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刘国钧的“大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 次 更新时间:2017-08-15 10:02:07

魏文享 (进入专栏)  

   在江苏靖江县生祠镇刘国钧故居内,悬挂着刘国钧亲笔手书的一幅字联:“日日行,不怕千里万里;事事做,不怕千事万事。”这是一个穷学徒成长为中国近代纺织大王的最佳诠释。在他白手起家创办大成纺织集团的过程之中,正是坚韧不拔的个性和勇于践行的胆识让他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一生学费钱八百

  

   刘国钧,名金生,字国钧。1887年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靖江县生祠镇。国钧的祖父曾在镇上经营小土布庄,当刘国钧出生时,这份薄业已不复存在。父亲以在西乡教私塾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时至国钧七岁,父亲因科场屡败而患上精神病,母亲靠帮人打短工和在家纺土纱出售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

  

   由于家贫,国钧到十三岁时方上私塾,仅一年之后就退学到槽枋做学徒。国钧曾自述日:“问我平生少时苦,一生学费钱八百。日食三餐元麦糊,夜卧一张竹编床。半生事业万人功,富就安乐不忘贫。”

  

   十五岁时,他怀揣邻居资助的十块银元出门谋生。母亲比划着自己的纺织动作送给儿子一个“叵”字,对他说:“没有恒心,这一团棉花怎能变成一根根纱,一根根纱又怎能变成一匹匹布呢?”国钧对母亲的教诲印象深刻,深知“不积圭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的道理。

  

   初到常州的奔牛镇,国钧投身于镇上的一家绸布百货店当一名练习生。因手脚勤快,头脑机灵且对布匹行业有着较高的悟性,深得老板的喜爱。后这家绸布店经营不佳而倒闭,热心的老板又将他介绍到元泰京货店当学徒。学徒的生活是辛苦的,但刘国钧硬是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学得了难得的做生意的经验,慢慢掌握了京货店的经营诀窍;同时与常州等地的批发商也有了较深的交往,完成了他创业途中的经验积累和人脉资源的建交。

  

   刘国钧的第一桶金是几笔小生意:当时清朝人喜欢用五彩的辫须扎辫子,他买回丝线让母亲和妻子编织扎辫子的须带,一年下来净赚200银元;同时为元泰京货店拉生意而得200银元;参加银会又中奖200银元。

  

   1909年,22岁的刘国钧凭借这600元的资金与人合伙,在奔牛镇姚家弄口租赁三间店房,开设了“和丰京货店”。他在经营中发现经营色布远比白坯利厚,若自行加工则利润更丰。于是在自己店内附设染坊,把白坯加工成青、元色布出售,利润倍增。随之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南京一带炮火连天,常州局势也很不稳定,因而许多店铺关门停业,国钧不为所动,坚持营业,接收了许多客户资源。到1914年,刘国钧已经拥有两家京货店,成了一方闻名的富户。

  

   八年增长八倍

  

   民国初年正是纺织业的大发展时机,刘国钧“欲图转进工业制造国货挽回权利”,决定走出小作坊式的生产,创办机器织厂。为了弥补自身知识之不足,他在经营布店之际,到上海、无锡等地布厂踏勘,虚心求教。

  

   1916年,刘国钧把自己的京货店停业,筹得现金3万元,与蒋盘发等人成立了大纶纺织厂。大纶在突破技术难题之后,当年就有盈利,第二年盈利过万,第三年的发展势头更好。但由于股东间的矛盾,刘国钧在1918年撤出投资,并将盈利部分留在大纶。有人为他抱不平,而刘国钧却笑着说:“我在大纶工厂学到一套办厂的本领,本金如数收回,学费一文未花,是我平生最便宜的份交易。”

  

   经过大纶的历练,刘国钧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机器纺织业的发展前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企业管理方面,也摆脱了小作坊业主的局限,掌握了科学管理的法则。这些进步让他完成了从小商人到工业家的转变,也为日后的稳步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8年,刘国钧在常州新坊桥独资开办了广益布厂。由于资本不足,机器比较陈旧,但在他的努力下,该厂的出品质量仍得到保证,第一年就有三千余银元的赢利。如此坚持数年,不论是设备还是技术方面,都有明显提升。到1922年,刘国钧又开办了广益二厂。该厂有铁木机36台,木机112台,并有浆纱、锅炉、柴油发电机等设备,生产斜纹布等产品,成为当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可以生产出和英日洋货相媲美的斜纹布,刘国钧也取得了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成功地独资连办两厂的杰出业绩。

  

   一战结束后,外国资本重新回到中国市场,再次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24年,刘国钧和友人一起专程到日本考察,研究日本发展工商业的经验。日本工厂此时正热心推行美国的泰罗制,其生产的高效有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果断地改变“广益”的发展方向,把一厂和二厂合并,将原有铁机全部更新为丰田式电动织机,等于是重建新厂。在出品方面也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改为生产蓝布、绒布、贡呢等色布,避开与它厂的重复。在管理方面,也着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推进效率革命。经过大刀阔斧地革新,广益布厂成为一家织染造全能工厂,其出品足与日本货品媲美,年净利润也成倍增加。

  

   1926年,以刘国钧为首的资本集团以50万元盘下他曾经退出的大纶久记纱厂,将之改为大成织染公司。刘国钧担任总经理,对公司进行重组优化,使之迅速扭亏为盈。至1930年,大成全面开工,到年底结算,获利达10万元左右。1931年,除去股息红利等开支,净~r15o万余元,也就意味着一年赚回一个厂。1931年冬,改组董事会,刘国钧力主将两年盈利作为增资扩大生产,董事会议决增资100万元,次年的回报又是50万元。同年,刘国钧将独资经营的广益染织厂折价24万元作为股金,并入大成公司,作为大成二厂。大成纺织有限公司也相应改为大成纺织染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增为t40万元。1935年,注册资本增为200万元,1936年注册资本增为400万元。

  

   注册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公司正实现着跨越式增长。在已有两厂的基础上,大成发展到四个分厂。大成三厂在抗战爆发前已经建成厂房,正开始安装设备,由于抗战兴起,只好在上海租用厂房,在英租界成立英商安达纱厂。大成四厂是以租厂经营方式与武汉震寰纱厂合作经营。原订期五年,后因抗战兴起,在武汉沦陷前结束,两年获利即达300余万元。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大成纺织集团从默默无闻到声名大震,发展成为与申新等大厂齐名的纺织企业,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赞叹道:“像大成这样,八年增长八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

  

   著名经济学家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1931年下半年起,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开始陷入逆堍1932年后,演成危机;直到1936年下半年,才稍稍复苏。”而大成公司超常速度的发展,正好处在全国棉纺织业不景气的逆境之中,其崛起更是难能可贵。

  

   创业者的脚步是不可停止的,刘国钧在自己的著作扩充纱绽计划刍议》中提出了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建立“世界棉王国”。然而,日本侵华战争给大成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抗战时期其损失总额在1700万元以上。虽然在抗战时期刘国钧并未停歇,先后在重庆及香港设厂,但这一宏伟蓝图始终没有机会实现。

  

   三个一点点

  

   企业是与企业家共同成长的。从创办和丰、大纶、广益再到大成,刘国钧也由一个一文不名的学徒跃升为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从模仿、摸索到自主实践,刘国钧善于从学习和经验之中提升自己的管理理念,著名的“三个一点点”理论就是他管理思想的核心。

  

   1924年,刘国钧与友人去日本考察,震动颇大。他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对日本企业效法西方实施科学管理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深入思考。“三个一点点”的理念表述其实非常平白,即:“货色好一点点,成本低一点点,卖价高一点点,三个一点点,好赚大铜钱。”质量要好,成本要低,这比较容易理解。在价格方面,一般强调薄利多销,他却要求“卖价高一点点”,异于常人。其实,如果结合质量、成本及价格的关系来看,就会理解刘国钧以品牌、效益和利润率作为企业优先目标的发展思路。低价固然会多销,但也可能会牺牲质量,降低净利。在保证质量、确立品牌优势的基础上,实施适当的超价策略既可显示品牌价值,也可保证高额利润。

  

   这一目标是建立在刘国钧的人才立厂、技术强厂战略基础之上的。刘国钧从他的实践中得出这样的一个经验一个公司生产出比别人成本更低、质量更好的商品,要有所成就,关键就是要有流的人才。他常说:“既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管理,是三等人才。”

  

   他出任大成经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礼聘人才。在全国纺织行业中声名卓著的陆绍云、刘靖基、刘丕基兄弟、华笃安朱希武、何乃杨等人,先后都被刘国钧聘到大成工作。在大成创建之初在资金不太宽裕的情况下,刘国钧为聘请当时留日纺织专家陆绍云,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请他主持工务。这在当时,相当于60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有人觉得付出的代价太大,刘国钧却t兑“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个能人,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个庸人。像陆总这样的专家,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所有的人。”陆绍云果然不负重望,在他的指导下,公司在技术方面的难关都能迎刃而解。对于人才,刘国钧还把选拔和培养相结合,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练习生并给予相应的培训,使他们成为公司所需的人才;同时大成公司各工厂还设有职工文化教育设施,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比较少见的。

  

   在设备方面,刘国钧显现出常人难见的气魄。这在一战后对广益的改进中最明显。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千辛万苦聚拢来的232台木机全部淘汰,换成以日本丰田布机为主的电动布机。被舍弃的这些设备,最多的只用了八年时间,最少的只有一两年,尤其是广益二厂,织机在五年内换代二次,第次淘汰全部木机,改成铁木机,接着又改成电动铁机。在创办大成之后,对于机器设备的投资也十分巨大。如此所花成本虽然高昂,但却使大成迅速上升到一流纺织企业的行列,也为企业品牌的建立争取了时机。1935年,在全国纺织企业大亏之际,大成公司共售出各类布匹70多万匹,获利220余万元。

  

刘国钧在企业管理方面受日本影响甚深。他曾多次赴日考察,对于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有深刻的领悟。他在厂内曾经提出“出品日本化,工厂日本化”的口号,就日本企业在学习西方技术及管理经验方面的成功来说,这一口号具有合理性。纺织业是竞争极其激烈的行业,在民国初年的短暂时期之外,发展的宏观环境并不好。但刘国钧却以为,最优秀的企业有制胜的绝技,也必能适应最严酷的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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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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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竞争力》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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