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近代同业公会的经济与政治功能:近五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6: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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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近五年的工商同业公会史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对同业公会经济功能的重视,同时仍兼顾其政治功能,也体现出了行业案例研究更加丰富、深入与细化的特点,并重点揭示了同业公会的行业性、市场性的经济特质,由早期的行会史及商会史路径向行业史、市场史路径转移,以行业经济及市场秩序为研究重点,弥补了过去对于同业公会经济职能关注不够的偏向。另外,研究的区域进一步扩展,除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等,其他以前很少涉及的区域也相应地受到了关注,对于同业公会研究的行业类别也逐渐增多,涉及到多个行业领域。同业公会研究在今后的进_步拓展,有赖于“走出同业公会看同业公会”以及“从同业公会看社会”等更宽的研究视域。

  

   关键词:同业公会;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研究述评

  

   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新式的行业组织。同业公会维护同业利益,保护行业发展,同时也是具有民间性的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还是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的市场中介组织。工商同业公会的出现与传统行会组织在近代的发展演变不无关联,是行会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行业组织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同业公会与商会也有着密切联系,大多数学者都肯定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这一观点。因此同业公会既与行会有着渊源关系,又与商会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同业公会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商会史和行会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扩展出来的新领域之一。在2010年至2015年近五年期间,学界对于同业公会史的研究兴趣仍然浓厚,推动了其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的学术成果。本文即对近五年来同业公会史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以了解和窥探同业公会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学界关注的新视角及其发展方向。

  

   早在20世纪90年代,同业公会就进入了学界关注的视野。由于同业公会史的研究受到商会史研究的密切影响,所以需要了解商会史研究的以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早期商会史研究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分支领域,学者利用资产阶级视角或政治史、革命史视角来研究商会,更多地关注商会的性质、政治态度进步与否等。第二,随着西方现代化理论传入中国,商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也发生了转变,开始使用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商会。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很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该著系统地利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商会,还有马敏、朱英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也利用了这一现代化视角进行个案分析。第三,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的运用。这一来自西方的新理论方法的引进对于商会史的进一步开拓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尽管对于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商会史研究,学界存在着多年的争议,但新的视角无疑有利于商会史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野和空间。后来这一理论经过国内学者的本土化修正,渐渐发展成为“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最早使用这一理论方法研究商会的是朱英,他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一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中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解释商会与政府的关系。这一视角有利于对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第四,还有其他视角如网络论、中介论、结构-功能视角等等,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总之,商会史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最终逐渐往“总体史”的方向发展。

  

   以上关于商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后来兴起的同业公会史研究。因为同业公会研究同样受商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影响,比如将现代化理论也引用到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研究之中,考察了行业组织在近代变迁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因素等。另如后来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也运用到了同业公会史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展了同业公会研究的视野,更深入考察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另外,近些年来值得关注的新趋向是,行业个案分析的研究成果增多,凸显了使同业公会研究回归行业与市场的经济特质。魏文享在《回归行业与市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中对此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总结,认为新近的同业公会研究由早期的行会史及商会史路径向行业史、市场史路径转移,回归行业与市场,也并不意味着与行会、商会的切割,恰是需要以整体史的眼光,来关注商会、同业公会及其它商人团体的互动,关注、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1)

  

   学界以往关于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成果之全面总结已经比较丰富和深刻,本文不再多述,主要对2010年至2015年近五年期间学术界对于同业公会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并就同业公会史研究在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几点建议,供学界参考。

  

   一、行业史与市场史视野下的同业公会研究

  

   近五年的工商同业公会史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对同业公会经济功能的重视,也体现出了行业案例研究更加丰富、深入与细化的特点,并重点揭示了同业公会的行业性、市场性的经济特质,由早期的行会史及商会史路径向行业史、市场史路径转移,以行业经济及市场秩序为研究视角,弥补了过去对于同业公会之经济职能关注不够的不足。另外,不仅研究的区域进一步扩展,除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等,其他以前很少涉及的区域如广西、河南、包头、云南、新疆等地也相应地受到了关注,而且对于同业公会研究的行业类别也逐渐增多,涉及到多个行业领域。

  

   过去国内学者比较集中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同业公会的研究,而对于建国初期同业公会功能研究相对薄弱,但近五年来学者们不仅继续关注民国时期上海各类同业公会,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并选取建国后到公私合营期间的上海同业公会为对象,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并且随着上海地区各类同业公会档案资料的充分挖掘,学界对上海地区多个行业同业公会的研究成果可谓更加丰富。

  

   作为传统行业的丝绸业之同业公会继续受到重视,张玮对上海绸缎业同业公会进行了深入的行业个案研究,重点凸显其经济功能,将市场、社会组织、产业发展三者结合起来理解近代中国市场和产业发展,强调同业公会对于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以及其可为会员提供区分信誉的制度化渠道。(2)宋涛则研究了抗战之后上海市棉布商业同业公会,认为棉布商业同业公会作为行业自治组织,以维护行业发展与同业利益为根本,通过组织完备的公会结构,明确各自功能,制订业规,规范市场交易,协调政府与同行业间的经济关系,为棉布商业创造内部发展空间与外部发展环境。(3)除了上海外,也有学者考察了苏州的丝绸业同业公会。对于抗战后苏州丝绸业的衰落原因,侯丽华进行了综合分析,并着重对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行业自救作了探讨。(4)以上三位学者对丝绸业公会的考察,共同点是都注意将公会组织与行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对于建国初期的上海各业同业公会,学者近五年来关注较多,弥补了过去对建国初期这一时间段研究不足的缺陷。例如张立方对建国初期上海市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肯定其在推进行业经济发展、联系私营工商业者以及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的作用,但随着后来新政权决定对其进行重组和改造,上海市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的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5)又如严跃平考察了建国初期上海熟水商业同业公会价格协调,分析了建国初期该同业公会协调会员价格竞争的方式和特点,认为其价格协调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点,可以起到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作用。(6)在贸易业方面,王明安对1950—1958年的上海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进行了分析,探究了1950年代同业公会的消亡原因,客观评析了功能弱化是同业公会消亡的内因,展现了同业公会在1950年代的历史变迁和生存状态。(7)很显然,对于建国初期这一特殊时间段的同业公会史研究,学者们都注意将公会组织与政治、市场制度的演化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钱业公会作为近代金融业的行业组织,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魏忠选取近代上海钱业公会的维权机制进行了探讨,他运用了重复博弈理论证明,以多边声誉机制为基础的行业协会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市场制度,能够防止政府侵权,扩大市场交易,从而增加社会收益和政府税收。(8)另外,王小宝、唐婧等研究了上海书业公会与出版业同业公会;龚敏、杨庆武、黎霞等研究了上海旅店业同业公会;徐涛梳理了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业同业公会;陈文文讨论了上海咖啡馆业在近代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同业组织——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庄蕊蕊讨论了1945-1956年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王琳对沦陷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王琨在对上海营造业群体的研究之中,对营造工业同业公会与行业发展问题有所讨论等。不难看出,学界近五年来对于上海地区同业公会的研究,呈现出行业类别或行业个案研究越来越多样化的特点。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学者樊卫国在《民国上海同业公会与企业外部环境研究》这部学术专著中,系统考察了民国上海市场进化、同业公会兴起与企业群体环境变迁以及三者间关系演化,认为同业公会是这三者关系的结纽。该书以同业公会为焦点,折射企业外部环境及其制度形态,以此拓展了近代同业公会史的研究内涵和阐释空间。(9)他还研究了民国上海各业营业规约,认为民国以来,随着市场竞争展开和业规细化,许多行业组织除了价格管理以外,对一些交易环节亦予以规范,制定了一些有关营业环节方面的规约以约束同业的经营行为。他以档案资料为凭,对于民国上海同业公会有关市场交易方面的营业规约作了具体阐述。(10)另外,陈正卿在《浅析同业公会业规与社会经济运行几方面的关系》中也讨论了业规问题,认为同业公会业规有利于社会经济有序运行,也有利于维护商业诚信。(11)有关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机制问题,樊卫国与严跃平论述较多。严跃平在《大萧条时期上海旅业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述论》中,认为因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上海经济萧条对旅业形成巨大冲击,旅业同业公会为了整顿行业秩序进行价格协调,规定同业价格折扣的标准,有利于避免同业恶性竞争,对维护同业整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12)他和樊卫国还共同考察了棉业统制与上海棉纺织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机制,认为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对棉纱布实行联合配销政策,上海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同业公会在政府与会员之间发挥了比较重要的协调作用。通过史料分析,他们发现在统制经济时期,同业公会并没有丧失独立性,在经济社会中仍然发挥着中间部门的协调作用。(13)除此之外,他们还一起系统讨论了1937年之前上海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机制,说明近代上海同业公会曾经发挥过比较重要的经济协调作用,其中价格协调是其调解政府、企业和市场关系的功能之其运行机理包括价格生成机制、价格执行机制和违规处罚机制,这三个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共同制约和影响同业公会的价格协调功能。(14)

  

近五年来,学界除继续关注上海地区的各类同业公会外,对于一些偏远或内陆地区如保定、广西、包头、河南、新疆等地的同业公会也相继开展了研究。保定地区商会、同业公会的丰富档案资料问世后,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加。葛宝森研究了1928年至1937年保定商会、同业公会改组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探讨了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日伪政权的“合理化”抗争,以及沦陷时期保定同业公会的恢复及改选等问题。(15)唐晔考察了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他以1944年“保定杂货业同业公会商店名簿底册”为中心,发现其反映了20世纪中叶保定商业在企业组织形式以及市场网络等方面的进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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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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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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