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重读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他的学生福山在为该书中文版作的序言中写道：“《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许是最后一次构筑政治变迁大框架理论的认真努力。此后，有不少诸如民主转型、组织机构设计和特定地区有关的，比较有用的中型理论问世；还有一些不那么有用的、源于理性选择政治学的数学模型发表。也许，由于研究主题深层的复杂性和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情形，所有大理论终归不免失败的命运。”这段话出自于福山，的确引人深思。遥想当年，福山是何等的乐观，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发表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大理论。如今，历史并未终结，展现在福山面前的是一幅始料未及的图景，他不得不感叹大理论终归不免失败的命运。当今世界政治学界，确实缺乏大理论，亨廷顿之后无亨廷顿，福山之后无福山，进入到一个平常的世界平凡的人的世代。

尽管“大理论终归不免失败的命运”，但是毕竟我们处于一个大变化的大时代，是一个需要大理论的时代。大理论的特点是对宏观社会的整体变迁与走向提供基本方向和总体框架，能够让人得到启示。大理论是大时代的产物。19世纪是人类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产生了一系列大理论。这些大理论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基本依据，并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只是这些大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进入20世纪，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产生了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一些大理论，如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进入21世纪，世界发生着大变化，其中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崛起。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指出：“现在，全球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就二十多个，总人口十亿左右。中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它同时也要求改变世界现代化的知识版图，产生出大理论。没有大理论的产生，人们的思维、议题和话语陷入在原有的格式规范之中，改变世界现代化的知识版图的合理性便不充分，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的实践便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处于“卡脑子”状态。

要避免大理论走向大失败，首先要有变化的思维。人类历史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实践是人们认识的根基，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20世纪，西方学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与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大理论，主要议题和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这方面的论著可以开列出一个无法总括的长长书单，如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福山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科利尔的《最底层的十亿人：贫穷国家为什么失败？》，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马祖卡的《后发国家的形成——拉丁美洲的政治地理与能力失败》等等。这些著作的大多数不乏真知灼见，但主要是解释为何失败？出乎意料的是进入21世纪，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极大地改变着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是学者们未能意料，甚至不愿意想象的，因此难以产出相应的大理论。而正在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的国家需要自我担负这一历史使命。

要避免大理论走向大失败，其次要认识事物的复杂性，不要轻易得出结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们的认识是有限度的。政治是人性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最难预测的。正因为如此，有人说，政治不可计算，可计算的不是政治。因此，大理论一定要避免轻易得出结论性判断。即使是被福山称之为最后一次构筑政治变迁大框架理论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也有一些结论经不起历史检验。如该书说到：“历史证明，共产党政府在消灭饥荒、提高健康水平、扩大国民生产，开创工业和最大限度地创造福利方面并不比自由政府强。”但这一结论现在已被中国式现代化所证伪，这就大大削弱了大理论的生命力。

要避免大理论走向大失败，再次要强化学理表达。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分工系统。政治学与政治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政治学研究要透过政治现象发现内在规律和特点，才能成就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大理论。政治表达与政治学表达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表达关注的是结论，容易引起广泛重视。政治学表达关注的是过程和机制，有专业限制，不太容易引起关注。政治学的大理论要经得起政治表达的诱惑。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结论只是一种政治表达，终归不免失败的命运。《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关于走向现代化国家既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也要能够消灭饥荒、提高健康水平、扩大国民生产，开创工业和最大限度地创造福利的认识，建立了一个学理分析框架，能够为后人提供启示。因此，大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有深刻的学理和成体系的结构。

（本文是作者2026年8月28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首届政治学前沿论坛发言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