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解开古代小说作家之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8 次 更新时间:2021-01-3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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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一、古代小说作家之“谜”为何特别多?


千百年来,无数的小说作家,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作了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在内的大量古代小说作品,为中国辉煌的传统文明,作出了自己伟大的贡献,他们的业绩,理应受到后人的尊敬和怀念。

可是,当我们真要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的时候,就会惊讶地发现:对于古代小说作家之中的绝大多数,竟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无法弄清!《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是一部著录上自唐代、下迄清末的通俗白话小说的书目,收录小说总数达1164部,其中标出了作者姓名的只有186部,占总数的15.98%;标出了近似现代作家笔名的“别号”的作品有 606部,占总数的52.06%;不标作者的有372部,占总数的31.96%。 有些作品即使标出了作者姓名,如《岳武穆精忠传》题“邹元标编订”,《僧尼孽海》题“唐伯虎选辑”,《盘古至唐虞传》题“钟惺编辑”等,学者多有以为是书坊的伪托,真正可靠的数字还要少得多;当然,标上别号的也有一些是可以考出作者真实姓名的,如“墨憨斋”是冯梦龙,“觉世稗官”是李渔,“南亭亭长”是吴趼人,等。但是,绝大多数的小说无法知道作者真实姓名,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许多难以解开的古代小说作家之谜。

古代小说作者为什么几乎都不肯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呢?这与中国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有很深的关系。《左传》中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里说的“立言”,指的是创立一家学说,并不包括文学的创作,所以曹植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正统的辞赋,尚且够不上“立言”的资格,用白话写作供给贩夫皂隶、市井愚氓阅读的通俗小说,就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它的备受轻贱,是很自然的事。明代的胡应麟,可算是施耐庵高度艺术水准难得的一位知音,他赞扬《水浒传》“排比一百八人,分量轻重,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而在这赞扬之后,又说:“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长,政使读书执笔,未必成章也。”(《少室山房笔丛》)对施耐庵以如此出色的文心,用到写通俗小说这种“至下之技”方面,表示了深深的遗憾,甚至还不无恶意的推测施耐庵也许只有这种写小说的“偏长”,让他去撰写不朽的“一家之说”,未必能够成章。清代的程晋芳,是吴敬梓的好友,他对《儒林外史》也大加赞许,说:“《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然而临了又不忘添上一句:“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上面说的还是一些有身分、有修养的人士的观点,至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诸如“施耐庵著《水浒》书行世,子孙三代皆哑”(石成金:《天基狂言》);李贽、金圣叹喜批小说,“终身蹭蹬,死于非命”,“卒陷大辟,并无子孙”(梁恭辰:《劝戒四录》);李渔喜作小说,“当堕拔舌地狱”(董含:《三冈识略》);“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毛一清:《一亭杂议》)等因果报应的迷信妄说,更表现了社会舆论对于小说作家的轻视和诬蔑。

封建统治者对于小说的禁毁政策,则是小说作家不敢署名的政治原因。王利器先生辑录了一本《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里面收录了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的中央法令131条,地方法令80条,如《元史·刑法志》载:“诸妄撰词曲, 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小说当然也包括在内。明正德七年,禁《剪灯新话》等小说,“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习藏者,问罪如律。”(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剪灯余话》作者李昌期,本永乐甲申进士,景泰年间以乡贤祀学宫,李昌期因作有《余话》,不得入(都穆:《听雨纪谈》)。清代更明确规定:“凡坊肆市买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买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劝毁淫书征信集》)

统治者的禁令和社会上对于小说的传统偏见,不可能扼杀小说创作的蓬勃生机,古代小说丰厚的遗存就是明证,但却不能不对小说作家的署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于是,一部分作品就干脆不署作者之名,或者署上一个别号。在众多的别号中,又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重视经史,提倡名教的正统观念,申明小说是“羽翼经史”的稗官野史,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劝戒之作,如“酉阳野史”、“江南旧史”、“觉世稗官”、“名教中人”,以便为自己披上一件正统的外衣;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玩世、隐世的姿态,如“齐东野人”、“西泠狂者”、“安阳酒民”、“鸳湖渔叟”等等。这种别号,如果不考实所代表的作家的真实姓名、生活年代,也不过是一种没有多少内涵的符号,比起不署名来,实在也好不了多少。无数的古代作家之谜,就这样产生了出来,等待后人去解开。


二、古代小说作家踪迹何处去寻觅


(一)


有谜,就会有人去解;古代小说作家之谜,更唤起了大批学者索解的浓厚兴趣。这不仅是受好奇心的驱使,而且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孟子说过“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话,要对古代小说的丰富遗产作出历史的和审美的评价,不了解它的作者的情况和他所处的社会时代,是很难切中肯綮的。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觅古代小说作家的踪迹呢?

首先,是到古代小说版本本身留下的印记中去寻觅。作品毕竟是作家的产儿,相当多的小说,是可以在版本的很多地方反映出作者的情况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卷端的题署。什么是卷端?卷端就是每卷正文前表示书名、作者、版刻情况的几行文字。如明代嘉靖年间刻本《忠义水浒传》的卷端:


忠义水浒传卷之十一

施耐庵集撰

罗贯中纂修


又如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全传》卷端:


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传引首

施耐庵集撰

罗贯中纂修


根据卷端的题署,可以判明:《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而在这两位作者之中,施耐庵的工作是“集撰”,罗贯中的工作是“纂修”。“撰”有“聚集”、“编集”的意思,又有“著作”、“著述”的意思。鲁迅说:“《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古代小说的成书,很多是采用“联缀成帙”,也就是“集撰”的方式进行的。《水浒传》的伟大思想艺术成就,来源于作家再创作的劳动,“集撰”中的“撰”,确实包含了“著述”的意思,“集撰”一词,用在这里是非常贴切的。“纂修”的意思,则是“搜集整理”。《水浒传》的题署,清楚地说明了施、罗二人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和明代高儒《百川书志》所录《水浒传》,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要完全否定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把它说成是罗贯中一个人的作品,是完全没有版本题署的根据的。

又如明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端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又有一种明万历闽书林杨美生刊本《三国英雄志传》,题“晋平阳侯陈寿志传”、“元东原罗贯中演义”。陈寿是晋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三国志》是古代良史之一。罗贯中将《三国志》“编次”、“演义”为长篇历史小说,他的作者地位,也在题署中得到了记录。这两种题署中,前一种还标出了作者的名、字。古人既有“名”,又有“字”,“名”和“字”在意义上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如罗贯中,他的名是“本”(还有的版本是题为“道本”的),而字是“贯中”,这就比《水浒传》的题署给我们提供了较多的信息。第二种还标出作者的朝代和籍贯(地望),使我们知道罗贯中是元代东原人。当然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人,所以说他是“明人”,也是正确的。

古代小说的卷端题署中,很少用“撰”“著”这类词语,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题“二里南人著”,《红楼梦影》,题“西湖散人撰”;一般都喜用“编集”、“编次”、“编辑”、“评辑”、“纂述”、“演义”等字样,甚至“校阅”、“评阅”,也都可能是著述的意思。如《杨家通俗演义》题“秦淮墨客校阅”,《说呼全传》题“半闲居士学圃主人同阅”,一般都把秦淮墨客、半闲居士学圃主人看成这两书的作者,这和其他古籍对于撰、编、辑、修、纂、评、注等不同的著作方式区别得清清楚楚,是不大一样的。

除了卷端以外,还能在版本的其他地方如封面、书名页、目录页、序跋页找到作者的名号,但却不及卷端来得可靠。因为卷端在每卷正文的开首,落笔比较慎重,且又与正文紧紧相连,是书版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像封面、目录等处容易破损和脱落,甚至可能产生无意的差错,或者有意的作伪。如康熙乙亥(1695)在兹堂刊本《第一奇书》(即《金瓶梅》)的书名页上,题“李笠翁先生著”。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而《金瓶梅》的抄本出现的现有最早的记录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那时李渔还没有出生;《金瓶梅词话》刊本的东吴弄珠客序,写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那时李渔才六七岁,因此,说李渔是《金瓶梅》的作者,是出于书商的伪托。

应该承认,卷端题署所包含的信息,毕竟是极其有限的。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的情况,就需要查考小说的序跋。上文说过,古今小说作者一般都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姓名和身世,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就不仅亮出了自己的身分,还作了《荡寇志缘起》刊于卷首,自述他写作此书的动机。他的儿子俞龙光还写有《荡寇志按语》,介绍了俞万春的生平和写作经过,又有徐佩珂、胡志人、陈奂等人的序,为之捧场吹嘘,这就为我们了解俞万春的情况提供了较多的材料。俞万春和他的亲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荡寇志》主张把梁山一百八人“尽数擒拿”、“诛尽杀光”,“于世道人心,亦有维持补助之德”(陈奂序),这样一部肯定会得到统治者鼓励和保护的书,公开作者的身分,又有什么妨碍呢?

又如《明月台》小说十二回,只有抄本存世。此书署“烟水散人著”,自序后题“咸丰六年初伏日洞庭东山烟水散人凝香翁桂著于萧县草野书轩之南窗下”,据此,我们可知这一位号“烟水散人”的作者,姓翁名桂,字凝香,洞庭东山人,寄迹萧县。从自序和书后所附的友人题词来看,翁桂因儿子忤逆不孝,“胸中无限伤心”,便借《笑府·凤凰寿》的故事,演化出非禽非兽的蝙蝠借顽石为体,生胎现世的寓言小说,以隐射不忠不孝、无仁无义的逆子。大约他是过于伤心的缘故,通过小说的写作尚不能完全渲泄干净,便忍不住把自己的身世生平透露了出来,后人便借此了解了这位作者的处境。

不过,像这样便当的事,在古今小说版本中是比较少见的,为此,还得细心地花费考证的功夫。如《杨家通俗演义》,题“秦淮墨客校阅”,首万历丙午(1606)秦淮墨客序,序后有图章,据此,可知秦淮墨客名为纪振伦,字春华。又如《隋史遗文》,不题撰人。首有崇祯癸酉(1633)自序,后署“吉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序后有两方图章,一是“令昭氏”,一是“吉衣主人”,可知作者为袁于令(1599-1674),名韫玉,一名晋, 字令昭。袁于令为明清之际的文化名人,他的生平材料甚多。确定了《隋史遗文》的作者,其他的事就比较好办了。

根据序后图章考定作者的更有趣的例子是另一位“烟水散人”。小说《女才子书》一名《美人书》,题“鸳湖烟水散人著”,首自序,署“烟水散人漫题于泖上之蜃阁”。序后有“徐震之印”、“烟水散人”两方图章。自序后为钟斐序,中说:“己亥春,随风而抵秀州,泊于城南湖畔,……乃呼酒独酌。舟子曰:‘有酒无客,奈何?’余笑曰:‘此地有徐子秋涛者,余莫逆友也,彼必冲烟冒雨而至,奚患无客?’俄闻歌咏之声出自芦荻中,则徐子果以扁舟荷笠而来,袖出一编示余曰:‘此余所作《名媛集》也,惟子有以序之。’”据自序后面的图章,可知烟水散人即是徐震,又据钟序,可知他的字或为秋涛,秀州(即浙江嘉兴)人。又有小说《赛花铃》,题“吴□白云道人编次”,“南湖烟水散人较阅”。首有《赛花铃题辞》,署“时康熙壬寅岁仲秋前一日槜李烟水散人漫书于问奇堂中”。后有两方图章,一为“徐震”,一为“烟水散人”。辞中说:“予自传《美人书》以后,誓不再拈一字,忽今岁仲秋,书林氏以《赛花铃》嘱予点阅。”南湖,就在嘉兴城南,因两湖相连,又名鸳湖。槜李,又写作“醉李”,在嘉兴西南七十里,亦可作嘉兴的代称。看来,这位烟水散人,就是写《女才子书》的同一位徐震。这样,还可以推知题“鸳湖烟水散人著”的小说《珍珠舶》,题“槜李烟水散人编次”的小说《合浦珠》、《灯月缘》、《梦月楼情史》、《鸳鸯配》等,都是徐震的作品,题“古吴烟水散人演辑”的《后七国乐田演义》,题“烟水散人编”的《桃花影》,也可能是徐震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是不是都出于徐震之手?会不会有后人的伪托?那就需要更细致的研究和考证了。徐震的生活年代,从《赛花铃》题辞的“康熙壬寅岁”可以推知,但康熙长达六十一年,恰有两个壬寅,即康熙元年(1662)和康熙六十一年(1722),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特例,恰巧就造成了麻烦。那么,这个壬寅岁应是哪一年呢?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康熙元年,徐震是生于明代,由明入清的人物;有人则说是康熙六十一年,徐震生于顺治、康熙年间,是清人。有人据《赛花铃》的刻工黄顺吉是顺治年间的人,他同时刻有顺治原刊本《续金瓶梅》,《后序》中称卒于崇祯十二年的陈眉公为“近人”及书中不避康熙帝玄烨之讳等,判定“壬寅”为康熙元年(《关于〈赛花铃〉与〈女开科传〉的题词或著录年代》),是有道理的。《赛花铃》的卷端题“槜李烟水散人较阅”,“较阅”,本应作“校阅”,明人为避熹宗“由校”之讳,改作“较阅”。徐震“校阅”此书时,虽已是清代,但他生于明朝,熟知明讳,习惯用“较阅”代替“校阅”。这大概也可以作为壬寅为康熙元年的例证,因为明亡还只有十几年的历史。


(二)


在大多数场合,光凭小说版本提供的信息,已不足以解决作者问题,因此,还需要在小说之外寻找其他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历代传流下来的文献资料。

官修的“正史”,是不会为小说家立传的。被今人推崇为伟大作家的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不可能在正史中找到一丝一毫的记录的痕迹。当然,也有几位被研究者推测为《金瓶梅》作者的人物,如王世贞、贾三近、屠隆,在《明史》中都有他们的记录,不过他们之所以被写入正史,也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可能写过什么小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正史对于小说作家的考证,就毫无用处了;相反,由于中国正史体系的完备,资料的富赡,还是可以提供有益的线索的。如史学家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列举小说中“马价银”、“皇庄”、“番子”等,详加考证,认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约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又如《金瓶梅》的卷首,有酒、色、财、气的《四箴词》,黄霖根据《明史》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名隹于仁的四箴疏,认为《金瓶梅》的成书与讽谕万历帝贪于酒色、宠信郑贵妃有关,并揭出《金瓶梅》第六十五回的“布政使陈四箴”的人名,寓意十分明白,透出了成书年代的重要信息。

对于考证小说作家更为有用的是大量的野史笔记。这类文字一般较少正统观念的束缚,信笔所书,往往能保留下许多极为珍贵的史料。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谈到《水浒传》的作者时说:“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篇。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梁章钜《归田琐记》记同乡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长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无忧贫也。’乃因《尚书·武成篇》‘惟尔有神,尚克相予’语,演为《封神传》,以稿授女;后其婿梓行之,竟获大利。”沈国元《皇明从信录》谈到《英烈传》的写作,说嘉靖十年,“武定侯郭勋,欲进其立功之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动人听闻,己乃疏乞祀英庙庑。”宋起凤《稗说》提到《金瓶梅》的作者,说:“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岂能才力若是耶?弇州痛父为严相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盛百二《柚堂续笔谈》说:“张博山先生劭,号悔庵,嘉兴人,与查声山宫詹,僚婿也。幼聪敏,十四五时,私撰小说未毕,父师见之,加以夏楚。其父执某,为之解纷曰:‘此子有异才,但书未毕,其心终不死,我为适成之。’即今所谓《平山冷燕》也。”上面这些文字材料,情节生动,叙写细致,但大多出于传闻推测,真伪杂糅,需要仔细加以鉴别。

相比之下,地方史志,由于着眼于某一地域的历史沿革,所以能囊括许多正史所遗弃的材料,注意搜检遗闻,务臻实录,所以对于作家的考证,有更大的价值。如乾隆年间,先后创作了话本小说《娱目醒心篇》和讲史小说《北史演义》、《南史演义》的杜纲,从版本的题署“玉山草亭老人编次”和“玉山杜纲草亭氏编次”来看,我们只可推知他是玉山人,号草亭老人。江西省有玉山县,江苏昆山县西界溪上,有玉山草堂,时称吴中第一,所以昆山也称玉山。杜纲到底是哪里人?他的生平如何?就需要查考地方志了。据道光丙戌(1826)《昆新两县志》卷二十七《文苑》二:


杜纲,字振三,少补诸生有声。时经生家久不治古文,纲独上下百家,于幽隐难穷之处,辄抒其独见,发前人所未发。童试时受知昆山令许治,令与子兆椿兄弟同学。后兆椿出守松江,时时过访,绝未尝干以私,兆椿益爱敬焉。所著有《近是集》,同邑诸世器为序而行之。


据县志,我们可以肯定杜纲是江苏昆山人,字振三,别号草亭。杜纲一生科名不遂,大约是以诸生终老的。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按县志所记受知于许治的事,也可以找到一点线索。《昆新两县志》卷十四“职官·昆山知县”:“许治,肖野,汉阳人,乾隆己未进士。十九年。”再查《松江府志》卷四十三《名宦传》:“许治,字宵野,云梦人。乾隆四年进士,二十二年由昆山调知华亭县。自奉俭约,征收漕白,无丝毫沾润。尝浚南北俞塘、濯锦港、横泾,田资灌溉,民甚德之。子兆椿,字秋岩,乾隆三十七年进士,五十九年由刑部郎中出知松江府,历迁至刑部右侍郎。”这样,我们得知许治任昆山县令,是在乾隆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杜纲参加童生试,受知于许治,正在这个时期。明清科举制度,凡是应生员考试者,不认年龄大小,都称“童生”,所以我们还不能判定杜纲这时的年龄。但据“少补诸生有声”的记录,杜纲那时确在少年。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丑、未、辰、戊为岁考,寅、申、巳、亥为科考。许治在昆山任上的三年分别为乾隆十九年甲戌、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那么在十九年举行的是岁考,二十年举行的是科考。科考和岁考的任务不同,它要保送优等的秀才参加乡试,称为“录科”。从许治让他的儿子兆椿同学的情形看,杜纲参加的可能是十九年(1754)的岁考。假设杜纲这年是十五岁或稍长,那么,他当生于乾隆五年(1740)或稍早。还有,我们已经知道杜纲与许兆椿同学,二人年岁应该相近,许兆椿为乾隆三十七年(1722)进士,五十九年(1794)出知松江府。昆山离松江虽然不算太远,但能“时时过访”,说明杜纲还处于精力旺盛的时期,联系他于乾隆五十七年写成《娱目醒心篇》,五十八年写成《北史演义》,六十年写成《南史演义》,年龄似不应超过六十岁,若生于1740,其时正好五十五岁。《北史演义》有嘉庆二年(1797)杜纲好友许宝善自怡轩重刊本,内中并未透露杜纲去世的消息,估计他仍然健在。这样,凭借地方志的材料,我们对于杜纲这位重要的作家,有了大体上的了解。

对《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的考证,更显示了地方志的重要作用。《水浒后传》题“古宋遗民著”,且标为“元人遗本”,显然是不可靠的。研究者从版本上题“雁宕山樵”入手,查阅《南浔镇志》等,得知雁宕山樵是陈忱,字遐心,浙江乌程南浔镇人,明亡,以遗民自居,绝意仕进,身名俱隐,穷饿以终。他曾与顾炎武、归庄等人结为惊隐诗社,以民族气节相激励。陈忱“究心经史,稗编野乘,无不贯穿”,他托名“古宋遗民”撰写小说《水浒后传》,就是为了发抒心中“郁郁无聊、肮脏不平之气”的。

利用地方志考证小说作家,要十分注意区别同姓同名的人物。光绪《乌程县志》在介绍号雁宕山樵的陈忱时,特别指出,明代与清初有三个陈忱同姓名。这位陈忱“生于明季,其先自长兴迁南浔镇,忱又迁郡城,居乌程已数世”,与明代成化、弘治间归安人陈恪的从弟,字克诚、号醉月的陈忱,清初秀水人,顺治甲午副贡,字用颤的陈忱不是同一人。冯梦龙更有四个同姓名的。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五《人物志·文苑·苏州府》载:“冯梦龙,字犹龙,吴县人,才情跌荡,诗文丽藻,尤工经学,所著《春秋指月》、《衡库》二书,为举业家所重。崇正(祯)时贡选寿宁知县。”这就是编写《三言》、《新列国志》的小说家冯梦龙。此外,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二,载冯琨“子梦龙,字翔甫,以岁荐选应天府训导,迁颖上教谕,谷州学正”;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一:“冯梦龙,字仲田,岁贡生,万历间任广东新兴知县”;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十三:“冯梦桂,字孝原,冯梦龙,字汉旬。……桂岁贡,性迂行正,好汲古,年录书可导身,尤多识里中文献;龙亦名诸生,人称‘二难’。”另外三个冯梦龙,两个是明代人,一个原籍昆山,一个原籍武进,和原籍吴县的冯梦龙相距不远,非常容易混淆不清,弄出张冠李戴的笑话来,在考证时应十分当心才是。

其他方面的文献资料,也可以为小说作家的考证提供侧证。如《关于徐震及其〈女才子书〉的史料》一文,介绍新发现的两条资料:一是清王卓辑、张潮校《檀几丛书》卷三十有《美人谱》,题“秀水徐震秋涛著”,而《美人谱》的内容,就是《女才子书》首卷的节录;一是清沈懋德《昭代丛书别集》第六册,有《牡丹亭骰谱》,题“秀水徐秋涛录”,首有鸳湖烟水散人的识语,中有“往余辑《女才子书》,首列小青,只句单词,无不具载,枣梨二十余年矣”的话,这就为烟水散人是秀水徐震、字秋涛的看法,提供了新的佐证。又如《斩鬼传》,题“阳直樵云山人编次”,1981年《晋阳学刊》介绍刘璋的青绿山水轴,题款“太原刘璋”,下面的朱文印章是“樵云山人”,可知樵云山人是刘璋的号。阳直,古县名,唐代改为阳曲,明清并为山西省治,“阳直樵云山人”,与“太原刘璋”确为同一人。又据《深泽县志·名宦传》,知刘璋字于堂,号樵云山人,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举人,雍正元年(1723)任直隶深泽县知县,在任四年,被解职。至雍正八年(1730),尚居留深泽县,生活困穷,“邑民时供其薪米”。为谋生计,便从事小说写作。题“樵云山人编次”的才子佳人小说《飞花艳想》,就几乎原封不动地大段抄袭《玉娇梨》,流露出明显的谋利倾向。(王青平:《刘璋及其才子佳人小说考》)


(三)


文物,包括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文化遗物,对于历史人物的考证,具有重大的价值。古代小说作家社会地位不高,与小说作家有关的文物一般不会太多,所以一旦出现,就会立即引起轰动,被看作是寻觅古代作家踪迹的最最重要的根据。

遗存在社会上的文物,主要有作家的手写的小说稿本或定本,这是了解作家生平和思想的珍贵文物。如1950年,辽宁西丰县发现了由蒲松龄后人从山东带到东北来的《聊斋志异》原稿上函四卷,就为学术界所珍视。近代小说作家,如刘鹗《老残游记》的手稿,由刘氏后人献给国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其意义是不言而谕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在1927年出现,胡适说它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是“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样子”,把这一发现看成是“最近四十年内‘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见”。后来发现的“己卯冬月定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秋月定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和甲戌本一样,长期以来,被看成研究曹雪芹家世生平的重要文物,甲戌本第一回一条署“甲午八月泪笔”的脂评:“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也被作为曹雪芹死于1763年2月12日(壬午除夕)的史料根据。

作家的遗物,也是很重要的文物。七十年代发现的据说是张宜泉的后人收藏的两只曹雪芹生前用过的书箱,被红学家誉为“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据介绍,书箱是红松的,从木质和样式看,是乾隆时代的旧物。书箱正面刻着对称的两小丛兰花,其中一个刻有题为《题芹溪处士句》的四句诗:


并蒂花呈瑞,同志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


另一个书箱署“乾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上巳”。箱门的北背面写有五行字:


为芳卿织纹样所拟歌诀稿本

为芳卿所绘彩图稿本

芳卿自绘编锦纹样草图稿本之一

芳卿自绘编锦纹样草图稿本之二

芳卿自绘织锦纹样草图稿本


五行字的左边,有一首七言的悼亡诗:


不怨糟糠怨杜康,战诼玄羊重克伤。

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织锦意深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有研究者认为,书箱是曹雪芹的友人送给他的续婚的贺礼,书箱中的“为芳卿织纹样所拟歌诀稿本”,是曹雪芹的亲笔墨迹,而七言诗则是曹雪芹逝世后,他的夫人的悼亡诗,因而对于考证曹雪芹的生平,特别是他的卒年以及逝世时的情景和写作《红楼梦》的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但这对书箱究竟是不是真的曹雪芹的遗物,换句话说,它是不是后人的作伪,却是迫切需要首先得到证实的。

1981年以来,江苏大丰、兴化两县,陆续发现了一批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史料,尤其是从地下出土的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证实了施耐庵即施彦端其人的存在,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墓志铭说:


施公讳□,字廷佐,□□□□□□高祖施公元德,于大元□□生曾祖彦端。会元

季兵起,播流苏家之。及世平,怀故里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至

宣德十九年辛丑,生公□……


学者通过考察认为:“这块新发现的出土墓志铭,对进一步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施耐庵具有重要价值。墓志铭表明元末明初在现江苏省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有一们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这位施彦端与新发现的民国七年过录载有乾隆四十二年序的《施氏长门谱》所记施以谦之父‘彦端公字耐庵’的‘彦端’相符。因此结合以往发现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民间传说,元末明初在江苏兴化白驹一带,有一位施耐庵的存在是可信的。”(《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

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的再度出现,也是《水浒传》作者研究的重大突破。遗曲先是1936年周梦庄在白驹施氏宗祠,从施耐庵后人施逸琴处抄得,1952年交中央文化部调查组聂绀弩,后不知下落。1982年,当年随往调查的丁正华在发还文革抄家物品中,发现了《遗曲》抄件;1984年,调查组另一位成员徐放获得平反,从地下挖出埋藏了四十多年的调查报告,其中,也有遗曲的全文。刘冬随即发表了《笑煞雕龙,愧煞雕虫──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三读》,对其细加考订、阐扬,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公布了遗曲的全文:


秋江送别

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


[新水令]西窗一夜雨蒙蒙,把征人归心打动。五年随断梗,千里逐飘蓬。海上

孤鸿,飞倦了这黄云陇。

[驻马听]落尽丹枫,莽莽长江烟水空。别情一种,江郎作赋赋难工。柳丝不为

系萍踪,茶铛要煮生花梦。人懵懂,心窝醋味如潮涌。

[沉醉东风]经水驿,三篙波绿;问山程,一骑尘红。恨磨穿玉洗鱼,怕唱彻琼

箫风。尽抱残茗碗诗筒,你向西来我向东,好倩个青山互送。

[折桂令]记当年邂逅相逢,玉树蒹葭,金菊芙蓉,应也声同。花间啸月,竹里

吟风;夜听经趋来鹿洞,朝学书换去鹅笼。笑煞雕龙,愧煞雕虫。要论交白石三生,

要惜别碧海千重。

[沽美酒]到今日,短檠前,倒碧筒;长铗里,掣青锋,更如意敲残王处仲。唾

壶痕,击成缝,蜡烛泪滴来浓。

[太平令]便此后,隔钱塘南北高峰,隔不断别意离宗。长房缩地恐无功,精卫

真海何有用?你到那山穷水穷,应翘着首儿望侬。莽关河,有明月相共。

[离亭宴带歇拍煞]说什么草亭南面书城拥,桂堂东角琴弦弄,收拾起佩剑相从。

撩乱他落日情,撩乱他浮云意,撩乱他顺风颂。这三千芥子,多做了藏悉孔。便倾尽

别筵酒百壶,犹嫌未痛。那堤上柳,赠一枝;井边梧,题一叶;酒中梨,倾一瓮。低

徊薜荔墙,惆怅蔷薇栊;待他日鹤书传奉,把两字儿“平安”,抵黄金万倍重。

耐庵施肇瑞谱于秋灯阁


和曹雪芹的文物不同,施廷佐墓志铭的真实性无人提出过任何怀疑的意见,分歧仅在如何理解它的价值。《施耐庵遗曲》传抄出来的时代尽管比较晚,但它不仅十分贴切地说明施耐庵的身世行藏,而且其高度的艺术水准,令海内外知名的词曲家任二北、吕贞白诸先生拍案叫绝。学界普遍认为,此曲非施耐庵这等大手笔莫属,没有人提出属于作伪的反证来,这就为解开施耐庵之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

揭开古今小说作家之谜,是一件非常艰巨复杂的工作,尤其需要从各个不同作家的客观实际出发,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199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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