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红学的体系和红学的悲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5: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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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权威刊物《北京大学学报》,一反以往不发表外稿和不介入学术纷争的惯例,从1995年第3期起开辟“百年学术”专栏,紧接着在第4期就刊出了周汝昌先生的长文《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这在红学史上,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学报》第4期的卷首语写道:

  

   如同英国人以莎士比亚引为骄傲一样,中国人以曹雪芹的《红楼梦》引为民族的骄傲。如果没有老子、庄子,没有李白、杜甫,没有《红楼梦》,很难想像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样子,中国人的精神意识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红学”也是一门显学,“红学”的风风雨雨,关涉到整个学术界、思想界。人们还记得,50年代初,一家大学学报上的一篇红学论文,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和冲击。四十年后的今天,又是在一家大学学报上,刊出周汝昌先生总结红学研究历史和现状以及他对《红楼梦》价值再认识的长篇论文,我们相信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卷首语中提到的50年代初“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和冲击”的红学论文,显然是指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现在看来,那篇文章在学术界、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对学术研究来说,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其负面效应还可能超过正面效应。相比之下,时处世纪之交的今天,《北京大学学报》继承北大“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学术自由传统”,以当年蔡元培校长“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气魄,为校内外、海内外学人“提供一方平等公正的学术园地,供学者们进行学术切磋、探讨和争鸣”,以总结20世纪红学的学术历程,厘清本世纪红学发展的脉络、得失,其意义是当年《文史哲》发表李、蓝文章所不能同日而语的。

  

   一、“红学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由周汝昌先生来“总结红学研究历史和现状”,应该说是合适的人选。这不仅因为周先生是一位资深的红学研究专家,而且这篇回顾性的文章,试图贯彻“一切唯以实事求是与临文不讳为学术道德准则”,对百年红学的思考,确实具有相当的深意。

  

   比如,周汝昌先生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既称‘红学’,它首先应当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红学研究的“体系”问题,窃以为是抓住了要害的;接着,他又郑重地提出了“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的命题,更是语重心长,发前人所未发。可惜的是,周先生并没有循此思路,紧扣“红学体系”这一要害去探寻“红学悲剧”的根源,从而对红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出深刻的总结,却一下子滑到追究从事红学研究的人的“素质”上去了: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我自己为例,如果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是在三流的层次,还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备研治此学的条件。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

  

   周文以“还‘红学’以学”为题,其意乃在强调:红学的“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红‘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他的所谓红学本身的“巨大的悲剧性”,主要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周先生关于“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的命题,因篇幅限制,此文不拟枝蔓)。按照周先生的逻辑,要解决红学研究的“悲剧性”,只能有两个办法:第一,动员“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统统放下“自己的理想事业”,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第二,奉劝那些“根本不具备研治此学的条件”的“低层次的人士”,知趣地退出红学研究这块神圣的领地。谁都知道,这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完全办不到的。有位一惯与周先生针锋相对的人,在另一场合却也说过类似的话:“近年以来,红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这自然是大好事!但是这也引起了某些本来与红学疏离的人,却产生了对红学的强烈兴趣。他们似乎以为不假思索就能在红学领域作出‘前无古人的创见’。……这样一来,本来应该是清澈见底的一泓‘红学’湖水,就被搅成一团浑水。”依此理论,红学研究只能是“显贵者”的专利,卑贱者是不容插足的。但是,既然“中国人以曹雪芹的《红楼梦》引为民族的骄傲”,就意味着《红楼梦》是大家的,人人都可以读,可以说,可以论,可以研究:这才是红学之成为“显学”的真义。须知世上没有天生的“第一流”学者,而且,即便是“第一流学者”了,也不能保证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同志在《红楼梦》的问题上,支持“小人物”的创新精神,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小人物”最没有包袱,他们的思想最不受传统的拘缚;而“大人物”、“学术权威”有时倒可能成为学术发展的障碍。“某些本来与红学疏离的人,却产生了对红学的强烈兴趣”,从而不断地加入到红学研究的队伍中来,这是大好的事情,也是红学事业繁荣的最根本的保证。

  

   要之,周汝昌先生关于红学研究的“悲剧性”的提法是饶有深意的,但他对酿成红学悲剧的原因的分析,却未能切中肯綮。“红学悲剧”的根源,不应该专从红学家的“素质”中去找寻,而应该从红学自身的“体系”中去找寻。从这一视角着眼,我们就会真正深刻地总结20世纪红学的学术历程,厘清本世纪红学发展的脉络、得失,下一世纪的红学研究应如何发展、如何繁荣等问题,也就会不言自明了。

  

   二、胡适的悲剧

  

   从周先生对“红学史”的简略回顾中可以蠡知,他虽然承认“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为始”,但又一再强调,胡适的新红学,“从一建立就缺少科学性”,因而没有“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周文借用“今世”之“俗论”,将近百年的红学分为“旧红学”与“新红学”两大营垒:“以‘五四’以前、蔡元培为代表的学派为‘旧’的,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为‘新’的。旧的也称‘索隐派’,新的又呼‘考证派’。索隐的结果,由‘顺治、董妃’说发展为‘顺、康、雍三朝政治说’,考证的结论则是‘自(叙)传说’。”周文在这里用了一个“今世俗论”的提法,表明他本人对新旧红学的看法,有了大的变化。果然,他写道:“今日之人,已然被那些评论者们弄得不甚了然,以为胡适批驳批倒蔡元培,是一场水火冰炭的大‘斗争’,双方各执一词,‘势不两立’。实际的事情的‘本质’,并非如此——他们正是‘一丘之貉’:都是在研索《石头记》这部小说的‘本事’,并无根本的分歧——分歧只是蔡先生认为曹雪芹是写别人,而胡先生则主张曹雪芹是写‘自己’。如此而已。”

  

   但是,周文在比较两种“红学”之后,仍然肯定“新红学”的“科学性”(尽管是打了引号的):“相对于‘索隐派’的‘方法’而言,我以为称之为‘科学的’,那是合理服人的。”理由是:

  

   比方说,索隐派为了证成其“反满”说,便把小说著作权给了“明遗民”。这科学吗?是之与否,又如何判决?及胡氏从作者家世生平和书之版本入手,搜集可靠文献资料,加以考订,证明了作者是曹雪芹,所著传世只有80回本,后40回本为高鹗、程伟元等人伪续,冒称“全璧”;又考知曹雪芹名沾,祖父寅,江宁织造世家,曾历荣华,雪芹本人应为?子,年寿以“四十年华”为基数,而卒于“壬午除夕”即乾隆二十七年(1763)。他又收得了一部乾隆甲戌年(1754)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且也论及了另一部脂评抄本“庚辰四阅定本”。这么一来,我们一个普通人也就不难推断: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上面有一条小“附记”说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再看敦诚在次年丁丑寄怀雪芹诗中也正是说:“……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这就完全明确:雪芹直到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还在经营写作之中。那么,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年,从1664到1757,已经93年,而那“明遗民”既能知亡国之痛而发愤著书,那他应生于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如此,他必须至少是个寿逾一百三十岁而尚未停笔的“作家”才对。只这一点,就使索隐说失去了基本理据。

  

   姑不论这种推论是否足以将“索隐派”完全驳倒,但以上的陈述,确实已经相当明晰地勾勒了胡适构建的“新红学”体系的大轮廓。既然有关作者的家世生平和书之版本的文献资料是“可靠”的,且又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那么,这一红学体系的理论的和史料的基石应该是坚实的,又何来“悲剧性”呢?周汝昌先生的回答是:在胡适的红学研究中,存在以下四条“遗憾之点”:

  

   第一,胡适当时作考证,只是为了提倡“白话文学,对几部小说名著都‘一视同仁’,‘平均对待’”,“初无任何特重《红楼》一书之意。这种考证,作者,年代,版本……,乃属于一般性的考据对象的共同内容项目。所以他并没有什么要建立一个‘红学’专科学术的动机和观念”;

  

   第二,胡适“除了提出‘自叙传’(相对于写别人是不错的),对曹雪芹这部书的真涵义真价值,可说一无所论,简直肤浮得令人惊讶”,“也正因此故,他写了《考证》之后,只由于又得见《庚辰本》而作了一个‘补考’而外,再也没有为‘红学’作什么事情”;

  

   第三,“对曹雪芹的为人,对《红楼梦》的性质(特点、意旨、蕴涵……),他并未表现出什么探索兴趣。不妨说,单层次历史考证而外所必需的思力、识力和更高层次的灵智方面的体会寻求,赏音参悟,一概欠缺”;

  

   第四,他“对‘版本’的认识也是个模棱两可的‘实践’者”,“他收得了价值极高的、可以代表雪芹真面貌精神的《甲戌本》,然而他对这一珍贵文本却不见得发生多大的‘整理’流布与深入研究的兴致与愿望”,“相反,他一直对那部程、高二次篡改歪曲原文最厉害的《程乙本》大加欣赏,并为之作序宣扬”。

  

   以上各点,即便都能成立,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大德中的小眚,根本谈不上什么“悲剧性”的问题;因为胡适既已“为所有后来人指明了治《红》的正确方向,奠定了几大块康庄大道的铺路基石,悬起了清华朗润的一颗照明宝珠”(周先生的赞语是献给鲁迅的,但正如周文所说,“鲁迅也是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鲁迅在蔡胡之间,作出了毫不含浑的抉择:弃蔡而取胡”,因而同样适用于胡适),大家只要循此前进,纵有荆棘横阻,前途终是光明的,又何来“悲剧性”可言呢?

  

窃以为,如果说红学研究有“悲剧性”的话,那首先就存在于其自身的体系之中。总结百年红学的是非得失,最根本的一条是从“体系”入手。应当承认,由胡适等人奠基的“新红学”,确实是构建了一个堪称自己的体系的,这个体系对旧红学的不合理的因素的否定和批判,以及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引进,都是有朝气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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