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解决纠纷还是培养规则意识:法律修辞在司法中的作用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 次 更新时间:2014-11-18 19: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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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摘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律修辞的运用过于重视实现纠纷解决的目标,而忽略法律修辞对规则意识培养的作用。学者们关于法律修辞理论的研究亦专注于法律修辞如何有利于解决纠纷,强调提高判决可接受性和听众因素的重要意义,而忽略法律修辞在实现法律正义方面的作用。修辞追随正义,法律修辞亦应当致力于法律正义的实现。由于践行法律正义的具体表现通常是对法律规则的严格遵守,因此司法中的法律修辞不能简单定位于满足个案纠纷解决的需要,而更应当注重培养全社会的规则意识。法官作为掌握法律规则适用权力的主体,应当作为首要的规则意识培养对象。只有法官遵守法律规则并有效推动全社会遵守法律规则,才能在根本意义上促进纠纷的解决。

   [关键词]法律修辞 法律正义 法律纠纷 规则意识

  

   无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修辞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人们的社会活动离不开语言的运用,因此修辞的影响便无所不在;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修辞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就如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在建立他的公民哲学体系时提到的那样,"两种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理性,一是修辞" ,修辞与理性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修辞的作用亦体现在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中,修辞能够使法学学术观点表达的更为清晰、准确,学术讨论开展的更为生动、丰富;在法律实践中,修辞能够使法律文本表达的更加严谨、易懂,也能使执法和司法过程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

   然而,笔者认为修辞的运用并非随心所欲,而应当以正义的实现为目的,修辞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亦应当致力于法律正义的实现。我们关于法律修辞研究的目的在于以正义的名义改造法律, 使法律正义在生活中成为现实,而非简单地舍本逐末,纯粹为修饰甚至为掩饰某些不当的目的而单纯从形式上探讨法律语言的使用。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法律正义的追求通常会转化为对法律规则的严格遵守,因此法律修辞的运用应当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即主体"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法律规范内在价值的认同,进而把法律有效地内化为其自觉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形成一种自觉的程序规则意识和自觉服从与遵守法律的自主自律意识"。 目前在法律修辞运用过程中显露出来的问题是,司法实践日益重视法律修辞之于纠纷解决的意义而日渐忽略其对规则意识的培养作用;法律修辞理论研究也是专注个案纠纷的解决,偏爱判决可接受性的提高,而忽略法律修辞对法律正义的从属性。那么司法过程中的法律修辞究竟应该偏重纠纷的解决还是应该偏重规则意识的培养,抑或二者的有机结合?澄清这一问题,明确法律修辞在司法中的作用定位,将有利于法律修辞在司法中的妥当运用和法律修辞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司法实践中的纠纷解决过程:法律修辞的运用缺乏规则意识的培养

   在我国司法实践尤其是基层的司法实践中,法律修辞的运用过于重视纠纷解决的目标,导致其规则意识的培养作用逐渐被忽略。

   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的目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以尊重现行法为中心的法律适用或法律实施为目的,以重视社会效果为中心的纠纷解决为目的,两者兼顾的多元目的;除极少数极端情况下,大多数国家的司法目的都是多元的,既包括法律的适用,也包括纠纷的解决 。基于此,作为司法权力主体的法院或法官的基本职能就可以概括为纠纷解决与规则治理。在成熟的法治社会,法院所具有的这两种职能通常是协调统一的。然而在当下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复杂的国情、移植之法与乡土情怀的抵牾磨合等因素,使得法官在面对社会公众对实质正义的高度期盼时,往往陷入圆满解决纠纷与严格适用法律相矛盾的纠结之中, 而个案实质正义优先的司法传统,使法官经常突破法律的程序性要求,放弃对繁琐规则的遵守,让位于当事人对实质正义的需求,因此法官最后做出的选择通常是重纠纷的解决而轻规则意识的培养。法律修辞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法律规则的准确适用,而是为了解决纠纷,满足当事人对实质正义的需求。并且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要求进一步强化了法官裁判以解决纠纷、满足听众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法律修辞立场。这迫使法官在处理纠纷时,不得不在直面现实的前提下不断往返流转于各项路线、党政方针、政法政策、法律规范和外部事实之间,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响最终判决形成的因素,以协调平衡好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而言之,法官所要考虑的不单单是如何使案件的处理过程以及最后的处理结果更加符合法律及其程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在作出之后如何才能得到实际执行、真正落实的问题。

   以纠纷解决为最终目标的裁判策略,在我国基层法院的审判实践中被普遍使用。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金桂兰审判方式",都表明我国以基层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仍然以纠纷解决为主。 以纠纷解决为主的立场受传统司法观念影响较大,在基层法院的审判中经常会出现情感判断、道德判断先于法律判断的情形。这迎合了生活在乡土社会的普通民众厌讼但对法官的道德说教有亲近之感的现实需要。乡土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在多数情况下对判决的信服并非因其适用法律准确,而是因为这些判决可以表达自己内心情感和道德上的诉求,所以我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在司法裁判中设定的目标通常是在个案中实现具体正义,而不仅仅强调整个案件要依法而判。这是一种典型的"纠纷解决至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以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为中心,落实规则只是附带完成的目的;为求案结事了,法官常为当事人考虑各种各样与涉案法律争议无关的世俗事务的细节,甚至忽略不告不理的被动司法原则,主动干预实质性争议。" 很明显,这种做法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能够使法官充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社会影响以及道德、伦理等因素,能够有效避免严格依法裁判所带来的执行难困境--"如果仅以法律规则做出裁判,可能判决在法律上很正确,很有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判决的结果可能甚至根本无法得到落实;或者使其执行成本很高,无法普遍地执行,那么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规则的治理"。

   然而,基层法院的"纠纷解决至上"思维模式,虽然近观有利于解决纠纷,但从长远看,这一思维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解决纠纷这一目标的考虑,基层法院往往以调解作为绝大部分案件的结案方式,这种做法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会诱使当事人为了减少利益的付出而怠于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或故意侵犯他人权利,然后通过法院调解享受对方让渡的部分利益,这种行为会制造或扩大矛盾,与通过司法程序化解矛盾和修复社会关系的初衷相违背;第二,"纠纷解决至上"的思维模式会使法官故意模糊法律规则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强度和范围而强化经济、政治、道德、民意等因素的作用,会降低法律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增加司法擅断的可能性;第三,"纠纷解决至上"的思维模式会使法官过分关注个案的实质正义,降低法律的形式化程度,增加司法裁判中同案不同判的几率,淡化法治意识,消弱司法裁判的权威性;第四,"纠纷解决至上"的思维模式会使法官为解决纠纷而处理更多与法律争议无涉的工作,增加司法裁判的成本,加重本来就很沉重的基层法院的负担。 如果司法以解决纠纷为导向,那么法官会为了追求结案息诉、维护司法局面稳定的社会政治效果,很轻易地滑向方法工具化的立场, 产生"使用方法就是为了解决纠纷"的思维逻辑,形成纠纷解决本位的思维定势,陷入规则意识淡化甚至丧失的困境。当法官的职责被定位于"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时,其无须考虑即将作出的判决是否对将来类似案例产生什么影响,也无须期望对整个法律制度的成长作出什么贡献。这一方面泯灭了法官的使命感和职业崇高感,另一方面也豁免了法官在更大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他们只需要关注本案,而不需要看到未来和整个社会。

   当司法活动的主要目标定位于纠纷解决时,法官所进行的法律修辞的作用就变成提高当案判决的可接受性,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却成为次要的事情,法官主动规避法律约束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在我国古代,由于法官受"重实体、轻程序"思维模式的影响,因此审判过程中的主观臆断现象十分普遍,"片言折狱"的做法备受推崇,法官往往根据自己的内心和现实需要来判案,在判案过程中经常表现出公开逃避法律规则的意识与行为。 "重实体、轻程序"的思维模式是与法官强烈的个案意识相伴而生的,他们有时宁愿使判决违背法律的明文规定,也要使其合乎情理,便于接受。 在这种情形下,司法裁判中法官高超的语言修辞能力就会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保障。有学者通过论述中国古代司法中的一种修辞性策略--经权之道--来指出古代官府的审判旨在恢复和谐、解决纷争,而非界定和保护权利。"经"指法律原则,"权"指变通,法官判决不仅要根据明文律令规定,而且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变通。为满足亲属伦理的需要,法官常常根据礼教和情理、而不是具体的法条进行裁判。 经权之道这一修辞策略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司法的个别化指向,法官所追求的是通过各种修辞方法的运用,达到个案处理结果合乎情理的目标,至于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则可以在所不问。从这一立场出发进行裁判的法官,规则意识淡薄,法律修辞活动缺乏理性约束,因而可能会对法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性后果。"在判决理由并不充分或并不显见的情况之下,修辞可以使得判决的合法性得到较小成本的灌输,但在判决理由并不存在或即使存在但并不正当的场合,这种修辞对于法治的危害则是潜在的同时又是巨大的。" 在判决理由并不存在或即使存在但并不正当的情形下,法官为提高判决可接受性程度和实现纠纷解决的目标,可能会穷尽各种修辞手段。如此会给修辞活动带来类似司法调解一样的困境:实现了个案的"和平"解决,最终却会背离正当法律程序、损害了法律的确定性。 在规则意识缺乏的情况下,法官内心缺少"法律至上"的观念,没有把法律当作最高行为准则,法律规则也不是其行动的理由和动机,因此法官的法律修辞活动可能会经常游离于法律程序之外,在实现个案纠纷解决的同时背离法律的程序性要求。

   二、法学研究中的纠纷解决至上论:法律修辞忽略法律正义

   在有关法律修辞的理论研究中,国内有学者因更多关注法律修辞在提高判决可接受性和说服听众上的作用,专注于修辞是否有利于个案纠纷的解决,而忽略了它在实现法律正义上的作用,忽略法律修辞对规则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有学者认为,判决的可接受性是法律修辞目的在司法中的直接体现,对法律修辞因素在司法中的作用具有宏观影响,各种修辞因素的灵活运用取决于判决的可接受性这一"整体指向",法官在判决书中运用法律修辞可以有效提升判决结论的可接受性,律师和当事人也都可以运用修辞争取法官对本方观点的接受和认同。 这一立场体现了判决的可接受性是衡量判决能否取得社会实效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判决的可接受性越高,就越容易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判决的可接受性影响着法官对法律修辞方法的选用。无疑,在现代法治社会,可接受性是衡量判决能否获得相应社会实效的重要尺度,可接受较强的判决有助于提高法律、司法机关在社会中的权威,反之则否。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将可接受性作为灵活选用各种法律修辞方法的"整体指向",那么狠可能会使法官裁判的整体思路出于纠纷能否解决的考虑而忽略判决本身在法律上是否正确、忽略法律修辞是为了法律正义的实现这一基本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判决可接受性作为法律修辞方法选用的"整体指向",可能会使法官的法律修辞活动游离于法律程序之外。因而,就法官而言,对判决可接受性的考量至少应该处于如何实现法律正义这一原则之下,而不宜直接作为如何运用修辞的"整体指向"。

有学者在批判把修辞学看作是一种修文饰词技巧这一错误观点的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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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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