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贪污惩治、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17-08-12 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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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摘要]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又发惊天要案。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以贪污罪被起诉,初审被处死刑,复审改判无期。高为直接税之创办人,有功于战时财政,但又为孔祥熙之亲信,夹身于CC系、军统及孔派之间,案件审理扑朔迷离。高案起诉后,法院直指其随意提拨所得税“一丙保证金”,牟取私利,依贪污惩罚条例,应予重判。章士钊担任辩护律师,指其虽有挪用事实,但并未贪污自肥,且高为税政革新之功臣,应予轻处。高案发生,实祸起于派系夹缝下的税政革新。CC系将高视为防止孔祥熙东山再起的打击点,高在推行直接税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训练税务人员,排斥CC系人马,撤换营业税局中的军统及中统势力,开罪了陈果夫及间谍王戴笠。中统遂乘反贪之机,拿下高秉坊。案外公众舆论,将此视为国民政府反贪政绩,但案情审判之中疑点尚多。高作为税务干才,并不同于一般贪污案犯。同情高秉坊的力量包括私谊友人、署内同仁及居正等非蒋派高层人士。他们认为高虽有挪用事实,但主要用于员工福利与税务公用,判处死刑量刑过重。在复审之中,同情力量发挥作用。回溯高案,可发现税政革新受制于派系人事困境。高虽为革新派,但要借助于孔祥熙的力量才能推行税政。税政革新,亦需要进行人事更替以整顿税风。同样,孔、高亦有借助税政人事考训制度来防止外在干预、培养己方人马的用意,并由此加剧了派系利益冲突。

  

   [关键词]直接税;高秉坊;贪污;派系

  

   1945年2月,抗战胜利前夕,陪都重庆。2月3日下午,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的高秉坊正在批阅文件,财政部视察室主任张子奇叩门而入,告称军委会已下达对高的撤职查办令。

  

   高身居财部要职,又是直接税创办功臣,自认为有功于抗战财政。此时知悉消息,惊疑不定,对文职官员为何由军委会下令不解。4日,高两次往见财政部次长鲁佩璋探问内情,知撤职系接蒋电令,已由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批办。高又至俞鸿钧之寓所,确认其事。(1)5日,撤职令及查办令正式下达,直接税署署长一职暂由李锐接任。15日,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派法警将高押送入狱,陪都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高贪污滥权。5月,法院公审,虽有著名律师章士钊担任辩护律师,一审高秉坊仍被判处死刑。高惊魂失据,提出上诉。

  

   章士钊认为审判不公,放弃再辩。8月21日,经最高法院发还更审。至1946年1月29日,死刑改判为无期,以此定谳。5月10日,高秉坊被送押至四川省第二监狱。(2)

  

   高秉坊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首任直接税署署长,向被视为“直接税创办人”更有甚者称其为“直接税之父”。(3)高深得原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之信任,私谊深厚。孔、高二人在直接税问题上颇有共识,合力推动所得税、遗产税的立法开征。在高的主导下,直接税署整合了营业税、印花税征收机构,位高权重,声誉渐隆。高案爆发之后,不仅控辩双方角力,且引发舆论高度关注,被称为“重庆胜利前夕所审判的一件轰动全国的贪污案”。(4)报纸连篇报道,各方立场不一。法院起诉高以“一丙保证金”贪污自肥。(5)高秉坊否认挪用税款及贪污案由,认为个人是CC系、军统与孔祥熙派系之争的牺牲品。公众舆论视高为孔祥熙一党,对高被查处拍手叫好。在财政部、司法部则有些官员对高表示同情。各方在评价高秉坊个人时,多指向案情所及之幕后派系关系。(6)

  

   与这一时期的众多贪污案不同的是,高平日并非是纨绔子弟或无能贪官的形象,而是作为税务干才为官方和公众所熟知。在高案的贪污事实认定、量刑标准方面,控辩双方都存在激烈争论。高案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又引发舆论上的轩然大波。那么,高被查处究竟是因为派系之争,还是因为贪污滥权,改革税政是否隐含着噩运的必然?透过围绕高案的明争暗战,或可深化对抗战时期直接税改革进程的理解,也可对抗战胜利前夕陪都重庆之吏治状况及政治生态加以探析。

  

   一、高秉坊所得税保证金案及案情控辩

  

   高秉坊被查处后,不论官场还是民间,都极为关注。在查办之前,高知上峰已派人在查核账目。去职可能难免,但未想到会遭起诉并判死刑。高究竟有无贪污事实,抑或是否其罪当死,先需从案情控辩出发加以厘清。

  

   案件确定由重庆地方实验法院主理审判,法院院长是查良鉴。1945年5月3日,检方提起公诉,指称高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公款。5月25日,法院举行公审。审判长为李懋萱,检查官为于凤坡。高秉坊以直接税署署长、重庆营业税处处长职级被提起公诉。

  

   经高妻唐蕴奔走,请动著名律师章士钊担任辩护。同批被控的还有重庆直接税分局事务科科长袁文祥、重庆市营业税处出纳股股长赵世璧、重庆市营业税处合作社经理姚遐龄,均为高之属部。此时营业税合并到直接税署征收,高因此也担任重庆市营业税处的处长。公诉方认为有共谋犯罪事实,因此并案起诉。起诉书陈述犯罪事实归纳如下:

  

   (1)“一时营利事业所得纳税保证金拨充办法、一丙保证金利息余额支配标准,均未呈请财政部核准。”

   (2)“依限清理税款者,为数寥寥,创办伊始,毫无规章,以致全国一丙保证金收支数额,漫无可考。”

   (3)“高秉坊乃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经核其在职期间随意计提、拨用税款保证金,任意开支,借以图得不法利益。(7)

  

   起诉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一时营利事业所得税保证金”的征收及其使用问题。一时营利事业所得税是1942年开征的新税,在原有所得税之外,针对一时营利商人征收,目的是增加新税源。从税基上讲,其实有重复征税之嫌,商人逃税严重。高秉坊主导的直接税署自行制订了“现款保证金收付办法”“现款保证金补充办法”“一时营利事业所得纳税保证金拨充办法”“一丙保证金利息余额支配标准”等政策,以预缴保证金的办法来防止商人逃税,同时进行货物登记。一丙保证金按照估计货物总值收25%,商人如未于五个月内申报纳税,即将原缴之保证金拨充税款,移归国库。(8)公诉方认为,高秉坊身为署长,擅自制订保证金规则,收支管理混乱,有专权之嫌。更为关键的是,高及其部下随意提拨保证金现款,侵占公款,倒卖物资黑市出售,贪污获利,数额巨大(具体款项下文将与辩护书对比列举)。(9)

  

   检方综合上列行为,认为高秉坊违反《惩治贪污条例》第二条第六款,第三条第二款、第六款。袁文详提用一时保证金近200万元存入中国工矿银行私人账户,赵世璧、姚遐龄均提用一时保证金50万元存入金城银行私人账户,违反《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第六款。罪证确实,合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项起诉。《惩治贪污条例》是国民政府1940年6月颁布的,其前身是1938年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目的是加强对军人、公务人员经济犯罪的惩罚,澄清吏治,维系抗战民心,较之刑法规定更为严厉。第二条规定:对违背职务行为而要求期约或受贿等七种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三条规定:凡是犯有盗卖侵占或窃取公有财物,克扣或扣留不发属于职务上应发的财务,利用主管或监管的事务直接或间接图利等七种行为之一,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0)高秉坊等属公务人员,随意提拨保证金图谋私利,触犯《惩治贪污条例》,应依罪定刑。

  

   章士钊律师出庭辩护,其辩护意旨书分两个层面:其一是关于违法性质及适用法条。其二是事实之辨正。(11)在违法性质方面,章士钊针对检方认为高违反《惩治贪污条例》第二条第六款,第三条第二款、第六款的指控进行反驳。章认为,按惩治贪污条例第二条第六款之擅提公款罪名必要具备有图得之故意、违背法令之规定、擅提公款之行为、所提之款确系公款等四个条件。高提借保证金一部分系为维持员工生活,一部分系为维持业务税收,无图不法利益之意旨,并非贪污。高所制订之税款保证金收付办法系根据业已呈准行政院及财政部备案之战时直接税税务组织计划暨工作纲要及一时营利事业所得税稽征办法而来,同时依直接税处组织法规定,直接税处(直接税署)有权特许提借税款保证金。针对第三条第二款罪责,主要事实是仁裕钱庄十万元化名存入问题,章认为并非被告化名存入而是经办人汪松联存入,不能以侵占公有财物论罪。至第三条第六款罪责,章认为控方指被告利用运送税票车辆购买廉价物品倒卖及购买纸张售与黑市牟利证据不足,时间、货物、合伙商号等均不清楚。(12)

  

   在违法事实层面,章士钊对检方所列证据提出怀疑,认为应区分行政过失和刑事罪责,不可全以刑事论罪。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之中,高秉坊也有供认及自我辩护。此处将三方观点及证据列表对比,以明判断。

  

   表1高秉坊贪污案公诉方、辩护方及被告三方观点对照(13)

  

检方核查了直接税署及一丙保证金的账目,列出提用违规款项。就违规类型而言,有化名转存、公款私存、购售物资、任意开支等方式。检方经会计审计、司法调查、证人证词、银行查账等方式,认定被告存在滥用公款、贪污谋利事实。在调查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地方法院不仅运用了会计师审计,而且还有中统之调查报告。从辩方观点来看,并没有否认检方所提出的质疑款项,但对提款用途及性质提出不同意见,对有些用款的细节也提出质疑,认为指控不实。章士钊认为,直接税署征收一丙保证金是出于税政需要,提拨保证金主要是用于职员生活及办公所需,并非图谋私利。在抗战形势下,帑库窘乏,“凡各官署生活补助费,分粮或米代金,不能按时接配”,“此提用保证金之迫于万不得已,为当时情势之所必至”,“推之买取毛线,扩充员工福利,统购用纸,预防经费超支,义取为公,事同一律,通共伦类,有何不可。乃起诉书不问内容如何,遽以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定罪?”高安排提拨,实有不得已之处。章士钊引同类判例,“将国家岁入,拨充他用,纵属违法处分,究与意图不法所有有别,其所负责任,不涉及刑事范围,何况本案保证金之所拨充,尚不得以违法二字龇龀之者乎”,“本案被告高秉坊实无贪污行为,应以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项论知无罪之判决,以示大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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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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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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