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我国法院与媒体关系交恶的修辞学分析——以媒体为听众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14-11-18 19: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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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郑宏雁  

   摘要:听众在修辞关系中并非纯粹的被动接受者,而具有主动影响修辞效果的能力。在以法官为言谈者的审判修辞关系中,大众媒体是法官不得不考虑、同时又不受司法程序约束、而且能积极影响司法进程的听众。在修辞学意义上分析我国法院与媒体之间关系交恶的原因并提出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法院 媒体 审判修辞 作为听众的媒体

  

   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法庭纠纷的根源往往不是观念上的分歧,而是尖锐的利益冲突,法庭辩论参与者的目的是争夺利益,而不是合作寻求真理。①因而,法官依法居间裁判后的重要任务是说服受裁判影响、尤其是受裁判不利影响的那些人接受判决,实现法律的定纷止争作用,通过个案裁判构筑社会正义②。在这一意义上,法官需要使用各种法律修辞手段说服听众接受判决结果,司法与修辞密不可分。亚里士多德在讨论雅典的法庭诉讼过程时就指出修辞是诉讼必不可少的手段,法庭论辩应当根据需要说服的听众以及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言谈者应当根据年轻人、老年人等不同听众群体在性格、心理喜好上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修辞手段,以达理想的说服效果。这一理论在两千年后的佩雷尔曼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新修辞学法学理论详细讨论了不同听众--当事人、上级法院的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理性公众等--在法律论辩中的作用,指出分析不同听众的特征对于能否获得良好的法律修辞效果至关重要。

   现代社会,由于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控制作用,其已成为任何一种公共修辞过程都不可或缺的听众。媒体在法官主导的司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媒体既是司法审判过程的倾听者,又是审判方向的影响者,而且能够强烈地影响审判中其他听众的价值选择。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凸显时期,法院与媒体关系逐渐趋向交恶,在一些具有高度社会关注度的热点案件中,法院审判基本是在媒体负面评价的"笼罩"下完成的。如2009年的李昌奎案,法院一审判处李昌奎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后舆论一片哗然、质疑之声众多,即使后来再审撤销死缓改判死刑并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解释,法院前后不一的做法依然难得舆论谅解。在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中,媒体在跟踪案件处理进程时,对司法机关的运行过程持有的也多是批评口吻,如"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冤案是怎样造成的"、"赵作海冤案疑点明显,公检法均失职致一错再错"等。药家鑫案中,法院庭审结束之后当庭向旁听者发放量刑调查问卷,却引来媒体的不断讨伐之声。法院与媒体关系紧张的现状,是法院的审判过程逐步远离社会现实,还是媒体对法院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把媒体置于法院修辞中的听众地位,分析二者关系交恶的原因并提出应对策略,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听众对修辞效果的影响

   修辞是说话者说服听众接受某一立场或观点的活动,区分不同的听众对于能否实现理想的修辞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共演说中的听众包括观众和裁判,他们都必须就所见所闻作出判断,观众对演说者的能力作出判断,裁判就过去或将来的事情作出判断。据此,修辞可以分为三类:审议性修辞裁决未来事态的发展,庭辩性修辞裁决过去事件的真假,表现性修辞评判演说者的能力。三类修辞分别适用于议事会议、法庭和公共仪典等场合。不同类别听众的情感状况会对修辞演说效果产生重大影响。③听众在修辞种类划分上的重要性表明,言谈者应当区分所要说服听众类型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修辞手段说服之,才能实现效果的最大化。佩雷尔曼进一步发展了修辞中的听众理论。他详细论述了正确建构听众概念在说服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听众是说话者想通过论辩来影响的人的总称④,修辞的目的就是说服听众接受某一观点或立场。在具体的修辞过程中,修辞行为的实际说服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众所持有的实际立场,针对某一论点的修辞论证,那些支持说话者立场的听众可能会接受,不支持说话者立场的听众就可能会反对。例如,希望通过某种特定措施来缓解社会紧张关系的论证,只对那些期待社会稳定的人有说服力,却很难说服那些盼望社会冲突的人。因此,为了达到"说服听众接受某一立场"的目标,佩雷尔曼指出,言谈者必须使自己的言说适应听众,尽可能采用听众能够接受的论据和论述方式论证自己的观点。⑤

   听众在修辞中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听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言谈者的说服效果。对于言谈者所讲述的事件或观点,听众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他们的反馈意见、立场、态度等备受言谈者关注。在与言谈者的关系中,听众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性和决定修辞效果的能力,"修辞关系--也就是修辞者与受众这个基本关系--的形成是因为修辞者有求于受众而不是相反"⑥。听众能够影响修辞说服的效果,而不是任由修辞者摆布的被决定者。典型意义上的听众,一般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情感,并能独立判定说话者修辞行为的重要程度。所以,修辞理论中的听众一般是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人:(1)修辞者十分在乎他们针对某一事件的意见、观点、态度;(2)他们对于是否接受冲着自己来的说辞有充分的斟酌决定权;(3)修辞者因而必须通过说服或伦理等非强制性的象征手段,亦即修辞手段,影响和争取他们。⑦

   以上论述表明,听众在整个修辞过程中掌握着影响修辞效果的权力。"论辩是以听众为中心的交流,你所准备和提供的论据,无论如何运用、欲使之有如何影响,都必须以接受者为中心。"⑧如在政治论辩中,听众就是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为了取得实际效果,政治修辞必须以受众为中心,必须在进行政治话语的创造和发表之前分析其受众,以做到有的放矢。"⑨政治修辞主体在演说之前,必须分析他的听众都是哪些人,并根据听众的性别、年龄、民族、文化、宗教及政治信仰、还有规模大小等因素设计具体的演说过程,只有首先考虑听众构成的人才能设计出具有说服性的政治演说过程。政治修辞中的听众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着议员或总统能否当选的决定权,"政治修辞跟其他种类的修辞一样,其对象或受众总是修辞者对之有所求的那些人"⑩。法律修辞也不例外,如在议会立法修辞中,听众是享有投票表决权的议员,议案提出者若想使议案获得足够多的支持票,必须正确分析议员构成,并据此调整议案及说服方案的内容;司法修辞中的典型听众是法官,他手中掌握着可以判定被告有罪或无罪、胜诉或败诉的决定权,庭审中的控辩双方都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动用相关修辞手段,说服法官作出对己有利的判决。11

   当事人或律师是言谈者、法官是听众只是司法修辞的一种情形,司法修辞的另外一种情形是法官作为言谈者、其他人作为听众的修辞过程。法官不仅要作出判断,更要说服受此影响的听众接受判决。在这一意义上,法官审判过程是一个通过修辞谋求听众接受裁判结果的过程。如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所举帕尔默继承遗产一案,法律有明确的规则规定:遗嘱人死亡,遗嘱继承人获得遗产。尽管事实情况是遗嘱人因继承人杀害而死,但当时的纽约州法律并没有关于继承人杀害遗嘱人即被剥夺遗产继承权的规定,因此按照法律规定,继承人应当获得遗产。但法官考虑,若依此判决,会鼓励他人采取不法手段提前获得期待利益,这将与"一个人不能因其过错行为而获利"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无法为原告、其他法官、以及理性的社会公众等听众合理接受,因而最终放弃法律规则,适用原则判决继承人不能获得遗产。法官如此裁判,一方面是他忠诚于法律内在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哪一种判决结果更能够被听众接受进行审慎衡量的结果。从判决结果能否为听众接受的角度来看,该案法官的裁判行为可以说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选择:判定继承人获得遗产,既不符合法的精神、又难以服众;判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既符合法的精神、又顺乎民意。法官判案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他要根据法律及法律精神,在综合考虑各方听众要求的基础上,通过虚构、类推、法律解释等修辞方法的应用,实现法律的正义、公平等价值。"这些价值并不是法官主观武断地决定的,法官受到他的'听众'--即社会认为是合理的、可接受的这种信念的强烈影响。法官应说明法律,但应在符合社会感受的方式来说明法律。这是因为他的作用在于建立法律和平,而这种和平只能在他能使当事人、公众以及他的上级相信他已公平地审判时才能出现。"12

   二、媒体作为法院审判修辞听众的特殊作用

   既然法律决定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形成的过程,那么,法官在依法决策中应当充分考虑各类听众的理性诉求,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法官的判断。

   依佩雷尔曼的观点,司法过程中的法官应当说服的听众主要有法官自身、争讼当事人、上级法院和理性公众。13法官首先会把自己当作听众进行说服。这实际是法官个人内心思辨的过程,很难向外界公开展示,但在修辞学上却具有重要意义。法官说服自我是说服其他听众的起点,因为"任何一个言谈者只许主张其本人所相信的东西"14,想要说服他人,必先说服自己,只有自己完全相信的东西,才能说服他人接受。争讼当事人是与案件最具利害关系的人,能否说服他们接受判决,直接关系到司法程序何时终止、关系到纠纷能否彻底解决,他们是法官应当着重考虑说服的听众。上级法院也是法官必须说服的听众。上级法院拥有重新评估法官决策是否正确的权力,法官要考虑案件上诉后被上级法院改判的可能性,他们的态度是法官必须考虑的因素。理性公众作为法官应当说服的听众包括以律师为代表的法律职业人士,说服他们接受意味着判决获得了行业内部的认可。理性公众还包括关注该案的新闻媒体。现代社会中的司法审判过程,尤其是在那些具有"主题元素"如涉及贫富关系、权贵关系、道德底线的案件中,想要避开新闻媒体的关注是非常困难的。媒体是法官无法回避的听众。

   媒体作为法官需要说服的听众,与其他听众在法官决策过程中所起作用不同,媒体经常会凭借它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优势控制地位影响法官决策,有时甚至改变法官的决策方向。如在沈阳刘涌案中,刘涌一审被判死刑,但由于证据方面的瑕疵,二审改判死缓。这一改判行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各类媒体以民意之名,铺天盖地般讲述刘涌罪行,特别是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大有不杀刘涌就是人间最大不公之势,甚至一些学者的理性评论也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提审该案,最终改判刘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的改判行为是否有违司法独立原则暂且不论,单就改判的过程来看,刘涌表面上是死于"愤怒的民意",但实际上真正推动这一过程的力量并非所谓的"民愤",而是媒体。是媒体并非有意却在事实上引导着公众不加思考地加入"刘涌该杀、不杀刘涌不足以平民愤"的议题讨论,形成巨大的舆论聚合效应,最终影响司法决策。在对传媒高度依赖的现代社会,媒体对于司法决策过程产生愈来愈多的影响力,很多时候远远超过案件当事人对法官决策的影响。如在泸州二奶案、许霆案中,媒体报道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进程或发展方向;李启铭案、药家鑫案中,媒体高密度的报道对司法过程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为什么媒体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聚合民意并影响案件审判的发展方向?在传播学理论中,大众媒体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体的新闻报道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重要事件"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5现代社会中,公众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媒体报道,而非亲身经历。媒体作为信息源与公众之间的传播中介,掌握着何时传播信息、如何传播信息、传播什么信息等事项的决定权,处于信息传受关系中的施控位置,能够利用信息传播控制权对受众施加媒体所欲达到的目的。公众处于信息传播过程的受控位置,他们对于事件的认识、态度以及进一步采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受信息传播者立场的影响。媒体信息对于公众而言,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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