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明霞，女，甘肃灵台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郑州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民族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承认理论；曾向红，男，湖南安化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关系理论等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6年第6期

摘要：在动荡变革的世界浪潮中，“全球南方”不断崛起。安全合作的深化是当下“全球南方”崛起的一个显著动向和观测其崛起的一个关键维度。研究“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首先需要澄清南方国家的安全追求，即同时包括生存安全、本体安全、承认安全以及发展安全。其次需要规划南方国家实现这些安全追求的可行路径，即安全合作。全球安全倡议指引下的生存安全合作、全球文明倡议指引下的本体安全合作与承认安全合作、全球发展倡议指引下的发展安全合作，共同构成“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不同侧面，而作为整体的“全球南方”安全合作则需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来实现其超越性。最后需要构想上述安全合作的目标，即构建一个建立在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之上的命运共同体。世界不断走向失序，但“全球南方”的存在及其安全合作的推进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成功与进步。

关键词：“全球南方”；西方国家；国家安全；四大全球倡议；共同体

近年来，在世界渐趋动荡、国际秩序急剧变革的浪潮之中，“全球南方”实现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崛起于这样一个结构性现实：权力结构中西方国家占据优势，南方国家仍处劣势；利益结构中双方分歧明显，且西方利益的维护常以牺牲南方利益为代价；制度结构中，西方国家以“制度创立者”和“规则制定者”身份自居，南方国家代表权有限；观念结构中，西方国家垄断话语权，西方观念长期主导国际社会规范，南方国家话语权薄弱，相对“沉默”。

“全球南方”崛起于国际结构之边缘，但本身孕育着改写和再造国际结构的力量。就当前来看，安全合作是观测“全球南方”崛起、审视其改造国际结构的一个关键切入点。为此，“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值得研究且需要研究。本文尝试提出一个研究“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整体框架，既从实证维度剖析，也从规范维度规划南方国家的安全合作。此一框架主要聚焦如下问题：首先是内容问题，即“全球南方”追求什么样的安全？其次是路径问题，即为了满足上述安全需求，“全球南方”需要如何开展安全合作？最后是目标问题，即通过上述安全合作，“全球南方”可能走向何种状态？下文将依次做出分析与回答。

一、内容：“全球南方”的安全追求

“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脆弱的安全生态，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对此做了深刻分析：内部缺乏整合与凝聚力，同时极具对外依赖性；外部缺乏绝对合法性，且易受渗透；内外之间则国内与国际冲突频发且往往相互交织。也就是说，南方国家的安全生态总体呈现虚弱（weak）、脆弱（vulnerable）、不安全（insecure）三个特征。加之“全球南方”整体在当前国际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无疑从外部进一步加深了南方国家本就存在的安全问题。两者叠加之下，许多南方国家长期处于一种缺乏安全的处境中。然而，不论在规范意义还是在实证意义上，安全问题都构成国家的存在性问题。因此，对于缺乏安全的南方国家来说，追求安全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本体性。

那么，安全对南方国家而言具体意味着什么？进一步说，南方国家在寻求安全时具体追求什么？概括来看，南方国家的安全追求同时囊括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即生存安全、本体安全、承认安全与发展安全。这四类安全相互联系，对立统一。在时间维度，生存安全更多指向当下，发展安全则同时面向未来。此外，二者共同指涉国家安全的物质层面。在空间维度，本体安全主要指向内在，承认安全则主要面向外界。此外，二者共同指涉国家安全的观念层面。物质与观念的合一描摹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安全图景。由此可见，这四种安全分类虽然简单，但具备某种程度的穷尽性，基本概括了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因而也符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和指向。

1.1 “全球南方”追求生存安全

当前部分南方国家仍然面临最基本的安全问题，即国家生存问题。概括来看，这些事关国家生存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领土与主权安全问题，具体表现为国家主权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二是政权安全问题，具体表现为国家政权或国内秩序难以维系。尤其是，不同于安全在西方语境下的外部导向性，对广大南方国家而言，安全呈现出更多的内部性。这种内部性明确指向政治含义，集中表现为政权安全。进一步说，在广大南方国家，国家安全在根本上与政权安全难以区分，诸如环境、气候、债务、粮食等其他因素能否纳入国家安全范畴，需受到政权安全的过滤。

许多南方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及政权安全问题在根源上其实是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就领土与主权安全问题来看，南方国家几乎皆为曾经的殖民地、托管地或保护国，被那些殖民帝国无视人群混居情况而强行分割和占领，给南方国家造成了长久且极难根除的创伤，原本的异族或异教群体被人为整合进同一政权而留下了内部分裂的隐患，原本的同族或同教群体被人为划分进两个或多个政权则埋下了跨境冲突的种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反复爆发的冲突、整个中东地区几十年来不断上演的纷争，以及非洲地区长期以来难以根除的战乱等皆为例证，政权安全问题亦复如此。殖民时期，殖民帝国不仅任意划分边界，还引入廉价国外劳动力、推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榨取利润、侵占土地、培植精英阶层等，这些行为使当时的南方国家产生了政权不安全的土壤。到后殖民时期，殖民体系虽已瓦解，殖民主义的影响却并未同步消除，加之北方国家施加的“新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如跨国资本的运作、对当地资源的侵占、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等，这些举措进一步刺激了南方国家本就脆弱的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加剧了国家政权的不稳定与不安全。

正是因为南方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及政权安全问题在根本上与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这些问题始终难以根除，长期困扰南方国家，成为这些国家在生存意义上面临的首要危机。因此，“全球南方”的安全追求首先指涉的就是生存安全，即解决上述领土与主权、政权安全问题，以确保国家生存。

1.2 “全球南方”追求本体安全

在生存（survival）问题之外，存在（being）是南方国家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特别是存在问题可能更加难解且将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生存问题指向物质安全，即“生存即安全”（security as survival）：安全就是自我免于伤害、威胁或危险。存在问题则关乎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即“存在即安全”（security as being）：安全就是确保自我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本体安全比生存安全更为重要，因为其为国家提供了一种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不仅确保了国家的物质存在，而且正是通过这种自我认同，国家才得以拥有一种“自我”的概念。那么，国家如何获取或维持本体安全？关键在于形成一个连贯、完整的自传体叙事（biographical narrative）。

本体安全如此重要，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安全却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因为国家并非一个自然或本质化的存在，而是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需要通过持续的国家建设过程来建构和重构。就此而言，国家的本体安全始终处于生成之中，任何国家都无法获得完全的本体安全，都处于永恒的本体不安全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在所有时间都处于相同程度的本体不安全状态。不同国家获取和维持本体安全的能力——即形成一个连贯、完整的自传体叙事的能力不同，其本体不安全程度也不相同。相较北方国家而言，南方国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整体上处于更高程度的本体不安全状态，因为其难以形成和维系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连贯、完整的自传体叙事。

南方国家之所以无法形成和维系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连贯、完整的自传体叙事，很大程度上与西方的文化宰制有关。“宰制”概念源自并贯穿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看似千差万别的场域中存在一种本质上相同的现象即宰制。宰制的核心是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化。这种转化之所以能够实现，有赖于宰制对象的“惯习”、对宰制本身的“误识”以及与宰制主体的“合谋”。进一步说，宰制的关键机制就是象征暴力，即一种温和与隐蔽亦即“惯习”的、不被辨识亦即“误识”的、“既是选定的又是经受的”亦即“合谋”的暴力。若将国际社会也视为一个场域，则西方不仅垄断了这一场域中的文化资本，比如教育、语言、知识等，而且将其转化成象征资本。在此过程中，非西方世界的“惯习”即习得并内化西方文化；“误识”即对西方文化普世化和合法化的无意识；“合谋”即不自知地参与或配合了西方文化普世化和合法化的过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结果是西方国家成了一个无政府体系中的宰制主体，西方文化因而也成了具有“宰制正当性”的文化，不仅被专断地施加于其他国家，而且成为区隔的工具，即将其他国家的文化贬抑为“非主流”或“次”文化，而且这种区隔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当、不合理的。进一步说，西方的文化宰制不仅通过布迪厄意义上的象征暴力来实现，而且也通过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规训来实现，通过这种规训，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被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则被持续边缘化或清除，最为关键的是，后者对这种宰制过程是无意识的，甚至主动参与其中。

在西方的文化宰制之下，南方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向西方让渡了自我叙事的权力，甚或说在根本上丧失了自我叙事的主体性。其结果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大多数南方国家或者无能力、或者无意识去形成能供其从中汲取本体安全的自传体叙事。直到近年随着西方霸权的相对衰落和文化宰制的相对松动，部分南方大国才重获自我叙事的权力和主体性，但也仍受限于西方文化的宰制。由此可见，对大多数南方国家而言，想要完全打破西方的文化宰制，重建自我叙事的权力和主体性，其实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任务，但同时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因为“全球南方”的安全追求必然也指涉本体安全，即形成一个连贯、完整的自传体叙事。

1.3 “全球南方”追求承认安全

与本体安全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全球南方”的承认安全问题。承认安全关涉行为体持有的有关其本质属性的自我理解能否得到他者承认的问题。进一步说，若行为体的自我理解与他者理解相一致，即其自我理解得到他者承认，则其处于一种承认安全状态；反之，若这两种理解不一致，尤其是他者理解比自我理解更加消极和负面，则意味着行为体遭遇蔑视，因而处于一种承认不安全状态。承认安全与本体安全共同构成国家的身份安全。

南方国家显然面临承认不安全的问题。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承认意味着接受他者以他者的方式而存在。然而，不论是单个南方国家，还是作为整体的“全球南方”，在承认的意义上向来遭遇其显著他者即“全球北方”的蔑视。在南北分野产生之初，南方就是被北方蔑视的对象，甚至可以说，南北分野的产生本身就是南方遭遇北方蔑视的表现和后果。即便在“全球南方”不断觉醒和崛起的当下，其依然未曾获得应有的承认。一个典型例证是，当前“全球南方”高呼重塑国际秩序，但西方国家始终只看到大国竞争而无视广大南方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真实关切与诉求，始终将围绕国际秩序的争论看成是所谓“西方与中俄之间的斗争”，但无视南方国家自身的意志和行动。西方国家并未给予“全球南方”应有的国际承认，“全球南方”始终不被视为有能动性、与“全球北方”具有同等地位的行为体。就此而言，承认安全也是“全球南方”面临的安全问题之一，因而也是其安全追求的内容之一。

1.4 “全球南方”追求发展安全

二战后的早期阶段，国家发展的含义主要由现代化理论所界定，核心指向消除贫困，重点关注物质的增长。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批判理论的兴起，国家发展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从物质主要是经济的增长延伸至人类福祉的提升。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气候、资源等各类环境问题的出现，“可持续”思想进入了国家发展的范畴，即发展意味着同时实现物质的增长与环境的可持续，以提升当下和未来人类的福祉。就此而言，国家的发展安全就是国家有能力实现物质的增长与环境的可持续，从而确保持续增进人民福祉。若一国没有这种能力，或者这种能力受到威胁，则可说其面临发展安全问题。

显然，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深刻的发展安全问题。一方面，南方国家普遍难以确保稳定的物质增长，这制约了其在当下增进人民福祉方面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历史上殖民主义的长久影响使得南方国家即便在推翻殖民帝国后仍无法免于被剥削，当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则对南方国家施加了新形式的掠夺。例如，南方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导致这些国家的关切和利益始终被无视。又如，西方国家虽对南方国家开展援助，但这些援助往往带有维护本国利益和开展战略竞争的性质，且权力因素渗透到援助行动的各个方面，导致与北方对南方援助相伴而生的可能是北方对南方的持续掠夺。再如，南方国家普遍背负高额的债务负担，联合国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有多达23个非洲国家、18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17个亚洲和大洋洲国家面临高额债务。另一方面，南方国家对于环境问题本就表现出极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加之大多数南方国家尤其是资源型国家的物质增长以牺牲环境的可持续为代价，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其在未来增进人民福祉的能力。由此可见，“全球南方”不仅受制于生存安全问题、受困于本体安全和承认安全问题，而且也受限于发展安全问题。因此，“全球南方”的安全追求也指涉发展安全。

二、路径：“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

维护生存、本体、承认及发展安全是南方国家的首要关切，但当前的国际结构及“全球南方”在其中的弱势地位从外部制约了南方国家追求安全的能力，加之自身国家能力相对欠缺，导致大部分南方国家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这些安全目标。面对这种张力，本文认为南方国家可以通过安全合作的路径来满足生存、本体、承认、发展四个方面的安全追求。

2.1 “全球南方”生存安全合作

国家置身于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中，无政府状态和自助意味着国家之上不存在更高的权威来保障各国的生存与安全，因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无法从根本上免于生存危机。但与此同时，各国的权力分配并不相同，权力又是国家维护生存与安全的关键工具和手段，因而在权力分配中占优的大国、强国维护生存的能力通常较强，而小国、弱国维护生存的能力则往往更弱。“全球南方”中的大部分国家基本都属于后者，因而普遍面临高度、紧迫的生存危机，仅有一小部分大国的生存危机的程度和紧迫性相对较低。鉴于此，为了助力更多南方国家更好地应对生存危机、维护生存安全，在各国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南方大国可以发挥更多引导作用。进一步说，大国引导式合作可以成为当下和将来南方国家安全合作的主要形式。

大国的引导既在于实践层面，更在于理念层面。以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例，其既关怀世界各国，也侧重“全球南方”。如前所述，南北分野实则是双方在生存、本体、承认、发展安全状态中的分野，是北方国家基本享有生存、本体、承认、发展安全，而南方国家的生存、本体、承认、发展安全基本缺位的分野。在此情况下，中国面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其实更多地以“全球南方”为重点观照对象，意在改善南方国家的安全状态，进而弥合南北之间的鸿沟，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目标。

就此而言，全球安全倡议可以成为“全球南方”推进生存安全合作的理念指引。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六个坚持”，从中或可提炼出“全球南方”推进生存安全合作的现实路径，也就是在共同安全的共识下，通过平等、自主和协商原则，统筹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首先，南方国家开展生存安全合作需以共同安全为理念根基和元规则。因为共同安全在根本上超越了西方传统的、以军事同盟和零和博弈为基础的排他性安全思维，将安全从一种需要竞争的私有物重新定义为可以共享的公共品。在这一理念根基的引导和元规则的规约下，南方国家可以极大地避免陷入内部军备竞赛或安全困境，转而共同定义并合力解决它们面临的共同威胁。其次，南方国家开展生存安全合作需以平等、自主和协商为互动准则和过程规范。平等要求各国不分大小、不论强弱，其安全问题与关切都应受到同等观照，大国不享有优先权，小国也不遭遇搁置或无视。自主要求在合作进程中任何国家不受他国干涉。协商则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方国家的内部争端。事实上，南方国家开展生存安全合作的最大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即引导处于争端中的国家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从而实现“全球南方”内部的去安全化。最后，南方国家开展生存安全合作需以统筹解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为目标导向。这一导向生发于南方国家面临的普遍现实：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南方国家的脆弱性往往体现在同时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双重压力，且两者极易形成恶性循环，即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成为传统安全威胁的“催化剂”与“倍增器”，而传统安全问题也会反过来削弱这些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基础与治理能力。

2.2 “全球南方”本体安全合作

“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既聚焦生存问题，也应观照南方各国的存在问题，即本体安全问题。南方国家的本体安全问题既然深植于西方的文化宰制，那么，解决的关键则在于打破这种文化宰制，将广大南方国家自身的文化从中解放出来。对此，全球文明倡议或为南方国家推进本体安全合作提供了指引。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六个坚持”，核心宗旨在于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共存与交流互鉴。包容共存意在打破长久以来“西方中心论”桎梏下世界文明的同一化与西方化，以恢复文明的多样性，实现世界各国文明的“各美其美”状态。“各美其美”其实涉及世界各国的“自我观”，即共存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各国如何认知和看待自己，是“自我为尊”还是“自我贬低”？“各美其美”倡导的其实是对这两种极端状态的超越，即既不能自我为尊，也不能自我贬低，而应在和合共存的基础上独立发展自己，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的和谐状态。究其根本，就是自我的觉知与觉醒。这种自觉对个体而言是个体自觉，对国家而言则尤其指向文化自觉。

自觉的核心是承认自我的价值，即认识到自己、自己国家的文化是好的、美的、值得尊重的，在此基础上充分保有并发扬自我。文化自觉则要求生活于特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所置身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亦即明白其源自何处、如何形成、实质为何以及去往何方。只有在这种自知之明之上，一种主体性意识才得以生发。正如整部中国近代史昭示着文化自觉之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一样，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交往的起点，其影响远超军事层面，更体现为西方文化对中华文明首次构成的根本性挑战。器物层面的损失尚可通过技术移植得以弥补，而制度、观念、价值体系等文化冲击却使中国陷入了漫长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与身份认同危机，尤其表现为中国在“西学”与“中学”间无所适从，这其实是中国文化自觉受损的典型表现。在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当时上至知识分子下至普通民众，对中华文化一贯持有的自知之明出现了动摇或崩塌，因而导致了文化主体性意识的丧失。事实上，不仅中国如此，大部分南方国家都有类似的历史遭遇。也正是这些遭遇构成了南方各国丧失或部分丧失文化自觉的起点，文化自觉的丧失又为西方文化的宰制开辟了空间。因此，重建文化自觉是南方国家突破西方文化宰制、追求本体安全的必由之路。

当然，重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南方国家立足于重建文化自觉的合作首先需要各国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进而形成或提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其次，在正视自己文化及其价值的基础上，还需要正视其他各国的多元文化及其价值，即南方国家之间开展包容的文化交流而非封闭的自赏，以及平等的文化互鉴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宰制。最后，在这种反复正视“自我”与“他者”的过程中，找到并确立自身文化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从而真正确立起并不断强化本国文化的主体性。通过这一过程，“全球南方”国家得以重建文化自觉，找回文化主体性，冲破西方的文化宰制。

2.3 “全球南方”承认安全合作

一如全球文明倡议对南方国家推进本体安全合作的指引意义，其亦能为南方国家推进承认安全合作提供指引。前文论及，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宗旨在于促进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包容共存与交流互鉴。若说包容共存意在打破“西方中心论”，以恢复文明多样性，实现不同文明“各美其美”，那么，交流互鉴则意在打破“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影响下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长久蔑视乃至敌视，以维护文明多样性，实现世界各国文明的“美人之美”状态。“美人之美”其实涉及世界各国的“他者观”，即共存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各国如何认知和看待他者？是容纳、认可并尊重他者，还是拒绝和贬斥他者？“各美其美”倡导前者，即自我对他者在包容基础上的认可和尊重。而之所以存在自我与他者的分别，即他者之所以无法归入自我，根本上是因为二者不同，即存在差异。就此而言，“美人之美”作为一种“他者观”，回答的其实是如何对待差异的问题。

西方文化有排斥差异的倾向。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回避或消除差异，以期建立一个“同一性帝国”。西方对国家与国际关系的理解同样遵循这一逻辑。有界的政治共同体即主权国家始终在构建他者并被他者所构建。在边界之外，他者以其他国家、制度、观念等形式存在，并始终对自我构成永恒的威胁。边界之内，他者则表现为其他族群或宗教等群体。内部的他者或被消灭、被驱离，或被同化、被治理。外部的他者则或被忽视、被隔离，或被征服、被殖民。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南方国家既作为国家层面的外部他者，也作为国际体系层面的内部他者而存在，对于这种双重他者亦即双重差异，西方的一贯立场是无视，或同化，或消灭。西方在传统上缺乏对他者文化的认知、洞察、理解与欣赏。这便是南方国家面临的承认不安全的根源之所在，即西方在拒斥差异和拥抱同一性逻辑下对代表差异的南方国家的长久蔑视。

与西方文化对差异的恒久拒斥不同，中国文化主张包容或转化差异。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无不持有相关主张，如儒家的“和而不同”观念倡导包容差异，道家的独特象征太极图则主张差异的转化，而佛教的“缘起性空”理念更是从根本上消解了差异。这种包容或转化差异的思想其实就是“美人之美”理念的核心要义。因此，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南方国家有望走出西方出于拒斥差异和拥抱同一性逻辑而对南方国家施加的长久蔑视，从而部分实现承认安全。具体而言，南方国家首先需要承认差异存在，即让差异以差异的形式而存在，而非如西方文化那般寻求在存在层面上消灭差异。其次，在承认差异存在的基础上还需正确认识差异，即认识到差异仅代表多样和多元，并不意味着优劣或高低。最后，合理应对和处理文化差异，即南方国家需要真正践行文明互鉴，在文化差异中彼此接触、交往、学习，从而实现各自文化的共同提升。

2.4 “全球南方”发展安全合作

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基本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苏联模式不复存在，西方的发展模式则成为主导。但西方模式的推广并未获得预期成功，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而引发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便是极具代表性的案例。西方发展模式在非西方世界的受挫为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亟须实现发展的南方国家带来了一个困扰多年的难题：既然西方模式不兼容，那么如何才能推动国家发展，实现发展安全？对此，21世纪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南方国家提供了思路。但正如前文所述，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安全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嵌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及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对此，单个南方国家无法真正消除影响，合作是必由之路。

如何开展合作？全球发展倡议可作指引。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六个坚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从中或可提炼出“全球南方”推进发展安全合作的现实路径。首先是发展本位的合作。近年来，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缘政治争端频发的背景下，发展议题往往被边缘化或武器化。其结果是，南方国家既有的发展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因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而不断加深。对此，南方国家最先要做的便是将发展议题从边缘化、武器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回归发展本位。其次是人民福祉导向的合作。前文既已指出，发展在根本上指向增进人民福祉，而增进人民福祉又分别系于经济的增长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南方国家的合作既需关注贸易不平等、债务负担、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薄弱等阻碍各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重视资源依赖、粗放型工业化等阻碍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最后是大国引领但包容普惠的合作。大国引领的关键在于为广大南方国家提供各类器物、制度、理念层面的公共产品。大国引领并不意味着大国主导，而需立足于包容各国，即所有南方国家共同参与发展进程，而非部分国家被排除在外。同时也需立足于普惠各国，即所有南方国家共同分享而非大国独占发展合作的成果。

2.5 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全球南方”安全合作

在规范维度，“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无疑是“可欲的”（desirable）。但在现实维度，合作面临的困难与障碍也不容忽视，这种困难与障碍既存在于实践层面，更存在于理念层面。因此，南方大国的引导、尤其是理念层面的引导对于推进“全球南方”安全合作而言不可或缺，如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对“全球南方”生存安全合作的引导、全球文明倡议对“全球南方”本体安全与承认安全合作的引导、全球发展倡议对“全球南方”发展安全合作的引导。如果说上述合作构成“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不同侧面，那么作为整体的“全球南方”安全合作应该呈现何种图景？或者说，与“全球北方”的传统合作相比，“全球南方”安全合作应该如何开展方能实现其对于前者的价值超越？对此，全球治理倡议或许提供了答案。因为全球治理倡议既是对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继承与发展，又是从全球发展、安全、文明问题等具体治理领域向整体治理体系的深入与升华，为全球性问题的治理指明了方向、设计了方案，四者共同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整体框架。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五大核心理念，其对“全球南方”安全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主权平等理念引导南方国家在开展安全合作时不论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确立合作主体地位的平等；国际法治理念引导南方国家在开展安全合作时共同抵制强权政治与双重标准，以维护合作规则的平等；多边主义理念引导南方国家在开展安全合作时警惕歧视性与排他性安排，以寻求合作机会的平等；以人为本理念引导南方国家在开展安全合作时回归人本本质，以维护合作成果分配的平等；行动导向理念引导南方国家在开展安全合作时切实行动、积极参与，以确保合作权责的平等。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南方”开展安全合作描绘了一幅全面的平等图景，这显然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传统合作模式，正是全球治理倡议引领下“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超越性之所在。

因此，南方国家可以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引来推进生存安全合作，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来推进本体安全和承认安全合作，以全球发展倡议为指引来推进发展安全合作，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来引领并导航“全球南方”安全合作。那么，通过上述安全合作，“全球南方”最终预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说“全球南方”预期走向何方？此即下文将探讨的“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目标问题。

三、目标：“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

随着南方国家安全合作的不断推进，“全球南方”崛起的终极意义有望真正实现。在日渐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全球南方”的生存安全合作将推动安全共同体的生成，发展安全合作将推动利益共同体的生成，本体安全合作和承认安全合作将助力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巩固，而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的叠加终将导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实践场域与结构性组成部分。

理解“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理解“共同体”。所谓“共同体”，在根源上其实是对“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状态”的反对与超越。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对此做了深入分析，不同个体必然处于相互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在根本上或者是肯定的，即相互保持，或者是否定的，即相互破坏。自然状态下“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一种相互否定的生活，而要开展一种相互肯定的生活，则需不同个体形成一种结合。结合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有机、自然地结合，此即“共同体”；一种是机械、人为的结合，此即“社会”。共同体以“群”的状态存在，是整体本位的；社会则以“个体”状态存在，是个体本位的。共同体是亲密、单纯、情感导向的，因而成员是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社会则是利益、工具、目的导向的，因而是危险的，走进社会就是走进异国他乡。由此可见，可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和想象“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这个危险的“异国他乡”，“全球南方”天然构成或终将成为一个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将“全球南方”视作共同体，并非说南方国家之间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共性，如族群、宗教、历史、语言或其他方面的亲缘性，或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同质性。第二，将“全球南方”视作共同体，并非说“全球南方共同体”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东西。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在现代社会中，共同体是已经失去的、或者可以想象重新拥有的东西，但绝非现代社会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东西。同理可以说，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共同体或许并非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即并非一个逻辑起点，而是一个可以想象和期待的东西，是一个逻辑终点。作为一个逻辑终点，“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将具体呈现如下形态。

3.1 安全共同体

西方主流安全观存在两种倾向：安全要么与“全球南方”无关，即仅在大国竞争意义上定义安全，正如冷战时期；要么与“全球南方”有关，但将“全球南方”视为“危险的他者”，即不安全的来源，正如“9·11”事件之后。这种安全观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南方国家的生存安全压力，在第一种倾向下，西方国家或者在南方国家开展“代理人战争”，或者对南方国家视而不见；在第二种倾向下，西方国家或者在南方国家开展反恐战争，或者推行“颜色革命”和颠覆国家政权。在这种生存压力之下，南方国家要实现和维护生存安全，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指引下开展安全合作是必由之路。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解决南方国家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并非其开展合作的终点，其终点在于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

在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经典界定中，安全共同体就是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以武力而以其他方式解决争端，成员对彼此之间的和平具有基本和可信的预期。因此，若“全球南方”成为一个安全共同体，则其基本特征就是南方国家确信彼此不以武力解决争端，即各国对彼此之间的和平具有基本和可信的预期。在这一基本特征之外，南方国家共享的安全诉求还为这一共同体增添了一些富有南方色彩的特征，即合力重塑由北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安全秩序。

这样一个安全共同体既立足于历史和当下，同时也面向未来。一方面，南方国家面临相似的生存安全问题，即深植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领土与主权及政权安全问题；另一方面，部分南方国家之间存在复杂难解的历史争端和现实纠纷，这也成为其生存安全问题的一部分。正是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奠定了南方国家开展生存安全合作、最终迈向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性。在未来，随着这一共同体不断成为现实，其将向内实现南方国家之间的去安全化，即化解南方国家之间的争端与纠纷，使得各国不再视彼此为威胁；向外改写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安全秩序，即消除南方国家生存安全问题生发的结构和体系土壤，从而在内外双向维度实现和维护南方国家的安全。

3.2 利益共同体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南北分野逐渐形成，南北问题不断浮现。南北问题的核心是南方与北方在世界市场中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一个经济问题，即利益分配问题。基于对这种南北问题的自觉，也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应对，南方国家走上了联合自强即“南南合作”的道路。南南合作最早可追溯至1955年万隆会议。彼时因深受第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南南合作作为对北方国家支配和剥削的回应而出现，以自主、互利为宗旨，以促进南方国家的平等及互助团结为目标。后来，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南南合作逐渐脱离了其最初意义，更多地偏向联合国框架下由联合国机构主导并资助的非政治性的技术合作。如今，随着“全球南方”崛起，南南合作的初始意义不断恢复，即回应北方国家的主导，寻求南方国家间的互助和团结。展望未来，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指引下，南方国家的发展安全合作将呈现出更多的超越性，即不仅解决最初的南北不平等问题，而且凝聚起更多的南方主体性，最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时，其本质或关键要素可以概括为：不同成员间利益的共同性或关联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成员行为的协作性或合作性。因此，“全球南方”若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则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同南方国家的利益存在共同或关联性，同时基于这种相同或关联的利益，南方国家间采取协作或合作行动。同安全共同体一样，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也立足历史和当下，同时面向未来。各南方国家在历史和当下的共同处境奠定了其开展安全合作、走向利益共同体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利益共同体的实现将向内协调和化解南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即随着南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形成和扩大，狭隘的国家利益将逐渐被容纳于共同利益之内，伴随着这一过程，国家层面的利益冲突也将不断减少。向外重塑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不断被蚕食的南方国家主体性，从而重构以往持续剥夺南方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事实上，南方主体性的重建与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反抗本就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进程，而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将是这一进程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将捍卫这一过程并巩固其最终成果。

3.3 情感共同体

如果说安全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于“全球南方”而言更多地是面向未来的东西，则在当下，在西方殖民主义开启全球秩序以来的漫长历史时期里，南方国家早已处于另外一种共同体之中。这种共同体甚至无需主动塑造，而是随着西方主导秩序的形成而自动生成，并随着“全球南方”的觉醒与崛起而不断强化，此即情感共同体。

情感共同体概念最早由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H. Rosenwein）系统提出，意在强调个体情感的社会属性，即个体的情感并非自发行为，而是受到特定群体共享情感规范的塑造。换言之，一种情感共同体意味着其成员共享特定的情感表达、情感规范和情感价值观。简言之，成员“感受一样”，例如球迷在特定情境中会有一样的激动或失落感受。因此，就“全球南方”而言，情感共同体意味着不同南方国家共享特定的情感表达、情感规范或情感价值观。概言之，不同南方国家“感受一样”。

作为一个情感共同体，南方国家共享的第一重相同感受是本体安全难以维系、承认安全无从谈起，以及由本体不安全和承认不安全叠加带来的身份不安全感。稳定的国家身份提供了国家是谁、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其准备如何行动以实现利益的感觉。因此，维护身份安全对于国家至关重要。反之，一个无法维护身份安全的国家将处于一种受焦虑、恐惧、怨恨情绪困扰的无所适从状态。这种由本体安全和承认安全问题带来的身份不安全及无所适从感正是广大南方国家所共享的。之所以如此，根本上源于西方国家的宰制与蔑视。因此，对作为体系主导者的西方的不满、愤怒乃至怨恨就成为南方国家所共享的第二重相同感受。事实上，南方国家作为一群高度差异化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联系和团结起来并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关切和愿景的“全球南方”群体，根本上与这些国家共同的全球从属经历、尤其是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经历有关。这一共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些国家的共享情感，这种情感中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对作为曾经的殖民者、当下的主导者的西方的反感和厌恶。而情感之于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正是情感在流通的过程中，将无数个体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集体的感觉。就此而言，对于西方的共享情感不仅将南方国家打造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更直接参与了“全球南方”本身的形成。

基于上述两重负面的相同感受，南方国家对于改变权力、机会、规则不平等现状的激情，以及对于一个更公正平等全球秩序的想象与期待，则构成其所共享的第三重相同感受。事实上，对于不公正与不平等的感受与反抗几乎贯穿了南方与北方自遭遇以来双方互动的历史。正如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言：当世界处于多极格局时，今天“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当世界进入两极格局后，基本只有北方国家享受和平，而大部分南方国家依然深陷“代理人战争”、外部干预、经济剥削；当世界步入单极格局后，美国正式确立了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但其本质是西方国家的特权俱乐部，“全球南方”被排在外，成为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意义上的“局外人”。当下，世界重新进入多极化时代，但“全球南方”依然深受发生在遥远他乡的俄乌冲突及西方制裁的影响。因此，终止和改变这种长久以来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就成了当下南方国家最强烈的共同愿望。

3.4 价值共同体

情感共同体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时意味着价值共同体的存在。或者说，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价值共同体主要指涉这样一个群体，即成员共享特定的核心价值或对这些价值存在基本共识。若说情感共同体的核心是成员“感受一样”，则价值共同体的核心是成员“相信或期待同样的东西”。若说情感共同体呈现的是成员“感受同样的愤怒”，则价值共同体回答了成员“为何产生同样的愤怒”或“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消除这种愤怒”。

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一方面打造了“全球南方”情感共同体，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价值共同体，即不同南方国家共享特定的核心价值或对这些价值存在基本共识。更具体地说，南方国家共享一套关于“世界的运作有何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运作”的基本叙事和规范性主张。这些叙事或主张集中表现为独立自主、平等互尊、发展振兴、公道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所有这些价值共识与情感共识皆来源于同一片土壤，即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同时二者又相互依存、彼此强化，共同将南方国家汇聚成一个轮廓趋于清晰的“全球南方”。若南方国家仅有情感共识而无价值共识，则“全球南方”缺乏稳定性与方向感；而若仅有价值共识而无情感共识，则“全球南方”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只有情感共识与价值共识的结合，才能推动南方国家不断成为一个强大且持久的“全球南方”。

概言之，在南方国家成为“全球南方”的过程中，南方国家的情感共识与价值共识发挥了关键作用。由此也可推论，随着南方国家本体安全合作和承认安全合作的开展和深化，即随着南方国家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状态的实现，南方国家内部的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而这也将不断推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南方”的生成。

3.5 “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

对“全球南方”而言，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存在，更多地遵循工具理性的逻辑，可能目前并不存在，但随着南方国家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合作有望在未来一步步塑造。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本质上则是一种观念存在，更多地遵循情感和价值理性的逻辑，是早就存在且随着南方国家的本体安全和承认安全合作有望在未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的。若安全、利益、情感、价值共同体皆得以实现，则“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终将到来。

世界本来是、也应该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的世界观，亦是中国的世界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虽大小有异、强弱有别，但共同掌握世界命运、书写国际规则、治理全球事务、分享发展成果。由此可见，命运共同体理念尤其契合“全球南方”，因为正是广大南方国家更多地受困于当前世界的各类问题，也正是广大南方国家共享对苦难的深刻体验、对和平的执着追求、对发展的强烈期望。

这种困境背后更深刻的本质其实是，广大南方国家长期被排除在西方所构建的狭隘的共同体之外。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性地构建起了一个世界市场，世界范围内的各类行为体都主动或被动进入其中，但这一世界市场及其衍生的世界秩序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其实是差异和对差异的等级化。这种差异尤其指向“西方—非西方”，“西方”代表“民主、发达、自由、先进”等属性，而“非西方”则位于所有这些属性的对立面。这样一个“非西方”在冷战时期以“东方”的面目出现，苏联解体即“东方”消失后则不断呈现为“南方”及“全球南方”。差异的等级化，即基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上述差异，将“西方”置于高等级，“非西方”置于低等级，进而赋予并合法化“西方”对“非西方”的主导地位。这种差异与差异的等级化背后更深刻的逻辑其实是，“西方”形成了有形或无形的共同体，而“非西方”则永远扮演“局外人”。对此，在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引导和推动下，在安全、利益、情感、价值共同体的激荡叠加下，一个“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将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从自发走向自为。而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有望解决“全球南方”的上述困局，即为被西方有形或无形的共同体拒斥的“全球南方”提供一个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归属。

至此，在回答了“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内容问题和路径问题后，最终可以回答“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目标问题，即“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预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随着南方国家各类安全合作的不断推进，一个建立在安全、利益、情感、价值共同体之上的“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将不断生成。

四、结语

世界不断走向失序，“全球南方”广受波及，中国尽显大国担当，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如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蕴含了中国对即将到来的世界与世界秩序的想象或者说愿景。在中国的想象和愿景中，世界是一个究极“联系”的世界，“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对一个究极联系的世界的集中想象。正如汪晖先生所指出的，理解“一带一路”的关键在于理解其所传递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理念对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念的超越。在此意义上，“一带一路”更多地是一个进程，只要这一进程始终存在并在不断推进，就意味着对于传统地缘政治改造的努力始终存在并在不断推进，那么这一进程本身也就是成功的。同理，“全球南方”及其安全合作亦是如此，其更多的是一种进程，一种向内改善南方国家安全处境、向外改写不公正与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进程。这样一种进程或将阻碍重重，但只要这一进程始终存在，即只要“全球南方”及其安全合作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一种进步，因为其存在本身就彰显了一种“做……的权力”，这种“做……的权力”之核心则是对“全球北方”象征权力及其宰制的反思与反抗。当然，争取“做……的权力”并不指向与“全球北方”的对立，而是指向重建“全球南方”的主体性；反思与反抗亦不寻求与“全球北方”的对抗，而是寻求重塑南北关系。一个具有真正主体性的“全球南方”，一段更加合理的南北关系，才有可能产生更加良性的南北互动与南北合作。建立在这种良性南北互动与合作基础上的全球秩序才是“可欲的”，当这种全球秩序真正到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