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 张鑫:天津同业公会与1923年抵制日货中的行业动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17-05-17 09: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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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张鑫  

   摘要:1923年3月,为从根本上否认“二十一条”及援约收回旅顺、大连,国人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予以声援,津埠地区积极响应。各业同业公会整体上对抵货运动表示支持,但其态度与方法却存在行业差别。在抵货运动中,同业公会采用了情感诉求、公约限制、组织查禁等方式进行行业动员。同业公会之抵货意愿和其与日本之经济关系程度相关,这影响到不同行业在市场层面上的集体行动。

  

   关键词:同业公会;抵制日货;天津

  

   在近代民族危机及外交冲突之中,因积弱之中国政府难以从政治及军事上进行反制,国人往往以抵制外货运动表达诉求。既以此打击外国之侵华经济势力,也宣示国民态度。诚如时论所言,“为求生存,在不平等条约废除之前,弱小民族,最善对策,莫若坚持排货运动;盖排货运动,为弱国最有效力及仅有之和平手段,以促侵略者之反省者也”[1]。1923年兴起之抵制日货运动是为收回旅顺和大连并废止“二十一条”之目的而发起的,尤以上海、天津地区最为激烈。关于此次抵货运动,学界已有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且注意到从民众和商人的不同角度来讨论抵货运动的组织及其影响。在商人研究层面,较多是以商会为对象进行讨论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抵货运动之中,不同行业之态度其实存在差异,对于社会舆论的反应及自身的动员能力亦有所不同。因此,从行业层面来对各业商人的不同应对方略加以讨论实有必要。本文即以天津商会档案及报章史料为依托,对1923年抵制日货中的行业动员问题进行探讨。

  

   一、抵制日货运动的兴起与各业同业公会态度的分化

  

   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是为了否认“二十一条”及援约收回旅大而发起的。旅顺、大连位于我国辽东半岛南端,背托东北大陆,面朝黄、渤二海,不仅有可观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俄、日两国所觊觎。1898年俄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与《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租旅大,租期为25年。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又擅自将旅顺口、大连湾的租借权及其附属特权,转让给日本。1915年时,日本企图利用袁世凯的“帝王梦”,通过与其签订“二十一条”及换文,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延长至99年,但并未获得中国国会的批准,以后历届政府也始终未曾承认。此后,无论是1918年的巴黎和会,亦或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都始终主张废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

  

   1923年时,按照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的规定,旅大租借地应在1923年3月26日如期归还中国。但日本政府却要求按照租期99年的规定,租至199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的外交牒文遭到日本悍然拒绝,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商人亦不甘落后。3月15日,上海山东路商界联会首先致函总联会,要求开会筹商对付办法,并拟定继续抵制日货“一面由商界发起检查进口日货,一面请国民勿忘国耻,一致拒用,凡我商界自应激发天良,以作救国救民之运动”[2]。3月24日,上海地区由二百多个团体、一万余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在总商会召开,决定成立“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并通过了致各国政府、致日本国民和全国国民等通电,全体主张收回旅大,绝不承认“二十一条”,在未达目的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3]。

  

   津埠地区积极响应。当时,代表津埠各界的主要社会组织是天津各界团体代表会①。3月21日,各界团体代表会召开会议决定:请各商家在门前悬挂白旗,上写“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字样。并于26日在南开操场开市民大会,请各商店派人前往,去时携带手旗或国旗或本会会之旗,或写“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之旗。同时委托商会通知各商“按照上列办法一律实行”[4]4874~4875。为保障大会的顺利召开,25日,天津团体代表会讲演员分作六队出发,用汽车游行全市宣传,请商民均于26日下午2点悬挂白旗,同时赴南开市民大会,沿途发放传单[5]。商会也张贴布告向商民呼吁“事关外交,凡我国民,自应同作后盾”,“本埠各行商一体周知,迅速照办”[6]。26日,市民大会在南开操场隆重召开,大会决议以抵制日货的形式抗议日本政府。

  

   在天津总商会的领导下,各业同业公会也纷纷表态。斗店同业公会表示:“极表同情,现已劝告敝行同业取一致行动以表我商民爱国热忱。”(天津市档案馆藏:《为赞同抵制日货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40)米业公益研究会表示:“对于抵制日货,全体一直主张严厉进行,并公同议定办法五条:(1)誓死不卖日货;(2)与日商断绝经营;(3)本行各商号速将有无存批日货造册三份送交敝会,转送总商会及团体代表会各一份,以备存查;(4)公推代表马辅臣加入团体代表会;(5)公推代表杨晓林在商会磋商办法。”(天津市档案馆藏:《为议定抵制日货办法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01)人力车行同业拟定办法三项:“车上一律不用日货;车辆一律不上日本捐;一律不拉日本人。”[7]五金铁行同业会议决:“由本日起,一律停止购办。所有在日本有庄之家,亦一律去电停购,速速清楚应办手续,办理完毕,即行回津。”(天津市档案馆藏:《为讨论抵制日货办法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02)鞋商研究所议决:“各商凡关于日本之材料者及奢侈化装等品,一律不准购用,以表反对之意。”(天津市档案馆藏:《为不准购日货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03)砖瓦商同业公会“表示同情,以尽匹夫之责”,并公决数条:“凡日人买砖等事一致拒绝,实行不与通商;凡日人钞票一律拒绝使用;凡日制产货物一律不购;在乡间鼓吹农民购用国货,以抵日货。”(天津市档案馆藏:《为公决抵制日货办法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11)皮行公会亦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该行对于日货将终抵制,并愿加入大会,取一致行动,以尽国民天职。”(天津市档案馆藏:《为抵制日货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15)灰煤业公会业经全体议决:“与该国(日本)实行断绝贸易。”(天津市档案馆藏:《为推举代表参加抵制日货游行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23)抵制日货,实施对日经济绝交,成为商界的主流民意。

  

   天津总商会提出,4月10日举行全埠商业大游行,以向国际国内表达商界决心,大多同业公会均予以明确支持[4]4883。灰煤业公会推选高聚五为代表参加商业大游行(天津市档案馆藏:《为推举代表参加抵制日货游行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23),鲜货商研究所也表示不仅支持抵制日货,并将派代表追随4月10日举行的否认“二十一条”的商业大游行。麻袋商同业公会表示:“愿追随诸同胞之后,加入游行,似此办法,不难奏效,望能毅力进行,坚持到底。”油商“全体停市一日,携代(带)大小旗杆加入游行”(天津市档案馆藏档:《为停止参加抵制日货游行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26)。转运商业公会更决定“各栈先做小旗多数,每于货车开行之时,先将小旗插于货车之上,旗上书否认二十一条、援约收回旅大等字样,每车一旗,一列车数十旗,东至奉天,西北至绥远,西至正太陇海,南至浦口。凡属国有铁路之处,一日风行千余里,四周八达。俾使一望而知我全国商民之公愤有一舒洩而不可遏止之势,以示爱国而伸民气”(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天津转运商业公会为报抵制日货办法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35)。政府外交不力,商民之爱国精神被迫应激而起,国民责任得以彰显。

  

   民族大义当前,但并不能全部去除商利的因素。一些商家及行业因实际利益关系,在对抵货运动表示支持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有时间清除存货,避免损失。天津市纸商公会仿照去年做法,“三月二十六日以前所批卖日货履行三联单手续,抄具存货清单,存贮一处”,售脱时“即行报告注销,倘有贪图小利,不顾国家存亡,私行购置者,除本会严行惩罚外,并宣布共罚”(天津市档案馆藏:《为召集抵制日货会议情形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18)。公会允许商家将已购日货售罄。布商同业公会开会议决,“不与日做交易”,“所有结存货物出入需有敝会印戳”(天津市档案馆藏:《为报召开抵制日货会议情形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24)。也允许将所存日货售清。木商同业公会决定:“1.各号现并无批定之货;2.所有现存货数目在决定日起五日内造册呈会(天津商会);3.木货非比细微之货,最易考察;4.自开会表决抵制日起,至外交解决日止,与各界团体取一致行动。”(天津市档案馆藏:《为拟定抵制日货办法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48)此外,药业公会表示“从表决日起,所有已定及存储之日货均立急(即)出脱,以后不准续定”(天津市档案馆藏:《为已定及存储日货及出脱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04)。洋广货行会议所表示,“将以前所定之货收齐,存货售净,俟阪庄手续清理完结,即当回国”,对于开始时间、截止日期等均无明确规定(天津市档案馆藏:《为声明所有日货已清洁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05)。在太平洋会议外交运动期间组织的“祥”号公会①,也宣称“向不在日本直接订购日货,有时为应付门市起见,在本埠各行家采购少许,以为销售,聊以充数”。此次抵货运动发生后“经众公决,由今日起不准再卖,已存之货查清之后,赶速售销以副”(天津市档案馆藏:《为推举代表商办抵制日货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14)。颜料商同业公会也留有退路,“将现存之日货,前已批定未起之日货,造具清册,随即呈上。但未起之日货,由今日始五日内完全起清,逾期不准再起。批定未到之货,业已正在交涉作退之中,是否能行,再为详报”(天津市档案馆藏:《为报办理抵制日货情形事致天津商务总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55)。各业在支持经济绝交的同时,也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有些行业或商家与日商关系紧密,在实际抵货运动中就难免因循松驰。油商同业会就提出因为门市、油铺家店太多,难以查考,故只能传达同业公会的要求,而无法禁止(天津市档案馆藏:《为停止参加抵制日货游行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26)。天津姜商同业公会表示,“姜业素运南北土货为业,而兼作东洋杂货业者为瑞益祥号并山东帮客奉泰仁号,故两号合商互相监视,共同议决各以良心实行抵制日货,所有进行抵制办法,两号合组东洋杂货庄名义与贵会(天津总商会)接洽”(天津市档案馆藏:《为议决抵制日货办法事致天津总商会函》401206800-J0128-2-000295-027),显然姜商同业公会并不打算干涉经营东洋货的商号,而将责任推向杂货商。至于杂货商,虽表示“对日本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并援约收回旅顺、大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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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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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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