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向红，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教授；杜佳明，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来源：《国际展望》2026年第3期
内容摘要：当前，全球安全赤字日益凸显，中国对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安全内涵主要由生存安全、本体安全、承认安全和发展安全等构成。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关系密切，安全共同体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中具有比较优势，它是连接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进而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上合组织通过理念创新和制度完善，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满足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需求。与此同时，由于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需求有差异，而且组织不断扩员，这些因素增加了组织满足成员国差异化需求的难度。展望未来，上合组织在推动构建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从生存安全、本体安全、承认安全和发展安全等维度不懈努力，从而更加精准地回应成员国的多元安全需求。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安全共同体 多元安全 上海精神
安全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前提，安全领域的合作始终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优先位置。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并指出，“上海合作组织要发挥引领作用，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中国高度重视安全共同体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上合组织的重要会议上强调要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可以看出中国高度重视用相关安全理念指导构建安全共同体。目前，学者们在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不过多数研究并未明确何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也未能厘清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指涉的是何种安全。基于此，本文尝试明确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内涵，并分析安全共同体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地位，进而分析上合组织推动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和成效，最后就推进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建设提出可探索的路径。
一、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内涵
随着全球安全赤字日益加剧，政界和学界对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寄予厚望，但它们尚未对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形成统一的看法，这不利于汇聚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合力。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内涵进行探讨。
尽管在不少文献中“共同体”一词有着不同的界定和使用方式，但一个共同之处是都含有“归属”的因素，即除非成员都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对他人的信赖和安全感，否则共同体不会形成。此外，中国和西方不同文明背景下“安全”概念的差异导致双方对追求何种安全共同体呈现较大分野。总体而言，西方通过消除差异的方式来追求“同”，从而满足其对安全感的需求。例如，欧洲擅长“求同”思维，强调在越来越多“同”的基础之上达到区域整合。因此，在全球安全问题上，西方的安全共同体理念在理解或指导未来的安全共同体构建时不具有普适性。中华文明视野下的安全不同于西方文明视野下的局部安全，前者是一种普遍安全或共同安全。基于此，中国倡导构建的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环，它不同于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以及排他性的西方式安全共同体，而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安全领域寻求“归属感”的实践平台。在这一安全共同体中，各国能够避免发生较大规模的冲突。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何为安全共同体具有基本的共识。在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等学者的研究中，安全共同体被定义为一组一体化的人，其一体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真的确信共同体成员之间不会诉诸战争，而是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迈克尔·巴涅特（Michael Barnett）首先确定自己研究的是多元安全共同体，他们将多元安全共同体定义为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区域，这些主权国家的人民对和平变革有着可靠的预期。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康德文化是以国家之间互为朋友为基本特征的体系文化。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不会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而会相互帮助，这实际上是安全共同体的形式。多伊奇等学者更侧重于安全共同体的实践结果以及和平解决冲突并形成“惯习”，而温特等学者更强调共享康德文化所塑造的集体身份，即各国非但不会使用武力，反而会相互视为朋友，相互扶持。总而言之，这些学者对共同体的看法都和“归属感”有关。正是因为共同的归属，一国才会相信对方不会使用武力，也才会将和平实践内化为习惯，最终才会在危急时刻像朋友般相互扶持。
需要注意的是，与西方倾向于采取“同化”差异的安全共同体构建路径相比，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反对阵营化对抗，并且强调联合国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核心作用。就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来说，其虽然同时采取“去安全化”和“安全化”的路径，但更多的是倚重“去安全化”路径。就其目标来说，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主体的上合组织建构安全共同体还与成员国的四种安全关切密切相关。本文认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是指以维护成员国之间合作关系和实现共同安全利益为核心导向的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始终坚持“上海精神”并通过持续的互动实践致力于统筹满足各成员国在生存安全、本体安全、承认安全和发展安全方面的多元化诉求。这四种安全不是孤立的，它们与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息息相关（见表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生存安全。受殖民时期遗留问题的影响，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的生存问题不仅有国内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国家政权安全，而且有边界问题导致的安全问题外溢，同时还面临着外部局势的冲击。例如，西方国家制造的“颜色革命”使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长期面临着生存安全的挑战，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该地区更是直接受到冲击。“上海五国”机制之所以发展成为上合组织，恰恰得益于其在解决苏联解体后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问题时作出的突出贡献。对于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国土安全和政权安全是底线所在，基于此才能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民安全的各种目标。如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泛安全化”作为遏制中国崛起以及压缩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空间的主要手段，这势必会使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安全环境。正是基于各成员国面临的现实生存挑战，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将生存安全置于优先地位，旨在为各成员国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
第二，本体安全。相较于生存安全关注一国物理意义上的生存问题，本体安全更关注一国的存在（being）或社会关系意义的问题，可以说本体安全相当于“存在即安全”（security as being）。有学者认为，按照国家倾向于追求自我认同的逻辑，其可以拥有一种“自我”的概念。在这一意义上，本体安全甚至比生存安全更为重要。上合组织成员国多为全球南方国家，一方面，它们面临着共同的安全挑战；另一方面，它们在全球治理理念上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共识，这为其更好地开展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尽管西方国家会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若干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且此类公共产品对本体安全感缺失的个体而言往往具有较强吸引力。但不可忽视的是，此类安全公共产品本身存在明显局限，通常表现为宽容性不足、属性单一，且对外部变化缺乏足够的动态适应能力。如果一国对这些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产生依赖，反而会削弱其应对全球化时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的能力，最终导致自身陷入安全风险之中。相比之下，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在回应成员国本体安全需求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为其在组织运行和安全合作实践中始终强调对各成员国文化传统、身份认知、制度安排和发展道路的尊重与包容，从而为成员国维系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提供了重要保障。进一步来说，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所具有的集体优势，有助于为成员国“自我指涉”的本体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第三，承认安全。由于国际社会受到“权力话语”（discourses of power）的影响，承认安全可以被定义为试图在主体间获得重要“他者”的承认，“为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是导致国家间经常爆发冲突的深层逻辑。在国际社会中，承认斗争与承认困境现象并不少见。生存安全对应的往往是物质维度，与物质维度相对的是理念维度，即认知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安全。事实上，本体安全和承认安全正是理念维度衍生出的安全概念。虽然承认安全和本体安全相互印证，共同构成国家的身份安全，但是相较于侧重“自我指涉”的本体安全，承认安全是指主体间互动下的“他者”确认，可见承认安全和本体安全的关注点有所差异。“承认不安全”会使国家因无法有效维护身份安全而产生焦虑，并进一步影响国家的决策与行为，因此缓解承认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基于此，如果要进一步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上合组织在安全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便不能忽视成员国对承认安全的现实诉求，如此才能增强成员国对组织的归属感。上合组织与西方追求同质化构建共同体的倾向不同，上合组织并不强制要求成员国牺牲自己的特色，而是将相互承认作为其内生的、显而易见的承诺。
第四，发展安全。如果要维持安全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安全的内涵通常涵盖发展安全这一重要维度。相较于前文讨论的各类安全，发展安全更侧重于物质维度对安全的影响，且发展安全内含了时间维度，即要兼顾当前发展的安全以及未来发展的安全。本文所说的发展安全更侧重发展在各个时期对安全的影响，即让国家具备一定的维持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能力。在安全共同体内，发展安全问题具有外溢性，其本质是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果。很多全球性安全和发展挑战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相关，要实现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困境和治理经验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例如，当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陷入贫困、资源匮乏等发展困境时，往往容易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伴随着各国交往的普遍化，这些问题会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如今，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发展安全的诉求日益上升，这也与西方国家设置的话语陷阱紧密相关。西方的主流话语忽视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以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西方国家持续施压及不平等国际结构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若要提升其发展安全的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理解上合组织成员国四种安全诉求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共同体”的内涵，以更全面地认识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追求的共同体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的“虚假共同体”，而是“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将实现一切个体的自由发展，而非仅仅实现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体的自由发展。人类学家认为，共同体的文化维度是其得以构建和维系的核心，文化在共同体中的作用通过象征性行为和意义的传递得以体现，通过文化的仪式和传统，个体与群体的认同紧密联系。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认为，共同体建立在三种纽带之上：本能的喜爱、习惯的认同以及共同的思想记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之间不仅仅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加总，而且是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如果人们相互结成一个共同体，每个人在其中能够感受到某种信仰或感情，这种感受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有学者根据社会学家对共同体概念的界定，认为共同体应具有实体性与理念性双重特征。本文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共享价值理念基础之上、兼具内在凝聚力与外在边界的社会有机体。它既体现为成员基于共同利益、文化认同与身份联结而形成的情感纽带及相应制度安排，也表现为成员在面对共同挑战时所展现出的集体行动能力。以此视角观之，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不仅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一种“去安全化”理念，也可以被视为成员国应对共同挑战且内部具有较强凝聚力的实体化共同体。
二、安全共同体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地位
随着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发展，需要明确其在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以此厘清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与其他类型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一长远目标。
从发展历程来看，安全共同体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初期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按照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一个各成员国能够实现价值共享、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和情感共鸣的新型地区合作组织的逻辑，那么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可以由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构成。从上合组织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是其前期重点发展的两大共同体，紧随其后的是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见图1）。不过，如果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上合组织进行比较，前者在利益共同体构建方面具有更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后者则在安全共同体构建方面具有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与实践优势，这表明不同区域合作机制在共同体建设中各有侧重。
事实上，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安全共同体是一个必经阶段。其对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在于：首先，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是各国应对共同安全威胁、追求共同安全的产物，这种追求共同安全的共识也传承至上合组织，有助于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萌芽。其次，为进一步发展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上合组织逐步建立制度化合作机制，为解决其他领域的矛盾提供了成熟的协商框架。最后，安全共同体的成功经验可以指导其他领域共同体的发展，推动成员国在更多领域寻求合作共赢，有助于推动其他领域共同体的形成，最终实现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长期目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安全共同体是连接利益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关键纽带。其一，共同的利益或需求是各国开展安全合作的基础。正如“上海五国”机制是各成员国出于维护边界安全的需求而建立的，如果没有维护本国安全这一共同利益，很难想象它们会有共同的归属感，因此利益共同体应当先于安全共同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安全共同体对利益共同体毫无影响。实际上，安全共同体也进一步巩固了彼此的利益，有助于深化利益共同体。其二，安全共同体是情感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催化剂。互信在安全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成为共同情感的一大来源。安全共同体内含的相互承认也是共同情感的另一大来源。其三，安全共同体是价值共同体的实践载体。“上海精神”作为上合组织独特的共同价值，需要通过具体的合作实践才能转化为各成员国的共同行动。虽然上合组织不断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但安全合作仍是其合作的重心，安全合作为各成员国提供了检验和深化价值认同的实践场域。
尽管上合组织距离成熟的安全共同体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初步的安全共同体对价值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囿于篇幅，本文未就从安全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之间的责任共同体进行详细讨论。事实上，责任共同体强调共同体内部成员国能够分担责任、各司其职，是组织长期保持活力的保障。在分析价值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时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如果从实践层面来看，价值共同体的建立能够为责任共同体的构建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责任共同体意味着成员国需要在重大问题上承担共同责任，需要在关键时刻作出和采取可能涉及重大利益的决策和行动。这种责任担当不能仅仅依靠情感驱动，因为情感因素很可能受到短期利益冲突或突发事件的影响。只有当成员国在价值层面达成共识，认同共同的规范和原则，才能在面临责任抉择时有更加明确的判断标准和行动指南。随着责任共担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学者在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时都强调责任共同体的作用。安全共同体通过“安危共担”的合作实践自然地催生了责任共同体意识，各成员国在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互承担义务、共同履行责任的行为模式和心理认知。质言之，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建设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阶段。
三、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成效
理论构想需要实践检验，制度设计依靠现实支撑。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满足成员国多元化安全需求作为组织发展的核心任务，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上合组织推动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历程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上合组织不断满足成员国对生存安全、本体安全、承认安全和发展安全的诉求，各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认知逐渐清晰。上合组织是由“上海五国”机制发展而来，其最初主要致力于通过安全合作解决边界争端，并逐步演变为区域性国际组织。大体而言，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安全的诉求经历了从生存安全逐步迈向更高层次安全的内在逻辑。
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是上合组织奠定生存安全根基、构建承认安全框架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上海五国”机制侧重满足成员国对生存安全的诉求，通过解决边界争端、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维护地区稳定。同时，承认安全的推进也取得初步进展。2000年，成员国在杜尚别峰会上达成共识，即明确反对以“人道主义”和“保护人权”为由干涉别国内政，相互支持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2001年，上合组织正式成立时提出的“上海精神”为进一步满足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需求提供了价值支撑，推动合作从边界安全走向更全面的安全。从上合组织成立到印、巴两国正式加入，这一时期是上合组织在坚持生存安全和承认安全的基础上深化本体安全和发展安全的重要时期。在本体安全层面，上合组织长期坚持的“上海精神”为培育成员国连续的叙事提供支撑。成员国在上合组织中不必为叙事的不确定性而焦虑，因为“上海精神”为成员国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叙事。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根据“上海精神”而行动，它们在各自的对外实践中形成的“自我”并不会因叙事的随意调整而难以维持。同时，“上海精神”为成员国对外行动提供了持续稳定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下各成员国能够更好地维持“自我”。在发展安全层面，上合组织不仅确立了加强经济合作的框架协议，助力各成员国经济发展，而且非常重视环境和水资源问题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2004年6月17日的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提出，应当将环境保护及合理、有效利用水资源问题提上本组织框架内的合作议程。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步骤，使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科技合作拓展到一个具有极大潜力的领域。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成为上合组织推动四种安全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从中亚延伸至南亚，地理范围显著扩大。2018年青岛峰会将深化安全合作列为优先议题，以应对扩员后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扩员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一方面，扩员有助于防止恐怖主义向中亚外溢；另一方面，扩员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差异化需求更加突出。在这一阶段，上合组织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等来提升安全治理水平。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及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也有助于提升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认知。从整体上看，上合组织正从区域性安全合作机制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安全治理平台转型，其安全共同体建设也将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和更丰富的合作内容中展现新面貌。
（二）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差异化需求
扩员后，上合组织内部异质性提高，成员国对四种安全需求的差异化趋向更加明显。首先，上合组织成员国对生存安全的差异化需求最为突出。组织中的大国相较于中小国家在维护主权和政权安全上更具优势。尽管如此，就领土完整这一国家主权问题而言，印度对于生存安全的需求相较于中、俄来说更为迫切。巴基斯坦在领土问题上的诉求与印度一样急迫，它在政权安全上的诉求同样不可忽视。在巴基斯坦时而发生政权更迭的背景下，一个尊重主权和政权安全的国际组织更符合其国家利益。对于上合组织的中亚成员国而言，它们享有生存安全的情况并不相同。总体来说，在应对阿富汗安全威胁外溢方面，中亚国家的能力存在不少差异，但这种差异只是体现在程度上。对于其他成员国来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获得组织成员国的身份有助于缓解其直面美国时的压力。
其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发展安全需求上的差异化也较为明显。环境问题与可持续的发展安全息息相关。从保护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中亚国家相较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更薄弱。例如，一些中亚国家在能源开采中仍在使用苏联时期的设备，开采效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相较于组织中的大国，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受困于发展安全的概率较高。例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对白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加剧了其国内的发展安全问题。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造成伊朗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致使伊朗民众生活陷入困顿。美、以两国对伊朗国内基础设施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经济。2026年4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让伊朗“倒退回石器时代”（Back to the Stone Ages）之后，伊朗的公路、桥梁和公共卫生机构等基础设施遭到了袭击。总之，就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的大国而言，其更少受困于发展安全，而对于一些发展体量本就较小的成员国，加上美国制裁等因素，它们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发展安全困境。
再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对承认安全需求的差异化相对不太明显。对于一国来说，不仅需要本体安全，而且需要通过“他者”的承认来获得完整的身份，即承认安全。基于遏制中、俄的需要，美西方给予印度一定的承认。但也需要注意的是，表面上美国对印度“大国地位”给予认可与尊重，实际上印度并未从美印双边关系中得到应有的平等和尊重，两国关系因脆弱性和敏感性问题引发的战略分歧也将不断扩大。巴基斯坦在承认安全方面与印度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是受到巴美关系的影响，巴基斯坦在承认安全方面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伊朗和白俄罗斯在承认安全方面与俄罗斯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尤其是白俄罗斯在获取西方承认的问题上与美俄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整体上看，对于伊、白两国的身份诉求，美国作出了蔑视性的回应。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中亚”这一笼统的称呼反映了西方对这些国家主权自主和完整性的忽视。总之，上合组织成员国基本处于承认不安全状态，尽管它们在一定时期获得了部分承认，但总体上或多或少地受到美西方的蔑视。
最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对本体安全需求的差异化最不明显。本体安全是指个体或国家对自身身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对周围社会和物质环境的稳定性的信心。由于内外形势始终在变化，国家对本体安全的追求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内因（身份）或外因（环境）都会影响其“信心”，因此很少有国家真正获得完整、连贯的本体安全。围绕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的讨论很难脱离政治转型，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对本体安全问题的分析往往与国家身份认同、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虽然中亚国家目前正在探索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苏联叙事对中亚国家影响深远。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为寻求独立发展主动打破苏联叙事，这种原本的“连续性”被突然打破曾给这些国家带来深深的本体不安全感。本体不安全感还来源于比较，即使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的大国也难免长期存在本体不安全感。例如，俄罗斯长期以欧洲为身份参照，却始终处于欧洲身份边缘，因此，至少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在精英层面形成了基于自身落后于西欧认知的持续性本体不安全感。
（三）上合组织满足成员国差异化需求的进展及不足
上合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时刻关注成员国对安全的差异化需求。其一，“上海五国”机制积极践行合作安全观。1996年中国提出新安全观，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为“上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二，上合组织在新安全观基础上发展出了“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强调文明共存而非文明优越，创造性地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融入新安全观，形成“上海精神”，在注重生存安全的同时进一步强调承认安全和发展安全的重要性。其三，上合组织倡导亚洲安全观，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重视通过可持续安全来满足成员国对本体安全的诉求，缓解成员国普遍面临的对“无序”的焦虑和本体不安全感。其四，上合组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自身发展紧密结合，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其安全理念更加成熟。
除此之外，上合组织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差异化需求。在制度设计初期，上合组织认识到东盟制度的非强制性适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状况。事实上，上合组织与东盟的制度设计有一定相似性，非强制性也是上合组织制度的底色。上合组织在成立初期合作内容更多集中在安全领域，《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的签署标志着成员国迈出了安全合作的重要一步，该公约在上合组织后续的安全合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满足中亚成员国对生存安全的需求，上合组织在北京建立秘书处这一常设机构一年后，在塔什干建立另一常设机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就成员国对其他安全的需求而言，上合组织在坚持协商原则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目前基本建立了会议机制、条约法律机制和协同合作机制。成员国可以在国家元首会议和政府首脑会议中参与核心决策，并在各部门领导人会议中研究如何落实这些决策。即使是相对弱小的国家，在整个过程中也是平等的，在一系列互动中形成了对组织的信任以及对他国的客观认知。在这种持续的外交实践过程中，上合组织成员国所面临的生存安全、本体安全、承认安全和发展安全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
此外，上合组织始终强调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并不会成为某一大国的“一言堂”。这是因为上合组织既有类似峰会宣言这样更容易达成共识的弱约束型规范，也有协议和议定书这些强约束型的规则。如果没有那些弱约束型规范，上合组织在协商一致原则前提下的成果很可能变少，而较少的成果会导致中亚国家担心组织在安全产品方面的供给能力，加剧它们的焦虑情绪。协同合作机制既有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对话，还有上合组织与外部组织的多边对话。这些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满足成员国对不同安全的差异化需求，而且有助于加强成员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对话。同时，上合组织在满足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差异化需求上难免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从满足成员国对生存安全的诉求这一视角出发，上合组织缺乏解决成员国间争端的有效机制。此外，上合组织还需要提升在“讲故事”方面的能力，以满足成员国对本体安全的诉求；解决其双边项目和多边项目协同发展的问题，以更好地满足成员国对发展安全的诉求；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使成员国不仅能够获得组织内国家的承认，而且能够得到组织外国家的承认。以上这些都是上合组织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四、加快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路径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体依托。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体依托在安全领域的体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时代的发展在赋予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本文基于前文重点分析的四种安全讨论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路径。
当前国际格局的变化为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带来重要机遇。首先，成员国的安全合作意识不断增强，始终坚持安危共担的安全理念，也在长期互动中建立起互信，形成以发展维护安全的共识。2025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立的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禁毒中心等四个中心，是成员国践行安危共担安全理念的最新体现。其次，上合组织在满足成员国安全需求时形成了成熟的规范。“上海精神”为满足成员国安全诉求提供稳定的理念支撑。再次，中国的一系列倡议为上合组织追求四种安全提供指引。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上合组织更好地服务地区治理明确了方向，有助于缓解欧亚地区安全治理困境，为构建安全共同体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也需要清醒地看到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面临的现实挑战。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四种安全合作造成了干扰。中亚地区制度竞争明显，土耳其“伺机而动”，俄罗斯倾向于通过能够体现自身比较优势的机制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这些都考验着上合组织的竞争力。成员国内部争端不利于实现四种安全目标，印巴冲突、吉塔矛盾等使上合组织内部实质性合作推进困难，有关国家战略取向和经济利益差异日益明显。此外，上合组织机制亟须优化，争端调解机制缺失、金融机构尚未建立健全等问题制约了安全共同体的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已基本具备安全共同体的特征。然而，随着上合组织多次扩员，这在增强组织影响力的同时，也给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未来，上合组织需明确各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差异化需求，综合施策，保障成员国在追求生存安全、本体安全、承认安全和发展安全上不断取得进展，并持续产生获得感，这是推动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的关键。
第一，应构建具有韧性的生存安全保障体系。上合组织应推动成员国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深化彼此的安全合作，对于那些存在争端的国家来说，上合组织可以创新性地构建符合成员国协商解决生存安全问题的正式或非正式机制，以“先行先试”为原则开展工作。这些机制并不寻求短期内解决存在争端的国家间的生存安全问题，但可以通过推动争端各方的对话交流来缓和彼此的矛盾。如果部分成员国之间的内部争端暂时不适合仅通过私下沟通加以解决，那么可以考虑在峰会框架之下设置具有针对性的议题讨论机制，为相关各方提供一个相对正式、可控且具有协调功能的交流平台，以避免相关国家的矛盾激化。此外，还需注意在解决争端时不能冒进，应分阶段解决成员国间的争端。对于各成员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合组织除了要加强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的能力建设外，还需发挥好新揭牌的上海合作组织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禁毒中心等机构的作用。
第二，应打造包容性的本体安全维护框架。包容性意味着成员国在维护自身本体安全的同时也应当关切他国的本体安全，上合组织可以从中国“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中汲取营养。首先，在理念层面强化对“上海精神”的深度阐释和创新发展。“上海精神”所蕴含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理念，本身就是对西方消除差异化发展模式和价值观霸权的有力回应。其次，汲取四大全球倡议中所蕴含的营养，将其转化为维护本体安全的共同价值基础。通过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有机融入本体安全建设，上合组织能够丰富自身安全话语体系，形成兼具包容性与引领性的合作框架，为不同成员国在多元文明和制度背景下实现相互尊重、彼此成就提供坚实思想支撑。最后，打造包容性框架时应重点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将其“四个倡导”融入本体安全价值塑造，通过“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和“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成员国在文明互鉴中深化对彼此国家身份与核心利益的理解。
第三，应建立互信型的承认安全治理模式。承认安全关乎成员国能否获得与其主权地位相匹配的尊重和话语权。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在价值认同、制度标准与安全话语上对全球南方国家存在结构性偏见与选择性承认，它们试图借此消除差异式思维并组建“小圈子”，将全球南方国家排除在外，加剧了后者在承认安全方面的焦虑感。基于此，上合组织应当倡导在承认差异、尊重多样化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平等、共存。上合组织还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承认安全。过去上合组织以中亚为中心开展安全合作，然而扩员后组织的注意力被分散至其他地区；如今中亚地区的制度竞争明显加剧，中亚成员国对承认安全的追求更加迫切。对此，上合组织应重视回应中亚成员国对承认安全的最新诉求，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基础上增强议题设置的针对性与资源投入的可见度，确保中亚国家的声音不因组织扩大而被稀释。若其他成员国有新的承认安全需求，也可纳入峰会议程讨论。重要的是避免只强调某一地区利益，以免引发其他成员不满，如此才有利于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
第四，应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安全促进机制。发展的公平性可以被视为上合组织追求的发展安全目标，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短期内仍需解决发展的全面性问题，可以把拓宽合作形式作为突破口。上合组织可以探索建立有助于改善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的机制，毕竟如今的上合组织仍被普遍认为存在成员国双边经济合作大于多边经济合作的现象。如何在保障双边经济合作的同时提升多边经济合作的效益，需要上合组织进一步谋划。鉴于组织内双边经济合作的巨大成效有助于推动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未来上合组织可以循序渐进地改革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上合组织还可以继续发展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这些领域的发展都需要资金支持，因此需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为成员国合作提供充裕资金。上合组织可以发挥成员国之间经济互补性这一优势，借鉴“一带一路”倡议中“供需互补”的经济合作理念，进而有节奏地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发展战略对接。例如，可以完善上合组织协调成员国经济合作的功能，通过优化议程设置和政策协调，推动资源配置、贸易往来和产业布局优势互补，避免因经济鸿沟削弱组织的凝聚力。此外，上合组织不能忽视生态层面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环境治理、水资源管理、清洁能源转型等纳入优先发展方向，提升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上合组织需要坚持以可持续发展维护可持续安全，为成员国的安全提供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使发展安全真正成为巩固上合组织团结、推动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行稳致远的持久动力。
结 语
本文聚焦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构建，认为其涵盖生存安全、本体安全、承认安全和发展安全四个方面。实践表明，成员国对四种安全的需求存在一定差异，扩员加剧了这种异质性，给组织满足差异化需求带来挑战。对此，上合组织应以四种安全为抓手，精准回应成员国诉求，以成熟稳健的安全共同体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基础。本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一是四种安全未能全面覆盖所有安全维度，未来可以继续探索安全共同体的安全内涵；二是对成员国安全需求的差异化程度测量缺乏量化指标，难以精确评估某国在特定安全领域的满足程度及其相对他国的优势；三是对四种安全之间的联动机制的研究尚需深化，特别是当某一安全维度显著优于或劣于其他维度时，不同安全对整体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影响机理，以及如何识别对多数成员国最关键的安全维度和最易引发连锁反应的薄弱环节。
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既是成员国参与全球治理、彰显大国责任的实践平台，也是探索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场。通过上合组织，中国可与成员国共同开辟一条基于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安全合作路径，证明区域安全治理无需照搬西方模式。上合组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充分表明，地区合作应尊重各成员国特色而非削足适履，关键在于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建构需在保持开放对话的同时坚持自主探索。事实上，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恰恰由于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和安全关切方面并不一致，但仍能坚持求同存异，在尊重成员国需求和国情多样性的基础上不断凝聚安全共识。就此而言，上合组织所追求的不是单一化、排他性的安全秩序，而是一种兼顾差异、包容多元的共同安全。总而言之，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是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的关键抓手，其取得的进展将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