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呈现出加速机制化的趋势，成为美国亚太小多边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对安全合作变迁的时间因素关注不足，无法解释美国如何推动政治互信基础脆弱的日韩之间加速三边安全合作升级的战略沟通过程。从收益贴现与风险贴现两个维度可以明确国家在何时决定升级安全关系，以及主导国进行战略动员的行为逻辑。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通过强化安全承诺与建构共同威胁叙事，有效提升日韩对未来收益的贴现率、降低对未来风险的贴现率，从而促使其加速兑现小多边安全关系的升级。在特朗普2.0时期，其一方面将联盟承诺与经济利益深度绑定，呈现出明显的交易主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韩的收益贴现；但另一方面持续通过威胁紧迫性动员使日韩维持了较低的风险贴现。这意味着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在特朗普时期将基本维持现状，但日韩可能对此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关键词：美日韩安全合作 时间框架 安全保证 威胁紧迫性
李宏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美关系与外交沟通、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谭政，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周边外交、联盟理论
[本文为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青年项目“美国人工智能武器化及对策研究”（批准号：24CGJ012）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李宏洲]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速调整联盟体系，试图“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孤立打压中国，迫使他国选边站队”[1]，以加强对华遏制包围，推动阵营对抗。如美日韩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关注“准安全承诺”的小多边联合机制。其中，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及其深化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鉴于日韩两国受到历史问题的阻碍，美国主要以发展双边安全关系为主，鼓励双方合作但又“有意让日韩争端保持原样”[2]。但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实现了实质性升级。在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峰会”上强调三国将开启“美日韩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并形成了《戴维营原则》等文件[3]。不到一年内，三国国防长官又签署“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合作备忘录”（TSCF），标志着三国安全合作的“制度化”[4]。在特朗普2.0时期，继续强调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日韩两国也以增加对美经济投资、能源合作等方式交换美国的安全承诺。总体而言，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走向“小北约”的趋势仍在继续，对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我国的周边战略环境造成了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问题、岛屿争端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压力，对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深化的阻碍作用正在降低。拜登政府极力推进日韩和解并极力推进三边安全合作发展，特朗普在强调“美国优先”的情况下仍然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从效果而言，日韩在较短时间内接受了美国对华全面竞争的战略目标，并加速了日韩和解进程与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那么，美国协调日韩关系，加速联盟体系重组的逻辑是什么？本文从时间框架出发，发现美国推进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核心在于改变日韩的时间框架，即当对象国关于收益的时间贴现上升，关于风险的时间贴现下降时倾向于立即升级安全关系。具体而言，当美国让日韩两国认识到一旦错过安全关系升级时机，会导致未来面临收益减少、风险增大的局面时，则会选择迅速推进安全关系升级行动。
1 美日韩安全合作变迁的动因：既有解释
学界对近年来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升级的研究，可大致梳理为地缘环境变迁、美国的战略动员与日韩的地位需求三种主流视角。
首先，地缘环境的变迁。一方面，中国崛起带来的东亚权力对比转移使“三边合作针对的对象正从朝核威胁向‘中国挑战’”转移[5]；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等导致的紧张国际态势使包括日韩在内的“多数国家为了安全宁愿牺牲部分经济利益”[6]。同时，“印太地区广阔的地理环境”和中国军队“不断增强的能力”使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变得更不可靠，核导弹威胁的加强也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将“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作为十项行动计划之一”，促进美日韩安全关系升级的重要结构性因素[7]。不仅如此，“印太地区广阔的地理环境”和中国军队“不断增强的能力”使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变得更不可靠，也是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在分工、合作程度和联盟关系转型上出现变化的动因，这促使美日韩三边防务关系更加协调[8]。这些结构性视角遵循理性主义逻辑，表明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影响国家利益并决定联盟关系转变中的战略目标。
其次，美国的战略动员。现有研究指出，美国联盟承诺的变化会导致日韩盟友“不安全感的加剧”并使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更多合作”[9]。第一，作为美国主导下推动其亚太联盟体系的多边化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与亚太盟国对美国单向性的安全依赖对“多边化产生了羁绊作用”[10]。第二，美国将价值观外交融入印度—太平洋（FOIP）愿景，通过强调中国对“自由民主的侵蚀”来动员日韩[11]。此外，拜登政府也在积极促进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合作，鼓励双方搁置历史仇恨，并在朝核问题、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经贸合作等方面加强利益诱导，推进三边安全合作提升的战略部署。尤其对韩国而言，拜登政府居中协调日韩关系并“强调首尔的作用”，是韩国积极推动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关键[12]。
最后，日韩的地位需求。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历任政府始终被认为通过美日同盟来确保日本维持、强化自身“亚洲最先进国家与西方国际社会成员”的国际地位[13]。同样，自第一次朝核危机以来，韩国历任政府也认为对其在朝韩谈判中主导地位的承认有助于“大大提高韩国在统一博弈中的地位”，因此其通过调整美韩同盟关系的方式试图提升自身在东北亚安全秩序和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14]。韩国尹锡悦政府时期以“全球中枢国家”为目标，在“价值观外交”旗帜下告别了模糊的对华战略；日本岸田政府时期也通过美日韩同盟的升级，试图获得“国家正常化”的新突破[15]。有学者认为日本对美国强化联盟体系的配合是出于“借助美日同盟扩大自身利益和国际影响力的原因”[16]。同时，尹锡悦在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的基础上强化与日本、美国的战略合作并提出韩版“新印太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实现韩国“全球枢纽国家”的目标并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17]。另外，日韩两国政府将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作为在美国联盟体系中提升地位的手段，岸田政府在上任初期就将价值观外交作为“新时代日本外交的第一支柱”[18]。
现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着眼于解释美日韩安全合作的动机，但忽视了安全合作升级的时机这一关键问题。换言之，在日韩之间存在历史龃龉的背景下，美日、美韩双方联盟如何从原有双边机制升级为三边机制？对此，日韩的时机选择仍需要进一步探讨。现有研究表明，朝核问题与大国竞争使日韩具有了一致的战略方向，双方可能通过“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立场”[19]。虽然日韩两国先前存在基于共同安全利益形成的情报共享协议（GSOMIA），并以此加强了两国的安全和防御能力，但历史龃龉导致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想”、韩国“内心的受害感与创伤”等因素阻碍了日韩双边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发展[20]。实际上，安全合作关系的调整要经历信号释放和信号接收的双向过程，进而使对象国的安全认知发生转变。尽管理性主义认为决策者由预期效用驱动，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需要明确关于成本和收益的认知框架转变过程。
同样，联盟管理的相关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收益和成本认知下，联盟主导国的联盟管理行为，以及盟友的联盟政策会存在不同，进而“影响联盟的集体行动”[21]。对联盟主导国而言，主要以基于奖励的“安抚战略”和基于威胁的“强制战略”为主要手段，吸引或驱使联盟成员国追随并按照主导国自身的利益行事[22]。在权力转移背景下，由于联盟中的次级国家可以在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为了遏制崛起国，守成国可能放弃强制为主的手段，转而采用渲染外部威胁的方式促使联盟内团结起来应对崛起国。可以说，主导国联盟管理的一项核心任务，在于改变联盟次级国家对于未来收益与未来风险的认知方式。
本文借鉴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理论，可以解释行为体在不同时间点关于收益与损失的权衡逻辑，也就是“风险和耐心的相互作用如何随时间推移影响行为选择”[23]。换言之，对任何国家而言，联盟关系升级都是蕴含收益与风险的不确定性决策，国家在不同时间节点具有不同的风险倾向。一国所面临的不仅是当下及近期的风险—收益评估，还有联盟升级可能带来的与“共同对手的冲突”“约束”等预期因素[24]。具体在联盟管理情境中，可将联盟关系升级视作行为体在当下收益与未来预期收益之间，或当下损失与未来预期损失之间的比较，本质上可视为国家在不确定状况下在风险维度和收益维度上的跨期选择行为。
2 时间框架与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的变迁
国家对于未来收益与风险的判断，会随着威胁紧迫性和安全保证程度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在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时，国家往往倾向延迟决策以规避潜在风险；而当收益的确定性提高或未来风险加剧时，则更可能提前兑现决策。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演进中，美国作为主导国，通过提升安全承诺与塑造共同威胁叙事，重构日韩时间框架，引导日韩在特定时点做出升级选择。因此，从时间框架与动员策略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深入理解安全关系升级背后的行为逻辑。
2.1 安全关系升级中的时间因素
当既有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时，“较高的不确定性、决策压力以及紧迫的时间感”是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25]。不确定性意味着决策行为是概率性的，即当决策者同时面对可能的收益或者代价时，倾向于进行多阶段评估。换言之，当决策者面临不确定性加强时倾向于做出延迟兑现决策，而当未来的不确定性减弱时倾向于做出提前兑现决策。当决策者认为目标存在较高实现概率且不采取行动的未来风险上升时，倾向于考虑正式推进当前可能存在风险的行动。
前景理论中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证明了这一点，当行为体处于“获得框架”（Gain Frame）时，其更倾向于关注采取行动带来的收益或好处；当行为体处于“损失框架”（Loss Frame）时，其更倾向于关注采取行动面临的风险或损失[26]。进一步将时间因素考虑其中，可以发现，获得框架下行为体的收益贴现率是上升的，他们更重视获得确定性高的收益，因此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获得当前收益；而损失框架下行为体的风险贴现是下降的，他们担忧未来可能面临更大风险，因此倾向于在当下采取冒险行动博取避免损失的机会。因此，对特定事件的理性计算可能同时受获得与损失两种框架的影响，这两种框架分别关注收益与风险的两面。
因此，本文认为收益贴现与风险贴现是理解国家采取安全关系升级行为的重要心理机制。跨期选择的逻辑与理性主义采取的预期理论逻辑不同，后者认为行为体在面临收益时规避风险、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寻求风险，但实际上，人们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随时间收益或风险的预期变化，即收益贴现和风险贴现的变化趋势。因此，收益贴现指的是行为体在评估未来可能获得的回报时，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价值权重的心理现象。随着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事件的主观价值上升的现象视作收益贴现率上升，反之，则视作收益贴现率下降[27]。通常而言，行为体在不确定状况下，如果愈发意识到无法把握未来的收益，就越可能存在抓住眼前的好处并迅速兑现的倾向。由此可知，当行为体在收益维度上的时间贴现上升时，则希望立即采取行动兑现好处；当行为体在收益维度上的时间贴现下降时，则希望延迟采取行动以等待更大的好处。相应的，风险贴现指的是行为体在评估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时，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价值权重的心理现象”[28]。同样，可以将随着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事件的风险评估上升的现象视作风险贴现率上升，反之则视作风险贴现率下降。通常而言，行为体在不确定状况下，如果愈发意识到不采取行动则未来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就越可能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未来损失。由此可知，当行为体在风险维度上的时间贴现下降时，则希望立即采取行动预防未来风险；当行为体在风险维度上的时间贴现上升时，则希望延迟采取行动以等待在更低风险时行事。
将上述理论逻辑置于国家间安全关系升级的情境中可以发现：首先，当国家认识到采取行动获得收益的可能性上升时，则采取行动抓住现有收益的机会认知凸显，进而致力于提前实现联盟关系升级。施耐德指出，联盟内部谈判的结果是联盟伙伴之间“依赖关系、承诺和利益平衡”的函数[29]。本文将相对依赖关系、承诺和利益平衡整合为安全保证程度。在联盟升级背景下，安全保证是决定领导人是否进入收益框架的关键变量，主要指的联盟主导国提供的安全保证的范围和力度。当主导国公开且明确提供安全保障时，成员国升级安全关系的收益不确定性降低，关于收益的贴现率上升，倾向于进一步加强推动联盟关系升级。
其次，当国家认识到不采取行动的未来风险上升时，则倾向于抓住改善现状的机会，进而致力于提前兑现安全关系升级以预防风险。升级安全关系的目的包括针对共同敌人的权力平衡，以及避免彼此之间的冲突或限制彼此的行动。在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升级背景下，威胁紧迫程度是决定行为体是否进入损失框架的关键变量，主要指的是对联盟应对对象的威胁认知大小。当关于共同威胁的认知同步提升时，不升级联盟关系的风险不确定性提升，各国在风险维度上的心理贴现率下降，倾向于进一步推动安全关系升级。
基于以上梳理，国家行为体是否升级安全关系通常存在四种态势（见表1）：第一，当行为体认识到安全保证程度高、威胁紧迫性高的情况下，行为体推动安全关系升级的收益贴现率上升、风险贴现率下降，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第二，当行为体认识到联盟保证程度高、威胁紧迫性低的情况下，行为体收益贴现率和风险贴现率同步上升，在安全关系升级上保持观望是其优先选项；第三，当行为体认识到安全保证程度低，威胁紧迫性高的情况下，行为体在收益维度上和风险维度上的贴现率同步下降，在安全关系升级上保持观望是其优先选项；第四，当行为体认识到安全保证程度低，威胁紧迫性低的情况下，行为体采取升级行动的收益贴现率下降、风险贴现率上升，倾向于延迟兑现升级行动。因此，从收益维度和风险维度的分析可以探索促使国家行为体选择立即兑现安全关系升级的行为逻辑。只有当国家认识到当前收益的不确定性降低和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性上升时，其才将更倾向于抓住可能转瞬即逝的机会、坚定预防风险的决心。
2.2 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中的时间框架与动员策略
自1994年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被首次制度化为国防三边会谈（DTT）以来，美日韩之间的三边安全合作进程就在弱化、搁置和重启中反复波动。历史和领土问题使韩国卢武铉政府与日本小泉政府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阻碍了美日韩三国间安全合作的发展。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开始尝试加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一方面，奥巴马政府通过三边会谈试图调和日本和韩国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并在会谈中强调在共同安全挑战下加强“以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等联合方法”应对威胁的重要性[30]。另一方面，美国也通过承诺在韩国、日本部署先进战略资产、强化延伸威慑和防卫合作承诺、加强国防工业合作等安全保障方式强化利益补偿。可见，提高威胁紧迫性，深化安全保证程度，是美国促进日韩加深安全合作，升级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常用手段。
首先，通过提供更高程度的安全保证，以重塑日韩关于当下收益的时间框架。通常而言，承诺升级与昂贵信号是美国改变日韩提升安全合作的收益时间框架的核心动员策略。一方面，美国通过承诺升级重塑日韩关于未来收益的机会认知。通过提供更高报偿（Payoff）来加强安全保证，具体指通过利益诱导或谈判让步而改变决策者关于当下收益的机会认知，使其处于获益框架（Gain Frame）下。在获益框架下，行为体倾向于选择当下收益，并通过立即行动来提前兑现机会和收益，以此避免延时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通常来说，“未来奖励的承诺能引诱盟友并肩作战”，而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关系中，通过提供更多的利益让步、利益补偿等方式，营造关于合作的积极想象，有助于推进盟友间关系的协调[31]。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发出昂贵信号展示自身的违约代价，以获得日韩对未来遵守安全约定的认同。承诺公开化是一种通过主动释放自缚手脚信号的方式，有助于提高违约代价、塑造长期合作预期。因此，面对面互动的公开化姿态赋予的昂贵成本信号，可以改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对未来的损失预期[32]。另一方面，面对面外交有助于决策者信息优势的发挥，将战略协调的过程限制在决策圈子内部，以此避免因谈判不利、盟友违约等情况遭受国内批评。自美日韩通过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对三边合作进行制度化以来，美国历任政府都通过“虚拟同盟”（virtual alliances）的方式，通过定期高层对话、联合声明和公报机制等工具推进战略沟通并实现承诺公开化[33]。总体而言，通过访问、首脑会晤等精英主导方式推进战略沟通，构筑“互助性反馈”并以此“培育信任”，这有助于提高对当下合作机会的重视程度，进而提升联盟升级决策的收益维度上的时间贴现，促使其提前兑现决策[34]。
其次，通过加强联盟成员关于共同威胁的紧迫性程度，重塑日韩关于未来风险的时间框架。通常而言，加深安全焦虑、建构威胁叙事是美国改变日韩提升安全合作的风险维度上的时间框架的核心动员策略。一方面，美国通过夸大共同威胁加深日韩的安全焦虑，以明确威胁目标、加强安全协作。比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为推动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维护自身边境地区合法安全利益的行为进行夸大。他在与日韩盟友的会谈和高层访问中，使用“夸张性升级”（dramatic advances）等措辞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维护主权行动和朝鲜的导弹能力进行了过度夸大，并以“围堵”等术语来描述对中国的应对措施，以明确中国和朝鲜的所谓“威胁”并拉拢日韩盟友参与对中国的“再平衡”行动[35]。一系列行动促使日韩盟国相信，美国已经放弃了对华“接触”战略并在其国内和政府中产生了严重的地缘政治焦虑情绪，进而转向对华的平衡。而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重塑威胁叙事推进三边安全关系的制度化。国家对安全形势认知的差异影响着其关于调整联盟关系的战略选择，而不是“简单遵循美国的秩序愿景”，主流安全叙事的趋同有助于促进认知一致化[36]。当一国认为自己面临严峻外部威胁感时，联盟内部成员倾向于采取一致化行动。在美日韩安全合作中，明确共同首要目标以强化和平时期同盟关系始终被视作是有效的升级安全合作手段。正如联盟管理（alliance management）的相关研究指出，安全规范表明“联盟已成为一国自身国家安全政策的自然延伸”，有关安全共识的规范是维持和强化联盟关系的重要纽带，也就是说，即使存在政策分歧，共享着高水平安全威胁的国家也希望强化联盟关系[37]。面临“共同威胁带来的共同利益”，联盟中的小国成员会以降低自主性为代价来换取安全利益[38]。萨德导弹的部署问题反映了这一点，由于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带来的共同安全威胁，韩国不顾中国的“反对”，迅速“改变立场”仍然选择部署“完整的萨德系统”[39]。共同威胁感的塑造最终形成了一种必须加快制度化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的战略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s）”，由此加强了升级联盟关系的战略观念[40]。总的来说，威胁叙事的形成强化了成员国关于应对未来风险的紧迫性认知，从而降低了联盟升级的风险贴现率并促使其做出提前兑现决策。
3 拜登政府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动员
在拜登政府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过程中，收益贴现与风险贴现构成了其调和日韩关系、强化联盟结构的核心动员逻辑。前者强调在安全与经济政策联动中，为日韩提供合作的利益补偿、传递可信的回馈承诺来增强日韩对当前合作机会带来的即时收益认知；后者通过夸大地缘威胁、制造安全焦虑使日韩将区域不稳定视为紧迫挑战，风险维度贴现率的下降使其担忧未来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以规避风险。
3.1 安全保证与日韩的收益贴现
美国拜登政府通过升级安全保证，向日韩领导人营造了关于安全合作升级的积极想象，这意味着提高日韩两国对升级小多边的收益贴现，即抓住当下易逝的机会提高安全。首先，拜登政府同步加强对日韩的防卫承诺，加强了日韩关于推进合作的机会认知。一是明确提出在朝核问题上对日韩的安全承诺包括动用核力量，并加强对朝鲜的“延伸威慑”。金边峰会期间，拜登首次强调要以美日韩三国为基础加强对朝鲜的延伸威慑，表明了拜登政府升级双边机制至三方机制的意图，为美日韩三国在核武器问题方面的三边协商与合作打开了大门。拜登表示“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卫承诺坚如磐石，正以包括核在内的所有防御力量支撑这一承诺”[41]。二是支持在三边框架内加强美日韩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美国承诺共享朝鲜导弹预警信息，这进一步加强了日韩之间的信息共享。三国同意共享“实时导弹预警数据”以应对朝鲜导弹试射，这使得自2019年以来处于停摆状态的日韩《军事情报安全总协定》（GSOMIA）得以逐步恢复[42]，并使日韩在情报、安全等合作机制上逐步强化。
其次，通过议题关联承诺，以公开化承诺加强美日韩三边“安全—经济”一体化，构筑制度化的互惠机制，提升小多边升级后的经济收益预期。在这种条件下，美国重塑了其关于升级联盟关系的收益认知，让日韩两国进入了收益框架。延迟兑现联盟升级决策可能意味着错过持久获得经济收益的机会。拜登政府推动该行动的核心在于将韩国尹锡悦政府和日本岸田政府主导的对外经济政策融入三边合作框架之中。比如尹锡悦在金边东亚峰会上发布了韩国政府首个地区外交战略，也就是韩版“印太战略”，以此对接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并融入美国主导的“蓝色太平洋伙伴”[43]。对岸田文雄而言，金边东亚峰会扩展了日本与美国主导下的经济组织的合作关系，双方计划“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密切合作”，其中涉及数字经济、弹性供应链和清洁能源等方面[44]。经由议题关联模式，拜登达成了新设美日韩经济安全对话机制的目标，发布《关于印太韩美日三国伙伴关系的金边声明》[45]。在金边声明后，美国、日本和韩国宣布他们已经完全激活了实时的朝鲜导弹警告数据共享机制、共同建立了一个多年的三边演习计划并声明在“各级政府”中建立“更紧密的三边安全合作联系”，使三边安全合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趋势[46]。华莱士·格雷格森中将指出，“美国可以通过寻找更多机制和场所来促进日韩的合作和问题的解决，他们整合的越多，我们的生活就越好”[47]。
在此之后，拜登政府对日韩安全与经济政策的深度绑定策略初见成效，日韩领导人迅速加强合作以抓住当下兑现美国提供的各类保证。2022年12月16日与28日，岸田政府与尹锡悦政府分别公布了《国家安全保障计划》及《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太地区战略》，双方都强调要恢复日韩互信并提升彼此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将扩大美日韩三边合作作为保障安全的基础[48]。同时，在日韩合作加强的背景下，拜登进一步加强三边会谈，达成了更多实质性成果。日本首先在冲绳部署新一批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意味着美日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合作进一步加深并使日本具有了进攻能力[49]。其次，在2023年2月28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派出代表在夏威夷檀香山开展了第一次美日韩经济安全对话会议，以深化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三边接触，将焦点放在规避所谓的“经济胁迫”，而拜登在中国议题上再一次动员日韩联合[50]。
随着拜登政府对日韩盟友释放强化同盟关系、升级三边安全合作的信号，日韩两国的配合度提升。尹锡悦在2023年联合记者会上直接将韩美双边和美韩日三边合作联系起来，强调三边合作带来的“地区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收益，反映了急切兑现三边合作的当下收益的态度[51]。首先，韩国尹锡悦政府在低国内支持率、民众认为对日和解是“愚蠢和羞辱的举动”的反对情绪高涨[52]等负面条件下开始推进对日和解。尹锡悦在面临显著国内压力的情况下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一显著的昂贵信号促使岸田开始认真考虑日韩官方和解的可能性。2023年3月尹锡悦对日本的国事访问是自2011年以来日韩第一次领导人国事访问，尹锡悦通过公开展示友好姿态、释放对日友好话语，与岸田文雄建立了初步的合作默契。在日韩首脑会谈后记者会上，尹锡悦公开表示，“日本表达了过去的殖民统治表示深深的悔恨和衷心的道歉”[53]。实际上，尽管岸田文雄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并未对强制劳工等历史问题表达新的道歉。
尹锡悦的对日缓和外交引起了韩国国内的激烈反应，甚至日本媒体也观察到，尹锡悦被韩国民众认为“在慰安妇问题和独岛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尹锡悦的对日外交直接引起了国内在野党乃至普通民众的反对。主要反对党韩国共同民主党（DPK）的议员们要求“政府公开峰会上讨论的所有细节”[54]。韩国民间团体也因反对强征劳工赔偿方案而举行示威游行活动，首尔的一位市民在采访中的表述代表了韩国社会普遍的态度：“如果在会谈中没有看到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就应该宣布会谈破裂……毫无收获的让步只会让韩日关系产生更深的裂痕”[55]。尹锡悦对日友好的一系列行动得到了回报，这一行动是一种“大胆的外交调整”（Bold Diplomatic Realignment），促使岸田文雄加速日韩官方和解进程[56]。
其次，岸田文雄也在日本补选和地方选举、党派内部反对等负面条件下推进日韩的和解与实质性合作。美日韩领导人联合记者会的发言中，他表示美日韩三边合作“不是可选的，而是必然的”，进一步反映了日本希望通过加速三边机制的推进来获得美国提供的一系列保证[57]。日本政府通过正面回应殖民历史并积极推进实质性合作。在岸田文雄访韩期间在日本殖民历史的道歉问题上做出了罕见的表态，他表示：“我心痛的是，许多人在那个时候的严酷环境下遭受了苦难，感到了悲伤”[58]。日方推动日韩官方和解的诚意信号更加体现在积极推动签订实质性合作协议上，因为这对尹锡悦而言是凸显其外交成就的重要方面。在尹锡悦2023年3月访日后，日方承诺解除对韩国半导体原材料管制、重启“日韩安保对话”、恢复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双方开始了重启“穿梭外交”的进程。
最终，岸田文雄与尹锡悦二人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强化日韩关系是两国的“当务之急”，要首先恢复日韩安全保障对话和副部长级战略对话，并推动日韩关系实现“巨大的飞跃”。总体上，通过这两次首脑会谈，日韩试图通过加速兑现小多边机制来抓住美国提供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保证的机会，双方在美日韩三边关系框架下进一步升级关系形成了默契。通过拜登政府的外交斡旋和承诺激励，三方领导人推进安全关系进一步升级的主要障碍基本被清除，步入了三边峰会阶段。
3.2 威胁紧迫性与日韩的风险贴现
经由私下面对面会谈中的威胁目标一致化，美国促使各方达成了在应对东亚地缘挑战中的共同威胁愈发严重的共识，使得日韩两国在风险维度上的时间贴现下降，进而提升了推进小多边联合机制的紧迫程度。首先，加深日韩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上的安全焦虑。伴随着美国的频繁动员行动，日韩对地缘政治的未来风险认知上升，进而试图通过加速兑现小多边合作以规避未来风险。在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中国的结论是，“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有越来越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中国被明确表述为唯一有能力长期挑战美国国家利益的竞争对手。在拜登政府的国家防卫战略（NDS）中，其以“最全面、最严重的挑战”“胁迫”和“威胁”等负面词汇描述中国，强调与伙伴和盟友建立共识和采取行动来应对挑战[59]。同时，时任国务卿布林肯也声称，中美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存在“生死攸关的竞争”（an existential U.S.-China competition）[60]。总之，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努力证明了其对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愿，其关注点集中于强化、升级现有的安全合作和同盟关系。
戴维营峰会期间的私下会谈中，美日韩三方很少在公开场合承认针对中国，但实际上认为“北京依然在会议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将主要议题聚焦在遏制中国经济、技术和战略等方面[61]。尽管美国认识到中国是韩日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不公开指责中国是明智之举，但拜登在私下承认中国是焦点之一。实际上，在峰会共同声明中，其明确将中国在南海维护主权的行为污名化为“危险和侵略性的行动”，并表达对“任何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单方面企图”的反对[62]。夸大中国威胁、将中国塑造为改变现状和对国际秩序不满的国家，成为此次峰会潜在叙事基调。因此，通过预防性行动威慑中国，成为此次会议上三方主要的战略共识。一方面，在关于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以及所谓的“经济胁迫”问题上，加强对中国的舆论批评和协调行动。另一方面，设置了一系列联合应对中国的联系机制，比如决定要“举行三国安全顾问和部长的年度会议，建立各类加强三边关系的专业性机构”等等[63]。
其次，重塑威胁叙事以加强了各方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意愿。2023年5月岸田文雄访韩期间，双方在朝核威胁、中美竞争议题上进一步靠近，韩国期望达成合作以尽早规避未来可能的地缘政治风险。尹锡悦认为东北亚面临严峻的安全形势，日韩关系正处于“历史性转变的十字路口”，岸田文雄则称赞对方在促进双方关系上的“决心和能力”[64]。随着各方在战略目标上愈发趋同，在同月于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峰会上，举办美日韩三边峰会的议程确定了下来。正如岸田文雄在戴维营峰会开幕式上讲道：“坚实的双边关系是日美韩合作的基础，我们三个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这个原则……这些访问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联系”[65]。韩日领导人全面接受了拜登的东亚地缘政治观点，并将戴维营峰会视作战略共识确立与战略关系重塑的重大契机。可以发现，对外部安全形势的焦虑感使美日韩三国的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寻求正当化、合理化。
再者，通过制度化快速确立应对共同威胁的协调机制。经过戴维营会议上的沟通协调，三方领导人急于通过制度化形式，将三边沟通交流的成果确定下来，并为未来进一步升级安全合作关系打下基础。一是提升安全承诺，设置三边安全磋商机制。戴维营峰会上三方领导人承诺，当发生影响“任何国家的安全危机”时，彼此之间都要有“磋商的义务”，而据拜登政府一位官员的说法，该承诺意味着各方共享“从根本上相互关联的安全环境”，且基本上承认对其中一方的威胁就是“对各方的共同威胁”。二是加强信息共享，设立危机热线沟通机制。通过信息技术投入加强信息共享，是三方领导人加强安全承诺的补充措施。在戴维营峰会上，三方承诺要设置一条在面临“危机和不确定性”的热线，以此在出现危机情况时协调行动[66]。三是举办领导人级别年度会议，设立周期性会谈机制。经过会谈，三方急于通过周期性机制将合作氛围延续下去，进而计划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三边领导人级别峰会，外交部、国防部和工业部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每年也要至少举行一次三边会议，同时新设立了三国财长会议、建立司局级的“印太对话”机制等。
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深化，是美国在利用收益贴现与风险贴现进行战略动员下的结果。美国通过安全承诺与制度化合作机制，强化对日韩盟友的联盟保证，并以地缘威胁共识推动日韩关系缓和。具体而言，拜登政府通过议题关联、延伸威慑和信息共享机制激发日韩合作动能，同时塑造中国威胁叙事，加深日韩的安全焦虑，最终促使美日韩合作从试探走向正式升级，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重要支柱。
4 特朗普2.0时期美日韩安全合作的演变趋势
美日韩“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表现出持续性，但其内部动员方式和战略预期层面呈现出新的态势。从时间框架观察，与拜登时期显著不同的是，美国在促进小多边机制升级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利益和安全保证承诺业已兑现，特朗普并不会向日韩提供额外的重大承诺。这一点决定了日韩两国的收益贴现不再持续提高，意味着可能失去进一步升级安全关系的动机。尤其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将安全保证同盟开支与关税谈判联系，强迫盟友承担责任，日韩可能在对美态度上表现出谨慎姿态。比如，韩国李在明政府一方面表示要寻求做好与特朗普政府战略合作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加强自身的独立威慑力以及与其他盟国的关系[67]。韩国李在明政府虽然延续了三边合作框架的既有基础，但也强调要稳妥处理对华关系，以避免在中美竞争中深陷一边。这反映出日韩两国虽然普遍对地区安全威胁保持高度警惕，但在面临美国关税施压的双重背景下，可能更倾向于维持“小多边”合作现状，并通过强化与中国的沟通及区域机制的多元参与来进行战略对冲。
特朗普2.0时期，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面临新的调整契机与结构性张力。一方面，三国在朝核威胁与所谓中俄威胁的背景下延续了既有安全合作机制，并在联合演训、军备建设等层面保持协同；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将安全承诺与关税问题、军费分担等议题深度捆绑，导致日韩对美安全承诺的可信性产生动摇。这意味着美日韩三边合作既呈现变的方面，亦呈现不变的方面。首先，特朗普2.0时期将安全合作升级与关税谈判等议题绑定，可能无法进一步提高日韩的收益贴现，使后者的对冲动机增强。相较于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将安全承诺视作可交易对象，明确要求日韩提高军费、负担安全成本以使“盟友国家获得的利益与贡献相一致”[68]。早在第一任期，特朗普就要求盟友承担更大责任、扩大支出等行为视作“加强美国已经很强大的联盟”的佐证，这种交易性行为被视作盟友强化同盟承诺和同盟关系、维护美国利益和同盟利益的手段[69]。在第二任期中，特朗普政府中的“软孤立主义者”和传统共和党派都要求盟友更多地承担责任[70]。当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缩减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但特朗普也表示，如果盟友不在能源合作、经济投资和军费开支领域增加投入，美军有可能“撤离”[71]。也就是说，较于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增加安全方面的利益补偿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盟友对美国增加经济利益投入或承担更大同盟责任。
特朗普对同盟关系的交易主义，可能导致美国的战略信誉受损，进一步导致日韩对美国提供承诺的可信性产生怀疑，削弱了日韩对推动安全合作的机会认知。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中强调要基于联盟扩大美国实力和影响力以形成“全球安全支柱”；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又以经济利益衡量联盟的价值，将联盟动员方式转为了“纯粹的交易关系”[72]。因此，当前，美国再度启动的关税措施不仅针对“竞争对手”，也波及日本、韩国等核心盟友，这一做法正削弱盟友对美国领导力和承诺的信任基础，使得在拜登政府时期建立的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进一步巩固面临阻力。在特朗普政府与日韩的关税谈判中，其提出“一站式购物”（one-stop shopping）模式，将关税谈判与安全合作机型议题关联[73]。
虽然美国声称要继续支持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的发展以“加强地区安全与经济韧性”[74]，但特朗普政府的第二次加征关税已经动摇了日韩盟友对主导国承诺的信任。2025年6月20日，在特朗普政府首次明确要求日本将国防预算提高到GDP的3.5%后，日本表达“强烈不满”并取消了原定于7月1日举行的的日美年度“2+2”会晤[75]。尽管日本承诺将其国防开支翻倍，但特朗普政府依然要求日本增加对美国的付款，以“支付驻扎在周边岛屿的五万名军事人员的费用”[76]。同时，韩国也通过特别措施协议（SMA）支付了美国在韩国开支的18%，共计11亿美元[77]。但特朗普政府仍坚持韩国政府要“为驻韩美军的部署支付100亿美元”[78]。
其次，特朗普2.0时期的不变在于威胁紧迫性动员的持续，这意味着日韩仍存在通过加强三边安全合作应对地缘威胁的动力。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威胁紧迫性的认知主要集中于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不平衡两个方面。在地缘政治层面，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提出的印太战略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观点不仅延续到第二任期，甚至进一步极端化。2025年6月3日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将中国维护主权的行为污名化为“骚扰”“恐吓”和“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并直接声称中国“构成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79]。但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威胁叙事的强化有其自身特点。其更注重强化日韩的军备能力，并重点关注军事安全上的实质性合作如联合训练、演习等。特朗普在五月底与日本前首相石破茂的谈话中就提到，要与包括日韩在内的盟友一道开发“金穹顶”（Golden Dome）项目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和朝鲜导弹威胁”，并承诺在经济增长、安全等方面进行合作[80]。特朗普也关注并确认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将日韩盟友视为“对抗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重要协作伙伴[81]。
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塑造对朝中俄的安全焦虑，进而强化日韩对未来地缘政治威胁的紧迫感认知，在特朗普时期并没有本质变化。这可能强化威胁叙事以增加日韩盟友的风险感知，强化日韩对不断增长的威胁的恐惧心理。这意味着在风险维度上，日韩两国因美国的战略动员而继续处于损失框架下，即对试图通过加强三边安全关系来尽早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更紧迫的地缘威胁。在军备合作上，这一逻辑有清晰显现。特朗普政府继续强化与日韩的军备合作，并进行了多次联合演习和军事访问。比如在2025年2月20日，美国和韩国空军在朝鲜半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紧接着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抵达韩国釜山港进行访问，声称为了表明“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已准备好对抗朝鲜”[82]。同月的美日领导人会晤中，特朗普也对石破茂进行积极的威胁动员。他将中国的经贸行为与维护主权的合法行动声称是“经济侵略”和在南海的“挑衅活动”，并以此强调日本要增加联盟预算以保证美日双边联盟保持威慑力[83]。
至此，美日韩三边在此基础上维持先前三边合作确定的相关防卫行动安排。2025年7月，美日韩三边副外长级会晤建立“美日韩三边协调秘书处”，在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推进合作[84]。同年9月中旬，美日韩海空军在韩国周边举行新的联合演习“自由边缘”，加强包括弹道导弹和防空演习、海上作战训练等内容，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三边防务合作展示”[85]。
因此，在特朗普2.0时期，特朗普要求日韩承担更大责任并持续渲染地缘威胁。相较于前，美国推动美日韩“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逻辑发生了一定变化。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威胁紧迫性以降低风险贴现的同时，并没有同步提升安全保证使日韩两国的收益贴现持续上升。在朝核问题和印太战略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继续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并提出如“金穹顶”系统等新型合作倡议，延续了以战略威慑为核心的对外合作框架。但与拜登政府和特朗普第一任期不同，特朗普2.0对联盟承诺和合作方式的“交易化”特征更为显著。在此条件下，日韩两国预计会以维持美日韩小多边合作框架的现状，并与中国接触以进行一定的战略对冲。
当前，日本展现了一定的对冲意愿与行为实践，包括强化与印度的双边防务关系、扩大官方安全援助（OSA）机制，以及重启和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等区域金融稳定平台，表现出对美主导联盟架构的谨慎对冲姿态。另外韩国李在明政府强调在稳定当前美日韩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强调要“稳定地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力求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达到平衡，“缓解前任政府导致的紧张中韩关系”[86]。
4 特朗普2.0时期美日韩安全合作的演变趋势
本文以时间框架作为核心分析视角，认为安全关系的升级是基于收益贴现率和风险贴现率的动态演化过程。当主导国通过提升联盟保证强化盟友对未来收益的认知，次级国家更可能在安全关系升级上选择提前兑现；而当主导国强调共同威胁提升对未来风险的紧迫性感知时，促使次级国家的风险贴现下降，进而也可能使其在安全关系升级上选择提前兑现。这一理论框架不仅丰富了对国际联盟演化机制的微观解释路径，也提供了一种将国家战略选择与时间因素关联的解释模型。
通过“时间框架”可以揭示美国如何推动政治互信基础脆弱的日韩之间加快安全合作，并促成三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具体而言，美国并非单纯依靠军力或价值观动员来推动合作升级，而是通过不断重塑日韩对未来收益与风险的感知来激发其合作行为。拜登政府有意识地释放可信的安全承诺并搭配对所谓“中国威胁”与朝核问题的战略渲染，使日韩逐渐接受不合作则会在未来失去机会，不采取行动则未来将承担更高风险的心理图景。这种基于利益与风险时间性的动员策略，为理解国家在非高烈度安全冲突背景下为何选择集体安全合作，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路径。在特朗普2.0时期，美日韩安全合作虽延续威胁动员主线，但呈现出显著的“交易化”转向。特朗普政府强化了经济利益与安全承诺的捆绑，将关税、军费与军事合作直接挂钩，削弱了日韩对美国领导力的信任，表明“小多边”机制在制度整合与继续深化上存在一定脆弱性。
因此，中国在制定地区安全与外交策略时应当从塑造时间框架的角度出发，抓住当前美国主导“小多边”机制的脆弱期，创造有利的外交回旋空间。首先，中国应避免日韩产生加强小多边的收益贴现上升的外交环境。这意味着在双边层面与日韩分别重建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与政策沟通机制，尤其是在关键议题上释放“非敌意”信号，如恢复中韩高层对话、推动中日地方交流和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在美国以制度化安全合作强化日韩的当下行动收益认知时，能够让日韩产生与中国合作可以带来更多长期收益的认知。
其次，中国需警惕美国利用威胁叙事塑造日韩未来风险激增心理，从而推动其不断向美靠拢。对此，中国必须加大对外战略沟通力度，以国家身份清晰、政策立场稳定、地区角色建设性为核心，进行话语修正与认知对冲。尤其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更应通过多边机制如东盟+3、RCEP等或区域倡议如“一带一路”的安全外溢议程，同时动态观察日韩内部的政策张力，支持对中多元化立场，进而提高其风险贴现，避免“损失框架”在日韩安全决策中占主导地位。
原文刊载于《日语学习与研究》2025年第6期
