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 庄蕊蕊:战后上海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与影院业经营(1946—1949)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17-08-01 12: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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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庄蕊蕊  

   摘要: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院业力图恢复振兴,电影院业同业公会在重组后亦为此多方筹划。公会着意于影院经营需要,从票价调整、营业秩序、税费减免等方面既与政府交涉,亦与同业协调,在维护行业秩序、谋取同业公益方面发挥重要功用。公会之自治行为,得益于同业支持,但受制于政府的支持程度。公会的团体交涉可节约交易成本,为影院经营发展拓展市场空间。

  

   关键词:抗战后;电影院;同业公会

  

   电影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初称为“西洋影戏”,国人既视其为西方“声光化电”科技的文化符号,又为其新奇魔幻的艺术表现力着迷。“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1)电影仅以一张白布,将世间繁华,人生百态,异国风情,尽现眼前。在世界电影业迅速扩张之时,处于动荡时局里的中国人也以极大的好奇心和热情度接受了这一新式娱乐方式。在上海、汉口、哈尔滨、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城市和租界里,电影院如笋兴起,成为既西化又时尚的城市娱乐空间,形塑着市民的生活形态和都市文化的内容。

  

   电影让“睁眼看世界”变得容易,众之所好,利之所在。在艳丽时髦的明星和光影变幻的银幕背后,潜存着巨大的市场。据统计,在1930年中国约有230余家电影院,其中上海就有50余家。(2)在电影经济中,影院业已成为不可缺少之组成部分。电影史的研究主要围绕电影艺术、电影检查、电影文化等方面展开,也有学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讨论电影院与市民生活、城市文化的消费与建构间的关系。(3)本文将影院业视为近代一种新型行业经济形态,重点讨论近代上海的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与行业经营关系问题,特别是对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的组织重建和行业自治活动进行探析。这一讨论或有助于了解电影院作为城市公共娱乐空间构成要素背后的经济因素,也可以从行业层面扩展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4)

  

   一、抗战后上海市电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的组建

  

   晚清民初的上海,华洋杂处,工商兴盛,移民汇聚,既是资本迅增的经济中心,也是洋风弥漫的消费城市。对不同阶层的人来说,上海这一“魔都”可能是“乐园”,也可能是“歹土”。被称为“机器光电影戏”的电影进入上海滩,更给这里的都市文化浓重地抹上了炫新奇幻的一笔。(5)早期的电影放映并不是在专业影院,而是进入到茶园、跑马厅、溜冰场、酒楼等大众娱乐场所,以游艺方式招徕客源。通常以为,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内放映“西洋影戏”是为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首次亮相,即引起轰动。次年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又到天华茶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以一胶片一白布,以光影之术现真实世界,“比真尤妙,栩栩生动如活”,观者云集,奇妙无比。(6)不少商家起而效仿,加上报纸媒体的报道与宣传,使电影这一新的娱乐形式迅速为大众所知。

  

   园林、茶馆、酒楼的电影放映是以游艺为目的吸引顾客,并不在意放映本身的赢利与否。不论观影的条件,还是影片的质量,都难言专业。多认为上海第一家正式的电影院是1908年开业的虹口活动影戏园,该园由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Ramos)设立。到1921年,上海已有12座专业电影院,“加上社团租映和流动放映,一个初具规模的电影市场逐步形成”。(7)不过其中多为外国人所设立,放映的主要是好莱坞影片。早期华商影院受片源制约,发展受限。到1920年代以后,国产影片有所发展,华商影院业相应拓展。至1926年,上海约有17家电影院11600个座位。(8)1928年,著名的大光明在上海兴建,早期经营不善,于1931年由美籍华人卢根收购重建后成为上海影院的标杆,“大光明看电影,国际饭店吃西餐,百乐门跳舞”,成为这个时代上海摩登生活的象征。(9)还有光陆、南京、新兴、国泰等著名影院也陆续开设。据1934年的有关统计,当时上海的影院达到53家,虽不及纽约、洛杉矶、伦敦,但超过旧金山的50家、巴黎的40家。(10)1933—1936年,上海又新建有荣金、华德、丽都等电影院,电影商业放映成为中外资本青睐的新兴行业。

  

   随着电影院的兴建,“看电影”也由早期的炫奇游艺演进为大众娱乐消费行为。为吸引观众,大光明等影院都耗费巨资,综合建筑空间、装饰艺术和光影科技,把电影院营造成体验西式生活方式的现代“摩登”之城。作为电影产业的消费终端,影院的市场地位举足轻重。时人有论:“查各国影片公司有最大关系的,首推影院,倘所拍出之片,无戏院公映,即是无出路。无出路,岂非坐以待毙。”(11)资本的不断注入与新影院的不断开张,在推进电影艺术发展的同时,也使同业之间产生紧密的竞争与互联关系。诸如放映政策、电影票价、营业场次、税费问题等,都涉及行业的整体发展与个体利益。与诸多行业一样,电影院业也存在组建同业组织的需要。到1930年代中期,上海的电影院业可以说是规模初具,但是同业组织的建立却比较晚。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要求各业整顿重组原有行业组织,建立同业公会。上海电影院业因属新兴行业,资本结构混杂,规模不一,同业间的联合意识并不强。直到1937年春,经当时工部局的核准,上海电影院业才成立了上海电影院协会。组织该协会的动机主要是避免争夺影片的明暗争斗,明确各影院的轮级区间。(12)协会组织并不健全,仅仅四个月后,就因“八一三”抗日战事的发生而宣告解体。上海沦陷后,租界区域形成特殊的“孤岛”格局。一时间租界人口猛增,为电影院的畸形繁荣创造了条件,但影院又恢复到之前各自分散的经营状态。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日军占领,日军成立“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租赁的方式将上海市几乎所有电影院接管过来,统辖了沦陷区的电影事业。许多影院或被日军占用,或改营或停业。(13)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市电影院业尚未形成本行业稳定运转的行业组织。

  

   抗战结束后,日伪“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解体。9月,国民政府颁布《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厂、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长会同当地政府接受管理”。光复后的上海重新成为电影生产的中心基地,电影放映业重新焕发活力,也有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面对。1945年8月,上海市社会局颁布《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整理通则》,对各业同业公会进行整理改组。因为原来没有同业公会,起初各影院是加入到上海市戏剧院同业公会筹备会。但因影院的经营方式与戏剧院差异较大,强归一业并不合理。影院业人士认为上海一隅电影院“星罗棋布总有四十余单位之多。但历来尚乏统一之组织,际兹抗战胜利政治革新,在法律上吾同业应有正式团体之机构,而事业上诚感和衷互济之必要”,于是商议单独成立公会。(14)

  

   1945年底,上海市社会局准予建立上海市电影院业的行业组织,并要求推定筹备员5~9人,准许“上海市电影院协会”作为本组织的名称。随即李迪云、梁其田、匡宝莹、史廷磐、史宝康五位影院业实力人物被推选为筹备委员,组成筹备会,办理电影院行业组织的组建事宜。经过约四个月的筹备,1946年3月10日上海市影院筹备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并依同业法规政策改协会为“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公会会址确定为南京西路996号。3月17日,各项筹备工作办理完竣,再次召开全体大会,并在社会局代表的监督下以无记名形式选举出理监事相关委员,自此日起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宣告正式成立。(15)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实行理监事制度,主要机构有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影院同业公会的最高领导为理事长,对内统摄公会一切,对外代表影院公会。第一届理事长梁其田,为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美琪大戏院的负责人。监事会为影院公会的监察机构,机构职员的产生、选举方式、任期期限等与理事会基本相同。

  

   上海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章程对会员的出入会问题作了相应规定。其中第一章第六条规定“凡在本市区内持有经营电影院执照之电影院均得为本会会员”,意即要求强制入会,在事实上,影院公会下属会员可说几乎囊括了当时在上海营业的所有电影院。这与国民政府的强制入会政策是一致的。在代表资格问题上,规定“本会会员应推派其所有人或其他负责人员(经理或副经理)一人充任全权代表,其国籍以中华民国为限”。(16)会员进退会、委员解职遗留出的空缺,公会会及时做好选补工作。1946年8月4日,影院公会理事顾仲彝君所代表之胜利影院移归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管理,其代表资格丧失,对此影院公会经第十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由季固周依次选补之。(17)公会依法拥有惩戒之权。对于违反会章的行为,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凡在本区域内持有电影院执照之电影院不依法加入本会、或不缴纳会费、或违反章程及决议者,得经理事会之决议予以警告。警告无效时得按其情节轻重,依照商业同业公会法第二十六条之‘会员之处分’规定办理之。”具体处分办法包括“1)一万元以下之违约金;2)有时间之停业;3)永久停业”三种。由于战后疯狂的通货膨胀,以及出于规范会员经营行为、强化会员对会规遵守的需要,1948年3月20日,影院公会召开全体大会,将违反会规的处罚金额从原有的“一万元以下之违约金”提高到“四百万元以下之违约金”。(18)不过关于停业的规定,如果缺乏政府的配合执行,公会单独行使惩戒权存有相当难度,而惩戒能否实现又事关公会自治权的权威性。

  

   从经费来源上讲,影院公会经费独立,并不受政府支配。上海市影院公会的会费以会员缴纳的入会费、会费及事业费三类为主要来源。入会费亦按会员资本额按比例征收,入会一次付清;会费与事业费则为浮动制,由理事会造具会务报告及经费收支决算表向全体大会提出。(19)战后受物价飞涨、政府摊派、公益捐助等的影响,影院公会经费远远不够支出所需。遇到紧急事务时,更是无力应对。影院公会不得不多次召开临时会议,频频向会员影院增征或预征会费。特别是1948年限价开放后,各项指数疯涨,会费困难更为尤甚,情急所迫下,当年11月至次年二月,影院公会不得不先后三次通过建立筹集基金会、加映义演、紧急提案、借垫等方式向会员影院筹集经费,以应对经费失衡告急的情况。频频增加会费的收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影院公会的开支所需,但也加重了会员的负担。

  

   “看电影”从游艺发展到影院业,其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及市场引力使之成为中外资本青睐的新兴产业。上海的影院业发展迅速,一些著名影院甚且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据点。透过放映和观影的娱乐生产与消费行为,一些西式的生活方式和好莱坞的文化产品也融入到这个近代“魔都”。不过因中外资本混杂,在抗战之前影院业多各擅胜场,同业的联合意识较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根据同业公会法进行改组整顿。1946年成立的上海影院业商业同业公会在沪具有垄断地位,为业内唯一的行业组织,也依法建立了理监事制度,在出入会管理、经费方面、业内事务方面具有自治之权。但此种自治之权并非是封闭环境之下的权力独尊,严格来说是同业公会在获得法律与会员授权之后的行业代理权。同业公会不干涉企业内部经营,主要是就行业秩序及行业公利来进行协调与交涉,自治权的实现与会员的认同、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

  

二、影院业公会与票价调整、倒票及“看白戏”问题的处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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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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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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