治提供条件。
一方面，政治统治是国家塑造、规制社会的途径。国家建构是一个治理空间和统治空间的生成过程，它建立了由政治制度、行政管理和官僚机构构成的狭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一个统一集权的政治行为体，要发展一整套的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外交等机构和制度，并配备使这些机构和制度运行起来的能动的官僚系统。因此，国家要实施持久有效的政治统治，必须依赖制度建设，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通过集中的、强制的权力行使，提升国家威权和加强社会控制。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国家制度应该能够“经得起领导层变迁与次组织合作程度的波动”，“要允许政治事务上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从而提高政治程序的效率”。
人们对国家的集权化政治有着差异殊甚的态度，比如自由主义者对现代国家过于强大的政治统治及其不可挑战的权威性进行了批判，指责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利维坦”。而精英主义者强调了政府由精英人物操控和管理、决策权集中在少数政治决策者手中的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回归”的政治分析将机构国家主义的新范式推到了前台，在斯考切波的结构化政治视角下，对国家形成、政治制度和政治进程的分析成为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国家能力、国家偏好、国家自主性成了决定政治统治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国家偏好和社会偏好相同时，政府会将其偏好体现为官方行动，促进社会融合、顺从和中立；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相悖时，政府会利用社会资源联盟，推动社会偏好发生变化，最终依靠其固有的权力将偏好体现为官方行动。持久有效的政治统治本质上意味着国家在对社会进行塑造、管控中运用其强制力，展现其自主性和统治能力。
另一方面，文化整合是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必要前提。文化整合追求的是多元统一的文化，而非单一同质的文化，目的是避免或消除文化差异对政治的消极影响，在政治上促进民众对国家的忠诚。比如，瑞典成功地让南部省区的居民从讲丹麦语转变为讲瑞典语，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地人对中央的政治忠诚度。军事专家认为拿破仑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对法国强烈的国家认同。布尔迪厄认为，“国家将文化集中”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占有心智结构”，为此国家需要制造统一的文化习性，控制统一文化的起源与结构，“国家是一种统一工具，它促使相关社会进程（文化、经济）达到较高的抽象和普遍化；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推动这些社会进程脱离地方特殊性而达到全国性范围”。为了鼓励民众跨越各种文化界线，国家动用学校、媒体、象征系统等文化整合工具，发动意识形态运动，将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感情渗透到大众意识与行为。“一旦国家能顺利将民族主义融入到爱国主义中，能够使民族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那么它将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武器。”当公民个体将其忠诚从家庭、地方性团体、宗教组织扩展至国家，国家取得文化与道德上的优势地位来支持其制度结构和法律体系时，即意味着文化整合得以完成，意味着公民与国家的文化系统发生连接，公民脱胎换骨成了“人民”，创造出国家所需要的文化资本。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的文化整合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进程，它在强化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同时，需要打破随时可能涌现的文化分界线，以促进政治平等，实现包容性的权力配置。通常来说，国家的文化整合工程需要沿着以下三个方向展开。
首先，强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员。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合格公民的基本条件，郭忠华认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公民美德的表现，它体现为对国家深厚的情感投入和奉献。通过忠诚和奉献所呈现的政治认同是公民个体将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象征等要素内化于心的产物。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输入在帮助公民形成政治认同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要管理特定领土上的集体或人群，国家需要从政治忠诚到服装、礼仪、生活方式和日常用语等诸多方面进行根本改造，以达到“缔造民族”的目的。
民族主义对于国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情感，还在于它是一项政治工程，其目的“不仅在于颂扬、保卫或强化一个民族，而且还要主动地创造一个民族，把它的人类原材料塑造成一种根本上全新的样式”。换言之，民族主义致力于建构一个主权性政治社群，将那些在语言、风俗、信仰、传统等方面有足够共同点的个体容纳进去，不断清晰化和强化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如共同的地域、习俗、个性、历史记忆、符号象征等。大卫·贝尔在对法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发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民族改造计划中，缔造民族不仅要求改变散布在一片巨大领土上的2800万人的性情，更重要的是使这2800万人达到完全同质化，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异性要转变为一种单独的民族精神，即“一个在现代的、多元化的欧洲政体中建立同质的、团结的民族”的理念。因此，民族主义既是共同体建构的情感基础，也是避免共同体分裂的重要工具，它赋予一个巨大而分散的群体一种共同文化和共同愿望，使他们接受共同的法律、价值观、制度和共同的语言、习俗、信仰、传统。
其次，提升公民身份的对内包容性，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公民身份是基于国家认同而赋予个体成员的法律地位，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民族文化和国家强制力为基础建构公民身份认同，使公民平等地、民主地参与共同体政治。公民身份被看作一种通过现代民族国家来建构的政治认同，公民和民族共享相同的合法性需求，公民身份认同在形成过程中始终需要国家的集中管制。国家通过公民身份整合多元文化，凝聚社会成员，从而获得政治统治的文化资源。
布鲁贝克认为，“公民身份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家体系的行政结构与政治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其突出特征是对内包容和对外排斥，即对内包容本国人的文化差异性，对外区隔本国人和外国人。国家建构公民身份并不是要消灭多元文化身份，社会文化繁荣、公民自主性增加、个体权利得到保护等都是公民身份建构的目的。公民身份应该致力于建立公民个体与国家整体之间的健康关系，帮助公民将国家认同置于差异化的其他身份认同之上。格尔茨认为，“个人身份能够得到集体认可与公开表达的世界是有序世界”。“真正的祖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公民可以自由迁居，享有政府护佑带来的福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以自身的勤劳为国家创造财富。”只有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得以确定，个体作为公民的身份得到保障，社会才可能持续运行，多元文化的整合工程才能顺利实施。
最后，通过制度化路径培育主流文化、尊重多元文化。现代国家发展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国家是在对社会持续渗透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国家管理社会和公民的方式经历了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型，虽然这个过程或温和或粗暴，但每个现代国家都必然经历。现代国家的“直接统治”建立在国家基础性权力之上，这种权力的行使除了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对公民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的经常性介入。努力在整合多元文化的基础上造就主流文化，成了政治统治的日常内容。为此，国家通过制度性路径更为有效地实现对公民日常生活的介入。
随着现代官僚制度的引入、沟通的加速和信息流动的技术变革，以及普遍的公民身份建设，国家对公民生活的介入得以从政治、经济领域延展到社会、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文化整合功能。一方面，国家的文化整合以培育、养成主流文化为根本目标。国家建构需要充分发展文化同一性，因而通常要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教育、文化、娱乐等），打造有利于价值观成长和政治认同提升的主流文化。哈贝马斯认为，美国在国家层面有所谓的“公民宗教”，即“不论其文化和民族背景的差异而将全体公民凝聚在一起的‘宪法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既是对公认的普遍主义宪法原则的认同，也是主流文化的内在精神。它的形成离不开制度化、机制化的政策塑造，是成功的文化整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多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如何对待主流文化之外多元的边缘文化、国家文化之下多样的亚文化，不同国家在制度和政策上有不同的选择。包容性文化政策会对民族国家内部不同伦理共同体之间合法存在的文化差异、对亚文化群体的正常存在保持宽容态度；排斥性文化政策可能会限制非主流文化成员的公民权利，或者把非主流文化、亚文化群体中的个人排斥于政治体之外，如极端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政策。从实践来看，在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的影响下，包容性政策是绝大多数现代国家的现实选择，它们利用政策工具、制度化路径来协调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不同的亚文化中扮演“调解者、平衡者和协调者”角色。对于国家来说，减少亚文化在政治上的显著性，同时将文化上具有独特性的群体和个人吸纳到主流文化中，有助于公民认同国家并视国家为团结一致和共享荣光的命运共同体。
现代国家建构的困境：文化－政治失衡及其根源
在现代国家成长的漫长历程中，政治统治追求集权性、单一性目标，文化整合需要包容异质性、多样性。要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并非易事，再加上全球局势和生态环境复杂变化的影响，两项任务常常面临失衡的风险。这种失衡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时代变得更为突出。米歇尔·沃尔泽从多元文化主义和经济平等的角度探讨了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文化－政治困境，他认为：在文化上，全球化增加了个体与群体认同的选择机会，国家内部的个人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群体意识挑战了公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权威；在经济上，推动市场经济扩张的同时引起了贫富差距，不平等问题引发了对公民身份及其平等原则的质疑；在政治上，政府治理失败和体制不完善恶化了政治统治的氛围，削弱了公民对公共权威的认同。亨廷顿认为在全球化打造的新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文化视角下的全球化孕育了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复兴运动正是最典型和最极端的案例。
在通常情况下，国家的文化整合工程需要在公民中形成“社会的管制力以及个人和利益集团对彼此妥协的意愿、遵守法律准则的意愿、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意愿以及响应领袖号召自制和牺牲的意愿”，这些意愿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构成珍贵的民族凝聚力。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当共同的民族认同不再是多元族群联系国家的纽带时，当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相互攻击而国家无能为力时，多元文化便会壮大起来，开始对单一性政治进行无声无息的消解。从国家内部来看，多元的文化认同不断侵蚀普遍的公民身份和民族主义认同，各种各样的权利要求分化国家建构的政策目标，“在很多国家中，这些民族国家建构政策已遭到数量众多、集中居住的少数群体的抵制”。少数群体认为国家规定的普遍公民身份存在系统的支配与压迫形式；要求将所有族群融入多数派的文化中，要求他们接受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承认多数派的价值观，这使得他们感受到“系统性压迫”，如被剥削、被边缘化、被殖民、无力感和文化帝国主义。
从根源上看，文化－政治失衡的国家困境是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民族国家传统的政治统治能力被全球化削弱。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公民个人的本体性安全都来源于对统一国家的归属感，因为国家无论是作为政治的还是民族的共同体，都能够为其成员提供充分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但是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随着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资本与市场的全球扩张，尤其是外国移民的大量涌入，公民从国家那里获得文化归属、心理依恋和情感寄托的传统习惯不断被改变，“公民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个体更深刻地感受到归属难以确定的焦虑和不安”，其结果是个体对民族国家的稳定认同出现松动，部分公民选择回归亚民族的差异性文化认同。在欧洲，超国家的欧洲认同削弱了民族国家认同，公民身份概念在某些方面甚至“显得多余和过时”，失去了凝聚共识的功能。全球化引起的文化焦虑反向引发了国内族群认同/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分层对立。
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单一政治空间受到全球性空间和地方性空间的双重拉扯，国家主权所蕴含的政治统治能力、公民身份和民族主义内在的文化整合能力都被削弱。许多国家的地方文化和族群文化复兴、自治组织和分离主义运动不断涌现正是这两种能力弱化的结果。全球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产生向下的推力，给地方独立带来新的动力。“全球化造成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国家正在收缩，权力正从它身上剥离，它将很快失去塑造重大事件的能力”。国家能力的削弱既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国家作为经济单位的功能受到削弱，也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国家作为认同出发点的力量正在衰减。当民族国家无法为国内社会的各种利益诉求提供足够保障，无法建构并维系强有力的统一政治认同时，被特殊认同（如种族、宗教、语言或区域）所定义的社会政治势力就会冲击国家，引发国家认同的分化。
另一方面，族群民族主义的复兴为国家带来“有害的多样性”。现代国家是一种建立在差异性、多样性文化之上的政治共同体，文化-政治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多元文化被整合到民族主义的统一认同之下，同时多元文化合理的、正常的存在得到制度性包容。多样性对于国家建构和国家发展有着积极意义，除了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和排斥性的反移民运动以外，在政治、学术和商业领域，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作为共同体生活的积极方面在总体上得到肯定，其能够发展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帮助少数派群体获得公平待遇。但是，随着多层和多元认同重新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议题，人们开始探究“有害的多样性”议题，讨论在国家能力受到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多样性文化及其政治效应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经济发展、和平共处、公共物品供给。伊斯特利和莱文较早探索了多样性可能的弊端，他们通过量化分析发现，族群多样化国家的经济年增长率比同质化国家最多低2%。鲍得温和胡贝尔在研究来自42个国家的数据之后发现，沿着族群界线形成的经济不平等导致对公共物品的不同偏好，因此产生整体的供应不足。另有一些学者发现语言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率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负相关性。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还探讨了多样性的其他有害后果，如排斥外来族群、造成弱福利国家、形成社会隔离和产出更少的公共物品等。高度多样化的国家要面临更加复杂的亚文化关系的挑战。
现代国家虽然通过民族主义建构了国家民族，但是难以消除民族内部极大的族群差异性。按照威尔·金里卡的测算，当今世界大约存在5000个族群，大大多于民族的数量。这些族群居住在不到200个民族国家，这是导致不同国家内部异质性的根源。不同民族国家内部族群数量不同、文化差异程度不同，民族主义的启蒙性和凝聚性也不同。由于多族群之间、族群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且不稳定，国家缩小内部文化差异的任务非常艰巨。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化在此时扩大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外部差异，其在削弱民族国家对外主权能力的同时，也为族群民族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在西方，族群民族主义盛行于魁北克、尤兹卡迪、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弗兰德斯、科西嘉等地区，在这些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被边缘化的和受到威胁的族裔成员在试图找回他们的传统、语言和文化。阿伦特曾指出，“一旦人民推动了曾经的民族性所给予他们的权利和保护，他们会更加迫切地坚持自己的民族性”。在民族国家内部，族群民族主义会造成一种文化反叛的激进政治，其以争取文化差异的权利、排他性的主权分享为目标，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有害的多样性”，威胁着国家政治空间之内的文化统一。排他性的族群差异是民族国家必须克服的障碍，也是文化整合的重要目标。
结语
如何在多样性文化与单一性政治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关系，是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的重大议题。在国家建构过程中，任由多元文化过度发展或者将其消灭于同质性文化中，都是充满风险的激进策略。理想状态下的国家建构对于文化与政治的协调有极高的要求，即政治统治要体现国家的强制性能力，而文化整合依赖于国家培育和提取认同资源的能力。对于后者，即国家在提取文化认同资源的同时，是采取包容性还是排斥性的文化政策，取决于国家对多样性文化的态度。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出现个体或群体差异消失的社会，社会性或文化性差异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文化多样性对国家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是历史实践与现实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功的国家建构需要建立公民与国家之间良好的政治联系，这种政治联系必须跨越各种文化分界线尤其是族群分界线，将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同时整合进一种包容性的权力安排当中。“如果公民通过权威和拥护的关系与政府相互连接，就会出现一个包容性的国家共同体，国家建构由此可被认为获得了成功。”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进行政治统治和文化整合的基础性能力被削弱，而次国家层次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其他多元文化得到了复兴的机会，公民性认同与族群性认同日益疏离甚至对立。在单一性政治与多样性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在实现政治统摄文化的同时，维持多元文化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国家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