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解释能够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吗?——传统法律解释观念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14-11-17 20: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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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摘要:传统上,法律解释是"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并承担"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任务。但在解释与"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之间存在逻辑推论上的困难,经过解释只能获得可能答案、而非唯一正确答案。传统法律解释观念是一种发现意义上的解释观念,这种意义上的解释行为不具有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功能,只有在证立的意义上,法律解释(方法)才具有证立某个解释结果是否正确的功能。

   关键词:法律解释 法律规范 准确适用 法律论证

  

   法律解释是"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 ,面对具体案件,法律规范须经解释才能适用,法律解释是人们发现适用于个案的法律规范、并且保证该规范准确适用的手段。但是,根据法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传统法律解释观念中,从前提"法律须经解释才能适用"到结论"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中间存在逻辑推论上的困难。

  

   受大陆法系思维传统的影响,国内学界一般把法律解释看作是法律适用之前的一个必要步骤。在大陆法系,制定法是最主要的法律渊源,人们希望借助成文化的法律文本理性,最大限度地为公众提供确定的行为准则。但是,由于制定法的高度抽象性与概括性,当其面临具体的案件事实时,必须经由解释,才能使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彼此契合。在这一思维方式下,法律解释是立法完成后使法律语言从模糊走向明确的必经之路 ,正是因此,学者们才有了"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的基本认识 。这一思维方式大量的体现在国内学界关于法律解释概念的认识与界定之中。如早期翻译的前苏联法学教材提出,"在将法律或其他文件适用到具体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法权进行判决的案件上时,就应该对这一法律或其他文件进行解释" ;沈宗灵认为,"法律解释既是人们日常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 ;朱景文也认为"法律解释既是法的实施和适用的前提,又是保证法的统一性、稳定性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媒介" 。不仅如此,更多的学者在将法律解释看作法律适用前提的同时,赋予了它"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重任。如孙国华认为,"法律的解释是科学地阐明法律规范的内容与涵义,确切地理解法律规范中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 ;梁慧星主张,"法律解释乃是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要得到妥当的法适用,必须有妥当的法律解释" ;张文显也有类同认识,"法律解释是准确适用法律的需要。如果说立法(立法者)意图是起点,司法(法官)目的是终点,那么法律解释是连接两端的中间环节。"

   学者们之所以有如此大致相近的认识,潜在的原因是,成文化的法律规范尽管能够最大限度的给公众提供一套客观、稳定的行为准则,但它的抽象性却使其产生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局限:可操作性不强。为此,法律适用者在裁判具体案件之前,必须对制定法中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根据立法者原意或法律原意"创造"出一个可操作性强的裁判规范,然后将后者与案件事实直接对接,推导出相应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制定法中的法律规范只是能够为案件提供裁判依据的规范来源,真正在当前案件中起到约束作用的是法律适用者解释出来的裁判规范,就此而言,对当前案件来讲,只有这个裁判规范才是真正的、具有约束力的法。所以,如上将法律解释看作是法律适用之必要前提的做法,其实就是把解释当做是发现、寻找能够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判规范的一种手段,这一过程一般被学者们称为"法律发现" ,或者叫做"找法","就是从现行的法律规则当中找到可以用来裁判本案的那一个法律规则,即用来进行逻辑推论的那个大前提" ,解释是找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方法。因而,从法学发展史来看,自从萨维尼提出法律解释的四种方法以来,学者们大力发展的这一体系,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合宪性解释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规范予以解释,以期发现一个与案件事实能够直接对接的裁判规范。就如凯尔森所说:"它们的功能--也就是法律解释的功能--是被看成是对既存规范的发现,即规范是在某种特定的方式下被发现的。" 因此,发现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立场。

   既然解释是发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判规范的一种手段,自然而然地,人们就在感性上赋予它美好的愿望:解释是为了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或妥当适用。但是,解释能够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吗?借助法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从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律解释,并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这一结论。

   法的发现与证立二分源于哲学上科学知识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逻辑实证主义者在20世纪初基于经验主义立场提出科学知识的"发现脉络"与"证立脉络"之分,将创造性想象、宗教信仰、研究者的兴趣与爱好等影响科学假设产生的各种因素归于发现的过程,将一致性、相关性、融贯性等验证科学假设之真假的影响因素归于证立的过程。 科学发现因与科学家的心理特征、个人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有时甚至是偶然的一个发现就会造就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如苯分子结构的发现源于化学家的一次梦境,因而长期被看作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而对已发现的科学知识的证立,因涉及使用科学的方法、明确的语言、清晰的逻辑,才被认为是科学哲学应该关注的内容。科学知识发现与证立的二分理论并不否认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只是强调发现之后应当有一个理性的证立过程,如此才能表明发现过程或发现结果的科学性。科学发现是人们获得新知识的途径,科学证立则是对所获知识的理性确认。

   哲学中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影响着人们对法学知识的认识,人们认为法学知识的获得也有发现与证立两个过程。早期的法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不自觉地在发现立场上描述着司法过程。如现实主义法学认为,实际的判决过程往往是先有结论,然后再回溯性地寻找能够证立结论的理由,法官很少是从某个前提出发并符合逻辑地推出结论,因此法官的个性、直觉和预感是正确解决案件的关键因素,"法官是根据感觉而不是判断力、是根据直觉而不是推理来做出判断的。" 欧洲自由法运动中不少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司法判断过程就是法官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的过程,法官的直觉和情感因素决定着他们能否根据正义和衡平原则去发现法律,"法官的判决不是对法律的演绎,而是一个意志活动,一个决定" 。这些观点其实就是在发现意义上描述着司法过程,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法律决定作出的实际过程,充分重视到了各种非理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但并没有进一步给出如此决定的正当理由,没有在规范性意义上证立所做决定的正确性。这些理论由于过分夸大实际裁判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对结论的规范性证立,因而备受指责。为了摆脱人们的指责,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法律论证理论在区分"发现的过程"与"证立的过程"基础上开始强调司法证立过程的重要性,强调法律论证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证立的过程,而非发现的过程, 判决理论的"重点在于是否充分而完整地进行对法学判断之证立,而不在于这个裁判事实上是透过何种过程发现的。" 这一理论也并不否认非理性因素在法官发现判决中所起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是认为更重要的是对判决的规范性证立,"直觉、偏见和价值这些因素很可能影响到法官就法律问题做出判决的过程,但这决不有损于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因为这些均属于发现的过程,司法过程的客观性存在于证立的过程中。"

   依据法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发现之后必须有一个证立的过程,因为发现中无须考虑发现过程本身及其结论是否正确,结论的正确性是在证立过程中予以解决的问题。就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苹果砸到头上激发关于万有引力的猜想时是无所谓对错的,对与错只能在后来的实验中才能验证。就此而言,上文所论学者们将法律解释看作发现裁判规范的一种方法,在逻辑上是不能得出"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这一结论的;而且,从事实的角度讲,恰恰由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不同解释方法的使用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反而会进一步增加了解释结果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凯尔森对此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已经发展出来的解释的每种方法总是仅仅达致一种可能的结果,从未达致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 对于同一法律规范,法官使用不同的方法会解释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裁判规范,选择哪一个又是他必须面对的难题。通过对不同解释方法进行排序来决定它们在具体个案中的优先顺序,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尚没有在诸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确立一个如化学元素表一样固定的位序关系 。解释方法的多元只能帮我们找到多种"可能"的、而非是一种"正确"的答案,学者们所言通过法律解释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想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最起码,在发现意义上,经由解释无法推出"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这一结论。

  

   发现意义上的解释方法只能帮助我们获得可能的结果、而无法获得唯一正确的结果,只有将其置于法律证立意义上看待,才能谈及能否"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这一结论,有不少学者在这种意义上讨论着法律解释。

   司法实践中,法官处理案件,一般是先根据自己的司法经验,既包括法律知识上的前见、也包括事实判断上的经验,综合性地对案件作出初步的判断,然后再去寻找法律依据。若是能够找到明确、唯一的法律规定,则会依该法律规定判决;若是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有两个以上彼此冲突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与法官自己的判断相矛盾,他就会根据上一层级的法律规则或原则,借助各种解释方法来支持、证立其所欲选择适用的那一法律规定的正当性。这种先有结论后又寻找理由的思维过程,就象普通人并不是首先考虑语法规则然后再开口说话一样,对语法规则的考虑只是在检验所说话语是否正确时才会出现,法官解释法律也是如此。就此而言,法官解释法律,不是运用方法,而是寻找理由,"法官解释法律,并不是按照法律解释的'方法'进行的,这些'方法'仅仅是法官已有的法律解释结论正当化的理由而已。" 也有人直接地指出:判决结论并不是在作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已被发现、作为小前提的法律事实已得到证实的情况下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实际上是法官们事先已有初步的结论,案件事实的形成和法律规范的发现只是使其结论正当化的过程而已。 这种先有结论后找理由的思维模式被称之为"结论先导"或"结论主导"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下,法官在听取当事人的最初陈述以后就已对案件有了大致的结论,事实的进一步查证和法规范的寻找都是为证明他最初结论的正确。 在这一思维过程中,法规范的寻找、法律解释方法的使用,都是为了"证明"最初结论的正确,解释方法是在证立意义上使用的。

   其实,在西方学者、尤其是主张法律论证理论的学者那里,法律解释早已在证立意义上予以使用。在他们这里,各种解释方法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发现、寻找成文法律规范的不同含义,而是证立某种已有解释结果的正当性。解释结果是解释者所持有的某种实质立场,而解释方法则是对这一实质观点进行理性证立的形式要素,各种解释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形式,以使解释者能够借助不同的逻辑形式重述或重构他已持有的某种观点,如果观点能够被重述,它就是符合逻辑的、正当的。所以,集法律论证理论之大成的阿列克西在建构他的法律论证规则时明确界定了法律解释(方法)的证立功能:"(解释)规准(解释方法--引者注)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对这个解释的证立" 。台湾学者颜厥安以实例对此做了说明:

台湾民法第246条第1项规定:"以不能之给付为契约之标的者,其契约无效。"这里所说的"不能之给付"是否包括主观不能,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此时如果举出理由"民法之立法者之原意并未要包括主观不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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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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