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缅怀张国光,做磊荦学人

——在“2018全国水浒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13:11:05

欧阳健 (进入专栏)  

  

(2018年11月9日)

     

   张虹同志邀我参加“2018全国水浒学术研讨会”,虽因膝伤难以远行,但还是下决心勉力一行。一则为了表达对张国光先生的敬意,二则对自己的《水浒》研究生涯作必要的交代。

   我1979年3月发表第一篇论《水浒》的《柴进·晁盖·宋江》,至今已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风云翻卷,潮流涌动,但我自问没有趋奉,没有屈从,没发过违心之论,所写的文字,都经得起道义与学术的追责;唯一“悔其少作”的,是一篇《重评胡适的〈水浒〉考证》,而对这一原则性错误及时敲响警钟的,就是张国光先生。

   1979年还在苏北的农村中学,毫不了解学术界“重提胡适”的动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既不是个人的揣摩形势,也没有什么机构领导来布置,不过是初读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对他所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感到很新鲜;对他“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感到很佩服,便望文生义地写出来,我的姨丈杜念兴教授看了说:“你的胆子不小!”文章居然被《学术月刊》看中,刊登在1980年第5期,当时还是很得意的。文章为胡适摆了三条功绩:一、提出了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待《水浒》的主张,从而为正确认识《水浒》的价值找到了一把钥匙;二、头一个以现代的“文学”的观点来看待《水浒》,从而把长期被湮没歪曲了的《水浒》的文学价值显露在人们的面前;三、明确提出了一条研究《水浒》的科学途径:即“让读书的人自己去直接研究《水浒传》的文学”。

   就在《重评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刊出三月之后的1980年8月,张国光在写了《需要从胡适水浒考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读〈重评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异议》,对我提出了尖锐批评,说文章多是溢美之辞,“胡适的《水浒》考证,尽管多至七万字,但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价值,而且错误甚多,影响很不好”,严正指出:“摆在《水浒》研究工作者当前的任务,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批判胡适‘考证’《水浒》的错误,从而使研究工作重新走上科学的轨道。如果今后仍然停留在胡适‘开辟’的那条非科学的老路上,肯定是出现不了新成果的。”中州书画社1981年出版他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把对我提出异议的这篇文章置于首篇,可见是多么地重视这个问题。我光知道张国光是以“好辩”著称的,读了以后只是摇一摇头,叹为“僵化”,未予置评,更未深思。现在检查起来,我当时对胡适的全人并不了解,更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单凭一篇《〈水浒传〉考证》,就称他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自以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实是极其幼稚可笑的。

   十年以后的1990年,我重新面对《红楼梦》版本,意外地发现胡适不仅理论上存在漏洞,而且在版本来历上撒了谎,开始认同张国光“关于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不正确观点,追本穷源都来自胡适,确实需要从胡适考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写了《重评胡适的〈红楼梦〉版本考证》,刊于台湾《书目季刊》22卷2期,这是我研究道路的一大转折,即从“信胡”变成“疑胡”,又进一步变成“批胡”。

   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产生了彻底了解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的愿望,便购齐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八大本,并认真地加以阅读。我感觉多数批判文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决不仅仅是扣帽子、打棍子。而当我读第四辑张绪荣的《清除胡适反动的文学思想》,就感到特别切题,怦然心动。原来早在1955年,张国光先生就凭着自己的深厚功力,揭露了胡适“八不主义”的改良主义形式主义实质,揭露了借“提倡白话文”否认一切古代优秀作品的卑劣用心,揭露了通过考证小说散播民族自卑感、兜售“全盘西化”的目的,他尖锐地指出:

   胡适自动出马来做“历史的考据”,其目的一方面转移读者及研究者的视线到为考据而考据的路上来,“开了搜求水浒古本的风气”(《水浒传新考》);另一方面他又混淆是非,把施耐庵“考证”成“‘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人物”(《水浒传考证”)。其次,他号召读者不要体会书中革命深意。如水浒写宋江破高唐州后“先传下将命: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胡适说“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同上)他又把张献忠李自成诋毁为“流毒全国”的“强盗”,又诬他们为“猖獗”的“流贼”,诬一百单八位英雄是“一班强盗”,诬梁山泊为“强盗山寨”(“水浒传考证》)。他又割裂水浒传认为“大闹江州以后便没有什么很精采的地方”。甚至把第五十九回到七十回(金本)这一阶段革命发展到最高潮的阶段诬为“强弩之末”。胡适仅承认武松的传是水浒中“最精采的一大部分”,但其所以精采,只不过是由于它的篇幅“占了全书七分之一”(同上),他又怕读者推崇那个具有彻底反抗性的英雄武松,于是又诋武松“无人道”(《答钱玄同书》)。他为了抽去“水浒”的革命主题,甚至于责备施耐庵不该总舍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他主张丢弃这支革命力量,单来写七八个人。把《水浒》降低到《三侠五义》的水平。还曲折地指出施耐庵一个人的文学技能“是有限的”,说他“潦草”、“杂凄”、“敷衍”、“东凑一段,西补一块,勉强把一百八人挤上梁山去”(《水浒传考证》)。这就是他对施耐庵的评价。这就是他“考证”水浒的“功绩”。

   尤其重要的是,他揭露了胡适“无朝无夕不在散播民族自卑感,兜售其‘全盘西化’的货色”;胡适一面尽量地捧西欧的小说来打垮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一面对于中国的小说极尽诋毁之能事,说“好的只不过是三四部”;又宣称《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胡适运用极肤浅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来取消这三四部“比较好的”但是有着“许多疵病”的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伎俩就是借提倡短篇小说来抹煞长篇小说,说什么“小说进化的规律”就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就是要我们不必去读这些中国的长篇小说。但中国的短篇小说有没有值得学习呢?胡适的答覆也是否定的。在胡适看来,只有西欧“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藏着大干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于是又趁机兜售其“全盘西化”论这种牌子的“万应灵药”了。

   张国光是小说研究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以学问为生命的人,是可以为自己的观点拼命的人。他批判胡适的文章,观点新颖,目光犀利,堪称虎虎生风的檄文(建议《水浒争鸣》转载这篇连张先生自己也忘却的文章,并作深入的研究);而最令人钦佩的,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表里如一,贯彻始终,决不见风使舵,决不阳奉阴违。现在学术界对胡适越捧越高,什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竟然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我在1979年关于“胡适排斥以致敌视马列主义的‘流毒’,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市场”的预想,完全是一厢情愿。缅怀毕生向胡适挑战的张国光,做磊荦学人,就是我此刻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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