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 韩伟表:《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0: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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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林   韩伟表  

   【内容提要】 本文在中国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广泛搜集和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其重要成果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也探讨了今后的突破方向,以便为21世纪的《三国演义》以及其他经典小说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三国演义》(注:从现知最早的刊本至今,《三国演义》刊行的主要正式名称不下十数种。如非必要,本文一律以《三国演义》作为共名。)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丰厚复杂的思想内涵及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受到历代学者的普遍关注。但自《三国演义》刊行到19世纪末,由于受传统学术价值观念与思维定势的局限,明清两代学者的研究依然主要沿用“比附经史”、“劝善惩恶”等儒家诗教观念,对作品或作感悟式的道德评判,或作辨伪式的史实考索,等而下之者甚至肆意谩骂、一味诋毁。其间虽亦有如清毛宗岗父子的评点之类的重要成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在小说观念与批评方法上未有根本性突破。直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及学术转型的日渐完成,《三国演义》的研究方始真正进入自觉的文学研究畛域。

   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及学术本身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百年《三国演义》研究明显地呈阶段性演进之势。前半个世纪,在中国学术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三国演义》研究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及以感悟式“评点”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式的限囿,开始尝试融合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将《三国演义》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自50至7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三国演义》研究在破旧立新中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然而由于受“左”的僵化思想的影响,研究的思路比较狭隘,模式比较单一,尽管在“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焦点上讨论热烈,促进了《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普及,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至7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三国演义》的研究才逐步回归学术本身,并呈多元发展之势,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外,20世纪海外《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并在从原先隔绝状态逐步走向交融的过程中,与国内的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研究进程的梳理、对其成果与不足的系统总结,为21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突破与超越提供新的学术起点。

     一

   20世纪前50年,《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名著的研究一样,也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但彼此的发展曲线是各不相同的。概而言之,最初10年为起步阶段,承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之余绪,无多大价值。20年代出现第一个高潮,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30年代渐趋沉寂,至40年代形成第二个高潮,研究日益走向广泛、精细和系统,与前一个高潮前后呼应。

   第一个高潮的前期以胡适、钱玄同、谢无量、鲁迅为代表。胡适与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见解主要见之于他们于1922年为亚东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序言中;无论是胡序的否定性的还是钱序肯定性的评价,从观念到形式,都体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创见不多。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无量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作者运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着重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其最重要的贡献是首开了运用域外理论方法研究《三国演义》之风气。鲁迅对《三国演义》虽无专论,但在其出版于1924年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从小说发展史的高度对《三国演义》所作的论述,同样以见解深刻、论断精辟为学界所重。第一个高潮后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有关此书版本与研究资料一系列新发现激发的访书热和版本文献研究上,这一研究势头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先是1924年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被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尔后,经马廉、郑振铎、孙楷第等学者努力寻访,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李笠翁评本及众多万历间刻本相继发现。马廉汇集其多方搜集的调查结果而成的《日本三国演义调查》一文(1929),孙楷第继而“博考载籍,旁搜故实”而成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1933),代表了当时《三国演义》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异于毛本的早期刻本的发现、介绍、著录和出版界不失时机的影印刊行,为研究《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递嬗及章回小说的演变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坚实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郑振铎、马廉、赵斐云于1930年访书宁波时发现的《录鬼簿续编》,因其中载有罗贯中小传,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罗贯中身世、著述的热潮,开后世作者研究之先河。郑振铎在访书的同时致力于《三国演义》的学术研究。从1929到1931年,他先后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其中长篇论文《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对三国故事的演变、《三国演义》版本的嬗变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注:《小说月报》20卷第10期,1929年10月。),其创见也都为40年代李辰冬等学者所汲取。

   经过30年代的沉寂状态(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至40年代,《三国演义》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一方面是访书活动仍在继续进行,最重要的收获是诗人戴望舒于1941年访得藏于西班牙的《三国演义》重要版本——明嘉靖书林叶静轩及子叶逢春刊《新刊案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马廉、孙楷等对此均未著录,实为海内外仅存之孤本。此本珍罕异常之处,还在于它是能够确定刊行年的存世最早的版本,对《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注:关于该本的刊行年代,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考定为嘉靖二十七年即1548年,并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完全可能先于该本刊行,但还无法确定究竟哪一年刊行。)。另一方面是研究论著明显增加。其中大致有三种趋向,一是重在历史研究,兼论《三国演义》,较著者有祝秀侠《三国人物新论》、吕思勉《三国史话》、曾繁康《三国群雄之用人及其成功失败》等。这些研究成果多为历史学家所为,离文学研究较远,但为《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开拓了视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是比较系统的文学研究,以李辰冬于1946年由北平大道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三国水浒与西游》为代表。在《三国演义研究》和《水浒传研究》部分章节中,李氏从作品来源、美感基础、艺术造诣三方面,对《三国演义》作了富有启示的新探索。他在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三国故事的演变归纳为三个时期:(1)历史故事时期;(2)民间传说时期;(3)历史与传说综合时期。这样的分期和认识较之鲁迅、胡适、郑振铎的研究更有概括性,有较强的理论价值。此书另一贡献和特点是步谢无量之后,运用西方美学理论,从剖析《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意识着手,对《三国演义》的成就和价值作了当时最为细致的分析和不同于胡适等人的高度评价,作者力图追求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性、作品分析的系统性以及论述的逻辑性都足以表明其研究已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但书中认定《三国演义》为资产社会的产品,小说抓住了这种社会的主要意识,则又显见留学法国的作者有生搬硬套之弊。三是如郑逸梅《三国闲话》之类的闲话、漫谈、随笔等。《三国闲话》由上海广益书局于1948年出版,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地名、故事情节,时作小考,时作趣谈,融学术性、趣味性于一体,颇受读者欢迎。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三国演义》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进展:首先是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独立的审美品格。这是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最具深远意义的转变。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更新,即从原先以“评点”为主体的感悟式批评走向融合多种方法的系统的研究。除传统考据方法的运用外,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理论与方法等也陆续被应用到《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价值研究上,虽然还不免生硬,但对于《三国演义》学术地位的提高和《三国演义》研究深度的拓进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再次是有关作者、版本等资料的发现和积累,为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文献基础。还有就是《三国演义》研究领域的拓展,版本、作者、成书过程、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价值、审美风格、思想意蕴等20世纪后半叶的主流课题,此时期都程度不同地有所触及,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成果。当然,从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整体成就来看,这些成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尤其与80年代之后的研究相比更为明显。

     二

   50至70年代为20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文革”前与“文革”中两个阶段。“文革”前,围绕着“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两大热点问题分别于1954年、1959年兴起了两次高潮。进入“文革”之后,《三国演义》研究被纳入“评法批儒”的政治轨道,渐趋沉寂,几无成果可言。

   1953年,先是经新校订注释的《三国演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该社又召集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三国演义》座谈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的普及和研究。自1954至1958年短短5年间,就出版了三部研究专著和一部论文集,发表了评介文章50余篇。这些论著几乎都围绕着“人民性”问题展开争鸣,对《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内涵作出了各自不同的界说。主要有顾学颉《试谈“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刘知渐《从桃园结义故事看〈三国演义〉的人民性》、李景林《对〈三国演义〉倾向性的初步探索》、鲁地《我对〈三国演义〉人民性的几点理解》等。由“人民性”而涉及的正统思想问题,在当时争议也颇为激烈。刘世德《谈〈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念问题》、陈大远《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三国演义”》等认为《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念“或是反映了历史真实,或是反映了作者头脑中存在的封建历史观点,都和‘人民性’、‘爱国主义’这些概念联系不到一起”(注:分别载《文学研究集刊》第三册、1955年3月26日《河北日报》副刊。)。刘知渐《试论如何正确理解〈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顾肇仓《关于“三国演义”中的几个问题》等则认为《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是“从长期的反抗异族侵略现实斗争中提取出来的”,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注:分别载1954年11月10日《天津日报》副刊、《新建设》1956年3月号。)。还有一种意见根本否认《三国演义》有正统思想,如顾学颉《试谈“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便认为:“作者反对曹操,并非反对他姓‘曹’,而是反对他用奸诈、残暴的手段夺取帝位。同样,作者拥护刘备,不是拥护他姓‘刘’,而是拥护他的‘仁德’;否则,姓刘的很多,刘表、刘璋为什么得不到赞许,桓帝、灵帝为什么受到攻击呢?”(注:1954年8月8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5期。)

   围绕“人民性”问题展开论争的第一次高潮中,也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研究论著。195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董每戡的学术专著《三国演义试论》是该阶段最值得重视的成果。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三国演义》成书过程、反映的本质、人物形象等展开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现在看来同样难免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印记,但整体而言,论断还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也还是比较深刻的。

1959年,以郭沫若、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撰文为曹操翻案,涉及到《三国演义》,从而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三国演义》的热烈讨论,并形成“文革”前的第二次高潮。“翻案派”的主要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肆意歪曲历史,贬斥曹操,因而违背了历史真实性。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白融、李希凡、刘知渐、袁世硕、苏兴等文学批评家纷纷撰文反驳。他们赞同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但反对为《三国演义》的艺术形象曹操翻案,更不同意否定《三国演义》。论争涉及到了正统思想、人物形象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重要问题。关于正统思想,“反对派”认为金元时代的“尊汉抑曹”思想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它曲折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不能予以抹煞(注:参见刘知渐《罗贯中为什么要反对曹操》(1959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等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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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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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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