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发表四十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6 次 更新时间:2020-01-31 22: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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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发表四十周年

  

   “我因为日记之故,文化大革命中入狱四年,戴‘现行反革命’帽子四年, 《群众》杂志的同志们,不仅帮助我在政治上获得平反,还关心我业馀的《水浒》研究。他们正筹办学术性的《群众论丛》,报销路费要我去南京修改《〈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还领至宣传部书库借了二十馀本有关资料,此文刊于《群众论丛》1980 年第 1期。”

——欧阳健:《给历史留下印记,给后人留下遗嘱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三十年自由谈”的发言》

  

  

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一 鲁迅关于《水浒》的一个重要论断

  

   鲁迅在一九二○年所作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这段话间接地告诉我们:在鲁迅看来,《水浒》的精神就在于“为市井细民写心”,亦即反映封建社会里市民的思想感情。可是,这一关于《水浒》的重要论断,鲁迅在自已的著作中不曾从正面进行过深入的论述;近六十年来,由于它同认为《水浒》是“写农民起义”的传统观点不相一致,所以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很可惜的。

   《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这样一个论题,涉及到经济史思想史上一系列复杂问题,如我国市民阶级的形成、市民阶级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等。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在我国,市民作为一个阶级,到北宋时期已经基本形成。虽然这时的市民暂时还不是那种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阶级,然而,却确实是一个有别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新的阶级。它的结成为一个阶级,并且不断地获得发展,终将成为未来资本主义萌芽孕育于其中的土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①《水浒》正是一部表现处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市民阶级的生活、命运和思想感情的长篇小说。由于我国历史上关于这个阶级的形成及其经济状况缺乏具体的、科学的记载,《水浒》形象生动的描绘,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了解市民阶级的活动、发展,以及他们的思想、愿望是很有价值的。

   本文的目的,就是企图根据《水浒》这部作品本身内容的“直接现实”,围绕几个大的方面粗略地论说一下鲁迅所说的“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精神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从而为揭示《水浒》的本来面目,做一点“第一义”的工作。

  

二 《水浒》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②《水浒》的作者,显然不可能自觉地运用这一创作原则;但是,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水浒》不论是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还是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有不少地方都是同恩格斯的科学总结相吻合的。

   文艺创作的丰富实践经验证明,真实、生动地描写典型环境,从而为典型人物的生存和活动,提供现实的土壤和广阔的舞台,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一环。而作者选取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场景作为作品的典型环境,则是由作品的主题思想所决定的;同时,又必然受到作者本人的世界观和实际生活体验的制约。

   《水浒》是一部容量深厚的长篇巨著,描写了二十多年间一系列错综复杂、动人心魄的故事。作者的笔触,涉及到当时社会朝野城乡许多不同的领域,组成了一幅封建社会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的巨幅历史画卷。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只有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才是为塑造众多的典型人物所真正必要的、真正起了最基本的衬托作用的典型环境。

   《水浒》对于市民社会的描绘,具有下列两个显著特点:

   首先,始终占据着全书最重要的地位,而且最为生动、真实地反映出时代风貌的,是对市井生活的描写。

   《水浒》一开头,就以东京为背景,写了高俅这样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从不容于东京人民到钻营发迹的故事。作品作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意味着作品一开手,就把东京等城镇作为观察、描写生活的基点,从而预示了整部作品的性质。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由《水浒》作者的阶级地位及其生活体验所决定的。在市井的“瓦舍”中酝酿诞生的《水浒》,它的作者对于往日东京的繁华心向往之,具有异常的亲切感情。所以,对东京的描写,在《水浒》中不仅出现最早,而且次数最多(共达十二次)。由于情节的发展,作品有时把场景转移到了外地,但不久又很巧妙地回到东京来。在《水浒》开头部分,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水浒》在开头十二回中,让王进、鲁智深、林冲、杨志等几个重要人物从东京三出三进,显然出于作者的精心安排。更应注意的是,宋江是山东郓城人,自来与东京毫无关涉,然而作品偏要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后,单独写一段宋江的东京看灯,还要让他再带上柴进、燕青、李逵等几个重要角色。从作者的艺术构思来看,宋江是《水浒》热忱推崇的主要人物,如果不让他同作品着力渲染的东京发生联系,那无疑将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除了东京,《水浒》还写了北京大名府(第十三、六十一、六十二、六十六回),南京建康府(第七十四回)以及东平府(第二十七回、六十九回)、江州(第三十八回)、渭州(第三回)、泰安州(第七十四回)、陕州(第一百三回)、华州(第五十八、五十九回)、蓟州(第四十四、五十三回)、登州(第四十九回)、孟州(第二十九回)、高唐州(第五十二回)、沧州(第九、五十一回)、荆南(第一百八回)、雁门县(第三回)、郓城县(第十八、二十、五十回)、阳谷县(第二十二—二十六回)、清风镇(第三十三回)、揭阳镇(第三十六回)等一大批大、中、小城镇,它们象群星般拱卫着东京,充分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极其广阔的场景。在《水浒》中,大多数重要情节,都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

   《水浒》自然也写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侧面,但总的来讲,都基本上处于从属的地位,作为市民社会的延伸或者补充而存在。在作者笔下,阮氏兄弟居住的石碣村附近要开设一家水阁酒店;五台山禅院下,要安置一个五、七百人家的市井;祝家庄的一个荒村野店,门上竟也写着“庭幽暮接五湖宾”、“户敞朝迎三岛客”的对联。这说明,《水浒》作者实际上是用市民社会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地方的,或者是把它们市民社会化了的。

   《水浒》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然而,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的反映,并不总是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的。比较一下,相互之间的工拙高下,显而易见。《水浒》虽然多次写到农村,但我们从中看不到农民如何劳动、生活,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歪曲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现实矛盾的,明显地暴露出作者对农村的隔膜与生疏。唯独对于城市集镇的风俗人情的描写,才显得异常真实丰满,纤毫毕现,符合当时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

   还以对东京的描写为例。东京是北宋时期最繁华的城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研究北宋城市状况的重要资料,它以极其精细的工笔,描绘出了东京与汴河沿岸街道的繁华景象。画面上店铺林立,车马行人往来不绝。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画上有一块“王员外家”的招牌。正巧,在《水浒》中,高俅就“帮了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此处之“生铁王员外”,印证《清明上河图》,大约是经营生铁业的商人。

   《水浒》还写到了董将土的生药铺,州桥下的香椒铺,以及马行街、天汉州桥等市场。它所描绘的,也正是北宋东京这座商业繁荣、手工业兴盛的城市的真实图画。除东京外,《水浒》还写出了北京“钱粮浩大,人物繁华,东西院鼓乐喧天,南北店货财满地”的“河北第一个大去处”的气派,“诸路买卖,云屯雾集”的盛况。连代北雁门这样一个小县,作品也写它“市井闹热,人烟輳齐,车马骈驰,一百二十行经营买卖,诸物行货都有,端的整齐,虽然是个县治,胜如州府”。

   在《水浒》中,还各具特色地写了一大批酒店、茶馆、旅社、妓院等。从孟州安平襄到快活林,不过十四五里田地,一路上卖酒的人家,居然有十二、三家之多。酒店、茶馆等,既是市民的生财之道,又是商贩、手工业者建立社交的活动场所。在《水浒》中,连五台山寺院也经营酒店面店,牢城中的管营也开设酒店赌坊,足见市民经营方式之活跃。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水浒》是我国文学史上头一部真切地反映了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所造成的市民社会的空前盛况的巨型文学作品。由于《水浒》成书于南宋至明初之间,所以小说对于商品经济的反映,还打上了元明时代的印记。

   其次,《水浒》对市民社会环境的描写,同人物性格的刻划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不但起着烘托人物性格的作用,而且还影响着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水浒》对于市民社会的描写,不仅是极其广阔的,而且是丰富多彩、真切细腻的。小说所描绘的东京、北京以及清风镇一次又一次的元宵节观灯,莫不是极为精致的风俗画。然而,作品对这种风俗画的描写并不是同人物性格的刻划相游离的。如七十二回写宋江等元宵节游东京

  

   ……杂在社火队里,取路哄入封丘门来,遍玩六街三市,果然夜暧风和,正好游戏。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四个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来到中间,见一家外悬青布幕,里挂斑竹帘,两边尽是碧纱窗,外挂两面牌,牌上各有五个字,写道:“歌舞神仙女,风沆花月魁。”宋江见了,便入茶坊里来吃茶,问茶博士道:“前面角效是谁家?”茶博士道;“这是东京上厅行首,唤做李师师。”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

  

   写来不仅真切如画,且引起了宋江打李师师“枕头上关节”的念头,进而引出了“李逵元夜闹东京”的一幕,为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作了铺垫,并为最后实现招安开了端倪。

   《水浒》还精彩地描写了东京的岳庙、玉津园的景色,写了东京的樊楼、北京的翠云楼、江州的浔阳楼的盛况,无不同人物性格的刻划紧密相扣。“浔阳楼宋江题反诗”,就是《水浒》酣畅淋漓的笔墨之一:

  

宋江……独自一个闷闷不已,信步再出城外来,看见那派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有和乐楼〔升旸南库〕和丰楼〔武林园南上库〕等名,并云:“已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雕擔外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郓城县时,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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