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在中国学术界已形成广泛的影响，该书提出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大根本性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体现在：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归结为以清末“文人中流”为主导的内部动力；把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视作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同步展开的三大核心任务；把20世纪以来中央集权的发展看作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的对立面。结合中国历史阶段性演变的事实，本文提出以内外结合为特征的“刺激—反应—超越”建构动力观点，认为三大任务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并非同步展开的过程，而是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建构任务；同时，把中央集权视作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必要条件而非障碍。围绕对《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反思性批判，本文旨在廓清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认识。
关键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建构；根本性问题；《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现代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晚近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现代国家主题已有诸多的讨论。在何谓现代国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中西方现代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引起诸多争论。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涉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诸多重要问题，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本文以该书所提出的问题作为出发点，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若干根本性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廓清有关中国现代国家的认识。
一、由《起源》所提出的问题
孔飞力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一本专门讨论中国现代国家根本性问题的著作，自2013年出版中译本以来，已在国内学术界形成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围绕该书已形成诸多商榷和扩展性讨论。例如，赵鼎新对该书的“内因决定论”“现代国家的关键要素”进行商榷，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并不是一个内部连贯的过程，现代国家也远非作者所指出的那些要素。景跃进将“大一统”纳入分析视野，通过比较中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谱系而试图重新设定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议程。肖滨则把孔飞力提出的问题看作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台阶”之一，与哈尔西和王柯所分别提出的问题构成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级台阶，即从“主权国家”向“国族国家”再向“宪政国家”的依次过渡。有学者甚至将《起源》提出的核心观点总结成“孔飞力之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出现代国家），与“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首先发生在中国）和“韦伯之问”（为什么中国等东方社会没有走上西方式的理性化之路）并列。这些对话和讨论既反映出《起源》所具有的影响，也表明学术界对于它的解读呈现出的多元化态势，不同作者所看到的是不同版本的《起源》。
实际上，《起源》并非皇皇巨著，即使相对于孔飞力的其他著作而言，它都只是一本相对单薄的小册子。在本文看来，它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契合了中国现代国家研究中的三个根本性问题：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来源于何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主要围绕哪些核心问题而展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缘何如此曲折前行？孔飞力把这些问题看作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问题且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故有必要以廓清其论点作为本文讨论的出发点。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问题，《起源》开篇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或者甚至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孔飞力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自我辩护：不能仅把率先进入到“现代”的西欧和北美看作现代国家的唯一样板，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唯我独尊的表现，如果接受这样一种判断，不仅将导致其他国家的现代历史叙事被排除在外，而且将导致后者成为只是证成西方现代叙事的一个注脚。这种观点所具有的学术意义自不待言，与惯常的单一现代性观点不同，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多元现代性”观点。这种做法不仅为孔飞力从中国“内部”发现现代国家起源的动力提供了可能，而且也更容易激起国人的情感共鸣，即从中国历史中发掘出独立于西方的现代性叙事，这或许正是《起源》一书在中国受到热捧的原因。
根据上述立场，《起源》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展开分析，那就是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为主线，考察它们自清朝中晚期至20世纪中期的展开方式：一是如何解决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增强之间的矛盾；二是如何解决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提升之间的矛盾；三是如何解决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与地方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其核心观点在于，中国现代国家实际上早在18世纪90年代的清朝中期就已初见端倪，面对当时人口过度增长、自然资源短缺、奸臣弄权专横、皇帝老迈昏庸、天灾人祸不断等严峻社会政治问题，以魏源、冯桂芬等为代表的“文人中流”已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他们关于文人参政、政治竞争的见解已经隐藏着中国现代国家的种子。政治控制方面同样如此。20世纪中期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与19世纪发生在湖南耒阳的抗税运动一脉相承，隐含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控制掮客等地方中介势力，提升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所有这些根本性问题无非证明一个道理，现代性存在多种形式的选择，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契合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必须从中国内部进行考察。“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
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结果方面，孔飞力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总体上是失望的，认为“年复一年，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在他看来，20世纪以降的中国现代国家进程并没有如魏源、冯桂芬等人设想的那样集中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等叙事上，相反，这些观念被中央集权的进程所取代，这种情况已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直面的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未来走向，《起源》以一种略带灰暗的口吻提出下述问题作为收尾：“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 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
尽管在表述方式上不乏障眼法（如内部动力论、多元现代性等），孔飞力对于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观点依然是清晰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必须从中国历史内部来发掘现代国家起源的动力；二是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角度衡量，18世纪末以来魏源、冯桂芬等文人中流的论述已经蕴含着现代国家起源的胚芽；三是20世纪以降中国不断迈向以中央集权为表征的党政体制，这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总体进程是背道而驰的，中国何时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只能留待时间来回答。借用学术界已经存在的表述方式，“孔飞力之问”堪称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直面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因为每一个问题都如此重要，以至于任何有关中国现代国家的讨论都无法绕开它们。但《起源》所给出的答案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中国的实际则又是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承接孔飞力所提出的上述三个根本性问题，本文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将依次进行讨论，以期进一步廓清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解。
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来源
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来源从来缺乏统一的认识，关于现代国家建构动力的分类也从来就存在不同的标准。例如，面对西欧现代国家的早期发展，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为代表的经典思想家之间就存在明显的分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现代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涂尔干和韦伯则分别把它归结为“劳动分工”和“合理化”。三大思想家都不乏追随者，他们有关现代国家发展动力的认识至今有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中期以降，有关现代国家建构动力的认识进一步多元化。比如，吉登斯把它归结为“军事暴力”和“战争”，理性选择学派把它归结为政治精英的“理性选择”，历史制度主义则把它归结为“产权”等。在这些迥异的动力论述后面存在的两个共同点是：都立足于西方的历史经验，都侧重于从“何种”动力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国家的起源。
但在讨论中国现代国家起源时，孔飞力显然进行了视角转换。他首先把它归结为中国的“内部动力”，再把它具体化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三个方面。这种做法显然基于不同的标准：一是通过强调“内部”动力而形成了“归属”（即谁的动力）的标准；二是再通过这三个具体要素而形成了“种类”（何种动力）的标准。前一个标准被置于优先地位。孔飞力的这种划分方式的确反映了中国与西欧在现代国家建构方面存在的不同起点。西欧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进程，其时，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依然处于传统乃至原始状态，西欧因而具有“自主”探索的机会和空间，西欧国家之间的长期战争也使经济、军事、政治、科技等各种动力彼此缠绕。这或许正是有关欧洲现代国家建构动力在西方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的原因。中国迈上现代国家轨道的历史背景显然不是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侵略愈升级，国家存亡危机愈严重，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也就愈加速。较之西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面对的是一个极不对等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再把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仅仅归结为“内部”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全面启动首先且主要来源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外部力量是推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根本改变的基本动力。
当然，孔飞力并非完全无视外部力量的存在，行文过程中他也提出过某些令人无法反驳的观点：“要回答现代国家何以会具有形形色色的宪政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仅仅依靠‘外部’史观便不能说明问题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把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动力追溯到魏源的广开言路、扩大文人论政渠道以及冯桂芬有关扩大地方晋升竞争等建议。把这些因素作为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基本动力未免显得牵强，且不说魏源等人的建议是出于改善清朝统治的目的，就如《起源》本身所强调的，他们的观点即使在当时也面临着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质疑（尤其是冯桂芬的观点）。实际上，有关文人论政、推举制等建议从来就存在于中国历史中，但它们并未催生现代国家形态，把此类现象归结为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动力，很难说不是一种重点误置。
另外，把18世纪90年代作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转捩点同样存在问题。那一时期尽管存在如其指出的人口剧增、皇帝昏庸、天灾人祸不断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史不绝书。如果缺乏革命性观念和力量的导入，它们很难孕育出现代国家，而只能导致王朝的循环更替。孔飞力对这一历史节点的衷情或许更多因循他在《叫魂》等著作中的做法，即通过洞幽烛微的方式从这一历史片断中挖掘出现代转型的意涵。
还是必须回到孔飞力已经提出而很大程度上被他自己忽视的问题上来。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西方存在本质性差异。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者的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本质上是内生的，甚至是无须提及的事情。但前者却远非如此，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国家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等外部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下被动地发生的。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时，我们不能无视西方的外部影响，后者不仅提供了转型的动力，而且提供了现代国家的模板。这么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去拥抱那种陈腐的“西方殖民有功论”。但如果不是从价值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衡量，大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国家转型都是在西方殖民的压迫下被动或主动地启动的。这一点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比如通过洋务运动、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举措，近代政治和知识精英希望取道科技、政治、文化等路径来建立类似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它们反映了西方对中国形成的示范效应。可以说，相对于西方的强大影响，魏源、冯桂芬等知识分子有关文人参政的作用更加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和目标都主要是“外源式”的，表现为“刺激—反应”的模式。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早期对西方的追随和模仿外，还在20世纪初迈上了真正“内部动力”的轨道，但这不是“文人中流”力量的继续，而是新型的政党组织，具体体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政党上。鉴于此前现代国家建构的失败经验和权力地方化的现实，两大政党都相继转而向内用功，努力把自己打造成能够改造中国社会的力量基点。比如，国民党仿效苏联模式建立起“党军”和“党国”体制，开始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建立起现代政治意识形态。通过这些措施，国民党的力量明显超过其他地方军阀，使其能在与各路军阀的竞争中胜出，并于1928年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国民党尽管已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力量中心，但其现代国家的目标却依然是西式的，即追求把中国建设成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国民党作为力量中心也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内部派系林立使之无法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三民主义未能成为统一全国思想的意识形态；国民党力量也未能深入广袤农村，从而无法将广大农民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这些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才得到彻底的解决。通过建立高度组织化和纪律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将自己打造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通过将党组织建立在军队、政权和社会组织内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得到了坚决的落实；通过土改和阶级斗争，广大工农阶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力量源泉；通过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通过延安整风等思想教育运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这些措施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强大力量基点，中共七大则是中国“内在动力”形成的标志，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真正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力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建构力量。孔飞力把它完全归结为内部力量，归结为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某些变革思想，这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并不相符。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力量表现出“刺激—反应—超越”的模式：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外部刺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时，不论力量基点还是建国目标都主要来自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另一方面，在反思第一阶段建国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力量开始发生由外转内、由上转下的变化，政党组织逐渐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动力，这是对第一种动力的反思和超越。这种情况表明，在思考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时，我们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做法，将其一概归结为“内部”或者“外部”力量，而应当立足不同历史阶段、发现不同的建构动力。
三、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主要围绕哪些核心问题展开？ 这是《起源》讨论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孔飞力把它归结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等三个问题。显然，我们不能说这三个问题不重要，它们实际上对任何现代国家甚至是非现代国家而言都非常重要，但却未必符合其所讨论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
要理解现代国家建构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何谓现代国家，这在学术界也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当下学术界通常把现代国家等同于民族国家，这实际是一种概念误用。现代国家是相对于“传统国家”而言的时序性概念，民族国家则是一个相对于主权国家、官僚制国家等而言的“要素性”概念。前者强调与传统国家的差别，后者则强调与公民国家、领土国家等国家类型的差别，因此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那么，相对于传统国家，现代国家主要表现出哪些规定性？从时序上看，现代国家是综合了“城邦”与“帝国”特性的一种国家类型。如果以雅典这一典型城邦国家作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城邦建立在“公民政治”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公共性程度，公民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紧密性，但城邦的规模大致只相当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小市镇，因为超越这一规模，公民的政治实践便无法开展。帝国能够跨越广袤的地域范围，但主要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公共性和紧密性程度都有限。现代国家则既建立在广袤领土范围的基础上，又以人民作为主权者，且形成了高度认同的“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因此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公共性和紧密性，另一方面又能延伸至广袤的地理空间。理想类型的现代国家至少必须满足以下标准：一是组织意义上的领土完整、独立主权、中央集权、行政监控能力、军事暴力垄断等，即国家必须能够对领土范围内的人与事实现有效的管理；二是情感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和民族认同感的发展，为国民提供情感认同的精神家园；三是目标意义上的“人民国家”的发展，即国家必须以提升人民福祉（如公共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优美、全民福利等）为目的，现代国家因此是一种公共性、紧密性和广袤性程度都较高的国家类型。在理解现代国家时必须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以某个特定国家（如美国）为现代国家的标准，现代国家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类型而存在；二是不能把现代国家看作一次性建构完成的，现代国家建构永远在路上。
如果从上述角度衡量，不难发现《起源》存在的时间错置问题。在中国现代国家面临的核心任务方面，在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面临的主要是“政权建设”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面对领土不断被瓜分、治外法权等现实，如何保持领土完整和争取主权独立的问题；二是面对地方军事势力的割据和混战，如何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问题；三是面对传统社会团结纽带的瓦解和一盘散沙的社会现实，如何深入和改造农村社会，将广大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参与建构现代国家的问题；四是基于清代统治遗产和现实民族格局，如何建立统一民族认同的问题。中外关系、央地关系和族间关系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三大主要问题。中外关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相关，央地关系与军阀、士绅等地方势力有关，族间关系则与汉与非汉问题相关。它们的重要性远超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也就是说，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国家存亡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因为后者本质上归属于稳定政治秩序已经建立前提下的权利行使范畴。
从孔飞力所揭橥的三个问题的内部关系来看，它们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属于“公民政治”层面的问题，政治控制则属于“政权建设”层面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确面临严重政治控制的问题，即如何建立能够控制地方军阀和地方士绅势力的中央政权，使清末以来日益地方化的政治权力走向集中统一。政治控制问题的解决与中央集权的建立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鸦片战争后的百年近代史主要集中在解决权力地方化和重建中央集权的问题上。但在考察1949年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时（《起源》第四章），孔飞力却很大程度上把中央集权置于中国现代国家演进的对立面，这造成其观点的矛盾性。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政治控制问题的解决优先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因为后者只有在现代政权架构已经建立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另外，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人民主权理念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作为基础，而不是仅限于“文人中流”阶层。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官员举荐等观念和实践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中，但它们与人民主权的观念和实践基本不存在多少共同之处，甚至正好处于对立面，因为前者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从这一方面而言，孔飞力赋予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的含义，与这些概念的现代含义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还是有必要超越《起源》的视野，从整体上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根据前文有关现代国家概念的理解，现代国家建构的重点在于解决政权建设、民族建设、民主建设、福利建设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多维面孔，即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福利国家。这些面孔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建设顺序。在西欧现代国家初建时期，前三个维度的建设基本上不存在明显的时间差：独立主权国家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过程，而推动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形成的动力则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人民主权的理念。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晚于前三个维度，主要是“二战”后的事情。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通常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主要建立在“华夷之辨”和“天下主义”观念和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国家形态与现代地域型国家和主权平等原则难有共同之处。现代国家建构也就是打破这些观念和原则而重构国家形态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及此后与西方的一系列遭遇使“主权国家”建构的任务走到了前台。其时，国家建构的核心任务在于保持领土完整、争取独立主权和建立中央集权，政权建设是这一时期面临的核心任务。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塑造。中国政权建构的标志性事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标志着中国终于结束了领土瓜分、治外法权、军阀割据的局面，开始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跻身现代国家之林，成为其中的平等成员。《起源》对“1949”的意义基本没有提及，但它实际上却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如果说1949年之前主要集中在“政权”和“主权”维度，那么1949年之后则集中在“建设”和“发展”维度，其中又以1979年为标志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阶段。这两个表面上迥异的阶段后面实际上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都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主要追求目标，只不过在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异而已；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只不过在领导方式和民主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异而已；都重视人民政治参与的作用，只不过参与的领域和方式存在差异而已。同时，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明显的加强。政治参与、政治发展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但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模式，而是始终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架构，贯穿这种模式的也不是西方分权制衡原则，而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把公民权利划分成民事的要素（民事权利）、政治的要素（政治权利）和社会的要素（社会权利）三种。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显然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但除政治权利之外，其他两种权利在这一阶段也得到明显的发展，而且三种权利呈现出交叉式发展和有先有后的选择性演进模式。无论如何，自1949年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容已非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两种要素所能概括，它们只是众多发展主题当中的两种要素而已。
总之，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既要求对现代国家具有全面的理解，也要求对中国历史具有深刻的感知。从前一方面而言，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涵盖政权建设、民主建设、民族建设和福利建设诸要素的概念，这些要素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顺序。对于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的近代中国而言，政权建构是处于第一位的要素，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之前都在解决这一任务。新中国建立后，其他诸要素被提上主要日程，而且呈现出交叉发展、错落有致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考察不能割裂中国历史，历史上的“大一统”、民族交互融合等观念深刻塑造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态，这种观念使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始终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造就了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与中国独特文化观念的有机统一。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政治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中国人经历了一次次试错性的探索和实践而慢慢摸索出来的。其中，有两大历史趋势起决定作用：其一是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即人民民主；其二是保持国家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使千年文明古国实现整体的现代转型。”
四、中央集权与中国现代国家
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基本上沿着中央集权的方向不断地向前演进，这在何种程度上符合现代国家的发展方向？ 或者换一种方式表达，强大中央集权在多大程度上与人民共和国的理念自洽？这是《起源》所讨论的又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不少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中国中央集权的发展被看作是“威权政治”的体现，它妨碍了自由、民主、参与、竞争等的发展。《起源》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并无二致，在作者看来，19世纪以来齐头并进的三条发展线索到20世纪戛然而止，政治控制取代其他两条线索而处于支配地位，从而终止了有关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地方自治问题的讨论。《起源》对于这一转向有一段长长的论述，尽管与前文形成部分重复，这里仍值得把它引用如下：
年复一年，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为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清王朝垮台后，继任的新统治者立即采取行动，通过建立新的行政官僚中心来取代20世纪初产生的各种地方“自治”机构。像阎锡山在山西所做的那样，一些省当局尝试着在村庄建立政府行政机构。国民党是支持孙中山自下而上的自治纲领的，但在1927年取得政权后，也着手实行地方社会的官僚行政化，在县以下划分新的行政区域，并剥夺地方社区从道理上来说本来具有的自治功能。到头来，孙中山遗产中关于威权性的部分压倒了关于社会本位的部分，在城市，催生“公民社会”的呐喊很快便中断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商业、各种职业公会和民间团体、工会以及学生组织越来越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到1949年后的人民共和国时期，它们或者消失了，或者成为国家管理的工具。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中央集权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以政党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否有可能实现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等目标？ 我们可以从现代国家性质和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
在现代国家，中央集权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实际上并不构成对立关系。无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的发展状况如何，现代国家本质上都是中央集权的，它打破封建诸侯、武装城堡等地方权力分割而建立起全国性的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把现代国家等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日益使生产资料、财产、人口集中起来，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这些“统一”是中央集权的体现。迈克尔·曼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权力：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专制性权力是“国家精英的专制权力，即这些精英被授权无需遵循例行程序，无需与市民社会的各大集团进行制度化协商谈判就可以采取行动”，基础性权力则是“国家实际上渗透到市民社会，逻辑上在整个统治区域内实施有效政治决定的权力”。在他看来，作为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拥有弱小的专制权力却拥有强大的基础权力，封建国家等传统国家类型则正好相反。实行自由民主体制的西方国家是中央集权国家，即使是实行典型分权制衡和联邦体制的美国也是如此。中央集权只与地方权力分割构成对立，而不与民主或专制构成对立。有学者区分出专制政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反映出中央集权只是现代国家的构成要件，而非专制抑或民主政治的构成要件。
具体到中国，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系列失败尝试后，面对清末以来政治权力日益地方化的现实，建立中央集权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这一进程大致经历了四种不同的尝试：一是清末君主立宪，立宪主义者试图仿效日本建立起以立宪君主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体制，但这种以强化君主权力为目标的尝试很快归于失败。二是清末立宪失败后，面对地方军阀各自为政的现实，部分精英倡导以“联省自治”方式建立起中央集权，但这种倡议无法使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放下武器，尝试同样归于失败。三是伴随着军阀混战达到顶点，改组后的国民党人开始相信，建立统一民族国家才是各省自治的先决条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自主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这种认识推动国民党开始诉诸武力来统一全国，这种认识转变尤其体现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决裂上，自此以后，国民党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建立中央集权的道路。但如前所述，国民党尽管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由于其内在原因而没有真正完成，这一任务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上，通过建立起比国民党更加具有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从而构成了中央集权建构的第四种尝试。由此可见，在中国，以中央集权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起点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也是经过反复试错的结果。从比较的眼光来看，欧洲现代国家建构实际上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即把夹在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地方军事力量“挤出去”的过程。但不同的是，及至第四阶段，中国共产党已完全诉诸阶级斗争的语言来实现这一目的。
中央集权存在不同的形式，中国表现为政党中心基础上的党政体制。这种架构导致不少学者将它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对立起来。撇开《起源》中有关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含义不谈，因为它们建立在士绅阶层和君主专制的基础上，与现代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不存在多少共同之处。现代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以“人民主权”观念为基础。问题在于，中国是否有可能实现政党中心与人民主权的有机结合？ 众所周知，在西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普遍选举和政党轮替的方式来实现的，政党通过反映选民的利益以及通过周期性选举来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中国采取的不是此类模式，中国共产党也非西方选举型政党所能比拟。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性质和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先锋队与普通群众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开篇便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有关“先锋队”和“先进”的表述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反映出中共的群众—精英模式不同于西方的选民—服务模式。同时，要理解政党中心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对党的工作原则具有深刻的认识，体现在“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前两条原则使党深入到群众和各社会群体，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诉求，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反复不断。在执行这些工作方式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方式，集中体现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上，它们既是群众利益表达、维护和实现的方式，也是政策制定和调整的源头活水。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原则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则实现了党内民主决策与集中领导之间的有机结合。这些工作方式表明，中国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不是政党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建立在先锋队政党与人民群众相区分的基础上，通过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而得到有序实现。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彼此依存和相互促进。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由此可见，中央集权构成了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三个根本性问题。中央集权是政权建构的基本内容，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环节，它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主题。中央集权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等民主诉求并不构成对立面，实际上，这些诉求的实现反而对中央集权提出了相应的诉求。中央集权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政党中心的党政体制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基本架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和先锋队性质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政党—选民模式和竞争型选举机制，而是表现为群众—先锋队模式以及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等工作机制，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正是在执行这些工作机制的过程中得到落实。
结语
在批判性反思《起源》的基础上，本文循序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大根本性问题做出了回答，它们可被依次归纳如下：第一，与《起源》把文人参政、精英竞争等看作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内生动力不同，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具有内外兼备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建构动力，总体上表现出“刺激—反应—超越”的模式。第二，与《起源》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不同，本文认为，它们并非同步推进的进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具有不同的核心问题：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前，重建中央集权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而在此之后，发展问题才开始处于核心地位，但此时的发展已远非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所能概括，其他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第三，关于中央集权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现代国家本质上是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的建立不仅不是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的障碍，反而对它们提出了要求。在中央集权建立后，中国建立起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模式。
同时，这种批判性对话也反映出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必须注意的要求：一是内外结合的立场。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在内外动力方面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中西在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起点，西方的确具有明显内生性特征，但中国等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在西方殖民运动中被动地卷入现代国家转型进程的，因此很难置外来动力于不顾。这不意味着外来动力代表一切，内外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结合模式。与前一点关联，二是古今结合的立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很少完全是对外来要素的移植，其自身历史也参与了转型过程，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历史上形成的大一统意识、民族交往传统等在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它们与各种现代观念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中国独特的现代国家形态。三是具有开阔的视野。现代国家是一个涉及众多要素的范畴，现代国家建构也是一个涉及众多线索的过程。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着不同的要素展开，表现出一定的时序性。
郭忠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浙江学刊》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