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从法律本质到法律理解的本质:融贯真理观的必要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14-11-17 20: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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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摘要:在实证法学立场上,国家制定的法律是法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因此,人们的研究兴趣必定固守于诸如"法律是什么"、"法律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而法律诠释学关注的是法律与事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理解法律的本质"这一问题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法学研究应当关注主体性因素的作用。在国家制定法是司法裁判之唯一正当理由的基础上,实证法学坚持分析性真理观,强调从法律规则到司法结论的演绎式逻辑关系;法律诠释学在真理观上坚持融贯性立场,认为司法结论的正当性是由多个理由共同构成的整体所保证的,多个理由之间的融贯支持关系为结论提供正当性保证。融贯论的真理多元立场较为适合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的需要,在法学领域研究融贯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法律本质 法律理解的本质 分析性真理 融贯性真理

  

   传统上,融贯论在哲学领域中一直备受瞩目,但最近几年,这一理论在法学领域、尤其是在法律论证理论中,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融贯论在法律论证中兴起的原因,从外部条件讲,是人们在一般领域意识到真理符合论在实践中的局限性、逐步接受真理融贯论这一思维方式转变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法学内部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人们从传统上对"法律是什么"、"法律本质是什么"等问题的关注,逐步转向对"如何获得"或"如何认识"法律是什么或法律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的关注。当人们的研究兴趣从对法律本质的关注转向对法律理解的本质的关注时,也就意味着对法律理解过程中主体性因素的重视,由此致使法律证立的确定性标准从分析性转向融贯性。

   一、法学研究:"法律本质"范式的不足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自然法学认为国家实证法是人的主观权利的形式性体现,法律是各种主体性因素的综合产物,因此,在司法裁判的证立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主体性因素的影响。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实证法学把研究兴趣转移到国家实证法上,并执着地认为国家实证法构成司法裁判的唯一正当理由,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只有国家制定的法律才是法学研究的对象,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都不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对象。实证法学这种"把人驱逐到环境"的做法在近些年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人们开始重新正视主体性因素在司法裁判中的影响。

   在传统的自然法背景下,法律不仅是作为客观法、实证法而存在,更主要的是它被当成主体的普遍性要求而存在。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主体的这种普遍性要求就是人的"主观权利"[1](第11页),法律就是人的主观权利的一种形式化表达。当然,这一思想认识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主观权利概念始于古典自然法传统的始祖--霍布斯,他认为,主观权利是一种前政治权利,是人通过缔结契约进入社会之前就已享有的一种权利,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只需将一套以自然法为名的主观权利体系以客观实证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即可。因此,实证法是否具有合法性,端赖于它是否符合主观权利的要求、是否能够有效保障主观权利的行使。霍布斯的主观权利说详细表达了自然法与国家实证法的关系,但是,他的主观权利说奠基于利己主义及人性恶的自然本性之上,这就使该理论面临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困难:一是无法说明人的主观权利为什么需要保护,二是既然人之本性如野兽一样恶,他们又如何缔结契约、进入政治社会?于是,事情发展到18世纪时,康德从道德视角对主观权利进行了论证。他认为,主观权利的合法性是由理性主体的道德自律性所证立的,"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2](第40页)基于理性,人作为道德主体,能够按照普遍的法权原则行为,以使其自由的行为与他人的自由并存,这些自由即是主观权利,所以,主观权利的道德内涵是其值得保护的理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自然法理论对主观权利--作为主体的人的普遍性要求--的关注,但在康德之后,随着法律实证主义的崛起,法学研究中对主体性的关注逐渐趋于消失。

   从奥斯丁到凯尔森再到哈特,法律实证主义的一贯主张是,法律与包括道德在内的其他社会规范的严格区分。既然法律与道德是截然分开的,那么,法律的有效性就不是来自于道德主体的理性要求,而是法律自身。例如凯尔森认为,法律的有效性来自于上位法,而上位法的有效性来自于更上位的法,依此类推最终可以追溯到基本规范;而哈特则主张,一般法律规则的有效性来自于承认规则的认可。实证法学家们通过阐明法律规则内在的规范性质和规则体系的逻辑结构,将法律的有效性奠基于规则的自洽性,法律规范具有了不受法律之外其他因素影响的"封闭性质"和"自主性质"。于是,在法律实证主义视角下,主观权利就成了客观法的产物:先有客观法,而后才有主观权利。主观权利是受客观法保护的利益和由客观法保障的选择自由,法律规范具有客观性的意志,凯尔森如是说。[3](第153页)此时,作为人的普遍性要求的主观权利是客观法的产物,失去了它来自于主体之需求的内在本质,在确定客观法内容的时候,作为主体的"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可见,在法律实证主义的视野下,作为客观存在的、封闭的法律体系是其主要研究对象,甚至可以说,在法律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中,没有"人"的立足之地,在确定"法律是什么"的时候,"人"以及与"人"有关的主体性因素都被实证法学拒之门外。

   西方法学关于这一问题的发展变化也影响着我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法学讨论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关注"法律是什么"、"法律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且不管他们在法律本质的内容上倾向于自然法、实证法、还是社会法,单就研究方式来讲,无不是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作为客观对象的"法律"的本质或性质这些问题上,而无暇顾及法律主体在法律理解中的积极作用。

   从改革开放一直到上个世纪末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国内法理学者几乎都在探讨"法律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其中较具总结性的是赵雪纲于2000年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的《关于法律本质的认识论探讨》一文,分上下两部分。[4]该文详细梳理了国内关于法律本质问题的观点,并将其大致分为三种立场:阶级本质论,社会本质论,法无本质论。作者认为,社会本质论在内容上对阶级本质论进行了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它在方法上并没有新的突破,社会本质论者和阶级本质论者一样都以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即首先假定或确信法律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我们一定能够发现这一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问题的研究。而法无本质论则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直接从阶级本质论的前提开始思考,即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律有本质吗?作者承认这一立场对本质论前提的批判相当深刻,但认为这种批判的理论立足点也并不比本质论者更为稳当:两者仍旧是站在内部立场来看问题的,即以对某一种哲学的信仰为基础,要么相信它有、要么相信它无。作者的结论是,我们应站在外部立场上看待"法律本质",由于人们认识的时代性,每一个时代对法律本质的认识都有所不同,同时由于人类认识的无限性,这种不同的认识又是不能穷尽的。

   就笔者看来,无论是该文中所批判的关于法律本质的三种主要立场,还是作者自己最后的结论,终究还是没有跳出对法律这一客体或对象做本体论意义上理解的圈子,思维方式仍囿于仅对作为对象的法律自身进行研究,即"法律"有没有本质、"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我们只是把法律看作是主体所理解的对象,法律的本质或某种性质是这一客体的一个应然特征,而没有看到认知主体在这一认识或理解过程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赵雪纲的立场并没有将问题的讨论拓展到这样的场域:我们对任何客体、对象的认识或理解,都是与主体的理解形式、意识形态、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特征有关系的。对法律主体及其相关主体性因素研究的缺乏,实际上是一种反射现象(projection)在起作用:把主体自身的特征归因于被理解的客体。当法学研究中忽视主体性因素能够带给理解对象的作用时,就会把主体的可能贡献反射到了客体上,也就把这种来自于主体的贡献看成法律自身的一种特征或性质。法学研究中这种反射现象的存在,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第一,它错误描述了法律制度的性质,忽视了法学研究与人类理解的必然联系;第二,意识形态的反射作用使主体对法律制度的贡献被隐没了。这就切断了对理解法律的"我们"进行研究的可能途径,遮蔽了对主体的智识考查。[5](第5页)为此,我们应当改变谈论和思考法学问题的方式,即把法学研究的要点,从对法律本质的研究,转向对法律主体之本质的研究。①为了理解法律的本质,我们必须理解法律理解的本质。

   二、法律诠释:主体性因素在法律理解中的作用

   要想理解"法律理解的本质",必须回归哲学诠释学中对"理解"一词的界定。诠释学最初发轫于研究圣经的解经学,这是一门力求在圣典中发现神意的解释技艺。在施莱尔马赫时期,理解是解释的基础,他站在"作者中心论"的立场,把诠释描述为主观重建客观的过程。在这里,诠释学关注的对象并不是解释技术、而是理解本身,把理解作为解释技术的基础,研究理解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本理解中的误解,所以,诠释学是一种避免误解的技艺。[6](第47页以下)诠释学发展到了狄尔泰那里,理解被设想成为精神科学的基石,"经验"开始走进诠释学。他主张,在个体的人生经验中有一种共通的人性存在,所以理解是可能的,真理存在于个体的共同经验之中。在狄尔泰这里,理解作为生活关联体的一种沟通方式,在本质上仍然只是一种认识方法,作为人类存在之本体的理解仍旧是被忽略的。这一看法被海德格尔所超越,他把诠释学当作是外部经验与自我经验的中介,是对世界、对生命、对自己的普遍解释。于是,理解就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生存活动的历史性展开。在这一立场下,需要解释的不再是什么文字文本,而是人的存在本身。[7](第173页以下)当哲学诠释学传递到伽达默尔时,他继承了海德格尔对理解的认识,并把理解的重心从"作者中心"立场转向了"读者中心"立场。

   首先,"前见"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中具有了合法地位。前见是人们关于理解对象的相关历史知识,它是人们进行理解的起点,也是历史对主体的占有。伽达默尔对前见做了两种区分:一种是个体所传承或积淀的历史,这种前见使理解成为可能;另一种即是传统诠释学所谓的"偏见",它是指人们在后天现实中形成的各种见解,它可能影响理解的正确性。其次,伽达默尔以"视域融合"这一概念实现了对传统认识论中主客二分模式的扬弃。传统认识论事先假定主体与客体是对立的二元、客体具有唯一的客观确定面向,认知的目的即是发现客体的客观确定性,所以,认知者对某物的认知或理解过程,纯粹是一种针对客观对象、而不夹杂任何主观因素的过程。伽达默尔主张,人的任何理解和认知过程都无法摆脱他自己的当下立场,对文本的理解就是文本观点与诠释者观点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他认为,理解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视域:一种是文本所描摹的视域,一种是解释者所处的视域,理解的目的就是两者的沟通与协调,理解并非是单纯是对作者意图的理解,而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伽达默尔把理解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视域融合过程,缓解了历史与现实、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把主客二分模式下对客观真理的认知转化为一种意义的创生。再次,伽达默尔要求诠释者有"应用意识",提出了理解、诠释与应用的三位一体观念:"我们不仅把理解和解释,而且也把应用认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的组成要素……因为我们认为,应用,正如理解和解释一样,同样是诠释学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8](第313页)

在哲学诠释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律诠释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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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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