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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傅国涌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写作,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


“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路径选择的百年曲线
重建批评之道
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
1933年的宪法讨论
维新公子 先帝旧臣——陈三立从晚清到民国的心路历程
武侠情结与皇权情结——解读金庸的文化密码
“民主”——后乌托邦时代的名词游戏
1906年——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
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年梦想
李慎之晚年的悲凉——与许良英43封通信的解读
“文人论政”:一个中断的传统
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遗憾

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立国之本?
唐德刚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一百年了……
高校公共政治课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路实践
政府设立事业单位进行商业拆迁是否合法?
“金字塔”下的阴影
亲历拆迁
我期待和平转型
在全民弱智化中浮沉
蒋介石逐一了解民盟发起人
“五四”之殇
重返“五四”,厘清误区
重申基础教育的独立性
潘光旦烟斗上的铭文
中国流行“成功”迷幻药
2008年度【私人版】民间致敬榜
文明有主义之分吗?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后奥运时代:从“鸟巢”外开始
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在哪里?
我们需要这样的“对话守则”
还给学生仰望星空的闲暇
中国人为什么不关心政治
审判农谢与结束噩梦
红色高棉 天堂如何变成噩梦
缅甸僧侣的游行抗议还在持续中
缺乏公共生活指标的“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
重要的不是金庸能否进语文教材
从建立民间价值评判体系开始
大学不能没有核心价值
蒋经国抓住了历史的主动权——为台湾
《读书》还能走多远?
“非遗热”可能变成“毁灭潮”
中国沦陷在黑砖窑中
在黑砖窑面前没有办法不悲观
自我解放 告别“衰世”
“去蒋化”后面的历史恩怨
“考上大学”为什么被当成终点?
“衰世”的变化就在我们身边
“作家协会”不可能有独立意志
顺口溜中的中国
“预备立宪”百年祭
李敖的真面目
资耀华:一个金融学家的悲剧
“创建文明城市”能靠背诵吗?
“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 卢雪松老师的选择
“有知识、没文化”现象之忧
造神的时代没有结束
比206个县无律师更重要的
金钱能买来道德吗
八宝山的等级
不会鼓错掌的清华人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人格?
一个公章分三瓣和孙大午的“三权分立”
回到胡适:连战的北大演讲
中国企业家热衷神化自己的背后
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迷信
这个时代还能出现蔡元培吗?
也说信访制度改革
道德承担匮乏的中国出版界
我对自由主义的一点认识

自由的诗人普希金——普希金像前的分享
雨和一个帝国的命运
一草一木皆教育
郭嵩焘在牛津的赞叹
民国小学课本中传递的价值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
1911,大清朝完蛋的前夜
1890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那些伟大的小学老师
真正值得追念的还是人的价值
珍视低调理想主义遗产
抗战前夜的宪政大讨论
“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为《老照片》一百期而写
首届中研院院士为何缺了钱穆?
三十四年前的北大竞选——从张曼菱《北大回忆》说起
林昭和她的时代
民国宪法中的教育经费比例
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策过程
永远不要期望平步青云:读吴经熊与霍姆斯通信选
一代名将孙立人的毕业纪念册
为人权被处决的张九能
共和要多久——袁世凯的疑问
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
一代报人成舍我
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1949年:“时间开始了”
邓小平的“反右”情结
“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为胡平先生60岁生日而写
落花流水春去也——读《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杂记
何谓宪政?
胡政之与张学良
“谢谢火炬给你光明”——回望许良英先生的心路历程
金庸,一代报人与政治的进退
到底谁指使刺杀吴禄贞?
1933年的中国
免受恐惧的自由
未名湖畔的痛哭——读林昭1958年5月4日给妹妹的信
读林昭十四万言书
教育,永远面朝未来——《回望民国教育系列》总序
为民权保障而死的杨杏佛
蒋梦麟困境中执掌北大
没写完的民主思想——初忆许良英先生
一个合理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
北望云天黯无语——悼念王来棣先生
八十年前的“新年献词”
“剥夺剥夺者”何以可能
柳亚子的1949
延安一代的暮年反思
老大学的“学本位”传统
中国律师制度百年之际话律师先驱
“赶快收拾人心”——读《殷海光文集》
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一个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这一天迟早总要来——读一点托尔斯泰
回归“德先生”——纪念陈独秀去世70周年
辛亥前夜的民谣与彗星
辛亥大变局时的清廷财政
辛亥前夜:另一个流产的“共进会”
蒋介石无力回天
夏瑞芳: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
哈维尔把良心和道德带进了政治
读一点汪荣祖
到底是“谁”不愿意妥协?
商场如战场
蔡元培为何不能归骨北大?
辛亥百年: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鲁迅与顾颉刚到底有什么过节?
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杨子烈在张国焘离开延安之后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性与晚清宫廷
《广场》:五十四年前的 “社会主义民主”梦
林昭生前喜欢的《各国民权运动史》
爱好天文的摄政王载沣
陈独秀与胡适的后援力量
端方“存牍”中的晚清危机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的不同选择
《政法往事》关于《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
永安第一代:“顾客永远是对的!”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
朱正先生送我的书
退位诏书下达之后
公民练习:寻求普通人的意义
1921年的中国
中国更需要哪种知识分子?
1945年的延安见闻:一个“陋”字
水师提督萨镇冰出走与清朝落幕
相同的起点,殊途而同归
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
唐绍仪:未完成的“二十二条”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
“杀盛宣怀以谢天下”
辛亥革命中的演员
民国养育出来的许君远
书可以穿越一个个王朝
揭开卢作孚自杀之谜
邵飘萍:幸还是不幸?
陈寅恪:追求知识的自由
这个时代的合法与非法
潘光旦:自由先于主义
赴死,只为寻求更公正的社会——黄花岗英烈百年祭
叶公超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站在强权对面的郁达夫
站在强权对面的郁达夫
任鸿隽批判党化教育
胡适何曾被国民党逮捕过?
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
沈从文要与胡适“断绝一切联系”
重说蚍蜉撼树
“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三派同源,殊途同归——我看辛亥革命
大陆没有蒋经国
北大右派沈元四十年祭
2010年向他们致敬,我的私人排行榜
陈布雷之死
殷海光:因思想而受难的人
“阳谋”是怎样炼成的?
折断的翅膀
崔卫平:永远的“水木年华”
“山那边的一盏灯”
万金散尽不再来
南京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们
林希翎归乡记
一份《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的发现
肩起林希翎背负的十字架
我们什么时候忘记鲁迅?
思想不败——近代中国两代思想先躯的传承
大时代的同学不同路
外重内轻的末世景象
另一个周作人
权力主导的“新生活运动”
一代银行家陈光甫的金融之道
赤都娱乐中的个人生活
大历史中的小细节
“终信文章胜甲兵”
迟来的歉意
曼德拉的画
寻求一个说真话的空间
孙中山“革命不忘读书”
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蒋介石的一语成谶
1949年:去留之间的实业家、银行家们
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
光荣与屈辱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
从“跑堂”到总统
蒋介石日记中对抗日战争的预测
深水静流——追忆民国生活
一生事业在名山
公民语言
追寻律师的传统
华盛顿拒绝王袍加身
梁实秋论国共两党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回忆与李慎之的点滴交往
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林昭正悄悄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覆巢几见能完卵”——戊戌变法获罪人张荫桓
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中间势力”代表张东荪斡旋和平
遥想季鸾当年
北大三十一周年时的民意测验
“预备立宪”是如何流产的?
政府等于国家吗?——章士钊就“陈独秀案”与程沧波的笔战
重温“易卜生主义”
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
告别“屈原人格”
“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1992到1996:《东方》纪事
祭512地震中丧生的亡灵
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
吴刚与西西弗斯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风萧萧兮易水寒——黄花岗90周年祭
三十年最深刻的变化在民间
“羊性”、“狼性”与心中的“鬼子”——我看《鬼子来了》
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
公民代替侠士:梁羽生走了
“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回望逝去的“报人时代”
“风吹枷锁满城香”——近代以来因言获罪的几个例子
戊戌年的伤痛并未成为过去
今天我们走什么样的路?——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
蒋介石日记中的历史
退还“红包”的艺术
贺麟: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
张季鸾如何驳斥希特勒?
抗战前夕的渐进民主论
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大公报》评价鲁迅起风波
阳谋还是阴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回望戊戌变法110年
苏曼殊的“讨袁宣言”
“梁财神”亲历孙中山、袁世凯会谈
段祺瑞庐山谈国事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
“这与你无涉”
历史只剩下了等待吗?
改良和革命殊途而同归
“新社会”之梦——郑振铎:从《新社会》到《民主》
1912年荣德生的三个提案
“历史在自由的一边”——重温殷海光的预言
“五四”的激烈背后藏着什么?
1944年: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延安
洁白花瓣洒在墓地上
林昭四十年祭
政府是否等于国家——重温“陈独秀案”及章士钊与程沧波的笔战
悼柏杨 “只为苍生说人话”
大学校长的底线
真正的“五四”究竟是什么
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梦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43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
林昭——中华圣女,您让所有苟活者失去了生命的重量
胡政之,一个报人记录的一个时代
我心中的人间胡适
傲骨铮铮徐悲鸿
“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
遥望西南联大传统
“你真是书呆子”
储安平《观察》研究背后的梦
邓拓之死
朱光潜的“自我检讨”
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校长职务
“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
因思想而受难的殷海光
陈寅恪硬朗的人格底气
南通访张謇遗迹
“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
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
邵飘萍:幸还是不幸?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
范长江的悲剧
追寻律师的本土传统
华君武的道歉
鲁迅先生的讲演
宋教仁登南高峰
那盏灯熄了
胡耀邦:“活在人心便永生”
蔡锷:“为国民争人格”
秋瑾被杀害之后
夏承焘:“花事今年看斩新”
傅斯年的泪为何而洒?
黄炎培的幸与不幸
张元济力倡“中华民族的人格”
风流云散怀启功
“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傅斯年对抗日的判断
“根株浮沧海”:胡适的哀伤
竺可桢的选择
请尊重本民族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90周年
沈从文的“疯”
追求人性——重读王实味
刘志丹的悲壮人生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邓拓与毛泽东

《无语江山有人物》前言
伍廷芳的新机遇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民国教育的花开花落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
穆藕初:一个企业家的公共关怀意识
辛亥百年变局
从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
21世纪会是胡适的世纪吗?
公民教科书和公民教育
史量才与上海民间社会——“九一八”事变之后
谈出来的民国——回望99年前的辛亥革命
思想家是一个民族的推动力——中国近代转型的一条思想脉络
中国商业文明百年寻根
“五四”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从“五四”出发寻找真与美
从绍兴出发寻找中国现代之路
从现代化解释系统看中国近代史

心事浩茫连语文
误读的代价——读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
重建辛亥叙事
我的私人排行榜:2010年的好书
遥望美丽的“五月花”号
站在精神史上的雕像——读赵诚《长河孤旅》
百年前的西部中国
为雷震造一个铜像
饥饿和死亡的私人记录
“最长的弯路也是最近的归途”
像马寅初那样说真话——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
珍视秋风扫落叶中的一脉温暖——读章诒和《伶人往事》
凝望夕阳的“邻家大妈”
文网恢恢说鲁迅——读散木《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
美国版的潜规则?——评克里思·马修斯《硬球》

袁世凯的无奈
跳出“周期率”——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看法
“文章报国”:百年回首《大公报》
华盛顿与洪秀全
孙中山,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
从史官到记者
1943年:史迪威日记中的蒋介石
大题小做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中国的“四病”和“五鬼”
黄仁宇在场的历史记录
重要的是超越“平反”意识
评“太平天国”——兼评“农民起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历史性遗憾
再读宋教仁
改写历史的1919年3月26日之夜
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鲁迅去世之后
七十年前的“梦想”——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
再说费巩之死
百年寻梦——重读章乃器、王芸生的梦
《语丝》与《现代评论》——以“三一八”事件发生后为例
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
蒋介石日记中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登陆台湾:历史的总要还给历史
拒绝王袍加身
华盛顿告别政坛之后
魂兮归来,陈天华
陈独秀: 回归德先生
铁肩辣手:邵飘萍为什么被杀?
追求人性
王实味——一个时代的见证
“三·一八”枪响之后
愧对黄花岗的英魂

陈寅恪不是做学问的标准,是做人的标准
在过去寻找未来
消费主义时代:繁华中的危机
最大的公益:推动社会的自主变革
辛亥革命:理想情怀和现实道路
小悦悦惨死之后
民国课本小史
回望民国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
从私人记录逼近历史真相
晚清民国老课本的新生命
“没有一家当代杂志还有民国遗风”
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灰色的时代总要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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