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林纾、陈衍为何没阻止“废除文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19-08-13 21:19:04

欧阳健 (进入专栏)  

  

   在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将胡适诋毁文言,说成是“进步”的、“开放”的;林纾、陈衍反对废除文言,却成了“保守”的、“封闭”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有名的“八不主义”;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更露骨地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用了两个“都是”,两个“只有”,就把中国二千年用文言做的文学,蛮横地彻底地否定了。

  

   不仅如此,胡适还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说:

  

   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在此基点上,胡适大力鼓吹:“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借着夸大西方文学的优势,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的目的。

  

   仅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比胡适年长三十九岁的林纾,便以《论古文之不宜废》作出回应。文章开首曰:“文无所谓古也。”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魅力。胡适之所谓“八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

  

   作为有民族责任心的老成人,林纾忧心忡忡地说: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斋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时,将“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与“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号字体排印,尤突现了林纾的殷忧。文中提到的斋藤少将,时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维新虽比中国早,却不一味图新而废旧,故斋藤有言:“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林纾发问道:“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岂不是太愚蠢了么?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为什么会为日人尽括而有之?恐与时人鼓吹尽废古书、尽废文言不无关系。“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后来的事实,皆不幸为林纾所言中。

  

   1919年4月,林纾又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进一步就“白话正宗”论与胡适商榷。文章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1901年)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闻有为白话为诗,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又说:“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衔其特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林万里即林獬(1874——1926),1901年主持《杭州白话报》笔政,作《论看报的好处》,并作白话文鼓吹新政;五十岁的林纾客居杭州,为之撰《白话道情》,大受欢迎。行文本意在于提示胡适:即便是“倡导白话”的话题,“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自己亦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立定有足够资格议论白话的前提下,林纾以高明的古文家身分,畅论古文的性质和功用,品隲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优劣短长,洋洋洒洒,仿佛是信手拈来,挥斥皆成警句。如论明人之学汉,引白话小说为例以喻之,为“《品花宝监》学《红楼梦》者也”:“《红楼梦》多贵族手笔,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织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宝监》者,特一秀才,虽极写华公子之富,观其令厨娘煮粥,亲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红楼梦》中则一婢之口吻耳。”不惟十分得体,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红楼梦》赏鉴,早在1907年,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即曰:“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其)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与十三年之后撰《红楼梦考证》、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的胡适相比,林纾谓“《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俨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姊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贱而多怨,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贴。”无疑要内行老到多了。

  

   林纾也看到古文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一面。1913年春秋之交,作《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勉诸生云:“呜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富者,则又矜多务博,舍意境,废义法,其去古乃愈远……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熸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915年,为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作序云:“综言之,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习,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他看到了“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的一面,但为了使“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都是十分通达的。

  

   《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坦然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古文,甚至将古文斩尽杀绝。林纾深刻地指出:“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这是为什么呢?他巧妙地借《水浒》艺术而言之曰:

  

   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于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揸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防楼上知状将物下掷,揸指正所以备之也,此第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于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刃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见《史记·外戚世家》:窦皇后弟窦广国,四五岁时为人略卖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闻窦皇后新立,上书自陈。窦皇后召见,复问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故曰“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见《隋书·外戚传》: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开皇初,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勘验知是舅子,留在京师。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征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高祖名,云:“种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故曰“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林纾借此说明“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的道理,是令人信服的,也是符合文学演进规律的。胡适以“言文之背驰”与否,奉辽、金、元通俗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无疑是错误的。中国文化源头在先秦,没有证据表明其时一定“言文背驰”,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以《春秋》、《左传》 、《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书,以《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莫不以其深厚的思想底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维源泉。胡适说“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表面上指“作文”,实际上是指“读文”,既不作矣,又何读焉?从而粗暴地切断中国文化的本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进一步申述他对“正宗”论的看法:“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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