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 次 更新时间:2017-07-31 19:23:22

进入专题: 天津商会     同业公会     选举纠纷  

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1934发生的天津商会改选纠纷,缘于天津同业公会对商会的多年严重不满,主动 向商会发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可视为同业公会力量壮大之后制衡商会规范运行 的一次重要行动。面对同业公会的公开责难,天津商会严词反驳,并将改选不断拖延的原 因归结为同业公会不配合,致使纷争愈演愈烈。天津党政当局在此情形下不得不出面调 解这场纠纷,但纠纷仍延续长达半年之久,对工商业发展不无影响,一部分同业公会也改 变态度盼望尽早结束纠纷。直至1935年1月底才在党政当局主持下,依照国民党中央新 颁发的人民团体整理办法对天津商会进行整理和选举。透过此_案例,对主动或被动卷 入纠纷的商会、同业公会、地方党政当局之复杂历史面相均可获得重新认识。

  

   关键词: 天津商会;同业公会;选举纠纷

  

   在近代中国,天津商会曾是全国有影响的大商会之_。但其发展历程,按天津商会自 身的说法,却是“最初颇盛,商民重视,团体坚固。嗣后散漫……由盛而衰,由衰而疲。”(1) 1931年2月,如同全国大多数商会一样,天津商会历经周折终于选举产生了南京国民政 府建立后的新_届职员。张仲元当选为主席,王文典、杨文翰等4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另 有10位执行委员,7位监察委员以及候补执监委员共10人。按照国民政府时期新《商会 法》以及《天津市商会章程》的规定,主席及常务委员任期为二年,如再被当选可连任一次; 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任期为四年,但每二年必须改选半数,不得连任(2)。根据这_规定, 每隔两年商会职员就必须进行一次改选。

  

   但是,两年之后的天津商会却并未如期进行改选,而且逾期至1934年仍未举行。5月 17日《益世报》登载的_篇报道称:天津市党部曾敦令商会尽快进行改选,“并有至期不为改 选,于法即不能行使职权等语。”(3)在党政当局的催促下,天津商会于6月初议定由王文典、 卞白眉、孙俊卿等10余人成立筹备改选委员会,专门负责改选各项事宜。4日,筹备改选委 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并议决凡旧会员拖欠会费者,限一月内交齐,“以便改选时出席与选新 入会员须尽速报告资本总额,以规定会费,发给证书,“取得会员资格,以便参加选举”(4)。

  

   进展至此,似乎天津商会的改选不日即可举行。但7月1日天津市53业同业公会却 联名电呈实业部,严控市商会“延不改选,内部职员涣散失职,延误要公,津市商业,痛苦日深”,强烈请求“令饬该商会职员,即日停止本职,另由各业公会改选负责职员,组织健全市商会,而解商 痛。”(5)不仅天津《益世报》详细报道了这则消息,并全文刊登同业公会呈实业部之电文,而且7月3日天 津《大公报》在“本市新闻”版头条也以《市商会纠纷陡起》为题,报道53家同业公会呈控商会违法不照章 改选。可见,报刊舆论对同业公会向商会发难的这一非常举动十分关注。

  

   一、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之由来

  

   自清末开始,即有上海、苏州等地的_部分商会在章程中制定了总、协理和会董投票选举及换届改 选的相关规定,并且付诸实施,此举在当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6)。另有些商会在清末虽仍坚持实行 “公推”的方式,并未进行“票举”(7),但到民初北京政府农商部颁行的《商会法》,严格规定商会正副会长 和会董均必须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以二年为一任期”(8)。按此规定,全国各地商会均统_实行了 “票举”以及二年进行改选的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商会法》同样也有相似条文,只是具体内容稍 有差别。

  

   天津商会在清末民初曾一直反对“票举”,坚持实行“公推”方式,只是在《商会法》颁布后才被迫开始 实行“票举”制。但随后其选举和换届改选却一直受各种因素影响难以顺利开展,种种选举纠纷在天津 商会发展史上几乎都曾发生,这种情况在全国也并不多见(9)。1934年,天津商会因改选再次发生的这场 纠纷与前此略有不同的是,此次纠纷事件的公开发难者是天津商会所属50余个同业公会,从表面上看 纠纷发生的缘由是天津商会逾期未依法进行改选,实际上反映了多年以来各同业公会对天津商会的强 烈不满,因而称得上是作为商会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对商会权威的一次挑战。类似纠纷在当时虽并不 具有普遍性,但却体现了近代中国商会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多重复杂面相,值得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10)。

  

   早在民初,天津商会也曾因逾期未改选而受到商董批评,但却并没有导致纠纷。1912年天津商会 因王贤宾出任总理之事与工商部发生争执,直至当年10月才另推叶登榜、卞荫昌出任总、协理,按当时 会章规定仍应于当年6月进行改选,然而到1913年9月天津商会仍未着手进行,也未作出任何解释。 于是,估衣商、洋布商、洋广货、银钱商等22个行业的近60位商董,“经开会公同研究,决定应请贵会召 集各行董开会,即行组织改选,以保定章而重会务,实为公便。”(11)其语气十分平和,自然不会酿成纠纷。 与此明显不同的是,1934年天津绝大多数同业公会从一开始即联名以相当激烈的方式向商会发难,类 似行动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之举。同时,天津同业公会何以会有如此举动似乎也有些 令人费解。

  

   因为从组织系统看,商会与同业公会虽无类似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同业公会是商会构成的基 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商会的基层组织。清末虽无同业公会之建立,但新诞生的商会以各业推举的 代表作为会员,由此改变了以往各业行会之间互不相属甚至相互排斥的传统格局,使商会成为联结各业 商人共谋商业发展的新式商人团体、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影响力,得以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 用。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各地相继成立同业公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公布 《工商同业公会法》,使同业公会获得进一步发展。同年公布的《商会法》及次年颁行之《商会法施行细 则》还明确规定,“商会之设立须由区域内五个以上之工商同业公会发起之”,商会会员分为公会会员和 商店会员两种,实际情形是公会会员一直占绝大多数,因为同一区域内的同业达到7家,即必须成立同业公会,“不得以商店资格加入商会”(12)。由此可知,没有同业公会就没有商会,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 存的密切关系(13)。近些年来,随着同业公会研究的兴起与商会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在这方面已有较多论 述,无需赘言。

  

   值得深思的是,既然同业公会与商会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且商会改选延期在当时 其它许多地区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为何天津同业公会却以此为由向商会公开发难提出挑战?考察这 —事件发生的原因,促使我们必须注意以往所忽略的商会与同业公会关系的另一面向。毫无疑问,天津 同业公会的这_行动是对商会强烈不满情绪的爆发,而其种种不满又是缘于上届商会多年未能发挥应 有的职能与作用(14)。

  

   1931年初天津商会新一届职员选举之后,主席张仲元发表就职宣言,表示“从此本会一切工作,应 事事均从建设途径入手”,具体内容包括整顿内部、指导公会、恢复商报、筹设商业补习夜校、筹设商品陈 列所、介绍海外直接贸易等。“至其他远者大者,应俟详为计划,再行逐步实施。”(15)新当选的常委和执监 委员在就职誓词中也承诺:“尊重全市商人公意,努力于本职,图谋商业发展,矫正商业弊害,如违背誓 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16)然而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天津工商业发展一直面临困境, 商会无力改变,张仲元以及其他常务委员于1931年底即相继提出辞职。天津社会局训令商会“务使迅 速复职,以地方为重,以职责相勉”(17)。当时的同业公会对商会的表现虽有所不满,认为“平心而论,我市 商会自去岁改组以来,对于商业发展虽少特殊成绩”,但“力维艰巨,亦云煞费苦心。换言之,固无大功, 亦无大过。”因此,各同业公会并未公开责难商会,而是联名致电商会全体执监委员,竭力挽留主席及常 务委员,以免“值兹风雨飘摇,商困已达极点之际”,“会务负责无人,一切陷于停顿”(18)。

  

   张仲元以及常务委员虽继续留任,但此后天津各方面情形仍无好转迹象,工商业发展曰趋衰败,商 会颇感力不从心,以至不得不承认“当选执监委员及各常务委员就职后,原拟于各种建设事业多所努力, 惟就职之后,即值地方多故,捐税繁增,而东省风云同时逐渐吃紧,故两年以来,所有精神、才力皆消磨于 奋斗苛税、应付环境之中,而于建设事业转多未能举办。”(19)1932年2月,天津商会各方面困难日益严重, 尤其经费愈见短绌,“一应开支,往往皆赖借贷,以资度活,以致诸务进行,绝少发展,外间责难迭有所 闻”,只得“从事整顿”,所有全体职员差役一律停职,进行内部整理(20)。这样,天津商会不仅不能担负起 保护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任,而且连自身会务也难以正常运行,这势必加剧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不满情 绪。据同业公会揭露:按规定商会监察委员会每月至少应开会一次,负责审查执行委员会处理之会务, 稽核执行委员会之财政出入等事,“而查阅该会监察委员会议记录,只开会两次:第一次为民国廿年三月 十四日,第二次为同年四月廿八日,且记录空洞,毫无监察工作。是该会职员既违法令,又违其自定规 则,其失职有如是者。”(21)

  

   显而易见,在这几年间处于困境之中的天津商会根本无法按照《商会法》及其会章之规定正常运行, 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不满也是由来已久。无怪乎担任商会常务委员的赵真吾在这场纠纷发生后的一次谈 话中曾透露:真吾甚知各公会与商会在以前之历史,积怨已深,本早有冲突之可能,数经真吾调处解释, 旋起旋落者,亦不只一次矣。”(22)除上述之外,天津同业公会对商会的其它许多方面也多有不满。例如面临党政当局一再催促改选,天津商会虽也有所动作并作出解释,但却无法令同业公会满意。《益世报》的 —则报道曾透露咋据商会负责人谈,因主持筹备之王文典,订于本月二十六曰为乃子昌宏婚娶,事毕 即积极进行筹备改选。即本市六十余业公会,已有五十余业改选完毕,预计下月中市商会可实行改选 云。”(23)由于具体负责商会改选事务的常务委员之子婚娶而延误改选,这一理由非但不能令同业公会信 服,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剧其不满。

  

正是在上述各种不满情绪与曰俱增的情况下,天津商会又一直逾期未改选,成为促使同业公会最终 向商会公开发难的导火索。天津53业同业公会在联名呈送实业部的文中,即以相当激烈的文字列举了 数年来商会的多项劣迹。其_,商会职员暮气深沉,曰见腐化,除向各会员严催会费外,对于会员之痛 苦,或因循敷衍,或置若罔闻,其二,本届商会职员在上任最初一年间,遇有应取决于全体会员之事,尚召 开全体会员大会,“近二年来,并此全体会员大会,亦不召开,甚至该会章程,三年来竟无一会员得能寓目 者,其愚弄会员,把持会务不公之事实,更昭然若揭。”其三,多数职员玩忽职守,执行委员会议每年未闻 有几次之召集,“而常务委员会,每星期二五开会,常务委员五人,有常年不到会者,有辞职者,有外出者, 近更有常务委员一人开会之事,每星期办公两小时,只常务委员一人开会,其违法玩忽,实堪骇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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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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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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