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法律解释方法的证立功能与司法能动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14-11-17 20:08:21

进入专题: 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证立   司法能动主义  

侯学勇 (进入专栏)  

   【摘要】:传统上,人们将法律解释置于法律适用中予以理解,并赋予它"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重任。但是,传统的法律适用过程是一个法律发现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法律解释方法的使用与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没有逻辑关系。只有在证立的意义上理解法律解释方法,才能谈论它们能否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法律解释方法既能证立法律规范适用过程的正当性,亦能掩盖它的不合理性。坚持能动主义倾向的法官通常会创造性地解释法律,诸种解释方法的使用,既可能被用来证立某一解释结果的正当性,也可能被用来掩盖它的不合理性。因此,应当警惕司法能动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

   【关键词】: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证立 司法能动主义

  

   传统上,人们多是将法律解释方法置于"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 这一过程中予以研究,抽象的法律规范必须经过解释、说明之后才能适用于个案,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一个必要步骤。就此而言,法律解释的各种方法是人们针对具体案件发现法律规范之恰当含义的一种手段,多样的解释方法为人们提供多样的发现路径。现今,人们越来越多地在证立的意义上理解法律解释方法,如果某一解释(结果)是按照特定法体系所认可的法律解释方法得到的,那么,该解释结果至少具有初步的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解释方法具有证立功能。在证立的意义上研究法律解释及各种解释方法,对于当下人们热议的司法能动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坚持能动主义倾向的法官通常会创造性地解释法律,以弥补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法律解释方法的证立功能具有两面性,它既能证立某一解释结果的正当性、也能掩盖它们的不合理性,因此,我们应当警惕司法能动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防止司法权借能动主义的东风过度扩张或被滥用。

   一、法律发现过程中的解释方法

   一般而言,法律规范是立法者将某一类的事实予以类型化,然后以规范性的语言表达在法律文本中。相对于具体的个案事实而言,法律规范总是具有规范性、抽象性特征,因此,"全部的法律文字原则上都可以,并且也需要解释。需要解释本身并不是一种……"缺陷",只要法律、法院的判决、决议或契约不能全然以象征性的符合语言来表达,解释就始终必要。"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将现行有效法适用于具体个案以获得正当法律决定的过程,都离不开解释。传统上,人们多是在这一立场--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一个必要前提--上研究法律解释及各种解释方法的。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国内法学界就在借鉴前苏联法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继承大陆法系的基本理念,将法律解释视为法律适用的一个必要前提,如译自前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程》认为法律解释"阐明法律或国家政权的其他文件的意义与内容",并且表明"在将法律或其他文件适用到具体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法权进行判决的案件上时,就应该对这一法律或其他文件进行解释" 。孙国华在80年代编写的《法学基础理论》也将法律解释视为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律的解释是科学地阐明法律规范的内容与涵义,确切地理解法律规范中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 。同一时代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法理学教材亦认为"法律解释同法律的实施、执行和适用有着密切的联系" 。沈宗灵更是明确地指出,"法律解释既是人们日常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 。大力倡导法律解释学的梁慧星也将法律解释看作是法律适用的必要条件:"法律解释乃是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要得到妥当的法适用,必须有妥当的法律解释。" 近几年较具影响力的几本法理学教材也继承了这一立场,如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教材认为,"法律解释是准确适用法律的需要。如果说立法(立法者)意图是起点,司法(法官)目的是终点,那么法律解释是连接两端的中间环节。" 朱景文主编的《法理学》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法律解释既是法的实施和适用的前提,又是保证法的统一性、稳定性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媒介。"

   以上这些关于法律解释的观点大致呈现这样一种倾向:法律规范必须先经过解释然后才能适用于具体案件,解释是人们找到或发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的一种必要手段。将法律解释看作是法律适用的一个必要前提,也就是把解释当作是寻找、发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的一种方法 。寻找、发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的过程一般被称为"法律发现" ,也有人更形象地称之为"找法","就是从现行的法律规则当中找到可以用来裁判本案的那一个法律规则,即用来进行逻辑推论的那个大前提" ,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是人们找法的手段。在这一立场上,为了从抽象的法律规范中发现能够适用于具体个案的妥当含义,学者们在萨维尼四种解释方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更多的方法,如伊藤正己认为法律解释的诸种方法有:文学解释、文理解释、扩张解释与缩小解释、类推解释与反对解释、当然解释; 郑玉波将法律解释分为两大类,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论理解释又分为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类推解释; 杨仁寿则将法律解释分为三类,文义解释、论理解释和社会学解释,论理解释又分为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 梁慧星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将法律解释分为四类,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以及社会学解释,并将论理解释细分为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 其实,人们发展出如此众多的解释方法,无非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通过不同解释方法的使用以获得妥当的法律适用。于是,人们便对多样的法律解释方法抱以厚望,希望通过不同方法的使用能够从不同的途径发现正确的法律规范,进而获得正当的法律决定。如孙国华所言的"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梁慧星所讲的"妥当的法适用"、张文显的"法律解释是准确适用法律的需要"等等,俱是此意。

   但问题是,某一特定法体系下往往不止有一种而是有多种解释方法,而且,人们关于到底有多少种解释方法又存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如果法官对于某一具体法律规范,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两个以上的法律决定时,何者正确?也许,人们会想到对各种解释方法进行排序,通过确定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来决定它们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效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尚未能在诸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确立一个如化学元素表一样的固定的位序关系。 可见,多元的解释方法不一定能帮助我们"准确"或"妥当"地适用法律,充其量,各种解释方法的使用不过是帮助我们找到一种"可能"的、而非绝对正确的答案。关于这一点,凯尔森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明确的认识:"它们的功能--也就是法律解释的功能--是被看成是对既存规范的发现,即规范是在某种特定的方式下被发现的。" 与此同时,凯尔森亦敏锐地看到了法律解释的局限性:"已经发展出来的解释的每种方法总是仅仅达致一种可能的结果,从未达致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

   在事物的发现过程中所得到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非唯一正确的结果,这在哲学领域早有论述。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者基于经验主义立场提出科学知识的"发现的脉络"(context of discovery)和"证立的脉络"(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主张将影响科学假设产生的各种因素归于发现的过程,如创造性想象、宗教信仰、研究者的科研兴趣与热情等;将确定或验证各种科学假设之真假和可接受性的影响因素归于证立的过程,如一致性、丰富性、相关性、融贯性等。 直觉、本能、创造性想象等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也会导致科学上一次重大发现。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说所发现的这一结果是否正确,只有经历理性的证立过程之后、且只有经得起理性证立的结果才可以称得上是正确的。这就如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牛顿在被苹果砸到头上时发现了世间万物都可能有相互吸引的力量,此时,谁也无法判断这一发现是否正确,只有当这一发现经过科学实验的检验、证立之后,万有引力才成为定律。类似地,在司法裁判中,结论往往是依赖法官的个性、直觉和预感等因素被发现的,"法官是根据感觉而不是判断力、是根据直觉而不是推理来做出判断的", 非理性因素在法官发现法律或司法结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尽管法官的直觉和情感因素在司法判断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它们可能决定着法官能否根据正义和衡平原则去发现法律,但是,人们在强调各种非理性因素在法律发现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同时,更为注重对发现过程及其结果的证立,将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赋予证立的过程:"直觉、偏见和价值这些因素很可能影响到法官就法律问题做出判决的过程,但这决不有损于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因为这些均属于发现的过程,司法过程的客观性存在于证立的过程中。"

   可见,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法律发现,在发现的过程中是无法谈论所发现之结果是否正确的,只有证立之后才可以说它是否正确。就此而言,上述学者对法律解释这一概念所作界定,如果从法律发现的角度去理解,在逻辑上显然是无法得出"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的结论。对此,惟有从证立的角度去看,才能正确理解学者们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使用。

   二、法律证立过程中的解释方法

   其实,在199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将法律解释置于证立或论证的框架下予以考虑。如刘星在1993年译介了阿尔尼奥(Aarnio)的"法律确证"(legal justification,即法律证立--引者注)理论 ,之后受该理论的影响,他在1998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即主张应当从证立的角度去理解法律解释行为:"笔者以为,解释的具体方案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解释确证即正当性的基本理由的追寻和理解……" 。对法律解释有过系统研究的张志铭在其专著《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一书中也主张从证立的视角看待法律解释方法:"把法律解释的实际操作与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活动相结合,意味着本书将选择一种法律的正当性证明(或证成,legal justification)的角度把握和分析法律解释的操作技术" 。同样,苏力也是站在证立立场上看待解释问题的,"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进而,"……法律解释的问题不在于发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而在于为某种具体的司法做法提出有根据的且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 显然,苏力言下的法律解释也不是为了某个结果的发现,而是为那个已经存在的做法提供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解释是证立司法结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

在司法实务领域也有人提出类似的主张。"法官解释法律,并不是按照法律解释的'方法'进行的,这些'方法'仅仅是法官已有的法律解释结论正当化的理由而已。" 司法实践中的法官处理案件,一般是先有自己的判断,然后再去寻找法律依据,这就如德国学者所意识到的"法律审理的本质特征,一如已解释的,为论证与判决。一方面,具体的判决发生在论证之前,另一方面,须对判决进行证立"。 法官在寻找法律依据的过程中,如果找到明确的规定,则依法律规定判决;如果法律规定不明确或与法官自己的判断相矛盾,他就会根据上一层级的规则或原则,借助于各种解释方法来证立其解释的合理性。这种先有结论后又"运用"解释方法的思维过程是一种"结论主导"型的思维模式 ,就象普通人并不是首先考虑语法规则之后才开口说话一样,语法或逻辑规则只是在检验所说话语是否正确时才会被考虑,法官使用各种解释方法解释法律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们只是证立已有结论的正当性的手段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法官解释法律,不是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发现某个可能的结果,而是把这些解释方法当作证立某个解释(结果)之正当性的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侯学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证立   司法能动主义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19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