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历史背景与事实细节的还原——北大学人“胡适思想批判”一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5 次 更新时间:2019-02-09 12: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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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摘要:20世纪50年代的批胡, 北大不是“主力军”, 无论数量质量都不及“偏离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 得以置身于一套与‘胡适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的山东大学。北大学人的批胡, 总体说来是感性多于理性, 陈述多于论辩。他们确有他人不具的长处:能在三言两语之间, 揭发外人不知的事实细节, 还原被匿迹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齐思和;周一良;阴法鲁;王若水;嵇文甫;贺麟;金岳霖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说:“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 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 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 在当局看来, 批胡能否成功, 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可想而知, 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 其承受压力之大。”[1]

  

   此话一出, 大家真以为北大成了“批胡的主力军”。然查《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55年创刊第1期批胡文章有: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黄枬森《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反理性的盲目行动的主观唯心论哲学》, 冯友兰、朱伯崑《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 王瑶《辟胡适的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 张俊彦、黄美复、余崇健、赵淡元《胡适的独立评论的剖析——批判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胡适的反动政治主张》;第2期批胡文章有:魏建功《胡适文学语言观点批判》, 陈芳芝《美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中宰割中国的阴谋 (附带驳斥胡适的“华盛顿会议挽救了中国”的谰言) 》;1956年第1期批胡文章有:荣天琳《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唯心史观——中国历史科学中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和斗争》, 总共刊发文章7篇 (4篇收入《胡适思想批判》) , 连同刊于其他报刊的, 无论是数量质量, 都不及“偏离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 得以置身于一套与‘胡适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2]的山东大学。所谓“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 更像是自况自高身价的说辞。

  

   通观北大学人的批胡文章, 总的感觉是感性多于理性, 陈述多于论辩。然对应历史“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 “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 “是可以任意涂脂抹粉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 “是可以任意修改的一幅未完的草稿”的高论, 北大人的批胡确有他人不具的长处, 那就是能在三言两语之间, 揭发外人不知的事实细节, 还原被匿迹的历史背景, 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北大历史系1955年初召开教师座谈会, 《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刊登发言摘要, 题《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发言者为向达、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杨人楩、张政烺、翦伯赞, 皆为当时的史学名家。虽是即兴发言, 寥寥数语, 却能击中要害, 道出实情。如翦伯赞说:“胡适以为历史的发展, 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限制, 更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人想创造甚么历史就可以创造出甚么历史。因此, 他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伊藤博文等几十个人的努力造成的, 中国的军阀混战是由于无聊政客的挑拨, 五四运动是因为他的一个女朋友掉到水里引起来的, 甚至说一个人吐一口痰都可以引发起几十年的战争。这些说法, 不但谈不上甚么科学, 而且简直没有常识。然而他就企图用这样的谬论来攻击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3]180张政烺说:“胡适研究中国历史的办法, 是把中国古代史和西洋史上几个眼前的名词瞎傅会一阵, 说商代是石器时代晚期, 说西周是封建社会可以比中古的西欧, 说东周可以比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便有意的歪曲了社会发展史。胡适为了反对人民革命, 不仅否定帝国主义的存在, 也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他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二千年前已经崩溃了。所以他讲诗经‘《葛覃》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 ‘《嘒彼小星》是写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按照胡适的意见, 中国社会是长期停滞不发展的, 这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御用学者一鼻孔出气, 成为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的理论的根据。”[3]178都是很有道理的。

  

   在这班历史系顶尖教授的发言中, 最丰富也最有深意的是齐思和。他劈头第一句便是:

  

   胡适的历史知识是极其肤浅的, 在他的“文存”、“近著”中, 专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只有《井田辨》、《王莽》、《读北史杂记》、《司马迁替商人辩护》等寥寥数篇, 而这几篇不但是立场反动, 观点荒谬, 而且他虽然以“考据家”自居, 其中所摭拾的一点材料, 也是极为简陋的。[3]170

  

   齐思和所下的判词, 是乱扣帽子, 还是恰如其分?只有先了解他的经历与学问才会找到答案。齐思和 (1907—1980) , 山东宁津县人, 1927年南开中学毕业, 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28年插班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 听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 写成《与顾颉刚师论〈易系传〉观象制器书》。1929年历史系筹办《史学年报》, 齐思和任主编三年, 直至毕业。同学为其毕业照题词, 曰:“于学无所不窥, 上自群经诸子, 下至康、梁、胡、顾;每读一书必有新奇问题发现, 尤精于考证学、史学方法、两汉历史。”1931年燕京大学毕业后, 系主任洪业选为哈佛留学人选, 齐思和的兴趣在中国史, 说:“四年的工夫在中国我可以做出很多成绩来, 到美国我去做什么呢?做中国史?那里没有书, 教授也不如中国。”洪业说:“到美国去, 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 可以开阔你的眼界。”建议他学美国史, 齐思和说:“美国史那么短?”洪业说:“虽然美国历史比较短, 但是他们研究得比较深, 你可以学习他们研究的方法, 回来之后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中国史, 对于中国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1935年7月, 齐思和获哈佛大学历史科哲学博士, 向以严格要求著称的施莱辛格教授, 都给了他的论文以很高评价[4]。

  

   行文至此, 不由想起《金岳霖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我反对留美学生在写博士论文时写中国题目, 尤其不要用英文写古老的中国古文格式文章。”[5]22金岳霖在《我不大懂胡适》一篇中又说:

  

   在国外留学, 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 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 他问胡适:

  

   “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

  

   胡适答不出来。

  

   那位考官先生说:

  

   “《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 率日辛卯, 日有食之’, 是正确的记载, 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 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 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5]184-185

  

   就在这次教师座谈会上, 邓广铭发言说:“杜威不搞历史, 没有写出一本实验主义的历史观, 胡适把实验主义贩运到中国来之后, 也并没有写成这样一本书, 而却把实验主义的那套理论, 分别应用在研究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时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上面。”[3]167杜威不搞历史, 也不懂中国古代哲学, 他怎么能指导胡适撰写《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齐思和是中国第一位在美国学习美国史的哈佛博士, 又是在中国开设美国史的第一人, 所以有从学问上藐视胡适的底气。齐思和著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西周地理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战国制度考》《商鞅变法考》《战国宰相表》《毛诗谷名考》《牛耕之起源》《孟子井田说辨》《先秦农家学说考》《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 法度谨严, 论证坚实, 集中国传统考证学功夫与西方现代历史学规范于一体, 被誉为贯通古今中外的史学大家, 所下“胡适的历史知识是极其肤浅的”, “所摭拾的一点材料也是极为简陋的”, 都不是信口雌黄。再看座谈会上邵循正说:“胡适是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尽管他本人在历史、文学、哲学各方面的造就, 即使从资产阶级学者的眼光看来, 也是平凡得很, 但他的思想影响之广, 却是一个明白的事实。”[3]173张政烺说:“我在北大上学时, 本来是瞧不起胡适的浅薄无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风, 从来没上过他的课。”[3]177都反映出学术界对胡适学问根柢的轻蔑。

  

   齐思和在发言中又说:

  

   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大概都还记得, 在一九二○年以后, 胡适写的书与文章, 风行一时, 影响大极了。我是一九二一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的, 我看见差不多每个同学的书架上都有一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一九一九年初版) , 我也买了一本。当时读起来也觉得津津有味, 以后胡适的《尝试集》、《文存》等书相继出现, 也是畅销很广, 当时的学生纷纷购读。他的反动的历史观通过这些专书与论文便灌输在思想正在形成中的青年一代, 使他们先入为主, 成了他思想上的俘虏。他的贻害, 实是无法计算的。[3]170-171

  

   无独有偶, 台湾徐子明的《胡适与国运》, 也引起一位“胡迷”的回忆:

  

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在广州泰东书局一折书摊以三个铜板, 买了一本《尝试集》, 如获异宝 (那本书用草纸印成, 以一页粗劣的绿色纸做皮, 字迹糢糊得很, 大约因当时“落伍者”多, 曲高和寡, 才作一折零售) , 沿途朗诵, 旁若无人。“车子!车子!车来如飞……”“我本不要儿子, 儿子却自己来了!……”其使我心花怒放!我马上觉得全球的人, 没有更比胡先生值得我崇拜了!当时便有人笑我“胡迷”。他们说:“集里的旧诗, 除一首五绝外, 还不够打油资格, 新诗更不用说了。”他们更胆敢说胡先生的文章, 并无特殊精采, 盈千累万普普通通的人, 都写得出来。我不禁愤火中烧:大骂他们是“顽固份子”。可是待我懂得欣赏文学, 不觉火气全消!以后我看过胡先生的“短篇小说”, 看过“胡适文存”, 看过“胡适文选”, 看过“胡适日记”, 看过胡先生在中华“诗”志和各种书刊上所发表的一切, 总没法提起童年的勇气来! (如果我不是“胡迷”, 怎肯浪费有用时间, 去找这些来读) , 我读过黄瑛西窗晚望那首新诗 (商务国语机片) , 方知胡先生的新诗, 确是名符其实的“尝试”!最令人头痛的, 还是胡先生承认自己的文章不够“白”! (他引赵元任先生的批评) 白话“发明”家的文章不够“白”, 叫我怎有勇气攻击那些“开倒车”的文章太“文”呢?最近还有人拿胡先生的《丁文江留英纪实》来挖苦我这个“胡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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