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 左海军: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17-07-29 1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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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左海军  

   内容提要: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

  

   关键词:沦陷 日伪政府 保定商会 同业公会

  

   目前学界对于沦陷区的探讨,在整体上明显弱于根据地与国统区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则集中于日本在沦陷区进行的经济掠夺与犯下的罪恶、暴行,而对于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社会实态研究较为薄弱。对于这种状况,学术界业已开始进行反思,并尝试从“宏大叙事”的写史模式转向个案剖析,将社会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引入到沦陷区社会的研究(1),进而考察沦陷区的整体社会实态。需要强调的是,日伪政府在沦陷区的统治,除了军事占领与控制之外,另一重要方面是通过对中国原有社会机制的改造,向沦陷区社会渗透其殖民控制力,从而便利其“经济统制”。商会及同业公会是近代城市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组织形态,历届政府都利用商会对社会进行治理与控制。沦陷后日伪政府对商会组织的改造,不但反映了日伪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深层实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沦陷区商民生活的状况。张玉莲的《日伪统治下的忻县商会》一文(2),注意到了在沦陷后日伪政府利用忻县商会为经济统制服务,但更注重从忻县商会组织职能与社会活动方面论述商会与统制经济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在利用商会服务于统制经济的过程中,也不断通过制度上的调整来深化“经济统制”的目的。本文主要依据保定商会档案,考察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进行的一些结构与制度上的调整,进而探讨日伪政府是如何利用商会、同业公会原有的组织架构进行改造,以达成其“经济统制”的目的。

  

   一、体系重建:同业公会整顿及修正其与商会关系

  

   沦陷后,日伪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和利用商会系统服务于稳定局势和控制经济运行,首先是改变商会组织体系的原有结构,确立了同业公会与商会之间的隶属关系。自清末商会兴起以来,从商务总会到商务分会,再到商务分所,商会逐渐建立了自身的结构体系。总会、分会、分所之间有着纵向的从属关系,而同业公会在法律上具有与商会几乎是同等的地位,相互之间并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的情况更为明显,当时的记载称:“现在之公会,其组织可依据工商同业公会法单行组织,而一切会务之执行,亦多不与商会发生联系。”(3)不过,这一结构在沦陷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在相关法律、法规、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日伪政权依照行政统辖的需要,在事实上重新建构了商务总会与县级商会以及商会与同业公会之间的关系。

  

   从整体来看,日伪政府人为地割裂了保定商会与周围县级商会的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消息往来隔绝。而以保定商会为中心,将保定市内各同业公会附庸于商会,加紧商会与同业公会的纵向联系,商会与同业公会从独立的、平等的关系变成了“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

  

   这种新结构的建构是伴随日伪用行政命令恢复商业的活动而展开的。保定沦陷之后,保定商会首先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一直致力于维持市面的稳定,对于商会本职事务无暇料理。保定沦陷导致商业损失与破坏,造成市面的极度萧条,各同业公会也多停止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到1938年初保定市面的局势相对稳定之后,保定商会开始恢复本职工作。日伪政府为了尽快稳定市面,便于在商业领域的控制,开始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严催商人复业,同时恢复商会、同业公会体系。为敦促各同业公会恢复职能,日伪政府强令已经瘫痪的一些同业公会进行重组,对于从未成立同业公会的行业则要求尽快建立。重组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始于1938年初,从目前保存下来的资料可知,猪肉业同业工会与军衣帽业同业公会较早在1938年1月就呈报恢复工作。之后,大部分同业公会在这次整理中相继恢复,也有少数同业公会稍微晚一些,例如茶食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39年11月18日,猪鬃毛业同业公会是在1940年的3月15日才呈报成立。

  

   日伪政府在恢复各业同业公会运行的过程中,将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建立起了事实上的纵向系统所属关系,这一点在当时商人的部分观念中得以体现。酱业公会在成立公会后呈报章程备案“窃查敝会尊奉贵会命令成立酱业同业公会为法定机关,确定会规以昭信守而免异论分歧”。另外,在酱业公会会规中关于会费的缴纳有如下规定,“倘有任意拖延破坏不交者,应呈明商会核办”;第七条会规更明确规定“凡酱业者均须入会,不入会者私自开设,或营业畅旺,私自作货,以避免交会费;或名日入会,其应交会费任意狡展延不交纳者,即以不遵会规论,应呈明商会核办”(4)。很显然,酱业同业公会明确表示成立酱业公会是奉保定商会“命令”,而且认为商会对于同业公会系统具有行政性的管辖权。

  

   商会与同业公会这种关系的变化,是受日伪政府指导形成的。但是保定商会却否认这样的事实,保定商会在给酱业公会的复函中说到“呈及会规均经诵悉,查商会对各业公会并无统辖隶属之关系,贵会会规五、七各条所定,有不交会费者由商会核办一节,因本会纵可处理调解,但并无强制执行之权,倘对方坚执不交,本会亦无可如何,似仍非澈(彻)底整理之法,请将原会规酌行修改,直接呈请新民会保定道指导部办事处备案,毋庸由本会核转,倘有不顾公益,恣意破坏之人,即直接请求该处核办。”(5)由此看来,保定商会并不愿承认日伪政府赋予的商业管理权威,对此项关系的微妙变化仍在有意回避。对于酱业同业公会所陈明的管理责任,保定商会推给了新民会保定道指导部办事处。保定商会之所以作出这样姿态,一方面,清末商会组建时所具有的独立自主与契约精神,在商人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另一方面,商会并不愿意对同业公会的事务进行大包大揽,毕竟在伪政府的政治高压下,赋予商会的往往是无穷尽的义务与负担。

  

   但是,商会与同业公会之间的这种从属关系是日伪政府所需要的,在对商会体系的整顿中,日伪政府潜移默化地赋予了这项整顿以特殊意义。由于1938年同业公会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沦陷前的水平,1941年日伪政府又更进一步加强了整顿同业公会的力度。主要是针对那些在第一次整顿中没有恢复组织的同业公会以及从来就没有组织同业公会的行业,强令进行组建。第二阶段的整顿,日伪政府的施行力度明显大于第一阶段。1941年伪实业部发文:“现在各省市主管官署对于管辖区域内从前业经成立之工商同业公会共有若干,其同业已有七家以上得设立公会而目前尚未组织者是否尚多,亟应查明以兹稽考,其尚未组织之各工商同业公会并应切实劝导,迅即依法组成……各地方主管官署从速推行,随时转报,以凭汇核。”(6)这条训令在1941年3月5日由清苑县公署转致保定商会,保定商会如实转达,并希望在商会改选之前完成同业公会整顿工作。在这次整理中又先后成立和恢复了十余个同业公会。

  

   此外,除制酒业由于档案缺失情况不明外,钟表眼镜业、竹藤箩圈业、洋铁业四业虽然也在整顿中设立了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但是一直没有呈报正式成立。日伪政府对此非常不满,1944年10月保定市政府在第932号指令内责问:“查贵处已筹备多日,何以迄今尚无成立日期,常年在此筹备之中,殊非长久之道,兹奉指令督催,相应函达贵处,务祈迅速进行正式成立公会,以便随同各业办公,莫再行延缓,是所至要。”(7)在这次督催之后,铁工业同业公会遵令于1944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公会。其他三业目前没有资料显示是否也遵令正式成立同业公会。第二次整顿同业公会意在查漏补缺,对于已经于1938年恢复运行的工商同业公会在这次整理中都不涉及,没有作出任何更动。在行政命令的强力制约之下,重组的商会与同业公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主的权限。同业公会的成立不再是商人的自身需要,而是转变成为日伪政府的需求;同业组织对于商人来说,也已经不意味着起到保护商人利益的作用,而是承担日伪政府转嫁的负担。因此,虽然大部分商人被迫承受了系统整理所带来的负担,但也有拖延不办的消极抵抗。

  

   上述前后两次针对商会与同业公会体系进行的整顿,更多的当然是体现日伪政府控制商业的意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整顿中商会与同业公会自身的一些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得以实现。在服从日伪政府强制命令的同时,保定商会与某些行业也曾主动配合整顿,其目的是借机加强和完善自身体系。揆诸档案可知,在整个整顿过程中商会虽没有积极呼吁,但也没有采取抵制行动,而是顺水推舟地进行整顿商会体系。在执行日伪政府整顿命令的同时,实现了—定的自身要求和所希望达到的结果。

  

   例如,1938年保定商会要求新开张商号必须依照营业事项加入该业同业公会。在这一点上,保定商会与各同业公会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客观而言这是商会与同业公会对自身体系重要性的理性认识,而不完全是为了辅助日伪政府而表现出的汉奸行为。请看1938年9月4日的一则材料:

  

   为呈请事。迳启者为公布事:案查本城内以及四关各行商号为数甚多,而并为加入各该业公会之号亦颇不在少数,遇有应办各项统计事项,以缺乏统系,诸感困难,当经本(属)会(因行文对象不同,而称呼相异)于本年九月四日召集各业公会开会,讨论补救办法。拟嗣后凡有在本城内或四关新开商号者,来会注册时,必须依照所开之号主要营业事项,加入各该业公会,取得证明后,方准予注册,倘其所营业务若尚无公会之组织者,量其营业情形,劝令直接加入商会,以资统系,当表决一致通过,除业已开业多年,尚未加入各该业公会之商号,另由各该公会拟定办法整理,除呈请并函达县公署、新民会保定道指导部备案及公布周知外,理合备文呈请钧部,相应函达贵公署,请鉴核备案。(8)

  

不难发现,此次加强商会体系是商会与各同业公会“一致表决”共同做出的决定,是其真实意愿的体现。对于清苑县公署以及新民会保定道指导部的行文都只是备案,而确切的整顿商会与同业公会的方针是经商会与同业公会讨论决定的,是商会与同业公会的主动行为,而不是完全秉承日伪政府意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类似要求同业入会的规定,在保定沦陷前就已经着手实施。1936年清苑县干鲜果业同业公会为了加强体系,根据国民政府修正工商同业公会法第七条的规定,凡属同业必须加入公会“业经开会员代表大会议定,强制执行”并函嘱保定商会协助执行。保定商会同意采取措施“嗣后凡有新开干鲜果业之行号,来本会注册请领营业照时,必须有已加入清苑县干鲜果业同业公会之证明,方准注册请照,以收统一整齐之效”(9)。干鲜果业同业公会之所以在1936年采取这样强令入会措施,是因为经济形势的衰退,据干鲜果业称“(保定)市面萧疏,年甚一年,各行商倒闭之号几乎无月不有”(10),在保定沦陷之初,市面萧条,商业不振的情形愈加严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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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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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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