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标准”的小说与“小说”的标准

——以《天香阁随笔》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19-11-10 2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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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摘  要:作为"诸子",小说家与其他九家地位是对等的,这是没有产生"诸子"的西方文化所能明白的。中国小说不是属于形式范畴的文体,而是荷载中华文化的实体。就其内涵而言,"小说"与"大道",不在一个等级线上;就其形式而言,"小说""短书",不是"宏论""钜制"。正是这种自觉的"谦退",反而能出入任意,转圜自如,让小说家成了最有生命力、最为恒久的一家。写的是作者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读所悟,所思所触,上至理政方略,下至人生智慧,举凡朝野秘闻、名人轶事、里巷传闻、风土人情、异闻怪谈,无不奔走笔下,成了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这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关键词:小说 标准 中国 西方

  

  

   李灵年教授序《全清小说》,提到谈凤梁先生主编《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请吴组缃先生赐序一事。吴先生读了《〈任氏传〉赏析》样稿,见有这样的话:"《任氏传》可以当作唐人传奇的标准性文体看待;在某种意义上,它凝聚着中国古代叙事艺术和小说文化的几乎全部因素。"突然表示序不能写了,理由是:"什么叫标准小说?世上有没有标准小说?"

   --这让我想起了好些往事。谈凤梁先生是新时期起步较早的古代小说专家,著有《中国古代小说简史》《古小说论稿》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主持《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还约我写了《埋忧集》中《金蝴蝶》《空空儿》《真生》《陶公轶事》赏析,这是我有关文言小说最早的文字。撰写《〈任氏传〉赏析》的何满子先生,则是治古代小说的大家,既有旧学的根底,对西方文化也极熟稔。由于用西方小说的"尺码"(以情节的虚构和人物的塑造为核心)来衡量,才断言《任氏传》是"标准文本":"作家以史传的简洁笔法,集中笔力于刻画人,从人物活动中勾勒出唐代上层社会风俗画,从风俗画中烘托出人,更其是人的灵魂,从中贯注着作家自己的人生评价和爱情--人生的价值观,直达哲理层次的美学高品位。"(《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5页)

   何满子先生忽略了一点:《任氏传》只是"历代文言小说"的一篇,若将它树为"标准",众多历代文言小说又将置于何地?吴组缃先生以为,古代小说文备众体,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标准";即便是成熟的《聊斋志异》,在他看来也有三种文体:一是魏晋"志怪式",二是唐人"传奇式",三是专写一个场面、一个片段的散文特写(吴组缃:《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版,第16-17页)。而早在1928年,俞平伯《谈中国小说》就说过:"唯若求了解中国小说之实况,必先明白古今人虽同用小说这名称而释义有别,尤宜知这些传统的观念对于自来小说创作之成就,有深切之关系。我们用今日所谓小说之标准去衡量古之小说,而发现种种的有趣的龃龉,这倒是当然的现象。若古人能预知我们的标准,处处合式,这才是真的奇异呢。"(《小说月报》第19卷第2期;转引自汪正龙等:《文学理论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要问"今日所谓小说之标准"是从哪里来?就要追溯到1918年。服膺"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胡适断言:中国"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相比之下,"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四卷,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232、233页)。钱玄同给陈独秀写信,认为:"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新青年》第三卷,第449页)又给胡适写信,说:"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新青年》第四卷,第63页)

   "西洋的文学方法"之所以完备、高明,在胡适之辈看来,就在于他们的小说观。周策纵解释说:"我们现在的所谓'小说',和英文的fiction相当。可是fiction的初义是'虚构',中文'小说'一词却没有'虚构'的意思。"(《传统中国的小说观念和宗教关怀》,《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于是,有着几千历史的中国小说,因为不符"虚构"的标准,其价值便被大大地低估了。

   其实,矮化、贬低、颠覆中国小说的,最致命的一击,还不在是西方的小说观念,更在他们倡导的文体论。西方人把小说与诗歌、戏剧平列,看成是属于形式范畴的文体,所谓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典型环境的"小说三要素",成了小说学的ABC。不具备上述种种的中国古代小说,岂不要自惭形秽、望尘莫及了么?

   胡适之辈不懂得,《堂吉诃德》《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等等,与中国古代小说根本不是一回事。用西方的一套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录有诸子十家,他是怎校界定这十家的呢?--"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班固的意思非常清楚:小说家与其他九家,虽各有出处,各有内涵,但作为"诸子"的地位,却是对等的。如若诸子九家是文体,那么也可以承认小说是文体:谁都明白,这种设想是错误的。谁也不会胡涂到这种地步,说儒家、道家之间的区别,是文体的差别。谁都可以清楚地判明,《孟子》与《庄子》的差异,不是文体的差异,而是实体的差异。同样道理,小说也不是文体,而是荷载中华文化的实体。这一客观事实,是没有产生"诸子"的西方文化所能明白的。俞平伯当年说得对:"我们评量中国的旧有小说,与其用我们的准则,不如用他们自己的准则,尤为妥切。"这里的"我们的准则",是当时人们服膺的西方小说的准则;"他们自己的准则",则是中国古人的小说的准则。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将西方小说的准则(或曰标准)推倒,重新回到中国古人的小说准则(或曰标准)上来。

   班固说,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又引孔子的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乍一看,仿佛是对小说的贬抑。桓谭则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语气就大有不同。作为"诸子",就其内涵而言,"小说"与"大道",不在一个等级线上;就其形式而言,"小说""短书",不是"宏论""钜制",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正是这种自觉的"谦退",既没有自高身价,更没有自限门槛,反而能出入任意,转圜自如,让小说家成了最有生命力、最为恒久的一家。试看,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诸子九家,到后来还剩下多少?不要说阴阳家、墨家、纵横家,就连儒家、道家,也都没了真正的后继者。用班固的话说,儒家是"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道家是"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但对于小说家,班固没有说及它的衰亡,却道:"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为什么它会"然亦弗灭也"?且将"小说"二字,作点分解就明白了。"说"是"闾里小知者之所及",是"刍荛狂夫之议",故小说的书名,往往以"说""话""语""谈(谭)"命之;为显示其小,其卑,其微,又往往以"小""琐""蠡""脞"修饰之。然放言高谈,难留痕迹,还得记录下来方能传世,故又往往以"笔""记""志""录"命之;但这种记录的行为,并不具庄严的意味,"随""漫""杂""妄",倒是常采用的修饰词。小说之所"说",之所"录",究竟是什么呢?是作者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读所悟,所思所触,上至理政方略,下至人生智慧,举凡朝野秘闻、名人轶事、里巷传闻、风土人情、异闻怪谈,无不奔走笔下,成了小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这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有人以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不是一个与西方fiction或novel对等的一个纯文艺学文体论概念,而是一个在社会的文化领域定位的知识论和价值论概念,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格局中,被正统文化系统所歧视排斥的其它边缘性文化话语的统称,是一个具有知识论和价值论内涵的文化概念。"(张开焱:《文化二元对立格局中定位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是讲得相当不错的。中国古代小说确实是在社会的文化领域定位的"知识论"和"价值论"概念;至于中国古代小说是不是被正统文化系统所"歧视排斥"的"边缘性"文化话语,则需要作具体分析。虽说是"刍荛狂夫之议",但古代最正宗的文人,都以极大热情投入了小说的写作,小说家生平百分之九十可考,就是明证。写小说既无官方压力,也无市场诱惑;谀墓之文,应酬之诗,人情牵绊,难免违心。小说却是自主行为,表达的是自我认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善其所善,恶其所恶,堪称道德观与审美取向的汇集,三千年中华人文精神的总呈现。

  


   不过,中国小说本身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明代胡应麟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这就是说,在"小说"的总名目下,实际上有两大分支:一是"谈说道理",一是"纪述事迹"。胡应麟所分的六类中,志怪(以《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为代表)、传奇(以《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为代表)、杂录(以《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为代表),属于纪述事迹;而丛谈(以《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为代表)、辩订(以《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为代表)、箴规(以《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为代表),则属于谈说道理。

   今天读者,多持小说是"文学"的观念,读到名为小说的"谈说道理"之作,就会因无文学意趣而茫然。怎么处理古小说中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人们曾有过多种尝试。《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委会的《前言》,是这样分析文言小说状况的:"某一部书,古人当作小说对待,今人可能认为它根本就不能算是小说;某一部书,它当中的某一部分作品或许还能被今人隶置于小说名下,但它的另一部分或多或少的作品却无论如何也和今人心目中的小说有很大的距离。"它还举《聊斋志异》为例,道是:"书中的某几篇作品,寥寥数行,内容不外是七零八碎的纪事,例如某年某月在某地发生了某种灾异现象之类,它们没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也没有任何出场的人物,就篇而论,你能把它们叫做小说吗?"这种意见,与吴组缃先生如出一辙。

   那么,他们是如何取舍的呢?《前言》说:

  

   如果完全依据今天通行的小说的概念,那么,一大批的古代文言小说势必无缘进入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而如果完全依据古人的种种有关小说的概念,那么,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又将显得内容芜杂、大而无当。

因此,对待古人的小说概念和今人的小说概念,我们既不摈弃前者,也不拒绝后者;既尊重前者,也采纳后者,力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灵活的运用--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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