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决策: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

——谈《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18-05-01 21: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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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小说所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军师型”的艺术形象,毛宗岗所谓“《三国志》中第一妙人”(1)是也。诸葛亮之“妙”,究竟妙在哪里?通常的观点是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我以为,“智慧”说不能概括诸葛亮形象的独特本质,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具有聪明才智的人物,在在皆是,不独孔明一人为然;而由于专从“智慧”一点着眼,致令对于这—艺术形象的评价难中肯綮。如鲁迅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2)的意见,就值得重新考虑。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形象的独终性体现在比“智慧”居于更高层次的“决策”上。在《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居支配地位,而且贯串始终。它既是诸葛亮这一彪炳千古的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的根本所在,也是《三国演义》统摄全局、把那近百年间纷纭杂乱的历史事件构成一部有机艺术品的总纲目。

   同宋江在《水浒传》第十八回方始出场相仿,诸葛亮更是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刘备三顾之中姗姗登场的。但他的晚出无害于他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地位。因为在这之前,《演义》尽管已经写了二十多回,却从来不曾出现过“三国”的字样,唯有诸葛亮的出场,《三国演义》才正式“点题”,这样一部长篇巨著才开始有资格被称为“三国演义” ;诸葛亮的一席话,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那混沌的世界,照亮了迷茫的前景,三国的历史,仿佛就按照诸葛亮的设计和安排,一步步走完了它的全程。可以说,诸葛亮是三国鼎立的设计者,是《三国演义》的主脑和核心,而这一切,又主要是通过对于他的决策活动的描写来完成的。

   关于诸葛亮的出场,《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二十四标目为:“孔明下山”,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八为:“定三分亮出茅庐”;伦敦博物馆藏《原本三国志传》卷七为:“玄德三顾茅庐先知天下三分”,(3)至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方作:“定三分隆中决策”,拈出“决策”二字,可谓大有识见。当然 毛宗岗所谓“决策”,与时下的“决策科学”不能混为一谈。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决策活功却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一切决策活动的成败得失,同“决策科学”的规律也应该是吻合的。什么是“决策”?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大体说来,决策就是为达到最佳目标而在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的行为。刘备因“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欲伸大义于天下”,然其“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劳顿半生,迄无成就。刘备所要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是诸葛亮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然而,诸葛亮所选的行动方案,不仅与刘备所曾实行者不同,而且大有出于常理之外者:

  

   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种“不劝玄德取孙、曹之地,而劝玄德取二刘之地,将欲扶汉而反自翦其宗室”(4)的决策,正是建立在他对于敌、友、我三方客观形势的全面、综合的估计的基础之上的。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曾以医道喻刘备彼时之景况,以为“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与自己力量的不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二者暂时都不是可以攻取的对象。但是,对于孙、曹,又应当采取不同的对策:“孙权不可取则结之”,“曹操虽不可取而终当伐之“(5)。诸葛亮后来把这种决策概括为“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这种避开强大敌手,首先在荆益二州建立自己的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徐图中原的决策,大体上符合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形势。美国管理学专家亚历山大·H·科内尔说:“一切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政策、策略、短期计划、长远规划以至日常工作,都是由坚定的实际决定和更为坚定的预见两部分组成。这些决定和预见应该是最佳的”(6)。《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的决策活动,不仅写出了他的“三分”的坚定的预见,也写出了为实现这一预见所采取的一个个坚定的实际决定。写他把自己的总的决策,化为一个个实际的决定;而一个个实际的决定,又无不为着实现那总的决策。这种描写,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决策的整体观、综合观和长远观。从《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过程的描写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诸葛亮决策本身的成败利钝,看出无论是写他的胜利还是失败,都是入情入理的,符合历史的和艺术的逻辑的,驱除了神秘色彩的,而且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为了实现自己的总的创作意图,表达总的思想倾向,在艺术上又是如何来处理这种决策中的成败利钝,亦即如何在热情赞美诸葛亮决策的胜利的同时,而又巧妙地回护他的失策,努力不去损害诸葛亮的光辉的。

   从决策主体上分类,诸葛亮的决策属于个人决策。而个人决策能否发挥其积极作用,关键在于他是否具备一定的个人条件和社会条件。就个人条件而言,诸葛亮的品质、智慧、才能、经验和精力都应该说是充分胜任的;就社会条件来说,诸葛亮自得刘备草庐三顾,即被委以重任,获得了相当的权力。但这一点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依据社会条件的变化,把诸葛亮的决策活动分为两大阶段,自三顾茅庐至白帝城托孤为第一阶段;白帝城托孤至五丈原归天为第二阶段。毛宗岗在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的回评中说:“自桃园至此,可谓一大结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终,孔明之事又将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汉中,从草庐三顾中来;后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从白帝托孤中来。故此一篇在前幅则为熬尾,在后幅则又为引头耳”,是很有道理的。

   先看第一阶段。刘备自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但鱼还是刘备自己。刘备非凡庸之主,自有其主体性的意志和信念在,因而对于诸葛亮的决策,难免时有干扰和违离,而这种干扰与违离是来自诸葛亮的权力之上,所以结果就非同一般。诸葛亮出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问拒曹兵之计,孔明曰:“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取荆州为家”,本是隆中决策极为明确的一项属于短期规划中的实际决定,但刘备却以“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加以拒绝。刘表死,刘琮僭立,献荆襄九郡于曹操,孔明赞同伊籍以吊丧为名擒刘琮而取荆州之议,刘备又不从。毛宗岗评曰:“失此不取,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于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还荆州,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则皆此卷中一着之错耳”(7)。荆州本来是可以轻易夺得的,但刘备之“过于仁”,遂致失却良机,还几不免予难,干扰了诸葛亮的决策。不过,刘备此举,符合隆中决策“可占人和”的精神,所谓“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很难说是刘备之过。

   刘备之不从诸葛亮的决策,还有一次是讨伐东吴,孔明谏曰:“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刘备报仇心切,率师东下,致为陆逊所败。刘备叹曰:“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

   除了来自刘备的干扰外,桃园三结义中的关、张等一辈老将,位高而权重,难以驾驭。关公之欲入川与马超比武,后又不愿与黄忠为伍,孔明唯有以“绝伦超群”之类谀词以顺其意。其留关公一人守荆州者,亦为难有人选足与颉颃故也。关公之骄傲轻敌导致了“东和孙权”决策的破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总的来说,终刘备之世,诸葛亮还是获得了得心应手的运筹幄幄之权的,从而使他的决策,一步步得到了实现。

诸葛亮决策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是荆州的获得,而这又牵涉到联吴策略的巧妙运用。面对曹操势力的南侵,孙、刘双方都有联合的愿望。但就实力对比而言,刘备明显处于劣势。诸葛亮在这力的不平衡的关系中,运用了他的决策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孔明巧处,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来求我”,“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态;胸中十分要紧,口内十分迟疑”(8),他不仅玩老实人鲁肃于股掌之上,在机巧人周瑜面前,也处处超胜一筹。在联合中,孔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既注意到顾全大局,又注意到联合中的斗争,从而保证了赤壁抗曹的辉煌胜利。但是,诸葛亮并没有把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化为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从没有谈到,孙刘联合的基础只是抗曹,一旦曹操退走,双方的矛盾就会不可调和地突出起来。刘备欲得荆州,孙权又何尝不欲得荆州呢?而刘备之卒夺荆州,与其说是从曹操手中夺得,还不如说是从孙权口中夺得。尽管孔明可以辞之以荆州乃“袭之于曹氏,非袭之于东吴,取东吴之所将取,非取东吴之所既取”(9);但从道义上讲,这种袭取联盟者的胜利成果的做法,使孔明自感理曲,为了缓东吴之急攻,遂先借刘琦以缓之,又以取西川以缓之,最后乃以立“暂借荆州”文书以缓之。从文学角度看,写得固环曲折,好看煞人;但从决策的角度看,为保守既得之荆州,本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挣,而竟以“借荆州”一策出之,却种下日后无穷之隐患。赵翼以为,“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他的理由是: 1、“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者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 2、诸葛亮之说孙权,已谓“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故“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 3、“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曹”,“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4、“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5、刘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10)。《三国演义》所写,与赵翼所揭示的几点完全一致,诸葛亮亦不会虑不及此;但他之所以择取了“借荆州”之下策,原因盖在于他的行为与“东和孙权”的理论发生了牴牾,因而意欲补苴罅漏 以图迁延。及至庞统死,诸葛亮不得不入川而交荆州于关公时,唯嘱以“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之语,其内涵就更显得贫乏了。须知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孙、刘的关系已远非赤壁大战前夕可比。就刘备方面讲,为了抗曹,联吴固有其相当的必要;但就孙权方面讲,夺回梦寐以求的荆州,乃是其求发展的第一要着。其时孙夫人已去,孙、刘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处其时其地,孔明不教以既联合又斗争的应变之策,不教以警惕孙权背盟的危险,实在是太不够了。尤为不该的是,当曹操议取西州之日,诸葛亮竟设下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还免,令吴起兵袭合肥牵动其势之计。按初得荆襄,刘备问马良保守之计,马良曰:“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然后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积收钱粮,以为根本,此久远之计也”。桂阳、长沙等亦非吴地,乃赵云、关公攻战所得。孔明方得西川,就割让三郡,这种以退让求联合的做法,更是大大的失策。荆州之失,责在关公之轻敌,但从根本上讲,却是孔明决策的失误。细思庞统入川之时,孔明尚留关公、张飞、赵云三将与己同守荆州;庞统死,孔明入川,则并张、赵亦带走,留图关公一人守之,已见轻忽之意。后闻关公拒东吴之求婚,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关公回。”然竟没有实行;荆州前线捷报频传,小说云:“因此玄德放心”,孔明是否放心了呢?书未明言,看来至少也比较放心了。刘备之伐吴,其战略目标是夺回荆州,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决策应该是一种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果断行动的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手段。在特定情况下,东吴既悍然袭夺荆州,致使战略要地失去,此时此际,和东吴的矛盾冲突已上升为支配地位,必须用全力解决方是。即使要讲联合,也不能排斥斗争,妥协退让,实无益于联合。然而孔明过于执着“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条条,甚至说“窃谓魏贼早除,则吴自宾服”。试想,如果不把荆州夺回来,“早除魏贼”的目标又怎能实现呢?刘备不顾诸葛亮的谏阻,兴兵七十五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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