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语的功能是通过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来实现的。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符号，“中华民族”话语的生成过程及其话语本身均内含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辩证逻辑，并会随着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阶段性任务通过再语境化发生功能演变。将“中华民族”话语置于我国现代国家“救国—富国—强国”的分析框架下，“中华民族”话语与不同的语用场搭配，在救国阶段经历了从对内启蒙改造到对外抗争救亡的功能转向；在富国阶段实现了从“抗争救亡共同体”向“发展复兴共同体”的功能转换；在强国阶段通过添加“共同体”完成了对我国民族问题域的重新界定，使现代国家的构建始终依循“用话语建构共识、用共识推动行动、用行动实现目标”的演进脉络。

关键词：“中华民族”话语； 话语功能；现代国家；语用学

话语的功能演变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理论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换言之，话语的功能取决于它的使用语境，语境决定功能。显而易见的是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话语的产生不断动态发展的，因此当情境发生变化或说话者的意图不同时，即使相同的话语也会产生不同的语用内涵，具有不同的功能。话语的这种功能流变性在语用学上通常是以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来实现的，去语境化指话语从其原始语境中被抽离的过程，再语境化则是将其置入新语境并赋予新功能的过程。再语境化的前提是去语境化，再语境化也意味着去语境化，如此构成了话语功能演变的连续过程，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因此可以被看作是话语功能演变的一体两面。可见，话语的功能具有语境嵌入性与动态生成性的特征。苏联学者戈罗文将这种特征界定为词语的语言义与言语义的区分。语言义指内蕴于词语本身、无需依托具体上下文即可呈现的意义，这类意义为社会集体成员所共同认知与理解；言语义泛指依托特定语境生成的意义，其内涵只有在作者所构建的语境中才能准确把握。作为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政治话语，“中华民族”指代“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这一语言义在百年历史中一经确定后保持不变，为民族认同提供了符号锚点，而其在不同阶段通过再语境化的言语义却不断发生着功能演变。这种语言义的稳定性与言语义的演变性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核心政治话语的独特魅力和持久生命力，使得政治精英能够根据不同历史语境和政治需要，赋予该话语不同的功能内涵。因此，对于“中华民族”话语的把握，要根据不同语境和不同目的来厘清其内涵所指，尤其要辨明在具体历史背景与时代诉求下，这一话语在应用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指向。

对于近代以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中国独特的现代国家建构路径为研究“中华民族”话语功能演变提供了一种理想模型，即百余年来，中华民族以深刻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矢志不渝地围绕着“救国—富国—强国”的核心逻辑展开，“中华民族”话语的功能演变始终与国家的存亡、发展和富强紧紧联系在一起，与我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阶段性任务深度融合。由此，笔者在探讨“中华民族”话语辩证生成的基础上，尝试将其置于“救国—富国—强国”的历史演进框架中，揭示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华民族”话语功能演变与我国现代国家构建任务之间存在的共生性关系。

一、“中华民族”话语的辩证生成

在“中华民族”话语诞生之前，我国尚未形成以现代民族概念为内核的认同体系，而是依附于以礼教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体系，强调“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与“天下一统”的文化伦理型认同。中华民族的融合趋势深刻体现于从“华夷之辨”到“用夏变夷”，再到“华夷互变”的演进过程中，主导话语也经历了从“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文化分野观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单向同化观，再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动态互构观的演进，反映了我国族际间的认知随着民族交往与实践的不断深化，从强调文化的区隔分野，逐步转向注重文明的互动融合。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从秦汉至1840年的2000余年间，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阶段，我国未形成整体性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民族观仍处于自在阶段。

在哲学中，自在与自觉对立统一，自在指事物的客观本真性和潜在性，自觉指事物的主观能动性和现实性；自在更加强调事物尚未被规定的存在状态，自觉则通过主体性的介入，更加强调事物的反思性存在状态。从自在到自觉是自我通过反思在认识上实现的对自身及世界的双重重塑。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自我作为知识学的核心主体，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化，是通过自我设定自身(正题) 、自我设定非我(反题) 、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 的辩证过程实现的。“正题”阶段的中华民族，处于殷海光所述的以我族为中心的“天朝模型”中。经济上受小农意识主导，地域间依托自然经济纽带形成依存关系；文化上以“华夏文明”为核心形成“自定体系”；政治上以中原为核心，通过“朝贡—册封”体系维系边疆稳定，形成“华夏—夷狄”的圈层秩序，人们的认同仅依附于王朝正统，民族的自我与非我意识界限模糊，缺乏对整体民族主体性的反思性把握，其结果是“帝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只不过是中国内政的外延”，在这种心态下，当西方“非我”民族意欲与清政府进行邦交时，中华民族进入“反题”阶段。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以主权和条约体系为核心的“非我”设定，与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自我”设定形成对立关系，造成后者自我认知的断裂。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是以武力打破“天朝”幻想，迫使“自我”首次遭遇无法纳入“朝贡体系”的异质“非我”，清廷不得不重新界定“我是谁”以及进行“为何落后”的根本性反思。西方列强作为“否定性他者”，强行划定了中国与世界的政治边界，倒逼“自我”开始反思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传统“天朝上国”的自我定位在与“西方列强”他者的对照中坍塌，中国从“天下中心”变为“万国之一”，从涵盖全域的“天下”降格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有限国家”，进入梁启超所谓的“世界之中国”(非“中国之世界”) 阶段中。

“中华民族”话语的提出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核心标志和必然产物。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在与他者的对照中显现的，从被他者唤醒到自身的觉醒，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也由外源性触发向内生性转化，最终在历史的实践中确立了主体性自觉。此外，从话语构成来看，“中华民族”话语的组合形式本身呈现出正题与反题辩证统一的合题形态。“中华”二字承载着“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与“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构成民族认同的文明根基(正题)；“民族”二字关联着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等异质要素(反题)；“中华民族”话语则通过辩证统合，既保留正题中“多元一体”与“大一统”的合理内核，又吸纳反题中的现代主权国家概念，使“中华民族”话语成为超越族群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具有了政治属性和现代国家建构的意义，为我国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核心认同符号。

二、救国阶段： “中华民族”从启蒙改造到抗争救亡的功能演变

话语的诞生和使用内嵌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其语用功能演变的动力源是时代任务在语言中的投射。因此，话语功能脱离不了一定的时代背景，并和时代背景、时代任务密切相关。“中华民族”话语自梁启超1902年首次提出起，便承载着明确的历史目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觉分子站在建立我国现代国家的起点，从救国救民思想中生发出“中华民族”话语，其内含中华民族是“国家民族”的深刻意蕴。近代民族危机的加剧，则催生了“中华民族”话语从思想启蒙到联合御辱的抗争救亡共同体的形成。

理解话语需结合说话人的行动语境。“中华民族”作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思想转型时期提出的核心话语，需超越“就民族论民族”的学术研究窠臼，从梁氏的整体救国思想中去探寻其本源。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他深刻认识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少新民这一环节，由此开启了“专以宣传为业”的思想启蒙历程。在《清议报》停刊后，梁氏于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并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己任，开始强调国民素质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他在《新民丛报》连载“新民说”20篇，整体思想从此前的“保教”转向“新民”，将改造国民性和构建现代国民意识视为救国的核心。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他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将国民塑造内在地置于现代国家的建构任务之中。就此而言，如何塑造国民、再造新民可以看作是他这一时期思想的核心主题，而同期提出的“中华民族”话语则可视为新民思想的实践载体之一，二者形成了从“国民改造”到“民族凝聚”的连贯脉络。“新民”通过培育具备公共精神、权利观念的现代国民，为民族认同筑牢根基；“中华民族”则以“大民族”叙事整合国民意识，将个体的觉醒升华为对共同体的自觉归属。1903年，他又提出“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为新民理论的“合群救国”思想提供了情感凝聚点。“合群救国”思想是梁氏对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状态的批判性反思，他在《论合群》中提出“故凡结集一群者，必先明其对外之界说”，“中华民族”话语的提出兼具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对未来的建构性双重属性，既体现了对当时“一盘散沙”的批判反思，又以“大民族”为国民整体性认同提供了符号支撑。对此，胡适曾评价道：“他(指梁启超：笔者注)的杂志也叫作《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新民”思想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塑造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新群”，将传统“天下”观的国家转化为能参与全球竞争的现代国家。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话语既是新民理论在民族共同体层面的实践载体，也是联结“国民改造”(内竞)与“国际竞争”(外竞)的逻辑枢纽。梁氏说，“天下未有内不自整，而能与外为竞者”，因而“内有秩序，然后能竞于外”，即国家内部的社会整合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前提。因此，中国需通过内部整合形成“大民族”凝聚力(内竞)，方能在全球竞争(外竞)中立足。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华民族”话语也是内竞与外竞逻辑交织的产物，其以“合诸族为一体”的内部团结应对列强环伺的外竞压力，又以外竞危机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构，最终实现“内固以御竞外”的现代国家转型。可见，梁氏此时期思想旨在打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体系，重构从国民到民族、再到国家的认同体系，将分散的个体凝聚为“大民族”共同体，形成国民“对外自觉为我”的国家民族意识。话语生成于现实，但又会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建构性力量。梁氏提出的“中华民族”话语，是中国人面对内部分散、外部列强侵略时的一种自救方式，为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人们提供了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助于凝聚各民族力量，共同抵御瓜分危机。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话语具有明显的启蒙性和觉醒性，目的在于启民智、凝民心、求团结，凝聚国人共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对华侵略步伐，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此时，“中华民族”话语从梁启超时期的“启蒙改造”急遽转向“救亡图存”的现实动员，成为联合全国各民族反抗侵略的斗争符号，反映了“中华民族”话语从对内的启蒙改造到对外的抗争救亡的功能演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话语为旗帜展开政治叙事与动员实践以整合全国资源，谋求对外抗战的最大公约数。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使“民族救亡图存”任务超越党派分歧和政治对抗成为当时的首要议题。时代危机越严重，话语的实践功能就越凸显。“中华民族”话语作为民族危机催生的产物，不仅具有描述功能，还具有强大的建构功能，反过来成为改造现实的行动力量。它以“存亡与共”的命题打破了一切区隔壁垒，将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意志凝聚为超越个体、阶级、党派和区域的强大合力，凸显了“民族抗争救亡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向心力和实践凝聚力。因此，这一时期“中华民族”话语通过弱化内部差异，突出抗日救亡的紧迫性，更加强调民族整体性与共同命运，强化与外部的对抗性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富国阶段： “中华民族”从一体化整合到伟大复兴的功能演变

话语作为语言符号，在索绪尔看来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声音、文字等物理形式，所指是语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概念。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并为社会共同体接受，就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强制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意义共识，形成了语用功能的稳定性/抗变性特征。功能稳定性/抗变性指话语的含义在长期使用中保持不变的特性。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华民族”话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话语在近代史上长期被作为政治动员符号，其话语功能与“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等救亡图存功能深度绑定，形成了很强的语用稳定性/抗变性。新中国成立后，当社会主要矛盾从反帝反封建转向内部发展建设时，该话语的原初功能与新语境产生错位，导致其使用频率下降。但是话语使用频率下降并不等于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忽视。事实上，这一时期国家通过高频使用“各民族”“我们民族”等话语，将“中华民族”话语所表达的整体性内核融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实践，推进了国内各民族全方位的一体化整合，实现“中华民族”话语的“隐”与实践行动的“显”的辩证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转向了以自强求富国的阶段，“中华民族”话语核心也转向了一体化整合与发展复兴共同体的塑造。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发出“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的政治宣言，将百年屈辱史转化为全民族的共同记忆，塑造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革命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使“中华民族”话语获得了制度合法性，为现代国家一体化建构奠定情感基础；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通过构建民族平等与自治的法律框架，将所有少数民族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使“中华民族”升华为法定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完成政治一体化的制度奠基；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指出，“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凸显了国家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视。“一五”期间国家推进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分布在民族地区的有40个，占全部项目的25.64%。这些项目以重工业为核心，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体系之中，形成了“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的经济一体化格局。同时，为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与隔阂，构建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央采取派出民族访问团与流动医疗队、推进民族教育和培养民族干部、消除歧视性地名、进行民族识别等举措，以制度构建与社会整合重塑民族交往秩序，使“中华民族大家庭”从抽象理念变为可触可感的生活现实，初步构建起各民族平等团结、交往交融的社会一体化格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回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华民族”话语功能相应地从革命性和斗争性转向发展性和建设性，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把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凝聚以经济促发展的共识。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990年4月，他在会见谢国民等人时又强调：“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可以看出，邓小平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四个现代化”绑定，立足于“四个现代化”来振兴中华民族。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此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渐替代“振兴中华民族”“振兴中华”等提法，上升为统合民族意志与力量的核心目标。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也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各项事业的进步深度融合。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人航天事业、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实践，均被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任务。至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与国家的发展建设实践深度结合在一起，既在实践维度推动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更在理论维度完成了中华民族从“抗争救亡共同体”到“发展复兴共同体”的功能转换，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亿万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进程。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话语随着我国现代国家建构任务从制度性奠基的一体化整合转向了经济发展驱动的复兴共同体建构，造就了其从对外抗争到对内革命，再到发展复兴叙事的功能转换。

四、强国阶段： “中华民族”从多面共铸到理论再生产的功能演变

话语的再语境化一般通过替代、重排、删除和添加四种方式实现，而添加是指引入新的符号资源或信息以强化或重构话语意义的过程。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通过添加新符号改变了原话语的语义重心，收束了原话语的发散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定中偏正短语，遵循定语辅助、中心语凸显的“前轻后重”逻辑。其中，“中华民族”作为既有的认知基础前置铺垫，承担起辅助性的信息功能；“共同体”作为新植入的核心价值后置凸显，确立了“共同体优先”的核心价值坐标。“中华民族”与“共同体”合为一个完整的新话语，重构了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核心议题、矛盾范畴与意义边界，使我国民族问题域在新的认知框架中获得重新界定，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话语自身的再生产来解释并催化我国民族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内层面，伴随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与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我国各民族的空间分布格局正经历显著变化，从长期延续的“大杂居、小聚居”传统形态，加速迈向“大流动、大融居”的深度互嵌型社会。社会结构的剧烈转型与个体流动性的显著增强，导致传统的地域、血缘等社会联结纽带弱化，民族认同面临新挑战；国际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激化单边主义与地缘博弈，西方势力借污名化叙事操控民族宗教议题分化中国，极端主义更与分裂势力勾连渗透威胁我国边疆安全。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回应社会深刻变革、巩固国家统一根基的时代之需，更是抵御外部干涉渗透、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战略之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意识的生产具有非自足性，高度依赖并受制于物质实践。作为意识的一种具体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基于此，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的要求，“铸牢”工程开始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层面的重大战略部署进行系统性互构。一是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双向赋能。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通过破除制度性壁垒与强化区域协同，为后者注入制度创新动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则依托要素自由流动与统一规则体系，弥合区域发展势差，在经济互嵌中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二是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与构建互嵌式社会相互塑造。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通过推动空间共居与社群融合，为互嵌式结构注入社会资本与凝聚力；构建互嵌式社会则通过创造跨民族交往的空间场域与治理模式，有效化解隔阂、催化共同归属感，为社会共同体的稳固发展注入治理韧性。三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频共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通过提炼全民族共享符号与强化历史记忆，为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价值内核与情感联结；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则通过仪式实践与文化浸润，超越地域族群差异，涵育深层文化认同，强化文化向心力。四是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与“五个认同”教育深度协同。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通过引导共同实践与情感体验，为“五个认同”教育熔铸情感基础与行为自觉；“五个认同”教育则通过系统的国家叙事与认知引导，深化对共同体价值的理解与接纳，强化归属意识，为心理共同体凝结稳固的精神基因。

此外，单就“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而言，它是一个抽象宏大的顶层概念，指向一种理想化的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形态，其内涵与实践需借助更具体的话语来阐释和落地。笔者认为，这一任务是通过践行“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四对关系”等基本理念来实现的。

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中的本体论，“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四对关系”分别为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关系论和实践方法论。具体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明确了我们要构建的不是单一民族的同化体，而是各民族保留特色又共生共融的共同体；不是历史上的松散联盟，而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五个共同”话语发挥溯源功能，其通过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时生成过程，打破了“某一民族主导历史”的认识误区，引导人们从共同历史实践出发，认识共同体的合法性，目的是基于已然事实重构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正确认知；“四个与共”话语发挥凝合功能，其侧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时性关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利益关联与情感联结，从关系共在性维度回答了“我们当下如何作为共同体相处”的问题，让各民族意识到自身的命运与其他民族、与整个国家深度联结在一起；“四对关系”话语发挥指导功能，其聚焦民族工作实践中需面对的具体矛盾，回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如何推进、怎样落实”的关键问题，为民族工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落地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方法指引，确保民族工作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能锚定方向、有序推进。

另一方面，就互文性角度而言，任何文本(或话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或话语)的相互参照、引用、吸收和转化中生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四对关系”等基本理念之间内容互补、话语互构，形成了明显的互文性关系。一是“五个共同”从历时性的互文角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注入了历史实在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则赋予“五个共同”以当代意义和理论统摄，为更好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和现实整体性提供了新的叙事框架。二是“四个与共”从共时性的互文角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注入了价值规范性，确立了共同体成员的伦理契约与行动准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道德感召力。三是“四对关系”从实践性的互文角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注入了行动策略性，提供了处理建构共同体的辩证思路与实现路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赋予了方法上的实践指导性。

结语

话语的语用功能具有关系性特质。话语的功能不是由其自身决定，而是由“邻近词语与它的语义搭配关系来确定”，即是在与周边话语的关联中被赋予具体的功能所指。“中华民族”话语自诞生伊始便具有意识形态底色，内嵌着服务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功能使命，并通过教育、媒体、仪式等渠道不断对个体进行着身份“询唤”，使民众在心理和行为上实现从原子化存在的“自然人”到以共同体形式存在的“民族人”的转变。从“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到“中华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到“振兴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至目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这一话语在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通过与不同语用场搭配，清晰地展现出该话语的功能演变属性，进而催生了“中华民族”话语在救国阶段实现从启蒙改造到抗争救亡的功能演变，在富国阶段实现从一体化整合到伟大复兴的功能演变，在强国阶段添加“共同体”实现从多面共铸到理论再生产的功能演变，最终达到“以言行事”和实现现代国家“救国—富国—强国”的阶段性目标。

姬浩浩，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

来源：《理论导刊》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