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鲍志道:富而有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17-08-13 20:59:29

魏文享 (进入专栏)  

   隶属古徽州的歙县是徽商的靛要发源地,掩映于山水之间的徽派民居、祠庙、牌坊和园林原本是徽商经营成就的结晶。论及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非得官吏上奏、朝廷批准,不得祖建。但在歙县棠樾村东的大道上,却有七座明清时期的牌坊竟然而立。在一个小小的山村。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牌坊?

  

   棠樾村的先民确有不凡的历史。棠樾村大约在唐代立村,以鲍姓为主,历代以来,英才辈出。元代学者鲍元康,明代的工部尚书鲍象贤。清代大盐商鲍志道、鲍漱芳父子等等,仕商二途。均可称道。七座牌坊,三座为明代设立,四座为清代所建。清代牌坊之中,有一座为“乐善好施坊”,是为大盐商鲍志道、鲍漱芳而立。

  

   与大富大侈的众多盐商不同,鲍志道及其子鲍漱芳虽拥资巨万而尚俭去奢,在大量的朝廷捐输而外,还在地方公益及慈善救济事业方面付出了巨额资金,堪称为中国古代“义商”的表率。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曾大大褒奖牌坊的主人鲍氏家族,称其为“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

  

   白手起家,获任总商

  

   鲍志道,字诚一,自号肯园,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是安徽歙县棠樾村人。鲍志道属鲍氏宜忠堂这一支系,共祖上鲍象贤曾任明朝兵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历官著绩。但到志道时,家道已经中落。志道七岁时上村中私塾读书,后因家境困炅,到十一岁时不得不离家外出从商。

  

   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人脉,志道开始只好在江西鄱阳一家小店铺当会计。他手脚勤快,悟性很高,深得店主欣赏。会计簿记直接反映着商户的经营流程和资金进出。经过几年的磨砺,志道对于经商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1763年,志道来到东南都会扬州,协助一位姓吴的盐商经营盐业。因为他诚实守信,又善于管理,降低成本,获得非常丰厚。吴姓盐商因有他的帮助,几年之间大富,志道也完成了他最初的资本积累。

  

   清代行纲盐制度,盐商例分两类,一曰场商,主收盐;一曰运商,主行盐。行盐的商人又有总商、散商之分。总商人选初由富商轮流充任,后来直接由官府指派。康熙十六年(1677年),巡盐御史赫浴在两淮盐商中公取资重引多之人共二十四名,任为总商。至乾隆年间,总商人数减少,有“八大总商”之说。总商总领盐引,率一般运盐商人行盐并向官府纳课。普通运商称“散商”,须向总商购买窝单,经由总商具保,方可承引纳课并购盐贩运。

  

   志道在几年行盐过程中对于盐业的利润之源十分清楚。在稍有积累之后,他购买盐引,开始自主运销食盐。他不辞辛劳,加上原来建立起来的个人信誉,行盐的数量越来越大,区域也愈来愈广。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赚取了惊人的财富,也成为扬州声名显赫的大盐商。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两淮盐政使鉴于志道资重引多,又颇其声望,选任他作为总商。与徽籍“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并为盐商首领。总商虽是商人身份,享有官府授予的垄断特权,在盐政及地方事务中都有重要影响力。在管理散商之余,还需要承揽朝廷及地方的诸多事务。因此,总商虽然位高权重,坐收百万,但是对于个人之应对能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志道在担任总商后,一方面积极沟通官商,协助整顿盐政,另一方面则承揽公私琐役,力图有所兴革。当时清朝行盐划区而立,行盐不得跨区,乾隆末年,福建行盐至江西与淮盐竞争,淮盐受到冲击。志道与其他总商积极与两淮盐政及福建地方交涉,维护淮盐利益。按现在的标准讲。食盐划区而销本就不合理,跨区经营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当时条件下,是违反朝廷政策的。志道的行为也得到了两淮盐商的支持。此外,食盐运销多通过水运,偶有盐船沉溺,损失惨重,个体盐商往往难以承担。志道向扬州盐商倡议:如有一船沉溺,则由众船捐赠,约定比例,定为常规。这个制度让大家可以风险共担,很受中小盐商们的欢迎。

  

   志道对于朝廷及地方的事物,也是尽心尽力。凡转饷、捐赈、兴工等事,无不率领众商,大力捐输。盐商因享有朝廷制定的专卖特权,利润极高,但其特权之有无,却全然取决于朝廷及盐政的决断。清代的捐输政策虽是面向全体臣民,但因盐商更为富裕,自然是重要的纳输对象。总商为盐商之首,更是责无旁贷。清代扬州盐商捐输数目惊人。鲍志道与徽籍大盐商江春、洪箴远、黄应泰等人,数次捐输,动辄几十万两白银。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清康熙十年(1670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的一百余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捐输给朝廷的银两就有了3930万两之巨。

  

   志道任总商计有二十余年,很受朝廷重视。《鲍氏诵先录》中评论说,志道“勇于任事,不避小嫌。”其宗谱《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中说,“在其间二十年,遇事划然,见可不可,自当事以若四方经由一口与之,讫其殁,无毁恶者。”然多有赞誉,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志道在当时的盐务体制下,的确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获得了一般商人难以企及的社会地位。

  

   富而有仁,义善为先

  

   盐商是扬州城内最为富裕的群体,其生活也最为奢侈。盐商们所赚得的巨额利润,在付官府捐课之后,并无其他的投资路径。于是,盐商们转而将大笔金钱用于回故乡盖筑亭院,或者拿来组养戏班。或者来收藏金石宇画。如大盐商汪廷璋建有筱园,汪应庚建有平远楼、万松岭,安岐善鉴书画并建有豪宅,马日琅善于诗文,江春所组的“春台班”是徽班进京的主力之一。扬州之所以文风鼎盛,也与盐商们的文化消费密不可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并非没有例外。鲍志道在扬州城大名鼎鼎,说到财富更是无人能及。但他在生活方面,却与一般盐商迥然有别。《扬州画舫录》中记载,志道虽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意思是说,虽是巨富之家,但是家里并没有雇请多少仆人,家中杂务,多由妻子儿女自己打理。家里既不养门客,也不养戏班,俭朴门风,独树一帜。

  

   志道的妻子汪氏也是一生节伶,但她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专门在老家的祠堂宣忠堂后建了八间房屋,以为堆贮农具之用,方便族人耕作。后来又念及同宗女眷的生话艰难,特意捐资购田一百亩,取名“节俭户”,专门用来接济族中家境不好的妇女。

  

   志道在社会公益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就方志及宗谱中的记载来看,自在扬州经商大富之后,志道在兴学、救济、河工等方面就毫不吝裔,难得的是长期坚持,一以贯之。他集合众商,创立扬州十二门义学,惠及当地。他襄助扬州的恤隆会,兴化的育婴堂,以救济社会。

  

   歙县有两座著名的书院,一为城内的紫阳书院,一为城外的山间学院,长年失修。乾隆五十五年时,志道率先捐资,倡导同乡士绅合作重修。

  

   歙县有一条河名曰北河,环绕县城西流到北面入江,久未疏通,因而淤塞。在遭遇大雨时,往往造成洪灾。1798年,志道独力捐资筑提改变水向,使河水冲刷淤积的泥沙,使河道得到恢复。他还出资请工人修通棠樾至古虹桥、郑村、沙溪等处的山道,通计五十余里,在交通极其不便的山区,这极大地方便了老百姓生活。志道还出资建起鲍氏世孝祠,增置族田。族田所产收益一方面用于维护祠堂开支、开展宗族话动,另一方面则是用于救济族中贫困家庭,开设族中义学等事务。在清代,国家并没有设立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主要通过宗族和其他民间组织来进行。族中官绅及富商的捐资是宗族救济资金的主要来源。

  

   在志道的影响下,儿子鲍漱芳也热衷于公益事业。在幼年时,漱芳就协助父亲进行盐务管理及慈善活动,得到很好的锻炼。在1801年志道逝世后,漱芳继承了父亲的总商职位。由于在盐政及捐输方面成绩突出,朝廷优叙封加盐运使职衔。在社会救济方面,漱芳也不输乃父。1805年,淮黄大水,漱芳倡议设厂赈济,并捐麦四万石赈济灾民。又捐银六万两疏通芒稻河,解决了扬州的水患问题。又捐银五千两疏通沙河闸及其他河道,使扬州之盐运水道因之通畅。

  

   从不名一文的穷少年到富可敌国的大盐商,鲍志道实现了无数徽州人向往的经商之梦,也成为徽商的杰出代表。而今,扬州的繁华之梦早已消逝,但在故里的黑瓦白墙、青山绿水之间,在父子同铭的慈善牌坊上,他的财富故事在人们的心间流传。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8年,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马晓菲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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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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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竞争力》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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