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贵晨:《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源流考论

——兼论话本与变文的关系以及“三国学”的视野与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0: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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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贵晨  

   【内容提要】 罗贯中《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原本史载,其中徐母故事更接近的根据是唐五代俗讲变文《汉将王陵变》,而以宋代说《汉书》的话本为直接依傍。这一事实表明,《三国演义》创作素材有不少是从非三国文献挪移化用。研究《三国演义》要放眼全部传统文化的背景以为参照,最大限度发明和凸显《三国演义》作为传统文化无边无际的网络中一个“中国结”的特征。

   【关 键 词】《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源流

  

   《三国演义》今存最早版本为嘉靖壬午(1522)刊《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写徐庶归曹(操)故事,在卷之八第一则《徐庶定计取樊城》、第二则《徐庶走荐诸葛亮》和第三则《刘玄德三顾茅庐》,情节大略如下:

   1.徐庶助刘备计取樊城,大胜曹兵,为曹操所忌;

   2.曹操欲招降徐庶,乃用程昱之计,遣人至颖川赚取徐母来许都,诱使“作书唤之”。徐母骂曹,拒绝作书,操欲杀之;

   3.程昱劝使曹操不杀徐母,赚取徐母笔迹字体,伪造母书以招徐庶。徐庶接书,辞刘(备)归曹(操)。刘备于长亭饯别徐庶,徐庶走马荐诸葛;

   4.徐庶至许都见母,徐母愤恨其归曹,自缢而死。

   按此故事原本《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载: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俄而(刘)表卒,(刘)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1](P914)

   《三国志》裴注所引各书以及《资治通鉴》等相关记载事体无异。其后数百年,至《三国志平话》演为:

   曹兵大败,烧死不知其数。……皇叔设宴待徐庶,筵宴毕,当日徐庶自思,我今老母现在许昌,曹公知我在此杀曹兵,与我为冤,母亲家小性命不保!即辞先主,先主不喜。徐庶曰:“我若不还,老小不保。”先主、关、张三人与徐庶送路,离城十里酌别,不肯相舍;又送十里,长亭酌别。先主犹有顾恋之心,问曰:“先生何日再回?”徐庶曰:“小生微末之人,何所念哉!今有二人……”先主问谁人。徐庶曰:“南有卧龙,北有凤雏……”[2](P806-807)

   对比可知,《三国志平话》此节乃取《三国志》徐庶本事轮廓,挪移变异,踵事增华。其与史载本事主要的区别:一是《三国志》说徐庶因母亲随军败逃,被曹兵所获,不得已辞刘归曹,而《平话》却说他帮助刘备打了胜仗,因念及母亲“现在许昌”,主动请辞,投奔曹操而去;二是《三国志》没有写刘备送别徐庶等事,而《平话》虚构其事并作了渲染;三是《三国志》说徐庶荐诸葛亮在归曹之前并短暂与其共事刘备,而《平话》改写为刘备为徐庶送别,徐庶于临行之际荐诸葛亮、庞统以自代,后去曹营,徐庶与诸葛亮并未谋面。毫无疑问,这些改动的结果化生活为艺术,变史述为小说,是三国徐庶归曹故事文学化的巨大飞跃。

   又以《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与上引《三国志》及《三国志平话》对比可知,《演义》虽原本《三国志》,却主要是袭用了《三国志平话》中情节,包括徐庶助刘备计取樊城、念母归曹、刘备长亭送别、徐庶荐诸葛亮等。但在《三国演义》中,这些发生于刘备一方的情节只占全部徐庶归曹故事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即发生于曹营方面的情节——曹操挟徐母为人质以招徐庶和徐母死节一大段精彩文字(以下或简称徐母故事),却不出自今见罗贯中之前任何有关三国的资料(曹操、徐母在上引《三国志》与《三国志平话》文字中仅被提及)。这可以引起我们探讨的兴趣:是作者的创造?还是别有依傍?

   按《三国志》裴注为我们提供了寻求答案的线索。《三国志》卷一四《魏书•程昱传》裴注引“徐众评曰”,曾提及“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成事人尽死之节”等事,并联类以及于“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等事[1](P427)。这段话提示《演义》写徐母故事与“昔王陵母”故事有所关联。按《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载有项羽捉王陵母以招王陵事: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3](P522)

   班固《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等记载同此。对比可知,《三国演义》徐母故事与《史记》、《汉书》陵母故事为同一机杼。《史记》、《汉书》为古代文人必读书,罗贯中“考诸国史”[4],据《三国志》等编撰《三国演义》,徐母与陵母故事的雷同,应当是他从裴注进而《史记》、《汉书》所载陵母事受到启发而来。毛宗岗于《三国演义》本回“操然其言,遂不杀徐母,送于别室养之”句下评曰:“不杀徐母者,惩于王陵故事也。”李渔也评曰:“操不杀徐母,有鉴于王陵故事也。”[5](P452)其都以小说写曹操不杀徐母与史载楚汉之际王陵母故事相关,也给人感觉似乎《三国演义》徐母故事直接脱化自《史记》、《汉书》陵母事,其实未必。深入考察可知,从《史记》、《汉书》的记载到罗贯中《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还曾经由中间环节的转换。这个作为中间环节的就是《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有关王陵及陵母故事的民间文艺包括野史小说。

   楚灭汉兴以后,王陵及陵母故事流传,一入于《史记》、《汉书》的记载,一由于街谈巷语的增饰演为民间口传的小说。至今《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可见,当时口传的这类小说无考。但是,尚有今山东省嘉祥县汉武梁祠《王陵母图》画像残石及题记,显示当时有王陵母故事口头流传的痕迹。近人王重民先生《敦煌本〈王陵变文〉》一文考“此图(按指汉画像石《王陵母图》)所表现之故事,已较《史》、《汉》为复杂,而渐入于小说之域”[6](P596)。此后约八百年间,又有今存敦煌遗书《汉将王陵变》,属晚唐五代俗讲的变文,原帙乱残,经王重民先生整理成今本[7],使我们能方便地知道这一故事流传至唐代的具体面貌。其梗概如下:

   1.王陵与灌婴斫楚营得胜,为项羽所忌;

   2.项羽欲招降王陵,乃用钟离末计,从绥州茶城村捉取陵母,逼使“修书诏儿”。陵母知汉当兴,严词拒绝,遭刑辱;

   3.汉使卢绾去楚营下战书,见陵母受苦,回告汉王。汉王准王陵入楚,救其慈母;

   4.王陵请卢绾相随入楚救母,至界首,绾先入探,陵母于项羽前口承修书招儿,赚项羽宝剑,自刎而死。

   以本文开篇所列《三国演义》徐庶归曹故事梗概相对比可知,二者情节雷同有以下几点:

   1.王陵、徐庶各在战胜后为敌方所忌;

   2.项羽、曹操各用属下计策挟其母以相招诱;

   3.项羽、曹操各曾使其母作书相招,被拒绝,并招致唾骂;

   4.王母、徐母各自杀,为汉朝死节。

   这第一点雷同处甚至关乎故事总体构思的合理性,而第二、三、四点集中显示徐母与陵母故事大略如一。这也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表明二者可能有直接渊源的联系。但是,罗贯中没有看到过嘉祥汉武梁祠石刻;《汉将王陵变》也早在10世纪末就已封存于敦煌石窟,并且宋真宗朝曾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此篇也不大可能有别本在世间流传,至罗贯中的时代更加不可能看到。所以,《三国演义》徐母故事与《汉将王陵变》陵母故事的渊源关系又不可能是直接的。换言之,《汉将王陵变》向《三国演义》徐母故事的过渡,还应当另有中间环节的过渡。

   这个成为中间环节的应是宋元话本或杂剧。宋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载:“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8](P103)洪迈《夷坚支志》丁集卷三《班固入梦》条有“今晚讲说《汉书》”的话,又据今存元至治《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可以相信此前早就有《全相平话前汉书正集》,这些说话——话本之中,必有项羽捉陵母以招王陵故事。又,元钟嗣成《录鬼簿》载有顾仲清《陵母伏剑》一本,当然就是演王陵及陵母故事。另外,王国维《曲录》载有元王伯成《兴刘灭汉》一本,也可能涉及这一题材。但是,一般说杂剧后起于话本,加以顾仲清、王伯成皆元中期人,所编陵母故事杂剧当然晚于话本。所以,作为《汉将王陵变》情节向《三国演义》徐母故事过渡中间环节的,首选应当是宋代说《汉书》的话本,其次才是杂剧。明代甄伟作有《西汉演义》,叙陵母事略同《汉将王陵变》,大约就参考过这种宋代说《汉书》的话本抑或顾仲清、王伯成的杂剧。罗贯中时代早于甄伟,《三国演义》叙徐母故事与《汉将王陵变》的雷同,也应是直接从宋代说《汉书》话本或顾、王的杂剧挪借而来。但是,《汉将王陵变》又如何演为宋代说《汉书》话本的内容,也还是考察这一题材演进过程必须弄清的又一中间环节。

   这一中间环节的特殊性,表现为民间艺术形式间的相互影响。具体地说,从《汉将王陵变》到宋代说《汉书》话本中陵母故事,是宋初佛教俗讲与市民说话代兴和前者为后者吸纳的结果。话本是说话艺术的产物。说话艺术早在隋唐已经发生。但是,唐代俗讲盛行,说话似乎一度成了俗讲的附庸。敦煌遗书中《唐太宗入冥记》、《前汉刘家太子传》、《韩擒虎话本》等本是在俗间讲说的话本,杂存于各种讲说佛教故事的变文中,而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等讲说历史故事的作品,却取变文的体例或冠以“变文”的名题,都显示入宋以前唐五代很长时期中,说话——话本曾被视为俗讲——变文的一种,随俗讲——变文一并流传。然而,即使在俗讲——变文最受俗众欢迎的兴盛时期,也有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乃至一再遭到朝廷的禁止[9],至南宋王灼作《碧鸡漫志》,已称“至所谓俗讲,则不晓其意”了[10](P524)。在这俗讲——变文逐渐式微的过程中,原被俗讲——变文裹挟或笼罩的说话——话本重又独立发展,逐步占据民间讲唱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当初被作为俗讲——变文内容出现的历史故事也应时蜕变为讲史的内容和形成新的话本,《汉将王陵变》向说《汉书》话本中陵母故事情节的转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从今本《汉将王陵变》可以见到后来可能发生这种转变的文本特征。该篇末“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的题记,应是暗示了俗讲“楚灭汉兴”故事,不只“王陵变一铺”,而是各种“楚灭汉兴”故事编年叙述的长篇讲唱。换句话说,《汉将王陵变》只是“楚灭汉兴”长篇俗讲中的一节,故其题义当为“楚灭汉兴”“汉八年”之“王陵变”。如果这个推想符合实际,那么人们常常感到奇怪的唐代盛行的变文,到了宋代突然湮没无闻一事,就可以在其自身演变的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了。即唐五代以来,特别入宋以后,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使俗讲——变文逐渐式微,有的不得不改头换面,融入市井中方兴未艾的说话——话本,促进了这一民间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楚灭汉兴王陵变”一类历史题材的俗讲,也就在这过程中一变而为“今晚讲说《汉书》”之类的讲史;话本流传,相应部分遂成为元末罗贯中《三国演义》写作徐母故事的直接依傍,而《汉将王陵变》则是它在唐代俗讲——变文中的祖本。

这个事实说明,宋元话本小说特别是讲史类话本的发展与唐五代变文有某种承接关系。具体说来,宋代讲史话本未必尽为宋人的原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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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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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济南)200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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