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三国演义》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和相对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 次 更新时间:2018-04-17 0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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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同若干古典长篇名著一样,关于《三国演义》主题的研究,是投入人力最多而又歧义最为纷纭的课题。这种状况,已经受到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责难。有同志认为:“对于《三国志演义》的主题和思想内容,迄今仍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说法,彼此相持不下,而一种科学的、准确的、能够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同意和接受的见解似乎还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反映了《三国志演义》的研究“从全局来说,似乎还欠深入,水平还有待于突破和提高”(刘世德:《眼界更开阔些,研究更深入些——〈三国志演义〉研究刍议》,《光明日报》1984年4月3日第三版)。这种意见确实是有感而发的。据最新资料介绍,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除了以往提出的“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等四种外,近年来又出现了“歌颂理想英雄”说、“赞美智慧”说、“天下归一”说、“讴歌封建贤才”说、“悲剧”说、“仁政”说、“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宣扬用兵之道”说八种说法(实际上可能还不止此数),确实称得上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这种状况反映着《三国演义》研究的开展和深入,还是证明着研究的“欠深入”、“水平还有待于突破和提高”?在一些同志看来,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因为主题研究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获得一个“科学的、准确的、能够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同意和接受”的主题。

  

   另一方面,今年四月在洛阳召开的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又有同志提出,“主题”这个概念,没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因而不是科学的概念。概念内涵的含混和不严密又导致了外延的扩大。从《三国演义》主题研究的实践来看,有人强调“多主题”或“主题多义性”,但是,多主题实际上就是无主题,几方面共同构成主题,潜藏着推翻主题的危机;另一方面,又有人高度地抽象再抽象,把复杂的内容归结为极其简单抽象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概念或逻辑命题:这种种做法证明用主题这个概念去归结一部作品是不科学的,甚至证明了主题研究的“不可能”。因此,在相当的时期里,耗费无数人的心血去研究《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徒劳的,没有价值的,应该把注意力引向比较广阔的视野,《三国演义》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后一种意见,应该说是包含了若干积极因素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对主题的探究当作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面对一部作品,研究者的首要使命似乎就是鉴定是“精华”还是“糟粕”,然后决定是接受还是抵制;而所谓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是以非常狭窄的“政治标准”去测量出来的。依照这种标准,《三国演义》有“丑化农民起义”、“鼓吹忠义等封建伦理观念”之嫌,因此,不管论者的本意如何,都得首先判定它的主题是属于“封建性的糟粕”的范畴,并从总体上给予否定。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对于阐发《三国演义》的真正价值,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近年来,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提出了或重新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说法”,诸如“仁政”说、“忠义”说、“民本思想”说、“人民愿望”说、“渴求统一”说等等,动因之一就是为了推倒派给《三国演义》的诬蔑不实之词,为它争得生存的权利,其积极意义是不应低估的。其中也有一些研究者还未能从以主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框框中突破出来,还在重复着把思想从感情和形象中生硬地剥离出来的做法,对此提出批评,应该说是有理由的。

  

   但是,仅仅因为主题这一概念没有明晰的定义,就断定主题研究的无意义或不可能,却是偏颇的。我们评价《三国演义》主题研究的成败得失,应该从研究本身的实际出发,而不应该从定义和概念出发。实际上,言人人殊,没有明晰固定的定义的概念,何止主题而已。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罗孔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曾举出从1871年到1951年八十年间,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为“文化”所下的不同定义竟有164种之多,并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46种, 关于“文化”定义的解释没有一条是完全相同的。我们能否因为“文化”这一概念没有明晰的定义,就断言关于文化的研究是无意义或不可能的呢?不能。概念的不明晰,不等于概念所指的实体的不存在。不论是否使用“主题”这个概念,面对《三国演义》,人们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它描写了什么,表现了什么,反映了什么?”当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总不会连一点主观意图也没有;他也许觉得三国的故事很有趣,很有意义,于是便写了这部小说,想借此告诉人们以一点什么。这种偏于理性的意念或认识,总要从情节和形象中透露出来,至于用不用“主题”这个概念,并不是最关紧要的。如果以为唯有等将主题的内涵外延搞得非常明晰以后才能着手主题的研究,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既然从关于“文化”定义的几十种、上百种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就是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观点,来赋予文化这一概念以不同的定义,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李新:《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1984年第7期),那么,对于主题的探究,不是也可以如是处理吗?

  

   我国古代文论中,没有长篇叙事作品的“主题”的概念,与此相类的倒有一个李渔的“立主脑”的提法: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闲情偶寄》)

  

   关于“主脑”,李渔的解释也是游移的。他一则说“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周贻白注释说:“这意思,按现在的说法,应即一篇文章的主题思想”(《闲情偶寄演习部注释引言》)。再则说“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也就是剧作者“初心”所属意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是戏剧的“主脑”。这二种说法乍看似相矛盾,但主脑既是立言之本意,而本意又须通过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集中表现出来,可见又是统一的。

  

   同样,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以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总之,是属于对作品的偏于理性的某种内涵物的大致把握与描述。就《三国演义》的创作过程而言,罗贯中的出发点,是他对于客观社会生活(历史素材)的认识和体验所造成的冲动,他不会没有“主言之本意”,亦即目的性的追求;但又不一定事先就设计出了一个非常明晰的主题,来作为提挈创作过程的“统帅”和“灵魂”,这是模糊性的第一个依据。再者,罗贯中对于自己的创作意图,并无片言只语的交代存留下来——有的作家即便有序跋之类,也不见得就与他的动机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这种意图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这是模糊性的第二个依据。人们或许会说,作家的意图就体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之中,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三国演义》是一部八九十万字的巨著,它的全部存在,就是这八九十万字,要据此看出贯串于作品中的创作意图,或者看出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同样不是容易的事。歌德在谈到《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时说:“主题思想就是全本《浮士德》。”托尔斯泰也说过,要他说明《安娜·卡列尼娜》的主题思想,他只有把它再写一遍。可见,主题的归纳,还得要靠读者的努力。请注意,“读者”这个概念是超时间,也是超空间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阶层,以至不同气质、性格、素养、爱好的读者,他们从《三国演义》中领悟到的东西是不同的,这是模糊性的第三个依据。所以,对于主题,真正科学的态度不是要求明晰,而是要求模糊。

  

   上述两种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研究的批评意见,与此却是完全相反的。前一种意见,是要求主题探究的唯一性。他们认为,一部作品只能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主题,必须全力找出这个唯一真理性的主题,而摒弃其他一切五花八门的主题;后一种意见,则要求主题概念的唯一性。他们认为,除非定出一个唯一科学的、准确的关于主题概念的定义,并摒弃其他一切五花八门的定义,主题的研究就是无意义的和不可能的。两种意见似乎针锋相对,实质上却趋于同一,亦即二者都要求事物的质的差异和界限的“明晰性”。恩格斯指出:

  

   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自然辩证法》第190页)

  

   恩格斯对于要求“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的形而上学观的批评,是发人深省的。关于概念的模糊性,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琼斯说:“我们大家(包括那些追求“精确无误”的人)在说话和写作时使用不精确的、含糊的、难于下定义的术语和原则,这并不妨碍我们所用的词是非常有用的,而且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通常人们尽管使用不精确的表达方式和难于下定义的术语,但仍能相互理解。”(转引自任铁平:《模糊语言再探》,《外国语》1980年第5期)辩证法认为,明晰与不明晰,都是相对的,相互之间存在区别,但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二者还可以互相转化;在对于复杂的系统,主观上一味追求“明晰”,反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主题研究中人们追求的两个极端目标,不就是这种事与愿违的生动例证吗?对于以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以表现被人类所体验、所认识的精神世界为任务的文艺作品,是无法用绝对精密的思维方式作出解释的,也是无法用绝对精密的定量分析来对构成作品的各种要素(包括主题)进行说明的。《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应当用比较模糊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否则是会钻进牛角尖去的。

  

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所谓主题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于作品价值的探讨的方式之一。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406 页)价值所表示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外界物之间的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特定关系;《三国演义》的价值所表示的就是主体(读者、研究者)与客体(《三国演义》)之间的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特定关系。价值一方面取决于客体本身的属性,而客体的属性是多方面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资本论》第一卷第48页)《三国演义》全面地写出了中国历史上那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它的广袤的社会丰富性和发展的多变性,引起了后世无数人的关注,研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得出哲理的或政治的结论,以至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普遍重视的思维材料。同时,《三国演义》不等于三国的历史,它是罗贯中所体验、所认识的在他头脑中重新组织了的“第二历史”,是一个由多层次、多等级的要素以一定结构方式组成的系统,因此,它的多方面的属性,它的能够满足人们阅读需要的潜在能量,都是难以穷尽的。价值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也具有复杂的构成和等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时、地,也会诱发不同的需要。就阅读来讲,有认识的需要,也有审美的需要;有粗浅的需要,也有高雅的需要;有激发热情的需要,也有抚慰心灵的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人的认识能力和审美水平的提高,将会不断发现以往所不曾发现的客体的属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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