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以新守旧,以中化西

——近代天津名医丁国瑞的中西医汇通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2 次 更新时间:2022-12-29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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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  

内容提要:丁国瑞是近代天津地区的名医和社会活动家。作为回族精英和地方名医,学界虽已有不少研究,但未对他讨论甚多的中西医汇通问题给予关注,而且也未能从生命史学的视角去呈现其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丁国瑞以传统文化和中医为本位,批判现实中的中医,学习和宣扬西医知识及相关机制,以实现以新守旧、以中化西之目的。通过对丁国瑞生命史和中西医汇通之道的研究,不仅可以在近代中西医汇通史为他上补上一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从这一探究中获得中医知识史的启示:宜历史地且更具包容性地理解“汇通”概念;应立足中医疗效来寻求中医理论的根本性突破;要时刻注意把握中医的本质属性,充分理解其科学和文化的双重属性。

关 键 词:丁国瑞  天津  中西医汇通  生命史学  中医


宣统三年(1911)开年,爆发于上年九月的东北鼠疫疫情正炽,直隶地区也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①春节刚过,当时天津颇具声名的《大公报》连续发文讥讽中医的治疫“奇方”,并对中医发起激烈的批评,这些诘难引发以“医药研究会”为核心的天津中医界人士的强烈不满,愤而回击,遂引发一场有关中西医的辩论。学界曾对这场论争做过细致而精彩的论述,并称其为“中西医之间第一次大论争”。②在这场辩论中,丁国瑞作为中医一方的主将登场,他的系列言行不仅充分展现了他勇毅、豪情的个人性格,也相当程度上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诸多中医人的心态、追求和有关中西医的认识。丁国瑞是一位颇具性格,而又对中西医留下大量论述的地方名医,这无疑为我们从生命史学和知识史的双重视角出发,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理解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的历程中探究认知观念和中西医汇通之道的内涵与变化,提供了可能。


一、丁国瑞其人及本文主旨


丁国瑞,字子良,号竹园,1871年出生于北京德胜门外一个回族知识分子家庭。③自丁国瑞高祖起,世为马甸清真寺教长。④丁国瑞自幼接受教育,后习岐黄之术,21岁开始独立应诊,1895年由京到津行医。⑤1897年,丁国瑞开始在天津《直报》上以白话文发表文章。⑥1906年联合他人发起成立天津医药研究会。1907年创办《竹园白话报》。1910年与严范孙、刘孟扬、张伯苓等人倡导成立“恢复禁烟主权会”。1911年作为“国民求废烟约会”临时会长,与刘孟扬等人赴京请愿,要求废除《天津条约》和恢复禁烟主权。⑦东北鼠疫爆发后,他曾多次在报端撰文论述卫生防疫事宜,联合医药研究会同人,强力回应《大公报》对中医的诘难。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政府为钳制舆论,开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和控制政策。⑧7月28日,《正宗爱国报》被责令停刊,不久,该报负责人丁宝臣(丁国瑞的胞弟)被捕并遇害。⑨这对于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并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批评时政言论的丁国瑞,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在此后的21年中,丁国瑞日渐沉寂,将主要精力放在行医事业上,只是偶尔在报纸上发表言论。1923-1926年,在友人的鼓励下,丁国瑞整理自己以往发表的文章,以及部分与他有关的文章,编纂成24集,以《竹园丛话》之名陆续刊行。⑩丁国瑞另有《治痢捷要新书》《增补瘟疫论》《说疫》《天空游记》等书问世。


丁国瑞不仅积极为中医的发展谋求出路,而且时常对国家时政、社会、民生问题建言献策。他常在报纸上发表白话文,以期开通民智,改革旧俗。不过,他常以“守旧”“顽固”(11)自居,他从中国传统的逻辑和理念出发,臧否西医和时事,俨然一副“守旧”士人和“固守传统”的中医的形象。不过,从他倡导使用白话文、创办近代报刊、组织医药研究会和学习西方医学知识等行为来看,又颇为新潮,当可视为当时的进步人士。(12)表面上看,这显然矛盾。不过,这究竟是丁国瑞本身思想和人格存在分裂,还是我们对他的了解还浮于表面呢?这无疑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


在近代京津地区,丁国瑞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名医和回族精英人士,在现代民族史和医学史中留下了身影。特别是在当代回族史研究中,还是个颇受关注的人物,除了通论性的著作,还出现了不少文章。(13)这些研究虽然关注点和立论等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将丁国瑞视为中国近代回族社会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认为他是近代回族开明、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14),比较突出其爱国、开明、进步的一面,而很少论及其“守旧”的一面,偶有涉及,也多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不彻底性等轻轻带过。在近现代医史研究中,丁国瑞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与回族史研究比较凸显其开明、进步的一面不同,在目下的医史研究中,他多以传统中医的坚定维护者的面貌出现。在这些研究中,较多的旨在彰扬其维护和发展中医之功,甚少涉及其保守抑或开明的问题(15),只有少数研究将其视为反对卫生现代化的保守人士(16)或保守但具理性的传统士人(17),也未将其与开明甚或新潮的一面关联起来理解。可见,现有的研究基本只是从一个方面来呈现其主张和立场,缺乏全面和贯通的视角。不仅如此,尽管丁国瑞生活在近代华洋、新旧杂错的都市和中西医交锋日趋激烈的时代,留下了大量有关中西医和卫生防疫的言论,但已有研究却几乎未能利用这些资源去探究近代中西医论争和汇通的问题,主要是将其作为中医一方的代表,来展现在“趋新崇洋”风气日甚的时代背景下中医的无奈和尴尬。(18)


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深入考察丁国瑞的人生和心路历程,来探究近代以来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展现近代中医知识的演变,期待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当前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1)以生命史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探究中医知识的演进(19),践行生命史学与知识史研究的融通,推动医疗史研究的理论创新;(2)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呈现和理解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内涵及其特征,从学术和情理等不同层面上探究中医知识演变的内在逻辑;(3)将个人心态立场与时代思潮相结合,思考中西医汇通的意义和得失;(4)立足历史发展大势,省思近代学人中西医汇通努力的价值与困境及其对现代中医发展的启示。


二、丁国瑞的中西医观与中西医汇通之道


就管见所及,丁国瑞最早论述中西医的文章为1903年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的《和中西医》。(20)这篇论说没有收入他晚年编纂的《竹园丛话》,不过除此之外,他众多有关中医和中西医比较的言论,大多均可见于《竹园丛话》和1918年单独刊行的《说疫》一书。纵观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丁国瑞有关中西医的论说,除了《和中西医》外,主要出现于1906年前后他组织和主持天津医药研究会期间、1910-1911年东北鼠疫发生前后和1918年出版《说疫》一书等几个时期。整体上,虽然他一直主张中西医应相互学习,但对西医的态度日渐保守,特别是在东北鼠疫爆发后,这一态度的转变表现得更为明显。


丁国瑞在《和中西医》中谈到,年轻时对举业没有兴趣,想到习医治病可以利己利人,于是“就买了几本医书,自家捣鬼,遇着名医,我就请教,遇着病人,我就留心”,遂于中医,渐有心得。除了学习中医,也读了些西医书籍,一度想出国留学,限于财力,未能如愿。这些经历使他对中西医都有了一些了解,当看到《大公报》上中西医之间互相攻击,遂写成《和中西医》一文,着重表明中西医各有特点和短长:


中国学问尚虚,西国学问尚实,中国谈空理,西国求实迹。谈空理的,不能百无一得,求实迹的,也不能百无一失。中学重述古,西学重求新,述古的每多牵强,求新的有时臆断。(21)


所以,大家应该避免意气之争,“不在门面上争是非”,应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中西医自然就相和了。(22)虽然丁氏在整篇文章中,都努力秉持对中西医各打五十大板的持平之论,但从其语辞的细节和微妙处,不难看出,他多少是认可西医的进步和强势的,他指出:


我说一句公道话,要说西医的神妙,真有非中医所能比的,但是要说中医一点儿道理也没有,持论也未免过偏。据我看,中医当采西医的长处,以补中医之不足,若是竟自护其短,不知用心整顿,恐怕我们中国医学一道,不久就要绝了。西医也当平心静气的,自行其道。若是竟目空一切,骂中医为无用,恐怕西医也不能百发百中,有教中医得着理的时候儿。(23)


不过,他骨子里并不认为中医学从根本上不如西医学,在他看来,“中国的医学,不在西国医学之下,中国医士的志趋精神,实远逊于西人”。(24)而中医的颓势,实在是因为当下的医生素质不良,所以应该向西医和西方学习,加强研究,并吸纳西医的有价值的知识。(25)


基于这一认识,丁国瑞于1906年联合其他一些中医和药商,筹划创立了天津医药研究会。(26)这期间,他在报端发表大量有关医学研究和建设医药研究会的文章,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的中西医观。在这些文章中,他继续秉持中西医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一认识,从立场上开始比较具体地立足中医来展开中西医关系的论述。他在1906年所拟的天津医药研究会章程中称:


中西医学,互有短长,凡西是而中非者,我取而效法之,中是而西非者,我发明推阐之。表面之名称不同,而理想意旨确相合者,我引证解明之,理想治法与习惯,万难符合者,姑且阙疑以存之。总以讲明医术,有益病人为归宿,不存门户之见。(27)


通过中西医比较,丁国瑞认为西医在解剖、脏腑生理知识的认识、诊断器具、外科技术以及西药的制造和宣传等方面,相较中医多有优势,中医在这些方面应该多加研究,不过西医也有不如中医之处,西医也不是什么都神奇。他说,“以医学所需之器具而论,西医无论治内症治外症,皆有精巧利用之器具,而中医则无之”。(28)“凡看中国的医书,最要留神他敷衍模棱附会牵强的毛病,凡看东西洋的医书,最要留神他大言欺人穿凿武断的毛病。”(29)“论胃之功用,中医不如西医详细,治胃之法,西法不如中法妥善。”(30)“外国的解剖学,是我们中国比不了的。要是治伤寒、瘟疫、温病、疟疾、内伤诸症……凡是气化的病症(无形迹可考查的,谓之气化),断不能专以行迹求的,不研究中国的古医书,万不能治气化的病症。”(31)从中可见,他对西医那些优势之处是否真有治疗上的价值已经开始有所怀疑,进而对当时中国社会过于推崇西医感到不满。他说:


中医开方用药,则病家议寒议热,议补议泄,议分量之多少,必踌躇再三而后服之。一遇洋医之药水或丸散,不但不辨其性味之寒热补泻,及分量之多少,且不计价值之贵贱矣,囫囵下咽,病势转增,不咎自家之未达轻尝,甘认寿命之无救矣。……自己总觉菲薄。(32)


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随后蔓延至京津等地。在这场疫情期间,中西医之间爆发不少的冲突和论争。在天津,丁国瑞也作为主角之一加入了论争,主要围绕着卫生防疫,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一系列关涉中西医关系的言论。虽然整体上他仍秉持中西医各有所长、应相互学习的主张,不过显然更坚持以中医为本。他指出:“谈论整顿中医的办法,友人某甲,本极热心,遂说道,整顿之道,莫若改习西法。我说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则可。若是把旧有的全抛了,从新去学人家,我看西医学,也很精深,力求四五年,未必学到家,岂是浅尝轻试所能办的。况且中西互有短长,已是普通公认的。……心里没根,最易眩惑,数典忘祖,舍近求远诸弊,全由此生。”(33)并对西医的“重行迹”,表现出更明确的不认可。他批评说:“西医重行迹,故凡病皆以行迹求之。考验虽属精当,而说理不免穿凿。因行迹而求治法,故其法每多不效。因无效而生恐惧,故每遇瘟疫诸病,必格外惊惶。”(34)何为重行迹?他并无明确的界定,不过从其论述中大概可以看出,是指西医重视解剖,往往把疾病归因于具体的物质性因素,比如将鼠疫、霍乱的病因归结为“微菌”。在他看来,西医通过解剖等手段求行迹,解剖的是死人,死人活人在生理上显然大有差异,学理上存在问题。不仅如此,西医尽管考验推究病原看起来很精当,但在治疗上却无实效。(35)


这些认识并非丁国瑞的发明,而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不过显然是他认同并内化于心的认知,是他在学习西医新知后的深思熟虑之论。通过学习,他明白西方的解剖学虽然“未必无枉费苦心处”,“然较比中医之不求甚解,可又强的多多了”。他还对细菌学说持开放的态度,“吾信细菌学,吾信一病有一病之菌,吾信菌能杀人,菌能传染”。但经过反复思考,仍无法认同细菌乃是疫病的病原,“吾惟不明所以生菌受菌之理由,吾更不服疫为必死不治之武断”。(36)因此,他认为既然道理上说不清、说不通,治疗上又不如中医有实效,若还崇信西医,实在是崇洋媚外,是迷信。(37)进而从人道、情理和民族情感等角度,对严苛的近代卫生防疫举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若一遇瘟疫,即事张惶,非圈禁,即弃置,是已病者万无生理,未病者亦必遭劫。不但少数之患疫者无一生活,即多数之不患疫者,亦必随之同死。天下有此等防疫治疫之善法乎?……某某二国,对于中国人,见有一二患疫者,其余千百人,无论患疫与否,一概同入于闷罐中,或将百十家,同一圈禁,或同付一炬。弱国之民,直不如强国之犬。(38)


两相比较,反而让他对中医更有了自信,觉得岂止中医应该学习西医,西医更应学习中医,“西医要打算大放光明,非取法于中医的气化学不可”。(39)


当时,丁国瑞已年届四旬,认知和思想也渐趋成熟和稳定,他关于中西医的认识基本定型。1918年,山西、绥远等地发生鼠疫,有感于当局仍采用西式防疫办法,遂激发他全面梳理自己对于瘟疫的认识,在报端连载《说疫》之文,并集结成书。该书大抵可以视为他有关中西医及其汇通认识的总结性论述,其基本观点,相较于东北鼠疫期间,并无变化,不过更为系统和周严。在自序中,他首先就批评当时以简单而严格检疫隔离为特征的防疫政策,罔顾人伦孝道,且劳民伤财。称:“明知对西医之学理心理,稍欠迎合,而揆之天理人情,自信尚无不合也”(40),更进一步表现出他对中医的自信和对西医的不甚恭敬。在正文中,他表明自己并非排斥学习西医(41),也不是简单反对清洁、检疫、隔离防疫举措,称此“防疫上必须有之公事”(42);他认可西医在解剖与外科手术上的特长(43);即使对于细菌学,也不否认其价值,反对中医“在今日以为能治传染病,即无须研究细菌学”(44);他主张在防疫实践中,中西医应该相互配合,“将防疫之责,归入地方自治范围以内,则西医担任检验细菌,中医担任救治”。(45)这些都展现出他对中西医一贯的开明且持平的心态以及努力学习和接纳新知的行动和意愿。


不过,他仍坚持认为将瘟疫的病原归为“微菌”不妥,中医治疗瘟疫的疗效远较西医高明。他说:“谓细菌为传染之媒介则可,谓细菌为病原则不可,盖细菌未发生之前,尚有一原因在也。原因者何,即秽恶不洁与四时不正之气候是也。”(46)并进一步在与他人的论辩中反讽道:“既认菌为病原,而又束手无策,于是倒果为因,谓此菌若在冰点以下,即难生活,遂以冰冰之,菌固死矣,而人亦随之以俱死矣。其治疗之拙笨,可胜言哉。”(47)这些让他不仅认为西医应该向中医学习,而且对中医加以研究,还很有可能成为对人类健康的重要贡献。他指出,张仲景之后,经过近两千年进化,“中医对于伤寒之治法,已粲然大备,俨称绝学”。(48)西方的科学虽然有万能之誉,“而独于治疗内科无形之精神病,以及外感之气化病,反居中医之下者何也。由于其病理、诊断、治疗、药物,皆重实质,而不讲精神气化也”。(49)“西医不治之病,中医未必不能治也。况伤寒温热瘟疫,又为中医之特长乎,……倘使成绩昭著,尚可将中医治疗之方法,译为洋文,传布各国,公诸天下,以救各国之患疫者。”(50)“对于中国医学中之气化学,尚望一研究之,二十年后,又安知我中国之医学,不受世界之欢迎也哉?”(51)


综上可见,丁国瑞对中西医的心态和认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他是一个开明、平和且善于学习之人,而非盲目的顽固守旧者。他愿意学习新知,也勤于思考。他组织医药研究会,倡导努力学习并研究中西医学,认为中医的颓废正在于“不讲”(52),即不学习新知,不进行研究,各执一端,以意气相争,等等。第二,他始终坚持中西医学各有短长,应该相互学习,以造福人类健康。尽管对西医的态度和如何学习的立场上,丁国瑞有所变化,但对于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相互学习这一点,态度是一贯的。第三,他一直是站在中医的立场上来认识和思考中西医关系。丁国瑞早期接受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接触的主要是中医书籍和中医师,虽然也读了一些西医著作,但并没有深入系统的学习。(53)在后来的悬壶执业中,他的身份也一直是中医。所以,他秉持中医的立场无疑是十分自然的事。在具体的讨论中,无论他批评中医也好,赞扬西医也罢,其实根本上都是希望彰扬中医,努力改变当时中医在中西医论争和竞争中日趋不利的地位。不过,细致梳理20世纪初丁国瑞有关中西医的诸多论述,还是可以发现他在心态和认知上的一些细微差异。


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待中西医的态度渐趋保守。前面的论述显示,在20世纪的头一二十年中,他对中医的自信和坚守日渐增强,相应地对西医的批评则日益明确。他于1903年发表的《和中西医》一文,虽然文字上基本以一种持平的语气来评述中西医各有短长,但也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当时西医强势的认可。这反映出,作为中医,他实无意与西医全面争胜,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忽视中医也是有长处与用处的。但后来,随着行医经验日渐丰富,中西医关系渐趋紧张(54),中医受到西医与社会的批评增多,以及在中西医论辩中往往作为中医的代表发声,使得他对中医的肯定日渐增多,对西医的批评也不断明确和具体。他指出,中医“六气的奥理,可是精妙难穷呕”!(55)“中国的医学,发明最早,实比西医有奥妙精深处。”并常常以讥讽的口吻称,西医长于说理,但在治疗上,却无实效。(56)于此,他对中医的自信和保守心态,可谓跃然纸上。


其次,在认知上,他对中西医长短的论述日渐明确具体,关注点逐渐从西医之长转向中医之长。整体而言,他对中西医的论述,大体上有这样的变化趋向:对中医的批评渐渐从具体到笼统,赞扬从笼统渐趋具体;对西医则恰恰相反。在最初的《和中西医》中,他关于中医和西医长短的论述,基本是非常笼统和概括性的,只是最后略有阐发。随后,他又发表《中国医学问答外篇》一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医学颓废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国家不讲实学,对医学不加研究,同时也囿于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方面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之道:


一编医学教科书。二遣年强学富,通悉中西医学门径者,出洋游学。三在京师及各省大学堂,附设医学堂。四在各府中仿中学堂之制,设医学普通学堂。五立医学报于京师,分派各省。六劝各省绅商,多立医院,以资考验。七各省立采药制药厂,搜采本省物产,辨其真伪,并讲求化学,以精炮制。八优给医士出身,并厚加赏赉,以励来学。(57)


这些举措,虽然未涉及医学理论本身,但显然都是借鉴西方医药管理办法而来。虽然他一贯认为,在理论上中医自有其长处,甚至不输西医,但对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则持严厉的批评。通过这样的表述,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西学和西医优长之处的认同。


随后,在组织医药研究会时期,丁国瑞继续肯定西医在器具、解剖学以及医学研究、管理和教育机制等方面的优长。(58)他也多会谈到医理,不过囿于学识,往往是立足中国经典医籍,比如《伤寒论》《内经》等来加以论述。他也会涉及一些西学的知识,比如,在一则问答中称:“瘟气究系如何?西医谓由于微生物之传染,中医谓由不洁之秽浊气,及天时不正之气,蕴酿以传染,吴又可论瘟之理,治瘟之法,最详,故中医治瘟,较西医事半而功倍也。”(59)可见,此时他对西医的优长已经开始带有较强的保留态度。


东北鼠疫爆发后,面对一些维新人士对于中医的轻慢和攻击,以及西医在实际治疗上的无能为力,丁国瑞开始更多关注中医的长处和西医的不足,虽仍没有全然反对西医,但已经对通过解剖认识生理、求行迹(有时也说形质或实迹)表现出批判的态度,并对西医治疗能力颇多讥讽,对严苛而缺乏人文关怀的检疫、隔离等近代防疫举措大加挞伐。与此同时,对中医治疗瘟疫的能力和气化学则信心满满,进而认为,若对中医气化等理论认真研究,就有可能让中医在世界上大放异彩。(60)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变化,丁国瑞虽然对中西医的态度和认知渐有改变,但对中西医应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主张,则是一贯的。关于中西医应相互学习,在当时应该算是一种普遍的认识(61),而且也往往以中西(医)汇通名之。丁国瑞早期发表的《和中西医》虽未言及汇通,但显然有类似的意涵。此后,他多次论及中西医汇通,或表达此意。1906年,在组织天津医药研究会期间,他多次谈到“汇通”一词,在向地方官府呈报的申请文件中言:“或邀请精通西医之会友,将中西医学,互为汇通。”(62)东北鼠疫之后,他进一步指出,“此后中西彼此汇通,互换学问,西医学中医之气化,中医学西医之特长”。(63)有时虽没用“汇通”一词,实际也表达了汇通之意。比如,“盼中医西医化除中西二字之痕迹,互相习学,互换知识,放大眼光,收起意见,自不难融合一气矣”。(64)他虽然不时论及汇通之意,但对到底怎么汇通,并没有做过系统思考,也很少专门去探讨。


就目前看到的资料,他唯一一次专门论及这个问题,是在医药研究会上的一次演说。他讲道:“中西汇通,这句话,说着极易,做着极难,凡是理想治法相同的,不怕名辞不同,全都可以汇通。惟独理想治法,差的悬绝,这可怎么个汇通法儿呢?”接着,他举了治疗伤寒的例子,把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伤寒,与他从丁福保《卫生学问答》中说的伤寒(西方所谓的小肠发炎)做了比较,发现实在扞格不通,最后说:“这是说伤寒病的大概,我们原有我们的良法,与小肠发炎,焉能说到一处,议论理想,全都两岐[歧],实在的难以汇通,可汇通的也不少,开会后,咱们大家再研究。”(65)


从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丁国瑞西医的学养比较有限,所谓西方名为小肠发炎的伤寒(typhoid fever),乃是由伤寒杆菌造成的肠胃道传染病,也就是俗称的肠伤寒。与《伤寒论》中作为外感性疾病这一类概念的伤寒,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虽然他觉得中西医两者各有短长,理应相互学习和汇通,但其实基本也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实际的心得,最后那几句话,有着明显的敷衍之义。他虽然一再声称西医有诸多长处,也对时下的中医感到不满,但真正理解并接受的西医长处,实际上是器具、技术和机制等一些外在的内容。而对于中医的医理,他对唐宗海等人提出来的中医气化理论甚是推崇(66),对中医治疗瘟疫及情志病等方面的疗效更是信心满满。虽然从一般的道理上讲,西医多有优长,理应参合学习,但从丁国瑞自己真切的理解来说,实无法像认识中医医理那样体会到西医医理的精妙之处,所以常常以气化理论来反衬西医重行迹的无效和于理不通。


丁国瑞虽然一再鼓吹中西医应各取所长、互相学习,主张汇通中西,但实际上真正着意的乃是通过改良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机制,推动对中医的研究,发扬经典医籍的精妙医理,光大中国医学。他所言或心目中的中西汇通,具有鲜明的以新守旧的特征,即以有意义的新知和新举措来改进旧学,发展旧学。对此,他曾专门撰文加以论述:


真知道政治教育的根本,真能取人之长补我之短,真能洞悉中西的利弊,真能辨别是非,这是真维新。……真知道那样可守,那样当变,必须游遍了五洲,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势,然后把我们那旧有的长处指出来。……实实在在是中国的好,我们要保守住了往下办,往下办,不可轻易更张。能如此,这才算真守旧呢!……真守旧,然后才能真维新,真维新必能真守旧。维新守旧,原是一家。(67)


可见,在他看来,顽固不等于守旧,真正的维新和守旧在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即以新的优长来改良旧的短劣以保持传统。这一阐发正好可以与他在中西医关系上以新守旧的认识相印证。


而从医理来说,丁国瑞虽然对于中西医是否真的在理论上可以汇通,并没有真正有心得的思考,但他一直从一般道理出发,倡言要相互学习,实现汇通。不过,学习西医,是为了光大中医,所以必须在打好中医根基的情况下展开,否则就会“数典忘祖,舍近求远”。(68)他指出:


受了文明教育的人,全有爱护祖国的思想,既能通达了西学,再要把中学彼此一对证,又不定折中出多少精妙的道理来。是非长短,自有个水落石出。借着西学,倒可以把中国医学的长处,发明出来,中国的医学,岂不大放光明了吗?(69)


换言之,就是将西医的知识纳入中医的体系来加以研究,为我所用,以发展中医,也即以中化西。由此可见,丁国瑞的中西医汇通实际是一种有些模糊笼统的应时性概念,是一种实现中医自救的途径,其核心思想是以新守旧、以中化西,最终实现光大中医的目标。


三、丁国瑞在近代中西医汇通中的角色及其意义


关于中西医汇通的源起,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他在1876年发表的《医学论》一文中首先指出,“世之读者皆知西医治病确有把握,非如中医之徒讲阴阳五行生克为空虚之谈也”,并称:“余尝谓中西之学无不可通,前人所已通者,惟算学而已。异日者傅、赵两君将西医诸书译成而会通之,则中国医学必有突过前人者,余将拭目视之。”(70)而后李鸿章在1890年为《万国药方》作序时,在赞扬西方医药学后,表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71)随着西学东渐的日渐加强,谈论中学西学也渐趋流行。当时不少士人,虽然没有直接用“汇通”这一词汇,但也表达类似的意思。1893年夏,上海格致书院例行的夏课(夏季考试)出了一道比较中西医学优劣的考题(72),结果共收到56份答卷,12份答卷被评定为超等。(73)其中前三名李经邦、许克勤和杨毓辉的答卷被收录在《格致书院课艺》一书中。这三份答卷对于中西医的态度有所不同,相对来说,第二名许克勤比较推崇中医,第三名杨毓辉更认可西医,第一名李经邦则相对持平。但不管怎样,三人均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应该互相学习。李经邦认为,中医古胜于今,西医则今胜于古,今日之中医虽然不尽人意,不如当今西医精优,但即便是今日西医,亦不如古之中医精优,两者应相互取法,“合中西而一之”。(74)差不多同时,郑观应发表《医道》一文,列举西医的五大长处:医生经专业培养与考核,学问精益求精;明人体生理机能,推究病原;事事征实,且有显微镜察隐洞微;治病有针对性,药效稳定;论症详备,内外科器械精良,有报纸探讨学术。尽管如此,最后他还是表达了中西医各有短长的认识,并表示自己对中医的认同,认为西医的诸多精妙,“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故医学的教育,应该在研究传统经典的基础上,参以西医之长,精益求精,不分中外。(75)


不难看出,无论使用“汇通”一词与否,认为中西医互有优劣,应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应该已是当时沿海城市具有一定见识的士人的共识。尽管他们的立场和用心或有不同,但都不妨碍他们表明中西医各有短长,在汇(会)通的名义下互相参合学习。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1892年曾旅居上海多年的唐宗海出版《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在医学界举起了中西汇通的大旗。他在序言中称:“及今泰西各国通于中土,不但机器矜能,即于医学亦诋中国为非……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误。……因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之说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76)并在翌年出版的《本草问答》中说:“西洋剖视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77)在这些著作中,唐宗海从身体观、脏腑、经络、病机、诊断和处方以及本草药性等诸多方面,吸纳杂糅一些西医知识,来“发明中医的至理”。唐虽然也认可中西医互有所长,但完全是站在中医的立场,利用部分西医的知识来为中医张本。他对西医的解剖和脏腑理论,虽然并不完全否定,但在他看来,不过是解释人体脏腑的工具,要更合理地解释人体的运作,还得依赖中医的气化理论。(78)他虽然借用徐寿、李鸿章的中西医汇通一词,但用意显然不同。差不多同时,罗定昌和朱沛文等医者也提出大体类似的主张。虽然他们对西医的了解程度有所不同,对中西医的态度也有差异,但基本观点上都认为,中医所长在“理”“气”,即关于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及其联系的认识;西医所精在“形”,即关于人体形态结构的描述;都主张兼采西医来补充或阐发中医,参合中西医学。(79)


这些论述尽管名之中西汇通,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就何为汇通、如何汇通做过系统具体的思考,只不过从道理上笼统地认为,既然同为医学,自然有其可通之处。实际上,现有研究者也已指出,若从身体技能和医理等角度来说,其实是汇而不通。(80)他们的诸多具体论述,今天看来未免牵强附会,甚至荒唐无稽。(81)


由此可见,当时之人是在颇为模糊而极具包容性的意义上使用汇通概念的。他们内心对于中西医的态度,实有很大的差异,像前面谈到的徐寿和李鸿章以及郑观应等,他们的重点显然在于引进西医来改进中国医学(未必是中医)落后的面貌。在格致书院的三份考卷中,杨毓辉这方面的意蕴也很明显。不过,对唐宗海等医者和格致书院的许克勤等人来说,恐怕想得更多的是,通过承认西医的部分价值,并适当学习利用,来彰显中国医学的优长和价值。


近代以来中西医交流和论争可以说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现有的研究一般把“中西医汇通”视为一个学术流派,认为它出现于19世纪后期,尚古尊经,站在中医的立场,希望用改良的方法沟通中西,发展中医。不过,对于这一流派包含的范围,大家的理解不尽一致,有的将它看作1949年后出现的中西医结合派的先声,包含中西汇通论、改进中医论和中医科学化论等不同汇通途径和方法,也有的将其比较狭义地限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中医界主张“藉西学以证中学”的群体中。(82)由此就有了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和中西医结合三个流派和三个发展阶段。(83)也有学者从“汇通”这一词汇的应有含义出发,来检视被称为汇通派人物的主张和论述,对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学派或思潮提出质疑,认为严格来说,只有张锡纯比较符合汇通派的要求,“所以20世纪以前的中医新思潮是‘中西医参合’而不是‘中西医汇通’。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医界思潮以‘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和‘保存中医’最为盛行,言‘汇通’者已不多见。‘中西医汇通’作为一种思潮或派别主要存在于20世纪初至20年代之间,而且它也只是几种思潮或派别中的一种,当时的思潮还有欧化、折衷、中体西用等”。(84)如果严格地循名责实,这样的批评无疑是颇有道理的,不过就此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言汇通者已不多见,似乎并不尽然。民国时期在医学界具有盛名的谢观,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就列有“中西汇通”一目,并开宗明义:“中西汇通,自为今后医家之大业。”(85)将其置于历史的语境中来理解,依据上面关于中西医汇通思潮源起的论述,并结合前述丁国瑞的汇通之道,我们完全可以说,当时唐宗海等人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归之于中西汇通的名目之下,只是从道理上笼统地觉得理应汇通。所谓汇通,其实就是相互参合学习的代名词而已。所以,研究者是否有必要严格按照今天理解的词汇含义来限定思潮和学派,显然不无可议。其实无论汇通也好,结合也罢,还是科学化或改良,都不过是身处日渐西方化的现代世界中的中医的自救之道。当时举起汇通的大旗,其意义更主要的在于,如丁国瑞在《和中西医》一文中所表达的,中西医之间应该以“和”而非“争”的态度相处,这一认知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代,仍有其重要价值。


现有的研究在将唐宗海、朱沛文等医者视为汇通派的同时,往往都会指出这一学派的特点,他们力图证明中西医理是相同相通的,或者说西医之理原寓于中医之中,虽然承认中医有其短处或弊端,亦不排斥西医,更有对中医的批评,但立场几乎完全是中医的,并认为中医基本原理上高于西医,习惯于用思辨的方式来做中西医相互引证的工作。(86)这与前面分析的丁国瑞以新守旧、以中化西的中西医汇通之道是完全一致的,显然他是这一阵营比较重要的一员。


丁国瑞作为颇为典型的中西医汇通派人物,也是清末民国天津相当有影响力的医者,但除了个别有关天津的中西医交融的研究中提及他外(87),在大量有关中西医汇通的论著中,均未见其踪影,未免令人感到遗憾。当时的天津已是近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丁国瑞心怀大义,关心民瘼,热心公益,是一位出色且在地方有较大影响力的医生、社会活动家。(88)他在天津开办诊所,创办报纸,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组织医药研究会,参与疫情防控等(89),无疑会让他中西医汇通的认识和思想得以传播,并在医疗等实践中得到应用,从而推动当时中国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故而,理应在近代中西医汇通史上为他记上一笔。


不过,如果抛开实践的层面,仅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丁国瑞在当今的中西医汇通史上的缺席,似乎也不足为奇。他虽有大量著述问世,但在学术思想上却无甚建树。他的文章通俗易懂,说理也清晰明了,总体给人有想法、讲道理、接地气之感。但往往通俗有余,学养不足,很难说有多少深刻创新之处。他对中西医差异和优长的对比,比如中医尚述古、西医重求新,中医长于气化、西医精于行迹等,也都是20世纪以前唐宗海等人都早已总结概括出来的认识。他对于西医的了解和优长的论述,比之于郑观应等并非职业医家,就基本观念上,不说更少,至少也没有更多。而就其医学知识来说,以丁国瑞对细菌学说的认识为例,早在1891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办的《格致汇编》中,即介绍了西医的细菌学说。(90)而丁国瑞对细菌学说的关注,则是1910-1911年东北鼠疫爆发后。丁国瑞虽然一再声称承认确有微菌存在,还认为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91),但他始终无法真正理解细菌学说与细菌致病的原理。针对有人批评他“可谓独倡异论,一反万国公认之学理”,他甚至说,“实无辩驳之价值”,因为“西人认定细菌以求治法,仍蹈凿实之弊,西医治无形病之拙笨,正在此等处也”。并进一步阐述理由:


细菌何以突如其来也,细菌何以忽然而灭也,人之患疫,何以不一触即死也,又何以不众人同病也,吾今再与先生细研其理。盖秽恶不洁之气,与四时不正之气,以及兵荒水旱死尸怨戾一切杂气,酝酿既久,而成疠气,此气中人,初不名疫,因病气而传染,始成为疫。……故患疫者,必其未病之前,体内蓄有毒热,一与外来之疠气相感召,则病成矣,此亦同气相求之义也。然此时有菌无菌,尚在未定。(92)


他之所以言之凿凿对今日看来的常识性谬误进行辩解,完全是因为他不明白微菌作为一种致病微生物,乃是自然界中重要物质。而之所以如此底气十足,显然是因为他自信中医在治疗疫病上较西医更有疗效。当然,这也不是他个人独特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医界,认为传染病中所检测到的细菌,其实是病人身患传染病后的结果,而非病因的中医,不在少数。以肺结核为例,当时的中医多以西医“倒果为因”来回应其细菌理论。(93)由此不难看到他在学识上多持一般性的通识,少有自己的创见,其论述表面看似明白晓畅,其实多有笼统模糊之处。


晚清以降,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各种新的观念和思潮风起云涌,不过20余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整体风气可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一时期,也正是丁国瑞比较活跃的时期。颇有意思的是,置身于时代的大潮中,他不仅没有与时俱进,对代表西方、科学和文明一方的西医表现出日趋开放积极的态度,反而日渐表现出全面固守中医本位和对中医的推崇和自信。如果说早期他尚无底气批评西医,愿意较多谈论西医的优长以及中医的不足的话,到后期,他虽然还承认西医有所长,但更多只是从道理上来说的一种笼统的说辞或口号了。


他的这一做法不禁令人想起19世纪后期一些新派人士,往往以高举“中体”之大旗或承认中医有至理来作为其倡导西学和西医的策略,只不过时过境迁,丁国瑞则反过来需要通过表明认可西学西医,来为自己阐扬中医的论说提供合理性。这不禁令人感叹时代的风云变幻,而感叹之余,亦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丁国瑞逆潮流而动,执着于中医的保固与发扬?他个人的经验,又对我们思考中西医汇通和中医发展有怎样的启示?


首先,与丁国瑞个人的经历和处境密不可分。丁国瑞出身于京城家境良好的回族家庭,京城虽贵为首善之区,但非近代开风气之先之地。目前我们对丁国瑞早期的受教育情况不甚了了,但比较确定的是,他并没有致力于举业。他曾自述,“鄙人资质极钝,幼而失学,于那诗赋文章等事,未尝研究。故凡欲有所言,都是演成白话。十年前我总看这功名一途,没有多大趣味,因想到习医治病,倒可以利己利人”。不难看出,他从小并没有接受良好系统的“小学”教育,更谈不上获取功名。虽然读书识字,但书面文字能力不强。凭兴趣开始学医,主要以自学为主,阅读传统医籍,并向名医讨教,“后来又买了几部西医书,看着倒容易明白,然而两相比较,总是合不到一处”,也即不得要领。直到1901年在北京认识了一位叫饭冢文市的日本军医,两人比较投缘,相处40天,“才知道人家治病制药,都有条理”,也就在这时才认识到西医的好处。这一度让他想出国学习西医,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只好作罢。“后来又想着入个医学堂,无奈不通洋文,又为家计所累。”(94)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对西医有所接触和了解的中医师,虽然聪颖而善思,但且不说是西学和西医学,就是中学和中医学,大概也很难说有很深的修为。这些都使他只能以中医的身份开展工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而进入职场后,随着年龄增大,更让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西医知识。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固然并不必然由他的职业和处境所决定,但肯定会受此影响。他中医的身份自然让他更多地站在中医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他对西医学的了解不足,也会制约他从西医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问题,并妨碍他去领会西医学的精妙。不仅如此,而当他逐渐成为中医界的代表人物后,则更进一步促使他站在中医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事务。


其次,缘于当时中医对疫病等疾病治疗,至少在疗效上不输西医,甚至有一定的优势。通读丁国瑞的文章,不难发现,他并非不讲道理和逻辑、放言空论之人,可以说,他在文章中日渐表现出对中医的自信,应非虚张声势,而是基于自身认知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他的这种自信应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医治疗上效果的日渐自信,二是发现了西医在疫病治疗上的无能为力和疫病防控中存在诸多可议之处。一个医生对于自己医术上的自信,显然多源于其个人治疗上的经验。丁国瑞早期对于西医往往褒扬多于批评,而后渐有变化,表现出更多从具体内容出发对中医的褒扬和对西医的批评。这应该与他因治疗经验日渐丰富和渐有成绩而带来的自信关系密切。虽然并无直接的材料可资证明,不过揆诸常理,应该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当时,丁国瑞能够作为医药研究会的组织者,并在东北鼠疫期间作为中医界的代表公布防疫药方,与《大公报》论战(95),其在医学界的地位不难想见,其医疗水平无疑也有公论。


东北鼠疫爆发后,清政府聘请伍连德为防疫总干事,采用西式的卫生防疫举措开展疫病防控和治疗。基于细菌学说建立的新的传染病体系,更导致传染病的管控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中医处境的尴尬。(96)不过,这可能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西医在治疗上的束手无策,而且至少对丁国瑞等中医来说,并不会从病原体的角度去严格区分肺鼠疫或类似的疫病,而且对诸如此类的疫病,中医在治疗上也并非全无办法,所以他公开跟《大公报》的英敛之打赌,并在后来的《说疫》一书中声称:“鄙人既未目睹其症候,亦不敢强作解人,谨据其所述之症状,而以中医学理与经验以研究之,敢谓此症决非必死之症,其前节症候,若治疗得法,十人可活五六,中节可活二三,末节至吐血时,百中活一二而已。”(97)不仅如此,当时严苛的卫生防疫举措,由于存在诸多不近人情和未必科学的地方,更让丁国瑞找到了攻击的靶子。疫情平息后,针对东北鼠疫防疫中存在的问题,丁国瑞连发十二问:比如,去岁至今春,死于东北的民众都是死于鼠疫的吗?西医称灭菌法为石灰加水,又无治疗之法,但为何要花费巨款购买外国药粉呢?租界建议断绝交通,为何穷人不准入境,富人可随意出入?百斯度菌极小,为何卫生衣与手套可以防菌?等等。(98)这些问题,虽然很多并非医学本身的问题,但既然西法防疫也存在种种经不起推敲的地方,自然更让他对西医的批评有了底气。


平心而论,尽管丁国瑞对中医疗效的自信未必全然在理,不过他对西医的诸多批评还是颇有道理,而且就疗效而言,当时的西医在传染病等疾病治疗上确实未见优势。虽然现代的中医往往给人善于治疗慢性病和养生的印象,但实际上,从中国医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治疗外感性疾病伤寒或温病乃是中国医学十分重要的成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医家最著名者,以热病专家为多,如张仲景、刘完素、吴有性、叶天士等。直至近代,最有成就的中医仍以善治热病成名,如张锡纯善用石膏治寒温,恽铁樵用麻杏石甘汤治猩红热,均为人熟知。那时中医最足以己之长与西医抗辩者,即讥西医治疗热病效果不佳。”(99)这里所说的热病,就是以疫病为主的外感性疾病。被视为民国时期代表讨伐西医最高水平的陆渊雷《西医界之奴隶派》一文,对西医最有力度的批评当数当时西医对于传染病的疗效不佳,治疗中虽然化验真确,却往往以“诊断未确,无从施行根治”或“尚未发现特效药”来塞责。(100)近代名中医恽铁樵也自述其大儿子得白喉去西医院不治身亡,促使其开始钻研《伤寒论》,并用麻杏石甘汤治愈其女儿和自己的喉症(101),这让丁国瑞对中医的辩护和坚持更有底气。


丁国瑞当时引以为自信的具体理由和对西医批评的具体内容,今天看来大部分已经难以成立,但当时中医在对很多疾病的治疗上具有西医难以具备的效用,应是不争的事实。被现代研究者视为真正的近代中西医汇通派人物的张锡纯(102),实为“医学实验派大师”,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吸收近代医学研究方法的精华,用之于中医学的研究和治疗,独创了一些至今仍具效用的著名方剂。(103)由此提示我们,中医的疗效不仅是帮助中医人取得自信的根基,也是中医学得以自存和不断取得发展的核心要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医在治疗疫病的阵地上不断退缩,显然首先是因为西医在疗效上的根本性提升,同时也是因为中医未能从疗效出发,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促进中医理论上的突破,并进而在整体上不断提升疗效。


最后,还与个人的秉性、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关。丁国瑞虽常常以保守者自居,但同时又表现出相当开明的一面,不仅不拒绝新生事物,而且还积极利用报刊、白话文等新事物。不过,只要稍作深入考察,就不难感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汇集于他一个人身上,并不违和。因为,对他来说,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只要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只要有利于维护民生和民众健康,只要有利于发扬光大中国文化和中医,都应该认真研究,为我所用,实现以新守旧、以中化西的目标。显然,他既非一味顽固守旧,也不趋新崇洋,但在骨子里,确实是一个自有定见而思想偏于保守之人。他不仅对中医有执着的保守之心,而且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也相当有责任心和使命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情。在晚清时,他对政治腐败有强烈的批评,并对民国的成立抱有深切的期待,进入民国后的种种乱象,又让他深感失望。(104)他主张变革,但反对盲目学习外国。民国建立之初,他就在时评中指出:“谈时事的常说,欲强中国,非尽废旧法不可,大革大改,事事须效法外国。当初倡言变法,就是上了外国的当了,深谋远虑的,目为顽固,冤哉顽固!岂不知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一国有一国的精神,风俗习惯,人民心理,有许多的不同,岂可削足就屐。”(105)对革命的失望,更让他将希望寄托于传统的王道和仁政,遂言道:“我们国家的病原,就是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然而不能实行王道仁政,不从小学教育时培养民德,又是上下交征利的病原。”(106)可见,他是一个有主见和批判性的人,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不仅进入共和时代,也迎来日趋新潮的时代风气,时局的动荡,社会的混乱,不仅无法扭转他本来偏于保守的观念,反而更加固了他的既有认知。


在这一过程中,不但光大中医成了丁国瑞实现自己维护民族精神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而且实际上他也不自觉地赋予中医作为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象征的文化意涵。在民族危机日渐深重的时代,丁国瑞这样做不仅十分自然,而且也是相当多中医人或知识分子共同的选择。民国时期,中医的“国医化”日趋盛行(107),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时至今日,称中医为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十分通行。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和强大的西方文化霸权,诉诸文化的力量,同时秉持对现代科学知识开明的态度,以汇通之道来寻求中医的自救和发展,无疑是一种很有价值且成功的策略。而且从学理上说,也无不道理,因为不仅是中医,即使现代医学,也无法将其完全视为科学。如果说当时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现在的国际学术界,早已通过多学科的深入探讨表明现代医学中疾病与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让人们意识到,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108)美国医学伦理学家佩里格利诺曾指出,“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109)显然,医学既是科学,也是人文,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属性。而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还增添了传统性和民族性这一文化属性。因此从文化角度来认识和发展中医,自有其合理性。


不过,也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医作为一种医学,其本身的科学属性无疑是首先需要肯定的,如果一味强调中医的文化属性,而不能时时谨记它的科学属性,不能从其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疗效出发,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明其内在的机理和可验证性,让中医完全湮没在文化之中,而要寻求中医基础理论的真正发展和突破,将中医发扬光大,那可能不过是痴人说梦。那样的话,中西医汇通可能也只能像在丁国瑞等人那里一样,只是一句笼统而没有真正心得的口号,中医未来恐怕也只能日渐沦为现代医学体系中的边缘和补充。


结语:个体生命的知识史意义


1934年6月4日,丁国瑞病逝于天津,他的离世,距今尚不足90年,也多有子孙在世。(110)作为近代回族精英和名医,他有幸得到学界的关注,并有研究他的专著问世。然而,尽管从相关的论著中,我们能看到他生命中诸多事迹,但受资料、研究视角和研究理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中展现的生命形象却依然支离、片段,缺乏灵性,甚至还相互抵牾。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无力全面呈现丁国瑞完整而鲜活的生命历程和形象,但力图围绕着中西医汇通这一主题,去梳理他思想和心灵的变化历程,去勾勒他勇于任事、不愿屈服于世俗观念的精神世界,去展现他学术训练和学养不足的窘迫,去体会他民族的、人文的灵魂,去理解他新旧交织、秉持人文理性而内心坚守传统的文化心态。显然,他是一个内心丰富而个性鲜明的人,他的生命史价值,值得更多地梳理和挖掘。


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近代名中医,他不可避免地遭遇传统文化的日渐失落以及中西医间的纷争和竞合,面对时代的难题和困局,他没有选择无视或随波逐流,而是以自己的担当和才干,通过医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以及医疗实践,用以新守旧和以中化西的理念对中西医调和汇通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今天,我们在相关的历史书写中,补上他这一笔自然是应该的,不过探究他作为医者的生命,意义主要并不在此,而是希望通过个体生命史的探索,获得对认识中医知识演进的历史启示。


第一,宜历史地且更具包容性地理解“汇通”概念。今日的相关研究,往往将中西医汇通作为一个拥有比较一致的观念和立场的学派或思潮来认识,且有很多汇而不通的批评。然而,回到历史情境,很容易发现,汇通当时只是一个非常模糊而具包容性的概念,不过是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中,一些不愿闭目塞听的士人和医生,有感于中西差异、中国和中医的不尽人意,希望寻求对国家和中医的自救而打出的旗号,其意义不在于对于汇通深入系统理解(实际上,包括丁国瑞在内的很多人士都没有做到或没有有意识地去这么做),而在于承认中西医各有短长,相互参合融通,应该以“和”而非“争”的态度相待,告诉人们中医不能故步自封,而应积极吸纳新知,通过加强自身研究而寻求发展。这些努力对现代中医的形成和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无疑都是不能抹杀的。面对当今不断出现的回归中医的呼声,重新历史地且更具包容性地理解“汇通”概念及其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应立足疗效寻求中医理论的突破。丁国瑞等人的经验显示,他们之所以信心满满地批评西医,并意欲通过研究所谓的气化等理论来光大先圣留下之至理,根本在于中医的疗效。近代张锡纯和当代中西医结合中的某些成功案例,则表明在医疗实践中中西医结合有助于提高疗效,从而获得汇通或结合的成功。疗效乃中医真正的生命力和价值之所在,脱离疗效而对中医理论做比附或反观式的自我完善,虽然有助于中医在文化上获得更多的认可,但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推动现代中医的发展。丁国瑞等人立足疗效而强化传统中医理论的努力,限于其学力以及缺乏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现在看来已少有价值,不过这一实践启示我们,针对疗效去探究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只不过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有精湛一流的学养和研究手段与方法,更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疗效并不等于理论正确,理论和疗效之间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意义,才能确立理论的有效性。研究中医理论也不只是为了证明传统中医理论的正确,更应该以开放创新的心态寻求传统理论的突破和发展。


第三,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医的本质属性。丁国瑞等以中医为本位的中西医汇通人士,受时代局势、自身观念和立场等因素影响,往往希望通过赋予中医以传统与民族等文化意涵来寻求中医的自救与发展,这样不仅在策略上是合理且成功的,也有一定的学理性。因为医学本身就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体,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属性,而中医因为拥有文化传统性和民族性,更是如此。但如果就此偏于一端,忘记中医作为医学自然具有的科学属性,而过多地强调中医的文化性,让中医的科学性湮没在文化性之中,那中医未来的发展,将前景堪忧。只有积极努力从疗效出发,去寻求传统理论的根本性突破,并通过理论突破来进一步提升疗效,在相当一部分疾病的治疗上取得机理清晰、可验证的疗效优势,那样,中医才能真正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站稳脚跟,对未来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沛珊在资料的搜集和录入、研究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谨此说明并致谢!


①关于清末东北鼠疫,可参阅Carl F.Nanthan,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es in Manchuria,1910-193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焦润明《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William C.Summers,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饭岛涉著,朴彦等译《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164页。


②路彩霞:《中医存废问题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余新忠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与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6—233页。最新的更具故事性的书写,见李礼编《觉醒的年代:1919年前后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4—248页。白丽萍也简单提及《大公报》与天津中医界的论争,以反映鼠疫防治中的中西医纷争。白丽萍:《清末直隶鼠疫救治中的中西医纷争及其应对(1910-1911)》,《社会史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128页。


③关于丁国瑞的生卒年,现有研究的说法不一,多未作专门的探讨。王沛珊根据丁国瑞四弟丁国琛在《济南游记》中的说法和1934年6月5日《新天津》刊登的丁国瑞去世的消息,认为其生卒年应为1871-1934年。参见王沛珊《近代天津名医丁国瑞及其相关研究概述》,待刊稿。


④丁国琛:《天方字母译音汇编·自序》,吴海鹰编:《回族典藏全书》第224册,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⑤丁国瑞:《自叙》,《竹园丛话》第1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⑥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177页。


⑦张巨龄:《回族与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⑧方汉奇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9—1049页。


⑨《丁宝臣仍处死刑》,《新纪元报》,1913年8月22日,第7版;《宝臣死矣》,《亚细亚日报》,1913年8月21日,第6版。


⑩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这24集分6册影印出版,本文所据即为该影印本。


(11)如丁国瑞认为,所谓守旧,守为辨是非,守真理,旧为中国旧有的长处,真守旧才是为国计民生着想。丁国瑞时常称自己的主张为“顽固言论”,曾多次用“顽固”“顽固生”为笔名发表文章。丁国瑞:《顽固与守旧不同》(《竹园白话报》,1907年11月30日),《竹园丛话》第4集,第633—642页;顽固(丁国瑞):《敬告执政者》(《正宗爱国报》,1911年9月28日),《竹园丛话》第13集,第2243—2247页;顽固生(丁国瑞):《洋毒》(《正宗爱国报》,1911年8月12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896—1899页。


(12)以上有关丁国瑞生平事迹,主要参阅王沛珊《近代天津名医丁国瑞及其相关研究概述》,待刊稿;张琴《多元角色及其思想实践的合理化——近代回族社会活动家丁国瑞研究》,阳光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7页。


(13)参阅张琴《多元角色及其思想实践的合理化——近代回族社会活动家丁国瑞研究》,第5—12页。马洁光亦梳理了丁国瑞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报刊上推广白话文和创办白话报的活动。马洁光:《爱国报人丁竹园与清末民初白话报》,《回族研究》2019年第3期。


(14)参阅张琴《多元角色及其思想实践的合理化——近代回族社会活动家丁国瑞研究》,第5—12、220—244页。


(15)详见张伯礼、于铁成编《天津中医药史略与学术思想》,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6页;王秀莲等《历史上华北中医对疫病防治的贡献》,《河北中医杂志》2009年第10期;王秀莲编《古今瘟疫与中医防治——千余年华北疫情与中医防治研究》,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220页;谢敬《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年第9期;罗彦慧《京津回族丁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5期。


(16)罗芙芸著,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268页。


(17)详见户部健《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与地域社会》,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162页;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281页;郑永昌《晚清天津民间医士的防疫与宣传活动——以“铁如意轩”及“敬慎医室”为例》,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19年第3期。


(18)路彩霞:《清末京津庸医问题初探》,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第128—148页。


(19)关于生命史学,参阅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第16版;余新忠《追寻生命史·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关于中医知识史研究,参阅余新忠《融通内外: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医知识史研究刍议》,《齐鲁学刊》2018年第5期。


(20)丁国瑞:《和中西医》,天津《大公报》,1903年3月6日,第2版;1903年3月9日,第3版。


(21)丁国瑞:《和中西医》,天津《大公报》,1903年3月9日,第3版。


(22)丁国瑞:《和中西医》,天津《大公报》,1903年3月9日,第3版。


(23)丁国瑞:《和中西医》,天津《大公报》,1903年3月9日,第3版。


(24)丁国瑞:《和中西医》,天津《大公报》,1903年3月9日,第3版。


(25)丁国瑞:《中国医学问答外篇》,天津《大公报》,1904年10月30日,第2版。


(26)关于天津医药研究会的情况,可参阅户部健《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与地域社会》,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第149—162页。


(27)丁国瑞:《创议中医研究会章程》(《天津商报》,1906年6月24日),《竹园丛话》第6集,第1058页。


(28)丁国瑞:《与医学相关之工商宜急速整顿策》(《天津商报》,1906年4月28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914页。


(29)丁国瑞:《在医药研究会第二次演说》(《天津商报》,1906年10月1日),《竹园丛话》第10集,第1734页。


(30)丁国瑞:《医学答客问》(《天津商报》,1907年3月7日),《竹园丛话》第5集,第863页。


(31)丁国瑞:《在医药研究会第二次演说》(《天津商报》,1906年10月1日),《竹园丛话》第10集,第1727—1728页。


(32)丁国瑞:《创议中医研究会章程》(《天津商报》,1906年6月24日),《竹园丛话》第8集,第1422页。


(33)丁国瑞:《论本末颠倒之害》(《民兴报》,1911年2月24日),《竹园丛话》第5集,第764—766页。


(34)丁国瑞:《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正宗爱国报》,1911年1月9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893—1894页。


(35)丁国瑞:《一误岂堪再误》(《民兴报》,1911年4月20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957、1964—1965页。


(36)丁国瑞:《一误岂堪再误》(《民兴报》,1911年4月20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957、1965页。


(37)丁国瑞:《新迷信》(《正宗爱国报》,1911年8月24日),《竹园丛话》第14集,第2456—2457页。


(38)丁国瑞:《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正宗爱国报》,1911年1月9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894—1895页。


(39)丁国瑞:《一误岂堪再误》(《民兴报》,1911年4月20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957—1958页。


(40)丁国瑞:《自序》,《说疫》,富华印刷所1918年版,第2b页。


(41)丁国瑞:《覆某医驳疫之平议》,《说疫》(附张),《竹园丛话》第2集,第336页。


(42)丁国瑞:《说疫》,第35b页。


(43)丁国瑞:《说疫》,第22b页。


(44)丁国瑞:《说疫》,第5b—6b页。


(45)丁国瑞:《说疫》,第17a页。


(46)丁国瑞:《说疫》,第3b页。


(47)丁国瑞:《覆某医驳疫之平议》,《说疫》(附张),《竹园丛话》第2集,第331页。


(48)丁国瑞:《说疫》,第23a页。


(49)丁国瑞:《覆某医驳疫之平议》,《说疫》(附张),《竹园丛话》第2集,第332页。


(50)丁国瑞:《说疫》,第22b页。


(51)丁国瑞:《说疫》,第39a页。


(52)丁国瑞:《中国医学问答外篇》,天津《大公报》,1904年10月30日,第2版。


(53)丁国瑞:《和中西医》,天津《大公报》,1903年3月6日,第2版。


(54)“西人既以效法中医为耻,中国人亦不必以强同西人为高,惟求其与生民有益而已。”丁国瑞:《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正宗爱国报》,1911年1月9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894页。


(55)丁国瑞:《新迷信》(《正宗爱国报》,1911年8月24日),《竹园丛话》第14集,第2457页。


(56)丁国瑞:《一误岂堪再误》(《民兴报》,1911年4月20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957页。


(57)丁国瑞:《中国医学问答外篇》,天津《大公报》,1904年10月30日,第2版。


(58)丁国瑞:《与医学相关之工商宜急速整顿策》(《天津商报》,1906年4月28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914页。


(59)丁国瑞:《医学答客问》(《天津商报》,1907年3月7日),《竹园丛话》第5集,第872页。


(60)丁国瑞:《说疫》,第6a页。


(61)关于当时社会的基本态度,可参阅桑兵等《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600页。


(62)丁国瑞:《天津医药研究会禀请提学宪及各宪立案禀稿》(《天津商报》,1906年8月17日),《竹园丛话》第10集,第1775页。


(63)丁国瑞:《一误岂堪再误》(《民兴报》,1911年4月20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968页。


(64)丁国瑞:《说疫》,第6a—6b页。


(65)丁国瑞:《在医药研究会第二次演说》(《天津商报》,1906年10月1日),《竹园丛话》第10集,第1728—1733页。


(66)关于唐宗海的气化理念和中西医之间的气化和形质论述,可参阅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0—300页。


(67)丁国瑞:《顽固与守旧不同》(《竹园白话报》,1907年11月30日),《竹园丛话》第4集,第635—640页。


(68)丁国瑞:《论本末颠倒之害》(《民兴报》,1911年2月24日),《竹园丛话》第5集,第766页。


(69)丁国瑞:《在医药研究会第二次演说》(《天津商报》,1906年10月1日),《竹园丛话》第10集,第1720页。


(70)徐雪村:《医学论》,《格致汇编》1876年春季,第8a—b页。


(71)《敬录李少荃伯相〈万国药方〉序》,《万国公报》第23期,1890年12月,第12b—13a页。关于以上溯源,可参阅吴文清《徐寿与“中西医汇通”主张的由来》,《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4期,第240—241页;艾智科《晚清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及其走向》,《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第120—121页。


(72)《格致书院夏季课题》,《申报》,1893年6月6日,第3版。


(73)《格致书院夏课案》,《申报》,1893年12月9日,第3版。


(74)上海图书馆编:《格致书院课艺》第4册,光绪癸巳上,第142—149、159—167、180—188页。


(75)郑观应:《盛世危言·医道》,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0—524页。


(76)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77)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全书》,第533页。


(78)参阅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第404—410页。


(79)参阅李经纬、鄢良《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80)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第405页。


(81)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第57页。


(82)参阅郑洪等《中西医汇通派研究概述》,《中医文献杂志》1996年第4期。


(83)弓箭:《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2013年。


(84)李经纬、张志斌主编:《中医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708页。


(85)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当代医史学家赵洪钧也认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在近代中医界是贯彻始终的”。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222页。


(86)参阅浙江省中医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著《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2页;王振瑞《略论汇通派的立场》,《山东医科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31—33页。


(87)谢敬:《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年第9期。


(88)当时的知名人士王伯辰(1873-1926)在为丁国瑞1926年出版的《竹园丛话》第23集写的序言中也反映了这一点。他说:“今有人焉,精岐黄术,以仁爱为体,以敬慎为用,恫瘰在抱,著手回春,以故求诊者,踵相接,门如市。脑力精神,久劳而不倦,然犹以为未尽其仁爱也,环顾国中,俯察人民,不忍倾覆陷溺,力图挽救,遂又办报立说,以期唤醒于万一。耗精力,费金钱,在所不惜,爱国心之厚,牺牲力之大,三十年如一日,为侪辈中不可多得者,有之,为吾友丁竹园先生是也。”王伯辰:《王序》,《竹园丛话》第23集,第3955页。


(89)关于丁国瑞的医学活动和在天津的影响力,可参阅张琴《秉承家学悬壶济世——记我国近代回族著名医师丁竹园》,《中国穆斯林》2010年第2期;郑永昌《晚清天津民间医士的防疫与宣传活动——以“铁如意轩”及“敬慎医室”为例》,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19年第3期;张伯礼、于铁成编《天津中医药史略与学术思想》,第35—36页。


(90)《医肺痨等病新说(附表)》,《格致汇编》1891年春季;《人与微生物争战论》,《格致汇编》1892年春季;《痨疾虫为害》,《格致汇编》1892年春季。


(91)丁国瑞:《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正宗爱国报》,1911年1月9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893页。


(92)丁国瑞:《覆某医驳疫之平议》,《说疫》(附张),《竹园丛话》第2集,第329—330页。


(93)李恒俊:《疾病知识、医疗文化与卫生现代性:近代中国肺结核病的社会与文化史(1850-1940年代)》,博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14年,第163—165页。


(94)丁国瑞:《和中西医》,天津《大公报》,1903年3月6日,第2版。


(95)参阅郑永昌《晚清天津民间医士的防疫与宣传活动——以“铁如意轩”及“敬慎医室”为例》,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19年第3期。


(96)Sean Hsiang-lin Lei,"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Constituting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n Plague(1910-11)",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Health and Hygiene in Modern Chinese East Asia,(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pp.73-106.


(97)丁国瑞:《说疫》,第15b页。


(98)丁国瑞:《一误岂堪再误》(《民兴报》,1911年4月20日),《竹园丛话》第11集,第1949—1955页。


(99)赵洪钧:《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6页。


(100)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33—134页。


(101)恽铁樵:《伤寒论研究》第2卷,《恽铁樵医书合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236页。


(102)李经纬、张志斌主编:《中医学思想史》,第706—707页。


(103)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86—193页。


(104)参阅张琴《多元角色及其思想实践的合理化——近代回族社会活动家丁国瑞研究》,第46—59页。


(105)顽固生(丁国瑞):《变本加厉》(《正宗爱国报》,1912年7月24日),《竹园丛话》第21集,第3669—3670页。


(106)丁国瑞:《爱国治国救国》(《天津社会教育星期报》,1922年3月19日),《竹园丛话》第1集,第24页。


(107)关于近代中医的国医化,可以参考皮国立《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与身体》,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97—150页;余新忠、王沛珊《科学化·专业化·国学化——晚清以来现代中医的生成》,《文化纵横》2017年第6期。


(108)参阅Charles E.Rosenberg:"Introduction:Framing Disease:Illness,Society,and History",in Charles E.Rosenberg and Janet Golden,eds,Framing Disease;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2),pp.xiii-xxvi;拜伦·古德著,吕文江等译:《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者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247页;阿瑟·克莱曼著,方筱丽译:《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109)Edmund D.Pellegrino,"The Most Humane of the Sciences,the Most Scientific of the Humanities",in Engelhardt HT and Jotter and,eds,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Reborn:A Pellegrino Reader(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8),pp.309-331.


(110)他的曾孙丁尔庚曾花费近十年的时间,在亲友与回族史学者张巨龄的帮助与指导下,撰写了《丁子良与我的家族》一文。https://www.meipian.cn/20pbtnvp,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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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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