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三国志演义》忠义问题新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 次 更新时间:2018-04-04 15: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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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初年,基本上可信为出自罗贯中本人的手笔(参见袁世硕:《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笔者亦有《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兼论罗贯中的生卒年及施罗关系》,为首届《三国演义》讨论会论文,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第一辑)。它不仅是评论罗贯中及其创作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小说演进史的珍贵资料。

  

   演者延也。《三国志演义》将史书“演”为小说,其“义”为何?答曰:褒美忠义是也。从开书第一卷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宣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到最后一卷的东吴丞相张悌的甘死国难,“忠义”二字贯串全书,构成小说的支柱和灵魂。

  

   然而,《三国志演义》的忠义,长期以来却被视为“封建性的糟粕”,受到种种非议和批判,这种忽略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不适当地以今人的思想去规范古人的做法,是值得考虑的。

  

   一

  

   恩格斯指出,道德是“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4,132页)。“忠义”这种道德观念,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但它并不是长此不变的僵死教条;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内涵也会逐渐发生极其微妙的变异。就其本质来说,“忠义”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为封建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的道德;但是,这不能排斥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同样有可能对它进行改造,赋予它以新的内容,从而成为维护自己利益的道德。《三国志演义》中“忠”的观念的新变异,尤其是“义”的观念的新发展,都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三国志演义》的忠君思想是属于正统的封建道德,特别是表现在对于备受奸臣挟制、欺凌乃至篡弑的帝王的无限同情、哀怜以及不惜杀身以殉的忠臣义士的高度赞美等方面,这种道德情感是很强烈的。但是应该看到,书中所反映的那个时代,正如王粲所说,是一个“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在那李傕、郭汜竞相劫夺天子公卿,甚至“两个自拼输赢,赢的便把皇帝去了”、帝王的神圣威权受到空前亵渎凌辱的情势下,人们头脑中“忠”的观念必然发生极大的变异,反映在《三国志演义》中,便有如下一些令人注目的特点:

  

   《三国志演义》宣扬“人皆可以为尧舜”,实质上是人皆可以称王称帝的思想。东吴的谋臣鲁肃曾经针对孙权“思桓文之政”的想法尖锐地说:“昔汉高祖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也,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业,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鲁肃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即使主观上想“尊事义帝”,即忠于汉献帝,也是办不到的;惟一可行的是立足江东,以图天下。小说还借孔明、张松、华歆等人之口,在不同场合数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见解。张松鼓动刘备去取四川,说:“明公知天时人事乎?若以人事而背天时,恐日月逝矣;大丈夫处世,当以努力建功立业,着鞭在先。今若乘时不取,为他人取之,悔之晚矣。”身为刘璋使节的张松,劝他人夺取四川,不算是“卖主求荣”;身为“大汉皇叔”的刘备,也从来没有想到四川实际上也是大汉的土地。纯正的“忠”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可以说都是十分淡薄的。在逼汉献帝禅位时,王朗说:“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道?安有不败之家?”华歆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立一帝,废一帝,古之常礼!”甚至连曹皇后也站在篡权者一边,怒斥献帝说:“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尚且劫夺秦朝天下;吾父扫清海内,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为帝?”这些无情的话语,确实道出了历史推移变化的严酷法则。刘备深知个中奥秘,故白帝城托孤,以心腹之言告孔明说:“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也许是想借此来激发孔明的忠贞之节,但他说的确是真话。最有深意的是,当张阵亡的消息传来,魏国群臣皆泣,说:“张乃栋梁之材,今日已亡,国家栋梁折矣!”这时,谏议大夫辛毗叱道:“昔建安年间,皆言‘天下不可无武祖也’。乃至升遐,传位文皇帝,时又曰:‘不可一日无文皇帝也’。及至文皇帝晏驾,今日陛下龙兴,国中文武如雨,岂少一张耶?”这就是说,不仅异姓帝王可以取而代之,即使是本朝的前代帝王,也决不是天下一时缺少不得的。这就将帝王头上神圣的光圈驱除得干干净净。

  

   在“人皆可以为帝王”的思想支配下,《三国志演义》反复强调“贤臣择主而事”,实质上是宣扬“忠”的观念的相对性与可转移性。周瑜曾援引马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话以劝鲁肃效命孙权,说这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孔明劝刘备进位汉中王,也说:“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有才德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舍死忘生而事其主者,若非为名,即为利也。今主公苟避嫌疑,守义不举,手下之士,大小皆无所望,其心皆惮,不久尽去矣。”孔明的话也有片面性,《三国志演义》中的杰出人物,更有超出屑屑于名利权衡之外者在。如赵云,“奔走四方,寻主事之”,当一郡之人皆愿倾心归附势大力强的袁绍时,独回心投奔穷途的公孙瓒。他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及至发觉公孙瓒之所为,亦为袁绍等辈时,他就又弃而投奔刘备。又如徐晃,知杨奉、韩暹非立业之人,听信满宠“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之言,舍而去之。小说还通过田丰为袁绍所忌,终至杀害,从反面写出“臣尚量主”的重要性:“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者,是无智也;不识嫌疑而进之者,是不明也。”又引用孙盛的话说:“诸侯之臣,义有去就。……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也。”这种“背暗投明”的思想,肯定臣子的选择权利,较之“愚忠”,是根本不同的。《三国志演义》认为,刘备才是真正的“有道之君”,是值得为之效忠的“明主”。这是不是仅仅因为刘备是所谓“正统”的缘故呢?不是。刘备固然算是一个七弯八拐的“皇叔”,但比起刘表、刘璋来,无疑要疏远得多。况且刘备又“贩履织席为业”,早已降落到底层手工业者的地位。诸葛亮舌战群儒时,陆公纪曾以“汝刘豫州虽中山靖王苗裔,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庸夫”相讥时,孔明坦然答道:“昔汉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长,宽宏大度,重用文武而开大汉洪基四百馀季。至于吾主,纵非刘氏宗亲,仁慈忠孝,天下共知,胜如曹操万倍,岂以织席贩履为辱乎?汝小儿之见,不足共高士言之。”可见,《三国志演义》的择主标准,决不仅限于所谓“刘氏宗亲”的正统观,而自有更高的标准在。

  

   以上所说,是否就意味着《三国志演义》的“忠”,已经溢出封建道德的范畴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但也应该承认:“忠”在这儿确实产生了那么一点变异:它告诉读者的是:不必死死忠于某一个君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效忠的对象。这些,都是通过历史事件的陈述极其曲折地表达出来的,但它们的存在,却是不应怀疑的。

  

   二

  

   由于“忠”的观念的相对性,《三国志演义》对于不忠的行为并不一概加以贬斥。这是因为,对这一方的“不忠”,就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忠”。刘璋手下的两员大将,张任不降,孔明斩之,以全其忠义之名;严颜因感张飞之义,不光自己投降,还将部下皆唤出投降:张任、严颜,在小说中都表现得正气凛然。可见在“忠”与“义”的对立统一中,“义”的地位都在“忠”之上。同对于“不忠”行为的有条件的原宥不同,对于“不义”的行为,是毫无通融的馀地的。

  

   “义”与“不义”,是区别“明主”与“暗主”的分水岭。如董卓,将社赛村民,“引军围住,尽皆杀之,掠其妇女财物,……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先报董太尉杀贼,大胜而回。”在董卓无数不义行为中,害民比起篡国,更为大不义。又如长沙太守韩玄,“不以人为念,众皆恶之”,魏延袒臂一招,即有数百人相从,一同杀之。在《三国志演义》看来,虐待残害人民,就是不义,而能爱民惜物,就是义。陶谦因曹操起兵报父仇,欲自缚前往曹营,任其宰割,“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被称为“仁人君子”;连刘璋、张鲁这两个庸主,也因为不愿“动民以备敌”,不肯焚烧仓库,也受到相当的同情。在小说中,爱民最集中地体现在刘备身上。火烧新野之后,刘备领带百姓往樊城,后到襄阳城下,又说:“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矣!”引着十数万百姓,一程程挨着往江陵进发,步行二十馀日,被曹操一日一夜赶上,才遭到当阳夏口之大败。孔明、简雍曾再三劝刘备暂弃百姓,都为刘备所坚决拒绝。小说引习凿齿之论曰:“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昇之坟,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刘备认识到“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真理,他对人的看重已经大大超出“投醪抚寒”、“含蓼问疾”的水平,更同那种“不以人为念”的做法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刘备被称为“明主”的根本原因。小说对曹操的态度往往随“义”与“不义”的行为而转移,当曹操下令禁止军人作践麦田时,小说是赞扬的;当曹操大肆屠戮无辜百姓时,小说又是谴责的。褒贬自有标尺,这个标尺,就是义。

  

   小说卷一写十七镇诸侯起兵响应曹操以讨董卓时,每镇诸侯均冠有八字赞语,其中王匡的赞语是“仗义疏财,挥金似土”,张邈的赞语是“赈穷救急,志大心高”,乔瑁的赞语是“恩惠及人,聪敏有学”,袁术的赞语是“交游豪俊,结纳英雄”,这一类赞语同“贯通诸子,博览九经”、“阔论高谈,知今博古”,同“武艺超群,威仪出众”、“英雄冠世,刚勇绝伦”,同“四世三公,门多故吏”、“圣人宗派,好客礼贤”之重文学、重武艺、重门第都截然有别,实际上是提出了以“义”作为品评人物的新标准。

  

   如果说“义”提供了品评居于上位者从而决定取舍的标准的话,那么,“义”的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它更重视居于下位者自身的联合起来的力量。刘备在袁绍处致书关公曰:“备尝谓古之人,恐独身不能行其道,故结天下之人,以友辅仁。得其友,则益;失其友,则损。”极其深刻地反映出人们在那动乱的社会环境里,感到个人力量的孤单,从而产生联合起来的迫切愿望。“桃园三结义”,最集中地概括了这种联合的意念和趋向。但是,结义是有原则的,这就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刘备也曾与吕布“结义”,在若干关节上,吕布也曾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义”,如夺了刘备的徐州,却下令保护刘备的家属。但吕布骨子里是个无义之人,所以刘备在吕布被掳求饶时,提醒曹操:“明公不见事丁建阳、董卓乎?”一句话送了吕布的命。张飞在古城会中,也大义凛然地责备关公顺了曹操,忘了桃园结义,要同他拼个你死我活。所以,那种把结义看成是狭隘帮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如袁绍那样,夺取为自己送粮的韩馥的冀州,这种不义的行径,是令人鄙夷的。刘备就大不相同:陶谦几次要让徐州大印,刘备说:“孔文举令备来救援徐州,以义之故。今却据守,人不知者以为大不义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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