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抗诉与协征之间:近代天津商人团体与所得税稽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17-08-12 2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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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所得税在晚清民初尝试开征,至1936年成功推行。天津商会及各业公会作为工商界之团体代表,在所得税立法及征稽过程中成为行动先锋。20世纪20年代,天津商会汇集本地意见,与上海、北京等地团体互为声援,表达抗议。至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商人团体协同立场,以津市情形特殊,苛捐未除,表达暂缓诉求。未己,津市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市政大权为治安维持会掌控。敌伪政府并未放弃这一重要税源,对税法稍加修正即恢复取利。经历整顿改组的商人团体无力抗衡伪政府,但为维持经营,仍成立各业停征所得税后援会,支持商会与伪政府展开交涉。抗战光复后,国民政府因内战需切,财政支绌,合并征收所利得税。至1948年,甚至加重以六倍预征。津商会一直表达反对意见,但在政府压力下仍要协助税务部门进行税额统计、核查、宣传事宜。跨越不同时期的政经格局,可发现商人团体始终借助舆论及呈请表达税权,力求减税,履行着纳税人团体的角色。官方迫于财政需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商人团体又不得不参与协征。然在抗诉与协征之间,商会作为纳税人团体的集体代理权及行动力受到政治空间和时局的影响,难以对官方征税形成有效制衡。

  

   主题词:协征  抗诉  天津所得税  商人团体

  

   晚清宣统三年(1911年),度支部拟具《所得税章程草案》三十条,欲由此启动直接税改革,弥补财政缺漏。此为近代中国首部所得税法案,遗憾的是,斯年辛亥,烽火四起,草案未及实施,天朝即告崩溃。揆诸经济发展程度,草案其实过于超前。到1914年,北京政府以此为基础制订《所得税条例》20条。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中,明定第一类为营利事业,第二类为薪资所得,第三类为证券存款利息所得。(1)虽然序类稍有区别,大体上都包括营利所得、薪酬所得及利息所得。按税基及税额而论,又以营利所得为主要,其征税对象正是各类公司行号及工商企业,利息所得也与企业经营切实相关。政府开征所得税,也正是看中了晚清民初工商创业潮所带来的新生税源。政府税刀霍霍,商人忧心忡忡。在所得税的立法及开征过程中,商人之反应最为激烈。在商会、同业公会之筹划之下,商人对政府的“良法美意”进行了持续抵抗。作为“工薪族”的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也有意见表达,惟声势不及商人浩大。

  

   不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层面,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斗智斗勇”的税收战争一直都在上演。天津作为北方最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和经济中心,也是主要阵地之一。天津商会既汇集本地企业及各业公会意见,向地方政府表达缓征或减税诉求,努力减轻商民负担,同时又与上海、北京等地商会及社会组织遥相呼应,共谋举止。在政府层面,虽知所得税开征不易,却始终不愿放弃,且试图将商人团体纳入税收征稽体制之中,作为税收行政体系之协助。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所得税终于在1936年正式开征。及至沦陷及内战时期,天津商人团体屡经改组整顿,在急剧变动的政治经济秩序之下,依然努力在抗诉与协征之间寻求平衡。所得税是商人承担的新兴税种之一,本文试图通过不同时期商人团体与政府围绕所得税交涉的关键节点,来讨论商人团体在税收征稽中的具体角色。藉由天津所得税的案例,亦可探求征税者与纳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2)

  

   一、北京时期关于所得税合法性的抗议

  

   所得税系针对个人或公司、行号法人的薪酬、营利或其他财产性收入进行征税。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及财政危机中,一些有识之士和官员已经注意到印花税、所得税、遗产税及营业税等西洋工商税类的可取之处。所得税以累进征收、均衡贫富等因,被称为“良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诸国和日本多已确立所得税制度。中国政府亦跃跃欲试,尝试开辟这一新税源。1911年度支部拟具《所得税章程草案》,未及推行。这一努力固然是因革命而打断,如按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民众收入而言,实过于超前。至民国初年,政府制订《所得税条例》二十条。到1920年9月15日,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拟于次年1月施行所得税。财政部设立所得税筹备处,准备排除阻碍,强行开征。

  

   政府完全不提裁减旧税而开征新税的做法引起商界和公众的全面反弹。在全国各地商会联合呈请否认所得税的集体行动中,天津商会系重要发起者之一。1920年11月9日,天津总商会致各省省议会、商会联合会、总商会,表示“敝会不承认所得税”,请各会“一致协力电争”。(3)同日,天津总商会呈函大总统、国务院、财政部及农商部,政府遽然征税,“各商惶骇,群相惊告”,“人民纳税固应尽义务,但须依照法律手续,预察各方情况能否负担,熟审全局形势有无窒碍,方能有利无弊,推行无阻。”商会对政府征收所得税法的合法性表示怀疑,此时所行之《所得税条例》系1914年1月颁布,“并未经国会议决,当然不能生法律效力。既属违背约法,国民断难承认遵行。此就法律方面不能承认,此一也。”条例既不合法,又无视兵戈扰攘,增加商号负担,“断无骤尔施行所得税之理,请政府收回成命,庶免纷扰”。(4)天津商会的态度十分坚决,意见直指要害,既抱怨政府不顾民生疾苦,又对征税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坚持税收法定原则。

  

   天津总商会在电请府院部的同时,也致函各地商会、省议会寻求支持。1920年11月1日福州总商会致电天津总商会,“民力久殚,力难担负”,亦表示支持。(5)11月20日,南京总商会明确表态,“政府假托良税,增益民艰,应行否认。”愿意协助力争,并建议与上海、苏州总商会联电力争。(6)同日黑龙省省议会在接到天津商会嘱一致主张的函件后予以配合,函复表示议会已于10月30日致电中央,“力争取消”。(7)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其中的不仅是商会,还有省议会及农会、工会等团体。1921年3月吉林省议会、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绅董公所、县劝学所等集议,谓“政府既不以民命为重,人民自难以政府是遵”,要求取消新税。(8)政府的回复却让商会失望。1921年2月5日,农商部批复天津总商会,所得税“明令指定用途,督促进行,事在必办,碍难从缓。”又称“该会商董等互明大义,务各协力提倡,以兴良税而重保育”。(9)3月3日,财政部亦致电天津商会,对所陈疾苦表同情谅解,但又据税法加以反驳,“所得税以纯益为范围,如果商业凋残,自无所得,无所得自非征税所及,是政府早已恤及商艰。”所得税是公认良税,不能因稍有困难就不开税源,希望商会劝导切实推行,“以重要政而裕国课”。(10)5月3日,各省联合会事务所致电天津总商会及各埠总商会、各县镇商会,表示已将各商会意见汇呈府院并财政部农商部。财政部批复“国家财政极形支绌,自不能不于新税设法推行”。(11)

  

   抗议的高潮是在1921年11月10日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临时大会上。江苏省全省商会联合会提议否认所得税案,得到上海、天津、太原、汉口、杭州及重庆等总商会的一致支持。会议以全国商会联合会名义向北京政府国务院、财政部、农商部呈请缓办所得税。在电文之后,商会强硬表示,“政府如肯俯从,再由合法国会通过,则人民有纳税义务,自无反对之余地。否则我商民为自救计,万难奉命,虽有何等之压力,亦所不计。”(12)名为呈请,言辞之间毫不示弱退让。商人立于纳税人立场表示反对,议会及各地士绅的参与表明政府之税收信用极为低下,政府对于税收用途的承诺难以获得信任。此时政府所得税征收机构尚在初建,稽查能力微弱,商界对抗让税收政策更难落实。

  

   天津总商会一方面与全国各地商会协同共进,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另一方面在地方上,则汇集各业商人意见,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涉。天津是直系军阀之大本营,北京政府颁布所得税实行令,其时直隶督军为曹锟,天津县县长为齐耀城。在天津总商会参与全国商界抗议之时,直隶和天津则在努力推动税政落实。在官方看来,所得税除经由政府税政部门纵向直管外,商会和同业公会亦可协助政府推行税政。1921年4月18日,直隶实业厅不顾商会正在抗议税令,仍致函天津商会,称教育部提出了所得税征收保管及支出各办法议决,“多方劝喻,协力进行,其征收手续上有需各机关互助之处,请即就地会商,俾臻妥洽。”(13)11月10日,直隶财政厅将所得税要略分送各机关既各法定团体,要求商会转知各商家一体传阅,俾众周知。(14)10月28日,直隶财政厅又要求天津商会切实劝导各商家协助进行”。(15)12月8日,天津县县长齐耀城致天津总商会,官吏公薪自10月起征收,工商税收应加准备,准备造具清册,并将的所得税施行办法及部颁各种单据格式寄送,请商会予以协助。(16)这说明政府虽急于收税,但所得税计算复杂,商家经营情况又缺乏登记统计,不得不依赖于商会来协助协行统计和劝导。

  

   在官府要求商会推行税政之时,各市县商会及同业公会也在向天津总商会表达诉求。1921年11月6日,直隶定兴县商会致函天津总商会对其抗议行动支持。该会还就各县所得税截留为各县教育实业之基金发表意见,认为各自截留,但首须划分权限。凡属调查税额以及征收税款关于商界者,即归各县商会单独办理,再将所收税款尽数截留,按成分拨,以为各县教育实业之基金较为简捷。县商会以税法有商会农会代征之语,以为此有实行之可能,请天津总商会予以支持。(17)有的商会面临政府催促,未定行止,致函总商会征求意见。1921年11月30日,直隶正定县商会致函天津总商会,以县公署请商会调查所得税以备实行,县商会表示难以办理,故而请求总商会。(18)1922年2月1日,直隶各县典业联合会会长李继堂函天津总商会,表示当业新税日增,不胜其担负。(19)2月22日,天津商会将此呈达直隶省,“年来商民负担特重,加以时局不靖,天灾人祸相迫而来,商民实无力担负”。4月11,直隶省长公署回复,所得税实行依财政部令进行,“所得税关系育才殖业大计,官吏业已照缴,各公司行栈及普通商店等自应次第执行,以期普及”,要求天津商会劝喻商家实行。(20)

  

   在政府训令与商家诉求之间,天津总商会的立场与其在全国声明保持一致,要求商家拒绝办理。1922年2月17日,直隶徐水县商会函天津总商会,以县署不断催促,要求调查所得税,但因全国商会联合会函嘱力争并未承认,如此两难如何办理。(21)2月19日,天津商会致电东光县商会,称所得税商民未予认可,何得遽征,请商会就近阻止,以维商业。(22)3月2日,天津商会又致函徐水县商会,以所得税为全国否认,皆未遵办。(23)8月21日,濮阳县商会函天津总商会,称财政厅训令实行,但未接天津商会知照,又税令未经国会表决,究应如何办理,请商会明示。天津商会回复并未办理。(24)10月10日,宁河县商会亦因县署催促,“知识浅薄,无从着手,未悉能否照办实行”,请总商会予以指示。天津商会回复,“各省皆未实行,尚在力争”,各商坚执,无法催办。(25)11月13日,大名县商会称县公署催办,请总商会将直隶各县办理所得税情形指示一切,以便遵循照办,津商会亦回复尚未实行。(26)

  

在基层商会无所适从之时,天津总商会的态度极其关键。总商会以所得税尚未实行回复各商会的疑问,截断了政府税政下行的通道。各行业及商家态度的整合,有利于天津总商会在全国层面展开交涉行动。玉田县商会在面临省财政厅及县府催促之时,即呈请津商会以定行止。1922年6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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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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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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