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商贾之中奇男子——胡雪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 次 更新时间:2017-08-13 20:56:42

魏文享 (进入专栏)  

   晚清时代,胡雪岩是这个艰难多变的时代的弄潮儿。他出身普通学徒,但商略过人,胆识超群,游走官商之间,决战市场之上,一跃为富可敌国的“活财神”,也成为晚清“红顶商人”的代表人物,后人甚至以“亚商圣”称之。有民谚称:“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足见其影响之大.

  

   不过,在诸多称誉之中,晚清洋务重臣左宗棠的评价可能最为肯切:胡雪岩“熟谙洋务”,又能“讲求切实,非近今自命知洋务者所能及”,又称其有豪侠之气,是“商贾中之奇男子”。

  

   义中求财,险中求胜

  

   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生于1823年,雪岩其实是他的字,光墉才是他的大名。胡氏并非经商之家,其父胡鹿泉是一位有文化的乡村儒士,生活自足,隐居不仕。胡雪岩从小聪颖好学,每晚由父亲教读儒家启蒙经典,很快粗通文墨。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在临终时对家人说:“欲兴吾家,其惟顺儿乎!”

  

   其父亡后,家境日渐窘迫。12岁时,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他的主要任务是向省城的候补、捐班人员作放债生意。胡雪岩为人精明,也讲义气,喜欢结交朋友。在跑业务中,扩大了人际交往圈,此后给他人生带来转机的王有龄就是其中之一。

  

   王有龄,字雪轩,福建侯宫人,颇有抱负,却苦于无投考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得知其志向后,对他的为人和才识十分钦佩,竞私自挪借了钱庄的500两银子给王有龄。王以这些资金赴京科考,果然高中。而胡雪岩却因此事败露,不得不被迫离开钱庄。

  

   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知遇之恩,凡事视为己出,并资助胡雪岩创办“阜康”钱庄。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太平军攻杭州,胡雪岩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协助王有龄办理后勤,使之“缓急相依”,信任益专。王有龄曾通令全省“凡解粮晌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杭州城池自组身亡,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对他的才干也十分欣赏,委任其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晌,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

  

   1866年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受命收复新疆。考虑到长途作战,军需饷械必须有充分的准备,特在上海设置了“采办转运局”,任胡雪岩为委员负责局务,军晌的催领、汇解全由胡雪岩一手经办,军需物资在转运中多有艰险,但胡雪岩从未延期或缺误。在“西征”胜利后,左宗棠称许胡雪岩的功绩时说:“关陇新疆速定,虽日兵精,亦由利器,胡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作为一名商人,无利可图的事情是不会做的,参与军务为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全力保障后勤供应,支持西征顺利进行,胡雪岩还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正因如此,朝廷授其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他由此获得官方身份。

  

   官府及军务业务为胡雪岩带来社会信誉,也带来了滚滚财源。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在杭州设立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年),又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余堂雪记药号出产的“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适于防疫治病,备受欢迎。在胡雪岩的经营下,胡庆余堂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知名的药店之一。

  

   做天下的生意

  

   胡雪岩眼界开阔,行事果断,喜好冒险。由于有雄厚的资本为后盾,使之敢于放手一搏。他曾说:“一个生意人的眼光应看得到一省,就做一省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做天下的生意,看得到外国,就能做外国的生意。”这种放眼天下,四海求财的观念是极为难得的。由钱庄到药堂,由军务到洋务,胡雪岩证明了他的成功。

  

   到19世纪80年代,胡雪岩又将他的眼光转向了生丝业。光绪八年(1882年),他在上海开办了蚕丝厂。当时的生丝市场主要由外国洋行垄断,胡雪岩认为这种贸易极不公平,他提出了一个颇有远见和气魄的构想,即联合专与洋人做生意的同业公议一个价格,逼迫洋人接受国内定价。对于吃本太重急于脱手求现的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出价收购,与洋人同价;对方若不接受收购,可约定不卖给洋人,以货物为抵押,可从胡的钱庄贷款救急,洋人就范,货物脱手之后再还。假如有人收受外商好处,蓄意杀价低卖,则可鼓励同行将其封锁孤立,使其无立足之地。

  

   在这一构思下,胡雪岩联合其他华商成功做成了第一笔出口生意,赚下了十八万两白银.初步的成功使胡雪岩有了更大胆的想法如果借助于自身雄厚的钱庄资本,收购绝大多数的生丝,则可以做到“夷人欲买一斤莫得”,迫使洋人不得不高价从他手中购买。这其实是一个心欲吞天的垄断投机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

  

   胡雪岩的这一计划有十分浓厚的个人目的,如果成功则可使外商垄断生丝定价权的现状有根本性的改观。以他个人的实力,也几乎达到了最初设计的目标。但他没有考虑到,当时的中外贸易不平等并非只有价格的因素,还有政治因素,堂堂中国的海关就操之于外人之手,没有外国人的同意,他所收购的生丝不能直接外运,还是要通过洋行出口。

  

   市场的不确定风险在此时出现。1883年,在上海出现了金融恐慌的征兆,加之中法战争的爆发,更加重了其恐慌程度。洋人借此相约不予收购,于是胡雪岩手中囤积了大量生丝,资金被困。恰在此时,在对手的操纵下,钱庄出现了挤兑。胡雪岩一向奉行“十个茶杯八个盖”的经商策略,即利用资金的快速流转来弥补资金不足的问题,此法在胡雪岩的经营中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单位货币的最大价值,但此时钱庄的资金被大量的困于生丝的收购上了,无法应对席卷而来的挤兑狂潮,加之生丝存储久了会变质,无奈之下,只得忍痛低价抛售积困的生丝,亏耗白银一千余万两,家资折去大半。

  

   上天与市场在对他的冒险天性给予充分的回报之后,又给予他难以回复的惩罚。生丝投机的失败迅速波及到了其它经营领域,债主逼债,官府查抄,首先是钱庄、关银号的倒闭,接着是典当行的关门,胡庆余堂转让易主。费尽心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顷刻瓦解,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到光绪十一年十一月,胡雪岩郁郁而终。

  

   存心自由天知

  

   虽然未免一败,但胡雪岩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他不仅是中国晚清第一大豪商,还获得清廷赐二品顶戴,赏黄马褂、准紫禁城骑马的殊荣,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荣耀加身,盛极一时。世人也往往将这视为胡雪岩成功的标志,更有人认为胡雪岩就是官商勾结

  

   的“成功”典范。诚然,胡雪岩的成功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他的本色仍是一个商人。商人的成功不能依赖于官府的认同,而需要经历市场的检验。

  

   “诚信戒欺”是胡雪岩经营的重要理念。同治十三年(1874年),胡庆余堂创立之始,胡雪岩即在营业大厅门楣上镌刻上“是乃仁术”四个大字,大厅内高悬“真不二价”金字匾额,在店堂内的“戒欺”匾。匾中有文日:“凡百贸易,均得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

  

   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是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推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君之善谓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谓自谋亦可。”

  

   胡庆余堂的成功正得益于此。胡雪岩常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为采鹿茸,自设鹿园。一次,由于虎骨难寻,药堂主管余修初决定以豹骨来代替。被查实后,他让余修初带领全体员工面壁思过,手写训示,要余高声读出。余念毕,请求卸职还乡,无颜再为药业,胡见其悔过态度认真,又加挽留,让他把店规树起来,世代相传。他又吩咐把那些不合格的药品公开烧毁,有此魄力。胡庆余堂最终发展到与北京百年老号同仁堂并驾齐驱的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时至今日,胡庆余堂几经转手改组,已是年产值数亿的大公司了,但“戒欺”匾仍高悬于总经理的办公室里。另外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由天知”就是胡庆余堂自始至终的经营宗旨。

  

   “戒欺”两字不仅是胡庆余堂的店训,同时也是胡雪岩经商一生的智慧结晶,它开钱庄、当铺、银号也秉承这一思想。钱庄经营伊始,湘军人员存有大批款项,因处内战,多有死伤,存款者往往无迹可寻,但钱庄总是极力将结余送到存者家属的手中,诚信可见一斑。1860年,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开业以后,绿营军军官罗尚德将一万两银子存入阜康钱庄,凭借钱庄的信誉和自己生死未卜地出入战场,执意不要利息和存折。胡雪岩知道后,坚持一定要按规

  

   矩做生意,当即决定三年定期存款利息照算,到期支付本息一万五千两银子,存折照立,交给刘庆生代管。罗尚德在战场上遇难阵亡前,将提取钱庄存款之事委托了两位同乡,钱庄在没有任何凭据,仅在确认两位确是罗尚德的同乡后便给办理了存款取兑手续,全额支付存款,如数照算利息。

  

   商人之命,系于国运

  

   除了以诚信立身外,他还仗义疏财,解国家地方之急,乐善好施,大做公益事业。有人评其为“善举义事,皆力为之”,国中发生灾情,他每每主动助赈钱物。胡雪岩懂得“商人之命,系于国运”的道理,他说过:“做小生意时迁就局势,做大生意时帮国家扭转局势。大局好转,我们做生意就自然有办法了。”

  

   同治元年(1861年),左宗棠从太平军手中收复杭州后,杭州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人口只存十分之一,百业待兴,此时胡雪岩被委任经理赈抚局事务,“主持善后诸事,设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垫、医局,恢复名胜寺院,收敛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分葬于岳庙左侧里许及净慈寺右侧数十大冢。”另外他还捐资白银十万两,设“钱江义渡”和牛车,迎送旅客于湖沼和横渡钱塘江之中,使杭州城乡人民受益。

  

   同治十年(1871年),直隶发生水灾,他捐棉衣1.5万件,以及价值一万两的牛具、粮种。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干旱,捐白银五万两解山西地方不足。另外又先后捐输江苏沐阳赈务制钱三万串,捐输山东赈银二万两、白米三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棉衣三万件。捐输山西、河南赈银1.5万两等等。据左宗棠估计,胡雪岩在19世纪70年代个人捐赠白银“已在二十万两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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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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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竞争力》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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