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法律修辞如何在司法中发挥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14-11-18 19: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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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摘要]法律修辞在司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法官依法裁判后的一种正当性包装,有利于以较小成本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在西方,严格守法观念的历史积淀,促使修辞在司法过程中发挥作用始终以遵守法律为前提条件,修辞是提高判决可接受程度的合理方法。但在中国,由于严格守法观念的缺失,单一强调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可能消解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不利于普遍守法观念的培养。在中国提倡法律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必须以遵守程序性论证规则为前提条件。法官必须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合理使用修辞手段说服听众顺利接受判决。这样可使司法裁判既能彰显法律正义,又具良好的社会实效。

   [关键词]法律修辞 司法 正确判决 社会实效

  

   在法律论证理论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之后,法律修辞学在近几年的法学研究中逐步受到重视,许多学者开始讨论法律修辞方法在提高可接受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法律论证以对程序性规则的遵守来保证判决符合理性,进而将其视为是正确的,一个正确的判决,必须要经得起理性论证程序的检验。但理性上意义正确的结论并不一定必然会被接受,已经生效的判决如果没有被接受,将直接影响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因此,如何说服听众顺利接受已经作出的判决,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修辞理论在法学领域开始受到重视。但修辞既能够帮助言说者成功说服听众接受一个正确的立场,也可能被言说者用作为以华丽词藻掩盖错误结论的工具。就此而言,我们应当正确认识法律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既要重视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正当作用,也不能过度夸大它的有用性。

  

   修辞在汉语中一般有广义、狭义两种说法,狭义的修辞指修饰文辞,广义的修辞指调整或适用语辞。①因而,现代汉语中的修辞很大程度上是指对语言的加工活动,"修辞是最有效的运用语言以期更充分、透彻、鲜明地表情达意的一种艺术。"②但在西方语境中,修辞(rhetoric)不仅是使语言表达更为准确、精练的手段,而且将其作为是借助语言表达技巧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修辞在西方传统中具有一种理性说服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具有"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式的功能"③,言谈者使用修辞的目的是说服他人信服某一观点或立场。在这里,修辞的功能是说服,而且是理性的说服。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强调修辞的说服功能,修辞的作用是在那些无法通过逻辑或科学证明的不确定领域中,说服他人接受某种观点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重视修辞说服功能中的"理性"一面,主张修辞是一种理性的活动、也是一种接近真理的方式或艺术,使自己对修辞的认识区别于智者的诡辩。"如果存在一种真正的修辞'艺术',它不可能仅仅由一系列使我们的演讲变得优美和有说服力的手段组成;相反,它必须有某种独特的推理艺术构成。"④修辞是一种采用省略式三段论推理的方法或艺术,这是一种不完美的证明方式,它以并非必然为真、只是未经证实、很可能成立的命题作为推理前提,经过演绎三段论,推理得出相应结论。这一过程既能够为结论提供逻辑意义上的支持,使人们在理性上必须接受该结论;又能够依靠前提中命题的多样性激发起人们的情感和激情,使之在心理、感情上主动接受结论。所以伯尔曼认为,亚里士多德式的修辞是一种诉诸理性的说服艺术⑤。到了古罗马的西塞罗和昆提良那里,修辞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修辞中的理性要素或者说是强调演绎推理的逻辑要素不再受重视,如何使用各种比喻和借喻等手段增强修辞的说服力成为研究重点。古罗马的修辞学家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使理智带上激情的问题上,即如何使我们的听众诉诸激情或情感,激励他们反对我们的对手,支持我们的事业。⑥如昆提良提出,如果我们是法庭上的原告一方,那么"唤起他(法官--引者注)的激情的最好方式是,使我们提起诉讼的对象尽可能看起来很凶恶,或者如有可能的话,使之尽可能看起来无耻之极"⑦。可见这一时期的修辞理论更多是一种关于如何雄辩的理论,淡化了亚里士多德赋予修辞是一种接近真理的方式的特质。受此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成为研究如何使用语言更好表达观点的演说术,修辞学更多地成为文学或英语研究的一部分,而非是对推理的研究。⑧

   由上修辞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发展历程可见这一概念的内涵复杂性:"一个是诉诸理性的说服,一个则是诉诸激情或情感的艺术。"⑨但受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更多被当做如何更好表达观点的演说术的影响,修辞在一些现代学者那里常被看做是逻辑的对立面。如波斯纳就把修辞与逻辑视为两种不同的说服方式,修辞是针对于那些无法以逻辑、数学、实验或推理方式予以解决的问题,说服人们认可某一方观点的一整套策略。⑩这种认识把修辞限定于非逻辑的、非科学的、非经验的说服方法11,从而把逻辑说服和修辞说服作为两个极端来看待,修辞成了一种单纯诉诸情感说服的东西,无法兼顾修辞作为理性说服这一方面。12正是这种将修辞单纯视为追求语言表达技巧的立场,修辞在人们的日常印象中经常与非理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通常一提及修辞,非常自然地就将其与华丽的辞藻联系在一起,因而饱受批评家们的诟病。据考察,人们对修辞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修辞与科学对立,它具有反理性、反科学甚至反理智的方面,科学趋向于证伪虚假命题并因此推动了真理,而修辞就没有这种趋向;另一种观点认为修辞会背离法律的客观性,修辞学家仅关注如何赢得讼案,或给出说服性的意见来将某种政治立场正当化,而不是关注法律的正义性或正确性,因而好的修辞论证技巧也可能被用于服务坏的动机,法律的客观性荡然无存。13

   尽管人们对修辞的这种认识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至少清晰地揭示了修辞方法在司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局限性,即如果不能把修辞论辩限制在一个具有理性特质的法律体系内,论辩难免沦为恣意。这是我们在提倡利用法律修辞方法提高判决可接受程度时,必须警惕的地方。这一点在很多学者那里得到充分重视。如焦宝乾在强调修辞论证存在的必要性之后,认为修辞论证方法的功能不应被无限夸大,而应当有一定的限度。判决中的修辞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能为枉法裁判提供种种托词和借口,使人很难从判决文本中发现案件的错误或不当;另一方面,它也能增进疑难案件判决的社会可接受性和认同性。14蔡琳指出,"尽管修辞技巧与接受性确实成正比关系,关于裁判结果的说服并不仅仅可以依据修辞技巧,而且必须以合法为前提,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裁判结果可接受性的获得,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不仅是法律程序运行的结果,而且也是法官依据一定的规范性命题进行恰当论证的结果。"15她强调修辞技巧在提高裁判结果可接受性上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这一结果的获得必须以合法为前提,判决必须依法作出是修辞论证的基础与前提。学者们之所以对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持如此谨慎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修辞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论辩的艺术,它并不十分关心命题的真或必然性,而是关注命题的可信性和其论辩的说服力。16古典修辞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多是指各种演说活动,通过可能为真的命题的使用,达到说服他人接受的目的。这种活动在柏拉图看来,它只是产生关于正义或非正义的信念,与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知识却是无关。这一现象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得到证实,他认为在他之前的修辞理论所处理的都是一些题外的东西,通过各种手段影响陪审员的情感,使他们发怒、忌妒或产生怜悯之情,以使其作出对修辞者有利的决定,但这些因素都与所争事情本身无关。17后来,修辞经古罗马时期雄辩家的发展,更多成为一种雄辩术,成为一种单纯使用语言技巧引发他人情感认同的技巧。修辞只是关于说话形式的原则,而这一发展方向会更多增加修辞活动偏离事实或真理本身的几率。

   尽管修辞在司法过程中发挥作用存在诸多局限性,但这种方法的正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修辞术是有用的。真理和正义自然比它们的对立面强一些,所以,如果判决不当,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受到责备。"18亚里士多德是指,在司法诉讼过程中,站在真理和正义一方的当事人自然应当比另一方更有希望获得胜利,但如果败诉,主要是由于当事人不懂得修辞术所致。陈金钊也指出,修辞的省略三段论推理以并非必然为真的或然性命题作为推理前提,具有很强的形式灵活性,能够把法律之外的公平正义观念和社会共识纳入法官的法律论证过程中,有利于提高判决的可接受程度,迎合了能动司法的需求,使法律解释的开放性进一步得到张扬。19

   综合考虑修辞的有用性与局限性,一个显而易见的判断是,修辞方法在迎合能动司法需求的同时,也隐藏着任意裁判的可能。如何事先预防这种恣意,恰当发挥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目前利益多元、观念多元的社会现实背景下,修辞是司法裁判之后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的有效方法,它能够使判决的合法性得到较小成本的灌输;但修辞对法治又潜存着巨大的危险,当判决理由不当之时,修辞方法的使用可以掩盖其中的不当行为。20因而,必须把修辞在法律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以崇尚程序规则的法律论证框架予以规制,才能坚持司法裁判的首要目标是依法正确判决,然后才是通过修辞手段的合理包装,提高判决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

   严格遵守法律论证中的程序性要求,是防止司法不当的重要途径。遵守法律论证中的程序性规则,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理性地讨论相关法律问题,使论证活动可以理性地严肃地进行,使司法决定可以避免武断的意见并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21这对法治社会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论证规则并不直接设定实质的正确性标准,它只是预先设计一些程序性要求,对这些规则的遵守能够排除外部干扰、促进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有效沟通,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官决策的正确与合理。遵守这些程序性规则,至少能够有效缓解司法决策过程的以下紧张关系:第一,法律体系内部的规则之间哪个应当被优先考虑;第二,当规则规定不明确、或者规则之间产生冲突时,法官如何证明自己的选择确实是基于一个可靠的必须优先考虑的普适性规则?22法律论证规则的遵守,实际是将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利益争夺转化成了一个程序问题,只要司法决策过程按部就班地依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就应当被视为是公正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应被视为是正确的。法律论证旨在是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论证规则,以期建立一个民主、开放、商讨性的论证程序,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一种可以寻求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进行公正、平等对抗和司法竞技的理想条件。这样既可以规制法律决策中的恣意,同时能够使程序参加者的选择更加合乎理性,并且能够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进而实现正义。23

之所以需要诉诸于程序性的论证规则保障司法决策的正当性,主要原因在于司法裁决过程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一般来讲,司法决策中"除了事实认定方面的困难之外,面对千变万化、复杂多歧的具体事实,如何妥当地运用法律也往往是颇费踌躇的。究其理由,或者成文法的条文语意暧昧、可以二解,或者法律规范之间互相抵触,无所适从,或者对于某种具体的案件法无明文,或者墨守成规就有悖情理,因而不得不法外通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24具体到中国语境,由于受现实司法体制以及传统司法中优先追求实质正义观念、重视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法官的司法决策过程显得更为复杂。影响司法决策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法律因素、经济因素,也有文化因素、关系因素。处理实际纠纷时,法官往往不得不不断往返于各项路线、党政方针、政法政策、法律规范和外部事实--比如纠纷发生时该地区的社会文化情景、社区的民意与公共舆论,还比如当事人的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比如整个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等--之间,进而预先形成自己对案件的判断,同时还会考虑到判决的社会效果以及将来的可能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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