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解开古代小说作家之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18-08-30 14: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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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一、古代小说作家之“谜”为何特别多?

  

   千百年来,无数的小说作家,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作了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在内的大量古代小说作品,为中国辉煌的传统文明,作出了自己伟大的贡献,他们的业绩,理应受到后人的尊敬和怀念。

   可是,当我们真要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的时候,就会惊讶地发现:对于古代小说作家之中的绝大多数,竟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无法弄清!《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是一部著录上自唐代、下迄清末的通俗白话小说的书目,收录小说总数达1164部,其中标出了作者姓名的只有186部,占总数的15.98%;标出了近似现代作家笔名的“别号”的作品有 606部,占总数的52.06%;不标作者的有372部,占总数的31.96%。 有些作品即使标出了作者姓名,如《岳武穆精忠传》题“邹元标编订”,《僧尼孽海》题“唐伯虎选辑”,《盘古至唐虞传》题“钟惺编辑”等,学者多有以为是书坊的伪托,真正可靠的数字还要少得多;当然,标上别号的也有一些是可以考出作者真实姓名的,如“墨憨斋”是冯梦龙,“觉世稗官”是李渔,“南亭亭长”是吴趼人,等。但是,绝大多数的小说无法知道作者真实姓名,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许多难以解开的古代小说作家之谜。

   古代小说作者为什么几乎都不肯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呢?这与中国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有很深的关系。《左传》中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里说的“立言”,指的是创立一家学说,并不包括文学的创作,所以曹植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正统的辞赋,尚且够不上“立言”的资格,用白话写作供给贩夫皂隶、市井愚氓阅读的通俗小说,就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它的备受轻贱,是很自然的事。明代的胡应麟,可算是施耐庵高度艺术水准难得的一位知音,他赞扬《水浒传》“排比一百八人,分量轻重,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而在这赞扬之后,又说:“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长,政使读书执笔,未必成章也。”(《少室山房笔丛》)对施耐庵以如此出色的文心,用到写通俗小说这种“至下之技”方面,表示了深深的遗憾,甚至还不无恶意的推测施耐庵也许只有这种写小说的“偏长”,让他去撰写不朽的“一家之说”,未必能够成章。清代的程晋芳,是吴敬梓的好友,他对《儒林外史》也大加赞许,说:“《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然而临了又不忘添上一句:“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上面说的还是一些有身分、有修养的人士的观点,至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诸如“施耐庵著《水浒》书行世,子孙三代皆哑”(石成金:《天基狂言》);李贽、金圣叹喜批小说,“终身蹭蹬,死于非命”,“卒陷大辟,并无子孙”(梁恭辰:《劝戒四录》);李渔喜作小说,“当堕拔舌地狱”(董含:《三冈识略》);“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毛一清:《一亭杂议》)等因果报应的迷信妄说,更表现了社会舆论对于小说作家的轻视和诬蔑。

   封建统治者对于小说的禁毁政策,则是小说作家不敢署名的政治原因。王利器先生辑录了一本《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里面收录了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的中央法令131条,地方法令80条,如《元史·刑法志》载:“诸妄撰词曲, 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小说当然也包括在内。明正德七年,禁《剪灯新话》等小说,“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习藏者,问罪如律。”(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剪灯余话》作者李昌期,本永乐甲申进士,景泰年间以乡贤祀学宫,李昌期因作有《余话》,不得入(都穆:《听雨纪谈》)。清代更明确规定:“凡坊肆市买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买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劝毁淫书征信集》)

   统治者的禁令和社会上对于小说的传统偏见,不可能扼杀小说创作的蓬勃生机,古代小说丰厚的遗存就是明证,但却不能不对小说作家的署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于是,一部分作品就干脆不署作者之名,或者署上一个别号。在众多的别号中,又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重视经史,提倡名教的正统观念,申明小说是“羽翼经史”的稗官野史,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劝戒之作,如“酉阳野史”、“江南旧史”、“觉世稗官”、“名教中人”,以便为自己披上一件正统的外衣;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玩世、隐世的姿态,如“齐东野人”、“西泠狂者”、“安阳酒民”、“鸳湖渔叟”等等。这种别号,如果不考实所代表的作家的真实姓名、生活年代,也不过是一种没有多少内涵的符号,比起不署名来,实在也好不了多少。无数的古代作家之谜,就这样产生了出来,等待后人去解开。

  

   二、古代小说作家踪迹何处去寻觅

  

   (一)

  

   有谜,就会有人去解;古代小说作家之谜,更唤起了大批学者索解的浓厚兴趣。这不仅是受好奇心的驱使,而且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孟子说过“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话,要对古代小说的丰富遗产作出历史的和审美的评价,不了解它的作者的情况和他所处的社会时代,是很难切中肯綮的。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觅古代小说作家的踪迹呢?

   首先,是到古代小说版本本身留下的印记中去寻觅。作品毕竟是作家的产儿,相当多的小说,是可以在版本的很多地方反映出作者的情况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卷端的题署。什么是卷端?卷端就是每卷正文前表示书名、作者、版刻情况的几行文字。如明代嘉靖年间刻本《忠义水浒传》的卷端:

  

   忠义水浒传卷之十一

   施耐庵集撰

   罗贯中纂修

  

   又如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全传》卷端:

  

   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传引首

   施耐庵集撰

   罗贯中纂修

  

   根据卷端的题署,可以判明:《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而在这两位作者之中,施耐庵的工作是“集撰”,罗贯中的工作是“纂修”。“撰”有“聚集”、“编集”的意思,又有“著作”、“著述”的意思。鲁迅说:“《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古代小说的成书,很多是采用“联缀成帙”,也就是“集撰”的方式进行的。《水浒传》的伟大思想艺术成就,来源于作家再创作的劳动,“集撰”中的“撰”,确实包含了“著述”的意思,“集撰”一词,用在这里是非常贴切的。“纂修”的意思,则是“搜集整理”。《水浒传》的题署,清楚地说明了施、罗二人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和明代高儒《百川书志》所录《水浒传》,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要完全否定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把它说成是罗贯中一个人的作品,是完全没有版本题署的根据的。

   又如明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端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又有一种明万历闽书林杨美生刊本《三国英雄志传》,题“晋平阳侯陈寿志传”、“元东原罗贯中演义”。陈寿是晋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三国志》是古代良史之一。罗贯中将《三国志》“编次”、“演义”为长篇历史小说,他的作者地位,也在题署中得到了记录。这两种题署中,前一种还标出了作者的名、字。古人既有“名”,又有“字”,“名”和“字”在意义上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如罗贯中,他的名是“本”(还有的版本是题为“道本”的),而字是“贯中”,这就比《水浒传》的题署给我们提供了较多的信息。第二种还标出作者的朝代和籍贯(地望),使我们知道罗贯中是元代东原人。当然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人,所以说他是“明人”,也是正确的。

   古代小说的卷端题署中,很少用“撰”“著”这类词语,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题“二里南人著”,《红楼梦影》,题“西湖散人撰”;一般都喜用“编集”、“编次”、“编辑”、“评辑”、“纂述”、“演义”等字样,甚至“校阅”、“评阅”,也都可能是著述的意思。如《杨家通俗演义》题“秦淮墨客校阅”,《说呼全传》题“半闲居士学圃主人同阅”,一般都把秦淮墨客、半闲居士学圃主人看成这两书的作者,这和其他古籍对于撰、编、辑、修、纂、评、注等不同的著作方式区别得清清楚楚,是不大一样的。

   除了卷端以外,还能在版本的其他地方如封面、书名页、目录页、序跋页找到作者的名号,但却不及卷端来得可靠。因为卷端在每卷正文的开首,落笔比较慎重,且又与正文紧紧相连,是书版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像封面、目录等处容易破损和脱落,甚至可能产生无意的差错,或者有意的作伪。如康熙乙亥(1695)在兹堂刊本《第一奇书》(即《金瓶梅》)的书名页上,题“李笠翁先生著”。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而《金瓶梅》的抄本出现的现有最早的记录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那时李渔还没有出生;《金瓶梅词话》刊本的东吴弄珠客序,写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那时李渔才六七岁,因此,说李渔是《金瓶梅》的作者,是出于书商的伪托。

   应该承认,卷端题署所包含的信息,毕竟是极其有限的。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的情况,就需要查考小说的序跋。上文说过,古今小说作者一般都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姓名和身世,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就不仅亮出了自己的身分,还作了《荡寇志缘起》刊于卷首,自述他写作此书的动机。他的儿子俞龙光还写有《荡寇志按语》,介绍了俞万春的生平和写作经过,又有徐佩珂、胡志人、陈奂等人的序,为之捧场吹嘘,这就为我们了解俞万春的情况提供了较多的材料。俞万春和他的亲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荡寇志》主张把梁山一百八人“尽数擒拿”、“诛尽杀光”,“于世道人心,亦有维持补助之德”(陈奂序),这样一部肯定会得到统治者鼓励和保护的书,公开作者的身分,又有什么妨碍呢?

   又如《明月台》小说十二回,只有抄本存世。此书署“烟水散人著”,自序后题“咸丰六年初伏日洞庭东山烟水散人凝香翁桂著于萧县草野书轩之南窗下”,据此,我们可知这一位号“烟水散人”的作者,姓翁名桂,字凝香,洞庭东山人,寄迹萧县。从自序和书后所附的友人题词来看,翁桂因儿子忤逆不孝,“胸中无限伤心”,便借《笑府·凤凰寿》的故事,演化出非禽非兽的蝙蝠借顽石为体,生胎现世的寓言小说,以隐射不忠不孝、无仁无义的逆子。大约他是过于伤心的缘故,通过小说的写作尚不能完全渲泄干净,便忍不住把自己的身世生平透露了出来,后人便借此了解了这位作者的处境。

不过,像这样便当的事,在古今小说版本中是比较少见的,为此,还得细心地花费考证的功夫。如《杨家通俗演义》,题“秦淮墨客校阅”,首万历丙午(1606)秦淮墨客序,序后有图章,据此,可知秦淮墨客名为纪振伦,字春华。又如《隋史遗文》,不题撰人。首有崇祯癸酉(1633)自序,后署“吉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序后有两方图章,一是“令昭氏”,一是“吉衣主人”,可知作者为袁于令(1599-1674),名韫玉,一名晋, 字令昭。袁于令为明清之际的文化名人,他的生平材料甚多。确定了《隋史遗文》的作者,其他的事就比较好办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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